南方复起与隋文帝江南政策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文帝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开皇十年（590）底，也就是在隋朝平陈一年后， 江南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把隋朝君臣从一厢情愿的太平梦中唤醒。
偌大一个江南王朝，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被隋朝平定，但陈朝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并没有改变，散兵游勇和地方武装仍潜伏于各地，在一般民众社会中，对外来统治者的不理解以及由此自然产生的抵触心理普遍存在。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陷落后，地方上的零星反抗，已经表明把江南融入北方社会将是布满荆棘与陷阱的道路。
江南最为富庶的吴州（今江苏省苏州市）地区，在建康被攻破后，立即推萧
为主，进行抵抗。萧从后梁奔陈，在吴州时间不长，能够聚众而起，主要在于地方势力对北方统治的恐惧。故其登高一呼，远近迅速响应，永新侯陈君范自晋陵郡（今江苏省常州市）率部与之会合，对建康造成威胁。（参阅《隋书》卷79， 《外戚·萧岿传》， 第1794页；卷61《宇文述传》，第1464页，中华书局校点本。）在内地，湘州（今湖南省长沙市）刺史岳阳王叔慎及其僚佐刑牲结盟，“招合士众，数日之中，兵至五千人。衡阳（今湖南省衡阳市）太守樊通、武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刺史邬居业，皆请赴难。”（《陈书》卷28《岳阳王叔慎传》，第37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但最后寡不敌众， 被杨素派出的重兵所镇压。
这些反抗倏忽而起，远近闻风响应，说明江南社会对隋朝统治颇有抵触。只是当时陈朝土崩瓦解，士气低落，新兵又不习战阵，所以，很快就被遍布各地的隋军所镇压。昙花一现的反抗，给隋朝造成陈人不堪一击的印象，反而掩盖了实质性的社会发展差异问题。
二
南北分治已久，从生活习俗到生产方式、制度文化都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差距日大，要把这样两个社会统一起来，必然会产生许多矛盾与冲突，需要周密计划，谨慎行事，而且还需要宽容与耐心。可是，隋军的迅速胜利，使得隋朝执政者把改造江南的任务想象得过于容易。他们把陈朝君臣带回京城，供养起来，示以怀柔，算是给江南树立榜样。同时，把“江南士人，悉播迁入京师”（《隋书》卷21《天文上》，第 612页。），境遇凄凉，以此除却将来动乱的因素。在江南当地，则厉行北方制度，看不出对江南社会特点有所考虑，具有很大的强制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量改变原南朝行政区划。 在北方， 隋朝早于开皇三年（583）实行了废郡的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现在，全国统一了， 文帝立即将此项改革在南方推行。开皇九年（589）正月二十九日， 也就是攻克建康不到十天，文帝就派出第一批使者前往江南巡抚。监察御史房彦谦奉诏安抚括州（今浙江省丽水市东南）、泉州（今福建省福州市）等十州，（《隋书》卷66《房彦谦传》，第1562页。）可知使者足迹几乎遍及南方。肩负地方制度改革重任的有左领军长史长孙炽，“持节，使于东南道三十六州，废置州郡，巡省风俗。”（《隋书》卷51《长孙览附长孙炽传》，第1329页。）
根据北方实行的地方制度，南方的郡也基本予以废除。同时，还废省合并一些州和县，有些区划则予以调整改名，并增设一些州县。（平陈后南方地方行政区划的变更，请参阅《隋书》卷31《地理下》。）地方制度的改革固然必要，但是，操之过急，则对于盘根错节的门阀世族利益打击太大，普通民众一时也难以适应，更何况有些变动纯粹是为了加强对江南的统治，例如将南朝古都荡平还耕，以及扬州（今江苏省江都市）、南豫州（今安徽省当涂县）、吴州等中心地带行政建制的改变，都带有十分浓厚的征服色彩，自然引起反感。
第二，基本撤换南方地方长官。平陈以后，原陈朝上层地方官员不是被押往北方，就是被废黜于家，罕见留任，而代之以隋朝任命的官员。例如，韩洪、张煚和郭衍先后担任蒋州（今江苏省南京市）刺史；皇甫绩和刘权任苏州（今江苏省苏州市）刺史；杨异和宇文
任吴州总管；王世积任荆州（今湖北省荆沙市）总管；韦洸任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总管；杜彦任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总管；侯莫陈颖和李圆通任饶州（今江西省波阳县）刺史；席世雅和杨荣任宣州（今安徽省宣州市）刺史；杨初任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刺史；马敬和刘景安任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刺史；韦冲检校括州事等等，这些官员无一例外的为北方人，这种局面直到隋炀帝时代才逐步有所改变。显而易见，文帝对江南地方人事的安排也完全是征服式的。
