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路径与绩效：中俄经济改革总体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俄论文,绩效论文,路径论文,总体论文,目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俄经济改革的目标分析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
在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经济体制改革。这场改革的目标和实质，是依据社会生产力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重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形态——公有主体型产权形态、劳动主体型分配形态、国家主导型市场形态和自力主导型开放形态。具体说来：
1.建立和完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形态。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之一，是从过去完全公有制的单一经济形态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形态转变。由于中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和多样性，以及人口和就业问题十分突出等缘故，不宜维持单一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结构。改革已经逐渐打破和扭转了传统的社会所有制格局，这是非常必要的。
不过，中国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而不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鼓励个体、私营和外资等其他非公有制成份的适度发展，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初级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和经营性资产中要占大多数或优势，国有经济要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并体现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它要通过所占资本比例、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和就业人数比例等来体现，并具体表现为基础产业服务功能、支柱产业构筑功能、流通领域调节功能、科学技术示范功能、社会整体创利功能和产权变迁导向功能（注：参见程恩富主编：《中国海派经济论坛（1998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建立和完善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形态。中国的经济改革摈弃了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计划型按劳分配的模式，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形态向以市场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共同参与分配的经济形态转变。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同时确保绝大多数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都有程度不同的提高，积极地消灭贫困现象，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和结果来对待。
中国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先富—共富”的社会分配结构，既强调资本、土地、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凭借所有权可以参与分配，又强调市场型按劳分配的机制和原则，这就清晰地勾画了现阶段适合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分配形态，是改革中处理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二者关系的重要方针。在分配领域中，政府重视运用工资、奖金、税收、公共福利、社会保障等手段和机制，防止某些分配不公的产生，事后积极纠正某些分配不公的现象，使个人间、单位间、产业间、地区间、民族间、群体间、阶层（阶级）间及各自内部的分配差距日趋合理化，以改进和确保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主体型的多元分配形态。
3.建立和完善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形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从传统的官僚主义计划经济形态向以国家调节为主导、多种市场结构共同发展的经济形态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要确立以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为交换对象的市场客体结构，以各种市场客体占有者或交换活动当事人为内涵的市场主体结构，以市场主体和客体活动地方和范围为基础的市场空间结构，以交换起终点的持续性和顺序性为特征的市场时间结构，以便最终形成结构完整、层次合理、机制灵活和偏向买方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改革中，中国既注重建立计划、金融和财政为核心的国家宏观调控系统，维护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注重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基层、地方和部门必要的权力，形成统一领导下的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中国试图在廉洁廉价和科学管理的前提下确立“小而强的政府”主导地位或主脑地位（萨缪尔森认为市场没有心脏和大脑），建立强市场和强政府的“双强”格局，使国家的经济职能和作用略大于资本主义国家（注：参见程恩富主编：《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相对落后的社会，要迅速赶超最发达的西方国家；中国是一个经济转型的社会，要尽快实现向市场体制的有序过渡；中国是一个公有主体的社会，要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功能。
