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贡献——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5周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诞辰论文,而作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独特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总结了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实践的新鲜经验,吸收了中华民族的大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独特的贡献。
以新的视角深化了对立统一规律
在辩证法方面,毛泽东没有沿着列宁完善唯物辩证法体系的思路,而是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深化唯物辩证法研究的新路,即在中国革命所要解决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基础上,将对立统一规律的研究范围扩展到矛盾群的存在和发展机制及矛盾转化的机制,以达到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现实的复杂的矛盾的目的。
毛泽东在解决矛盾群的问题时,首先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作了概括。他指出,矛盾普遍性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是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这就明确了矛盾在时空两个方面的普遍性。他详尽地阐明的矛盾特殊性的五种基本情形,以及分析矛盾特殊性的方法,则更进一步地深入到对各种矛盾在时空序列中的不同的具体情形的分析。他指出: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每一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每一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的各个方面,每一发展过程中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均有其特殊性。概括起来说,就是在认识复杂的矛盾群体时,需要用发展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多层次地具体分析和把握矛盾的特殊性,在各种矛盾的相互关系中认识它们各自的本质。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深刻揭示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意义,指出: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事物内部包含的特殊的矛盾构成了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毛泽东认为,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也就是贯彻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涉及矛盾转化的内在机制的问题,毛泽东在论述矛盾的特殊性时,已经论述到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关系,这可以看作是对矛盾转化机制的实体性研究。毛泽东还对矛盾存在和转化机制的内在属性,即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及其相互关系做了更加深入的阐述。首先,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矛盾同一性的含义,着重发挥了对立面互相转化的思想。他说同一性是指如下两种情形或意义:第一是说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是说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毛泽东特别强调同一性的第二种含义的机制。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实质上就是对客观矛盾的这种机制的反映。它揭示了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其次,毛泽东对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也做出明确的概括。他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矛盾的东西就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所以说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斗争性则贯穿于事物的始终,无论事物处于量变或相对静止状态,还是处于显著的质变的状态,矛盾双方的斗争都存在着,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斗争才引起事物由量变发展到质变而达到矛盾的解决,使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没有矛盾的斗争也就不会有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所以说,矛盾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毛泽东在1930年研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时对斗争性的绝对性作了补充说明。他指出:“具体的斗争形态也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说斗争无条件,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永久性,不是说具体的矛盾。”“统一即事物的暂时安定,事物的安定在暂时是绝对的,在永久是相对的”。
毛泽东在《矛盾论》等论著中阐发的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原理,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及同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斗争经验的哲学总结。从总的倾向上看,由此发展出的矛盾转化的理论,更为强调矛盾着的双方,通过斗争,实现双方力量此消彼长,逐渐实现矛盾双方主次地位的转化,最后一方完全克服另一方,使整个矛盾性质发生改变。这种转化矛盾的思路是“斗争哲学”的思路,在同敌对阶级的斗争中,特别是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中被证明有巨大的理论威力。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到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敏锐地看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矛盾有不同于私有制社会的新特点,和平建设有不同于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这时他表现出了一种不同于斗争哲学的新的思维趋势,即在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时,注重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相互依存,在相互依存中实现两个方面的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同时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因为矛盾双方的相互适合性是更为基本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不仅在实践上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依据,而且也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提供了历史观的前提。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所以为解决这些矛盾而进行的改革是必要的。因为这些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所以作为社会基本矛盾表现的人与人的矛盾也主要是非对抗生的,大部分将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谈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时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提出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来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来促进艺术和科学的繁荣。这表现了毛泽东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也承认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是可以并存共进的。这种思路在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时表现更为突出。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上,毛泽东强调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以及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这三对矛盾中的两个方面必须兼顾;在经济体制的改革上,一是在管理体制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企业的、地方的权力;二是在所有制和经济运行机制上,要克服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的过急过粗造成所有制形式单一弊病;三是要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要兼顾国家、集体和生产者三者的利益。这样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没有将这种新的思维倾向上升到辩证法理论的高度,没有将其作为《矛盾论》中斗争哲学的补充,使自己的矛盾转化理论发展得更全面。在一系列突发事件的影响下又回到了原来的“斗争哲学”的思维定势上。
毛泽东在以新的视角深化对立统一规律时,有一个十分突出的贡献,即将矛盾存在和发展的不平衡性作为一个规律性问题提了出来。他论证了矛盾群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同时存在着的众多矛盾中首先要注意分析和解决对全体具有决定意义的主要矛盾;构成矛盾的两个方面的存在与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必有一方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毛泽东关于矛盾存在和发展的不平衡理论也为当代系统科学所肯定,一些系统科学家在研究复杂系统时发现:假如一个系统中所有子系统都同样起作用,这一系统必然是无序的。只有这一系统中少数系统支配着多数系统时,即在子系统存在着支配——服从关系时,这一系统才可能是有序的。毛泽东在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要解决的复杂矛盾的过程中所概括出来的矛盾存在和发展的不平衡原理,与当今系统科学的最新认识不谋而合。