第三，整顿乡村，推行户籍制度。隋军攻克建康后，立即宣布：“制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隋书》卷2 《高祖下》，第32页。）选择这样的时机颁布重组乡村的政令，明显具有统一全国乡村政权的意图，实施范围应该包括江南地区在内。而且，隋朝还试图在江南实行北方的户籍制度。平陈后派到江南巡抚的使者回京后，“奏言江表依内州责户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户部尚书张婴，责以政急”（《北史》卷63《苏绰附苏威传》，第2245页。根据这段记载，平陈后，苏威迁尚书右仆射，持节巡抚江南，但《隋书·高祖纪》记其出使时间在开皇十五年（595），两相抵触。文帝遣使巡抚江南在正月， 而苏威任尚书右仆射在闰四月十七日，时间上颇有差距。而且，苏威旋因母忧去职，后由文帝下诏夺情起复， 综合起来看， 苏威或未于开皇九年（589）初出使江南。然而，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北史》的上引记载，特别是记载中提到户部尚书张婴，根据《隋书》纪传参酌考证，可知开皇七年至十年在任的户部尚书为张煚，故“张婴”虽为“张煚”之讹，却与史实相符。可证隋朝确曾在江南推行户籍制度。）。乡正为政府在乡村的胥吏，检括户口则直接冲击大量荫占人口的世族社会，两项措施都是为了将政府权力贯彻到农村，却与江南世族社会的现状相去甚远，真正强制推行，势必引起激烈的反抗。
第四，强制灌输北方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文帝大力倡导孝治，并以儒家所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引文见《左传·文公》十八年条。《尚书·舜典》说：“汝作司徒，敬敷五教。”）的五教来宣传贯彻。这些纲常伦理并非泛泛空言，苏威曾将五教具体化，责成地方官每年进行检查处罚。（《隋书》卷66《郎茂传》记载：“时尚书右仆射苏威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现在，苏威又将这一套搬到江南，强制灌输，令“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威加以烦鄙之辞，百姓嗟怨”（《北史》卷63《苏绰附苏威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245页。）。隋朝大力贯彻的儒家伦常不是要巩固世家大族的统治，恰恰相反，是要导孝为忠，提高中央集权，削弱豪族势力，与江南世族意识形态直接冲突。
隋朝在江南推行的，不仅是中央集权化统治，而且是具有浓厚征服色彩的高压政治，企图从根本上动摇世族垄断乡村的社会基础，用北方农耕社会的模式来改造江南，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但是，在推行这些政策的时候，确实存在无视江南社会特性与历史背景的倾向。唐朝及其后的历史学家都敏锐地指出：“江表自东晋已来，刑法疏缓，世族凌驾寒族；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资治通鉴》卷177“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十一月”，第5529页，中华书局校点本。司马光的这段话，基本抄自《北史》卷63《苏绰附苏威传》而略有订正删减，代表了唐代以来历史学家对江南反叛原因的见解。）
三
上述措施的后果很快显现了出来。开皇十年（590）年底， 看似平静的江南，街头巷尾人们相互探询，听说隋朝要将他们都迁徙到北方去。平陈后隋朝曾把江南士人都迁入关中，这似乎给眼下的传言提供佐证，人们越发惶恐不安。就在这当口，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汪文进、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高智慧和苏州沈玄
等首先举起反旗，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爆发了。兹将其基本情况整理如下表。
平陈后南方复起基本情况表
领导人
组织形态
活动区域
汪文进自称天子,署置百官 婺州、宣州
高智慧自称天子,署置百官 越州、泉州、闽越
沈玄 自称天子,署置百官 苏州一带
朱莫问自称南徐州刺史京口
鲍 迁自称晋陵都督 晋陵
顾世兴自称晋陵太守
叶略无锡
陆孟孙 松花
顾子元响应高智慧苏州
蔡道人自称大都督,属汪文进
乐安县
李棱 自称大都督,属高智慧
蒋山
沈雪黝、歙
吴世华自称大都督饶州
沈孝彻自称大都督温州
杨宝英自称大都督杭州
陶子定 东阳
罗慧方 吴州
陈正绪 三吴地区
王国庆自称大都督泉州
盛道元 泉州
李春 自称大都督交州
王仲宣番禺夷番禺
徐璒 江南(饶州)？
领导人资料出处
汪文进《隋书》高祖下、杨素传、来护儿传.段达传
高智慧《隋书》高祖下、杨素传、来护儿传.