4.建立和完善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形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模式和现实特征，就是从以往过份突出自力更生的较封闭经济形态向以自力更生为主导、多方位开放共同发展的经济形态转变。中国在依靠本国自己力量的基础上，先后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港台澳地区实行多方位开放，在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实行多方位开放，在资本、技术、商品和服务等项目实行多方位开放，并实行内外开放和双向开放，力图促使贸易依存度、贸易结构水平、关税总水平、资本依存度和投资结构水平等层面发生重大变化，迅速扩大整个国民经济的内外开放度，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
但是，中国既强调积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及对外开放，又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主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邓小平语），并使之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基本方针，因而在整个改革和发展中注意处理好开放、保护和超越之间的关系，努力提高对外开放的素质和水平。
（二）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
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根本舍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复归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形态。详细地分析，包括下列4个层面：
1.追求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产权形态。俄罗斯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生产要素的迅速私有化是市场化的前提和基础，因而俄罗斯出台了一整套有关私有化的法律文件，其中包括1991年7月批准的《关于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法》，1992年6月批准的《俄联邦1992年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私有化的国家纲要》和1993年10月发布的《关于调节俄罗斯土地关系和发展土地改革的命令》。依据这些法律，俄罗斯在城乡各个产业部门普遍推行生产要素私有化。尽管俄罗斯还存在政府所有制经济和合作制经济，但目标和前提是不让其占支配地位，以便确保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结构。
2.追求按资分配为主体的两极分化形态。生产要素的全面私有化，意味着在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上侧重于资本这一要素。俄罗斯的主流经济理论强调，按劳分配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是冲突的，而西方经济学所主张的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正确的；为了保证企业的经济效率，必须尽快形成一个掌握大量资本的所有者阶层和经营者阶层；至于在私有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不合理和不公平现象，是迅速推行市场化的代价，难以避免。
被称之为私有化部长的丘拜斯在私下承认，俄罗斯企业股份将不可避免地集中于10-15%的少数人之手。俄罗斯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瓦西里耶夫认为，俄有6%的人在过渡时期积累了资本，成为暴发户。可见，表面上俄罗斯政府主张公平分配国家财产，反对贫富过份悬殊，实际上是造就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并模仿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以按资分配为特征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状态。
3.追求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形态。俄罗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提法和目标有一个变化过程。1990年2月苏共中央提出了“计划—市场经济”模式；同年4月又改为“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模式；同年9月苏共二十八大正式宣布“向市场经济过渡”，取消了“可调节的”这个定语，同时也提到“国家对市场实行调节”；但同年7月，俄罗斯政府制定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纲领”，在广泛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的基础上实行迅速彻底的改革；1991年10月俄罗斯第五次人代会批准了叶利钦的经济改革原则，其中包括“休克疗法”——放开价格、实行私有化和实现宏观财政稳定。1994年2月叶利钦部分放弃“休克疗法”，提出以“温和”的方式向市场经济过渡。综观俄罗斯迄今为止的改革，在整个叶利钦执政时代，尽管总统、总理和议会等之间有斗争和反复，但基本上贯穿着“休克疗法”等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和精神。
4.追求依赖西方的开放经济形态。俄罗斯的一些政治家和理论家认为，只要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后，便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根本的分歧和利益冲突，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对外开放，平等互惠地合作，结成“伙伴”乃至盟国关系。在这种思潮指导下，1991年12月俄罗斯颁发了《在俄罗斯领土上外国经济活动自由化》的法令，并实行以美日欧为重点的全面对外开放，在经营方式、管理制度和支付手段等方面试图迅速同西方接轨。
由于经互会和前苏联的解体而导致的经济分割，西方发达国家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施展“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效应，以及国内持续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使俄罗斯失去了昔日经济强国的地位，主动和被动地过分依附西方大国，在资本、技术和外贸等领域等待和依赖西方的支持。
（三）结论