毛泽东对于对立统一规律的丰富,一方面是由于他深刻领悟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另一方面,也有另外两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一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要解决的矛盾的复杂性提出了必须以新的视角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要求,促使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识矛盾群,提出使矛盾向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转化的根据。二是毛泽东极大地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智慧。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认识事物,解决问题要区分本末、轻重、缓急、全局与局部、主流与支流,不应当眉毛胡子一把抓。这种智慧特点,早在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就显露了出来。
在唯物主义立场上高扬人的主观能动性
毛泽东在认识论方面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地突出出来。人的认识具有主观能动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保持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对于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创始时期,马克思就注意到旧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的主要缺点就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 缺乏对人的主体能动性在认识中的作用的认识。列宁在反对马赫主义斗争中,对人的认识的能动性、实践对于人获得正确认识的决定作用也有深刻认识。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特别是在同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所面对的认识论问题,不是纯哲学上唯心与唯物之争,而是如何从理论上解决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的统一问题。毛泽东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是存在“暗礁”的。教条主义者一般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并不怀疑。他们的主要缺点:一是面对中国的特殊情况缺乏能动性和理论上的创造性;二是他们不能切实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只要毛泽东过于重视这两个缺点中的一个而忽视另一个,其结果不是主观唯心主义,就是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然而,毛泽东在哲学理论上的深刻性却使他避开了“暗礁”,在坚持唯物主义立场的同时,高扬了人的主观动能性,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提出,是由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感觉到物?前者是唯物主义路线,后者是唯心主义路线。毛泽东进一步在强调能动性的意义上从两个方面深化了列宁的思想。其一是,他论述了一个具体的完整的认识过程要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回到革命实践这样两个互相密切联系的飞跃。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2页。)其二是,毛泽东概括了人类认识发展的总规律,他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不会完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关于矛盾转化的思想与这种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是一致的。他在《矛盾论》里论述矛盾的转化时,深刻地指出:“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25—326页。)
60年代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实践论》所阐述的思想。一是将认识的两个阶段与两个飞跃统一起来,认识的两个阶段不再指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而是指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和从理性认识到实践。他指出,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飞跃,是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由存在到思想,即物质变精神的阶段;第二个飞跃是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即精神变物质的阶段,二是毛泽东对第二个飞跃作了进一步的界定。这一次飞跃不仅是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而且是由实践检验第一个飞跃获得的认识是否正确的过程。毛泽东说:“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三是他还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毛泽东认识论的主要特征。其实这正是中国革命所以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的重要经验之一,毛泽东的认识论从哲学的高度总结概括了这一经验。
使哲学成为群众能掌握的武器
提起哲学,人们大都以为它是一种远离现实生活的高深学问。毛泽东则坚持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的思想,并将之付诸实践。他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毛泽东不但这样说了,而且一直执着于哲学的解放工作,使哲学通过方法论的环节,具有可操作性。为此,毛泽东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将认识论与方法论紧密地统一起来;二是把哲学方法论具体化为广大干部和普通群众能够掌握和运用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
在毛泽东所有哲学著作中,从《实践论》、《矛盾论》到《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等,毛泽东都是讲正确认识和分析、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实践论》是认识论著作,也是方法论著作,它论述了获得正确认识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回答了获得正确认识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矛盾论》是方法论著作,同时也是认识论著作,因为它所提供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辩证的认识方法,而不是从事某项具体实践活动的方法。它教给人如何认识和分析复杂矛盾,才能更有效地解决这些矛盾,正是在此意义上,毛泽东晚年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的论断。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做了大量的将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具体化的工作。世界上恐怕再没有哪一个政党的最高领袖象毛泽东那样如此重视、如此诲人不倦地教育它的各级干部从确立正确的方法入手,提高工作效率了。毛泽东专门论述具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著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工作方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有《工作方法六十条》,《工作方法十六条》。除了这些专门论述方法问题的论著外,毛泽东对于正确方法的强调在他的许多论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问题的著作和讲话中都占有很大篇幅。他不但提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矛盾分析、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等最根本的方法,而且提出“胸中有数”、“多谋善断”、“留有余地”、“抓两头、带中间”、“以点带面”、“解剖麻雀”、“波浪式前进”、“学会弹钢琴”、“开调查会”等具体工作方法。这些无疑都是极通俗易懂的,同时也都体现着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将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结出了丰硕成果。他使当时大批文化素质较低的各级共产党干部极大地提高了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准备了至关重要的骨干力量。
真理与价值的更加自觉、内在的统一
将真理与价值更加自觉地有机地统一起来,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独特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内在地包含着真理与价值的统一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比所有其他哲学高明的地方。它在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认为人民群众既然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因此也就应当成为历史进步成果的真正主人。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中的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而且将这种统一推进到认识论和方法论中。所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从整体上看,其价值色彩更加突出了。