沈玄 《隋书》高祖下、杨素传.
朱莫问《隋书》高祖下、杨素传.
鲍迁 《隋书》高祖下、杨素传.
叶略 《隋书》高祖下、杨素传.
陆孟孙《隋书》高祖下、杨素传.
顾子元《隋书》皇甫绩传.
蔡道人《隋书》高祖下、杨素传.
李棱 《隋书》高祖下、麦铁杖传.
沈雪 《隋书》高祖下、杨素传.
吴世华《隋书》高祖下、张煚传
沈孝彻《隋书》高祖下、杨素传.
杨宝英《隋书》高祖下.
陶子定《隋书》韦冲传.
罗慧方《隋书》韦冲传.
陈正绪《隋书》陆知命传.
王国庆《隋书》高祖下、杨素传.
盛道元《隋书》来护儿传.
李春 《隋书》高祖下.
王仲宣《隋书》韦洸传.
除璒《隋书》柳庄传.
这场反叛席卷南方，他们“攻陷州县。陈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执县令，或抽其肠，或脔其肉食之，曰：‘更能使侬诵《五教》邪！’”（《资治通鉴》卷177 “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十一月”，中华书局校点本，第5530页。） 表中列举的只是较有势力与影响而能见诸史册者。其中，最主要的有汪文进、高智慧和沈玄三支，他们都自称天子，署置百官，而实力较小者则依附于他们，自称大都督等，尤其痛恨隋朝派来的地方官吏和强制灌输的《五教》。据此看来，他们起兵的目的不是要复辟陈朝。陈朝在江南之不得人心，在韩擒虎渡江时“江南父老素闻其威信，来谒军门，昼夜不绝”（《隋书》卷52《韩擒虎传》，第1340页。）的情况，得到充分的表现。所以，如此众多民众参加的反抗，不能视为对国家统一的反动，而是对隋朝统治的不满。
叛军首领的个人情况基本上已经无从考索，仅能知道其一鳞半甲，如“高智慧、汪文进等作乱江南，庐江豪杰亦举兵响应”（《隋书》卷64《陈棱传》，第1518页。），“泉州人王国庆，南安豪族也，杀刺史刘弘，据州为乱，诸亡贼皆归之”（《隋书》卷48《杨素传》，第1285页。），由此推测他们大多为乡村豪族，当可成立。反叛被镇压之后，杨素家“有鲍亨者，善属文，殷胄者，工草隶，并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没为家奴”（《隋书》卷48《杨素传》，第1288页。），可为佐证。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具有很大的在乡势力和号召力，能够呼啸而起，得到广泛支持。就以高智慧为例，其党徒“往往屯聚，保投溪洞”（《隋书》卷55《杜彦传》，第1372页。），史万岁镇压高智慧时，“率众二千，自东阳别道而进，逾岭越海，攻陷溪洞不可胜数。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隋书》卷53《史万岁传》，第1354页。），由此不难看出，高智慧集团的基础是遍布各地的村落坞堡之类组织，故史万岁仅二千军众就能长驱深入，但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战斗。这场遍及南方的反抗，基本上属于豪族领导的反对隋朝外来统治的斗争，目的在于维持南方既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形态，其背后是世族政治与中央集权政治、地主经济模式与国家垄断经济模式的斗争。
四
江南如此大规模的反抗，确实是文帝始料未及。消息传来，他冷静地判断形势，丝毫不敢疏忽大意。十一月，他作出一个正确的决断，派遣刚回京升任内史令的杨素率大军出征。杨素是隋朝最具谋略也最为冷酷的军事家，派遣他前往江南镇压，并为他配属崔弘度、史万岁、来护儿等骁将，表明文帝对江南乱事的高度重视，决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予以扑灭，不使蔓延成势。