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水平和人的素质，尤其是管理素质决定了纯粹的计划经济难以行得通，而只能和必然选择市场经济模式。这是中俄两国经济改革目标的共同取向。
然而，中国走的是邓小平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断地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形态。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而，在改革中实行“主体—辅体”的社会所有制形态，并不断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和多种类型经济成分有序发展规律；同时，邓小平既强调市场的重要性，又强调计划的优越性，主张“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从根本上明确了中国需建立市场调节与国家（计划）调节的双重调节机制。改革的这些根本目标，决定了中国稳健式改革的基本路径和良好的成效。
俄罗斯的改革深受美国萨克斯和沙塔林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并在叶利钦和盖达尔等领导下推行自由市场化加私有化。萨克斯强调“长痛不如短痛”，“尽可能快地创造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让它开始运作，深渊不能分两步跨过。”沙塔林坚信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机制可以保证最出色地协调所有经济主体的活动，合理利用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保证国民经济平衡。”布尼奇以“文明世界的市场都是可调节的”为由，反对在“市场经济”概念上加“可调节的”限定词。叶利钦强调，假如“不迅速确认土地私有制，农业的振兴就没有希望。”他们均主张国家干预越少越好，私有化越快越好，从而陷入一种浪漫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幻想之中，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改革路径和经济大衰退。
中俄经济改革的路径分析
经济改革过程和步骤的顺序性与内联性，呈现出改革的某种路径依赖和轨迹。中俄经济改革的主线可以概括为产权与市场。经济改革的各种目标和措施，实际上是通过产权和市场两条主要途径来实现的。现在，扼要地考察产权制度与市场制度变迁的基本轨迹和路径。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轨迹与路径
中国的产权制度改革略先于市场制度改革，是试点改革与推广改革相结合，局部改革与整体改革相结合，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相结合，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外改革相结合，自上改革与自下改革相结合，强制改革与诱导改革相结合，激进改革与渐进改革相结合，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受控和渐进的改革轨迹和态势（注：参见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兼论中国企业改革》，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1.产权制度的演进。从1978年开始，中国在城市和农村逐步推行广泛而深刻的产权制度变革。其目的是以公有制的新型实现形式和多种所有制形式，来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和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产权改革的主要进程如下：
第一，集体所有制的变革。在农村，以安徽凤阳小岗村1978年末自发搞包产到户为起点，1980年底全国实行包产或包干到户的生产队由年初1.1%提升到20%，后又进一步放松和完全取消了对较富生产队的政策限制，从而在1983年大体完成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转变（现极少数地方实行全村集体所有制或股份合作农场等）。在非农产业领域，原有的乡镇集体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自主权逐渐扩大，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制，其中多数企业在90年代已改组为规范不一的股份合作制。
第二，全民所有制的变革。1979-1980年主要是扩大企业自主权；1981-1982年主要是推行全额利润分成、超额利润分成、利润包干、自负盈亏等经济责任制；1983-1984年主要是部分企业实行利改税；1985-1989年主要是实行或试行多种形式的两权分离制度，如多种经营承包责任制、企业资产经营责任制和企业财产股份制等；1990-1992年主要是坚持和完善承包制，积极试行企业放开经营、全员风险抵押承包、股份制、利税分流制和租赁制等；1993年开始到目前，主要是推行以公有资本占主体的公司制为基本内涵的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广泛开展并购、拍卖、承包、租赁、托管和改为股份合作制等产权交易和资产重组活动，现多数国有企业已基本改制完毕。
第三，私人所有制的崛起。改革以来，个体经济渐渐恢复和壮大，尤其是1982年新《宪法》明确规定它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以后发展较快，现约有3000万户；私营经济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和1988年宪法修正案明确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以后也发展较快，现约有100万个企业；外资经济在1979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之后稳步成长，截至1997年，中国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304345个，签订利用外资协议额5201.3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2201.41亿美元。1992年以来，各种私有经济和私人持股得到快速发展。
2.市场制度的演进。中国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显示出若干阶段：1984年以前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强调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制定计划时要积极运用价值规律；1984-1987年转向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1987-1989年构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实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积极建立市场体系，国家以间接调控为主；1989-1991年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整顿市场秩序，深化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改革；1992年以来，迅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体系及其调控体系已初步形成。