一是揭示了“实事求是”本身的价值。“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客观规律,获取真理的最根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毛泽东在论述实事求是时,不仅将它作为认识原则和方法原则的内涵诠释为“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深入地阐述了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通过调查研究、矛盾分析、实践检验的环节;而且还明确地把它作为一个价值范畴加以阐述。首先,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制定出来的政策和路线必定会给人民的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因此一切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错误的。其次,实事求是也是共产党人必须具有的道德品质,共产党员必须是实事求是的模范。
二是具体化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价值取向,并将其与生产力的发展在根本上决定历史进步的规律统一起来。毛泽东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劳动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观点进一步具体化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且指出:“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这些论述, 把“靠”人民和“为”人民统一起来,靠人民是因为客观上人民是历史进步的决定力量,这反映了客观真理;为人民是因为人民本应是历史进步成果的真正主人,这是共产党人自觉的价值观。毛泽东还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他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79页。)这就是说, 历史进步的生产力标准和历史进步的人民利益实现标准,是一个标准的两个方面。从人的角度看,它强调的是人民利益的实现,从物的角度来看,它强调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标准反映的正是价值标准与真理标准的统一。
三是在价值和真理的统一的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而这“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都表现了真理与价值的内在统一。“实事求是”如上所述,充分体现着这种统一。“群众路线”是依靠人民并为了人民的立场和观点(价值)与唯物辩证法的认识方法的统一。毛泽东论述的“群众路线”作为领导方法强调:“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这里讲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无限循环过程与他在《实践论》中讲的“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循环过程是一个过程的不同表达。毛泽东还将处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的辩证方法运用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中,指出这个过程必定是从个别中抽象出一般,又运用一般去指导个别的方法。因此,群众路线是历史观与认识论的统一,又是价值观与真理观的统一。“独立自主”,在价值方面,突出地肯定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自己民族发展问题中的主体地位,内涵着对民族力量,对人民力量和对中国共产党人力量的自信;在获得真理的途径方面,强调了对于自己民族发展的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一定要从本民族的特殊的具体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抄已有的“本本”和外国的经验,因此,独立自主也充分表现了真理与价值的统一。
四是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丰富的成果,形成了毛泽东伦理思想体系,将共产党人的社会价值追求和共产党员个人的价值实现统一起来,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哲学。毛泽东伦理思想的核心原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是毛泽东思想的最高价值原则,又是伦理思想与唯物主义历史观联系的环节。毛泽东伦理思想的第二个层次是围绕着这一核心原则,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第三个层次是以这些基本原则为指向形成的一系列的道德规范。概括起来有:一、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前所述,这首先是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共产党人的基本的道德标准之一,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远见卓识的模范,要承担起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与此相联系的道德规范有:坚持真理、襟怀坦白、忠诚、老实,这里的“忠”主要是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事业,忠于革命理想;它的对立面是放弃原则,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二、集体主义原则。体现这一原则的道德规范有: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爱国主义的原则。它要求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它的对立面是个人主义、风头主义、宗派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三、革命英雄主义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是积极工作,艰苦奋斗,勇敢斗争,不怕牺牲,在困难和敌人面前不低头,具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和顽强的革命意志。四、严于律己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形成的道德规范有: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埋头苦干,艰苦朴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勇于自我批评;对技术精益求精;自觉遵守革命纪律、学而不厌,侮人不倦。五,民主和平等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为:革命队伍里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管是什么人,都可以批评我们的缺点,只要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革命队伍中的一切人,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在上述伦理原则、规范的基础上,毛泽东又鲜明地论述了包括生死观、荣辱观、幸福观和为人处事的态度在内的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观和人格理想。
毛泽东的哲学贡献与人类思想史上任何杰出的思想贡献一样,也有其历史的、时代的局限性。总的来看,它有三个方面的弱点:一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象在战争年代的特殊条件下那样过于强调人主观能动的方面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特别是人的意志、道德、信念的作用,对物的因素对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重视不够;二是将斗争哲学——通过斗争使矛盾向着有利的方向转化——强调到了极端,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仍然延用了战争年代阶级斗争的思路;三是,较多地注意了实践对于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决定作用,而较为忽视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因此并未自觉地将自己的哲学新贡献与马克思主义原有哲学体系有机统一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发展得更加完备。我们所以强调这些局限性是历史的、时代的,是因为这些现在看来是局限性的方面,在毛泽东哲学发展过程中,曾经是其不可替代的长处和优势。如果在革命时期不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革命精神发挥到极致,中国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没有斗争哲学指导,就不会在艰苦的革命战争中变战略上的劣势为战役的优势,一口一口地吃掉几倍甚至几十倍强大于我的敌人;如果一开始就把侧重点放在建立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上,就不可能战胜教条主义,也不可能有那些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贡献。
毛泽东哲学思想汲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本质的原则和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又是西方文化的优秀结晶;毛泽东哲学思想融汇了中华民族文化最优秀的东西,概括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鲜经验,以独特的视角和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保留并提升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精华,表现了东西方民族大智慧的结合。
毛泽东哲学思想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是毛泽东思想的神经系统。使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都具有了哲理,具有了灵性,具有了普遍的指导意义和方法论功能。它有鲜明的价值方向,因此使毛泽东思想具有了鲜明的感情色彩和道德涵义。它使哲学变成能普及的智慧、可操作的方法,培育出中国现代史上一代群众领袖、无数民族精英,大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进步的速度。而它本身则由于其博大精深的内涵而具有强大的理论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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