杨素率水军出杨子津，克京口，破晋陵，发动强大的攻势。刚开始，战事进展比较顺利，经过几场苦战，击溃大股叛军的抵抗，扭转了江南的局势。但是，如上表所见，南方反叛的区域很广，响应者众多，所以，杨素的军队不久就像进入泥潭一般，必须与敌军逐个溪洞进行争夺。他亲自率领的部队在击破温州沈孝彻后，挺进天台，“逐捕遗逸寇，前后百余战”（《隋书》卷48《杨素传》，第1284页。）。其部将史万岁亦是“前后七百余战，转斗千余里”，艰难地向南推进。
在江浙地区，隋军固然取得进展。但是，南方的情况却相当糟糕。泉州王国庆围攻泉州百余日，杀刺史刘弘，占领州城。番禺夷人王仲宣聚众造反，岭南首领多响应之，遂引兵进攻广州，广州总管韦洸勒兵出战，为流矢所中，战死军中。
显然，一味进行军事镇压，并非长远良策，文帝又作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任命并州总管晋王广率师增援江南，仍任杨州总管，调秦王俊回任并州总管。
晋王广曾是平陈统帅，又娶后梁公主为妃，与江南关系颇深。派他回到江南，表明文帝在这期间对其江南政策有所反思，并开始进行战略性调整。亦即注意统治江南的策略，修正以往的高压政策，采取一些怀柔手段。
这种政策性修正，可以从具体的事例反映出来。晋王广到达江都之后，双管齐下，一方面加强军事进攻，命令行军总管郭衍率精兵万人屯京口，与叛军接战，大破之，乘胜进“讨东阳、永嘉、宣城、黟、歙诸洞，尽平之”（《隋书》卷61《郭衍传》，第1470页。）。另一方面则招降纳叛，进行招安。陆知命是吴郡富春人，陈灭后，废黜在家，“晋王广镇江都，以其三吴之望，召令讽谕反者。知命说下贼十七城，得其渠帅陈正绪、萧思行等三百余人。”（《隋书》卷66《陆知命传》，第1560页。）以后，杨素再度出征，由海路入泉州，大破王国庆，诱其捕斩高智慧，这才大致平息江南的反叛。杨素也因功取代苏威，升任尚书右仆射。苏威被免职在开皇十二年（592）七月， 杨素继任则在同年十二月。由此推测，江南的反抗大约坚持到这年年中，亦即至少持续了一年半以上。（参阅气贺泽保规《论隋代江南的异动》，《鹰陵史学》第2号，1976年。）佛教文献记载：“开皇十一年，江南叛反， 王师临吊，乃拒官军，羽檄竞驰，兵声逾盛。时元帅杨素整阵南驱，寻便瓦散，俘虏诛剪三十余万”（《续高僧传》卷30《隋杭州灵隐山天竺寺释真观传》。），证明战事在开皇十一年（591）仍在进行， 而决非如文献记载的那样，似乎在开皇十年（590）底就被镇压下去。（《隋书》卷2《高祖下》和《资治通鉴》卷177“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均将平叛战事记于开皇十年（590）底， 似乎十一月爆发的江南反叛在翌月就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了。）
当时，江南人口约为六十万户，竟有三十余万人参加这场反抗，不难想象当年战事之惨烈。南方社会如此广泛参加的反隋斗争，不可能完全被军事力量所镇压。实际上，杨素回京后，南方的反抗斗争仍时起时伏地进行着。开皇十二年，刘权被任命为苏州刺史，“于时江南初平，物情尚扰，权抚以恩信，甚得民和”（《隋书》卷63 《刘权传》， 第1504页。）；韦冲受命检校括州事时，还遇上陶子定和罗慧方聚众围攻婺州永康、乌程诸县，被他率部镇压下去。（《隋书》卷47《韦世康附韦冲传》，第1270页。据岑仲勉《隋书求是》第240页考证， 韦冲任括州刺史在开皇十二年（592）以后。）所以， 杨素回京仅仅表明大规模的军事镇压告一段落。此后，江南大局由晋王广主持，绥抚政策占了上风。岭南的事例典型反映出文帝态度上的变化。
陈朝一灭亡，文帝立即命令韦洸进军西南。其时，岭南数郡共尊洗夫人为“圣母”，保境拒守，而陈豫章（今江西省南昌市）太守徐璒也退据南康（今江西省赣州市），阻断韦洸进路。后来，晋王广令陈后主致书洗夫人，使之归隋，韦洸得以进入广州，说谕岭南，诸州皆定。一年后，番禺夷王仲宣起兵，杀总管韦洸。其造反的主要原因在于隋朝的高压政策。后来隋朝改变策略，夷、越溪洞渠帅前后对比道：“前时总管皆以兵威相胁，今者乃以手教相谕，我辈其可违乎？”（《隋书》卷47《韦世康附韦冲传》，第1270页。据岑仲勉《隋书求是》第240页考证，韦冲任括州刺史在开皇十二年（592）以后。《隋书》卷56《令狐熙传》，第1386页。）即可证明这一点。
王仲宣造反，岭南首领多起而响应。但洗夫人却支持隋朝，她派遣其孙冯盎统军出击，与文帝派来增援的裴矩会师，共同讨平王仲宣。洗夫人披甲骑马，护卫裴矩巡抚诸州，苍梧（今广西省梧州市）首领陈坦、冈州（今广东省新会市北）冯岑翁、梁化（今广西省鹿寨县）邓马头、藤州（今广西省藤县东北）李光略、罗州（今广东省化州市）庞靖等都前来参谒。值得注意的是文帝授权裴矩便宜行事，使他能“承制署其渠帅为刺史，县令。及还报。上大悦，命升殿劳苦之”（《隋书》卷67《裴矩传》，第1577页。）。由于裴矩让当地首领“还令统其部落”，故“岭表遂定”。而且，文帝还因为洗夫人拥隋立功，册封她为谯国夫人，得以“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隋书》卷80《列女·谯国夫人传》，第1803页。），同时，还封其孙冯盎为高州（今广东省阳江市西）刺史。任用当地人，甚至允许地方署置官员，这与隋朝人事任免权尽归中央的基本原则大相径庭，是文帝专门针对南方社会而采取的特殊政策。
显然，席卷南方的反抗运动使文帝深刻认识到南北社会的巨大差异，开始承认江南社会的特点，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治服从的前提下，适当作出让步，允许南方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甚至组织形式，容忍多样性社会的存在。由于贯彻怀柔政策，文帝还约束和制裁中央派往南方官吏的不法行为。番州（广州）总管赵讷为官贪虐，致使俚、獠多有亡叛。洗夫人专门遣长史给文帝上封事，论安抚之道，列数赵讷罪状。文帝得报，法办赵讷，并下敕委托洗夫人招慰亡叛。
文帝对南方的怀柔并非权宜之计，终文帝之世均可看到他对南方吏治与怀柔的高度重视，以下几个事例足以说明这一点。
乞伏慧、令狐熙和侯莫陈颖都是文帝激赏的清官，他们先后被派往南方任职。乞伏慧任荆州总管“其俗轻剽，慧躬行朴素以矫之，风化大洽”（《隋书》卷55《乞伏慧传》，第1378页。）。令狐熙为桂州（今广西省桂林市）总管十七州诸军事，“熙至部，大弘恩信”（《隋书》卷56《令狐熙传》，第1386页。其任职时间据《金石萃编》卷56《令狐熙碑》。），当地溪洞渠帅相率归附，令狐熙还在各地建设城邑，开设学校，大阐文教，深得华夷各族爱戴。仁寿年间，朝廷因“岭南刺史、县令多贪鄙，蛮夷怨叛”而派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刺史侯莫陈颖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侯莫陈颖到任后，果然不负重托，“大崇恩信，民夷悦服，溪洞生越多来归附”（《隋书》卷55 《侯莫陈颖传》， 第1381页。）。
炀帝时代，文帝的怀柔政策得到继承并有发展，江南的地位大有提高。在怀柔政策下，江南社会的特质在相当程度得到保存，隋朝在北方实行的政策制度，例如与江南社会生产方式相去甚远的均田制等，看不到有在南方实施的迹象与证据。江南的这场反抗及其对隋朝江南政策转变的影响，使我们在隋朝严厉的集权统治体制中，首次看到对异质社会的宽容。形成这种结果，从客观上说，是江南反抗运动的深厚社会基础，而从主观上说，是文帝在平陈后威望隆重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自信。他表现出令人意外的耐心，务实地把南北两种社会的磨合作为长期任务，逐步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