（二）俄罗斯经济改革的轨迹与路径
俄罗斯的产权制度改革和市场制度改革基本上是同步启动、迅速展开和互相呼应的。尽管改革的步骤、措施与速度有起伏变化，但总体上呈现为一种非常冒进和激进的改革轨迹和态势（注：参见李新：《经济转轨的路径选择》，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私有产权关系急速泛化。从1990年起，俄罗斯为私有化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和基础工作。其中包括在舆论上宣传私有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在法律上形成私有化的基本框架，在组织上建立各级主管私有化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及财产委员会、投资基金和控股公司。私有化改革的实际进程如下：
第一，小私有化进程。1992年上半年重点是在以往国有小企业租赁合同的基础上通过赎买来实现私有化，下半年重点是通过拍卖和招标来出售小企业。到1993年底，70%的小企业已转变为私有制；到1996年初，该比例上升到84.3%（对职工人数和固定资产帐面净值在小型和大型企业之间的中型企业，允许选择拍卖或股份制）。
第二，大私有化进程。对职工在1000人以上，1992年元旦固定资产帐面净值在5000万卢布以上的大型企业，实行私有化的股份化。具体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证券私有化阶段。二是现金私有化阶段。截至1995年底，总帐面财产价值为1.6万亿的118797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实现了多种形式的私有化，约占俄罗斯国有财产56.7%。1996年在整个工业中，非国有工业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5.6%，占工业产品生产总量的89.6%，占工业职工总数的84.7%。1997年俄罗斯提出放慢大规模私有化和股份化，但仍积极推行不动产的私有化，包括私有化企业所在的地块。1998年计划出售10家国营大企业，以筹集250亿美元作为行政资金。
第三，农业私有化。第一步：1991年4月颁布新的《俄罗斯联邦土地法典》，取消土地的单一国有制形式，确立了个人所有、集体股份所有、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等多种土地所有制形式。第二步：同年12月先后颁发《关于俄联邦实现土地改革紧急措施》和《关于改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办法》两个重要文件，其中规定，包括退休在内的所有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职工，都有权免费得到公共股份中的一份土地和财产归己所有，并可自由退出而组建家庭农场或从事个人生产。文件还规定，在1991年1月1日前，所有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必须进行改组和重新登记。截至1995年，私人农场有28万个，每个农场平均拥有土地43公顷；到1996年，原有的2.56万个集体和国营农场中，67%已改造为各种类型的农业股份公司（300多家）或合作社（1200多家）或附属于企业和单位的副业农场（400多家）或其他合作经营的企业（3000多家）。第三步：1996年开始实行《1996-2000年农工综合体稳定和发展纲要》，重点之一仍在于解决土地私有权及其自由交易问题，支持家庭农场和各种形式的合作社等发展。
2.自由市场关系急速泛化。自1990年6月俄罗斯政府独立执政以来，在价格、金融、对外经济等主要领域广泛地迅速推行自由化的市场机制和体制，而经济有序转轨中政府必要的经济调控被淡化（计委也被取消），显得苍白无力（注：参见王郦久、刘桂玲主编：《跨世纪的俄罗斯》，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其最重要的进程如下：
第一，价格自由化。1991年12月以后，在《关于价格自由化措施》等法令和条例指导下，一次性放开价格，形成自由市场价格机制。到1992年初，已有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放开，不再实行直接的行政控制。同时，对石油、天然气等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规定提价限额；对电力 、铁路运输等垄断企业的产品价格实行国家调控。对面包、牛奶等某些重要食品和消费品，经过调控和放开的反复，最终在1993年1月实行完全放开价格。直到1998年，除了地铁和公交等极个别公共服务价格是由国家控制之外，就连出租车和公共厕所等的价格也不管理。
第二，金融自由化。1990年末至1992年末，俄罗斯建立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及专业银行相配套的二级银行体系，目前已有规模不同的商业和专业银行约3000家；包括投资公司、金融公司等在内的金融—信贷组织结构已形成，并发挥着重要的经济调节作用；证券市场经过1990-1992年的初创阶段以后，现已在国家证券和私有化企业股票方面形成较大的市场规模，在市政债券和公司债券方面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1996年有18家专业证交所，35家带证券部的交易所）；卢布在1994年10月发生“黑色星期二”暴跌事件之后，便由政府硬性规定汇率转而采取阶段性汇率浮动制；始终依赖和屈从西方大国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在1998年5月下旬开始发生金融动荡以来仍是如此。
第三，对外经济自由化。1991年1月俄罗斯开放外汇市场，除了某些特殊项目之外，对外贸易基本放开；1992年7月制定和实施一些优惠政策，积极吸引外资；外债持续增长，现已高达1400亿美元（内债700亿美元），日前国际金融机构宣布今明两年还将对俄贷款226亿美元；在俄罗斯的所有投资中，国外的投资达200亿美元；占全国投资额的三分之一，而国内大量资本外逃，年均约100亿美元；在零售商品资源结构中，本国生产与进口的比例从1991年的86:14变为1996年的48:52，外国商品充斥市场。
（三）结论
基于中俄两国改革的目标和定位不同，以及政治、文化和社会氛围上的差异，经济改革的轨迹和路径既有相似的一面，如所有制结构均为多元化和混合型，价格均放开，本国货币均实行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等等，又有重大区别。这可归纳为：在改革的速度上，中国是以渐进为主的，而俄罗斯是以激进为主的（亦称大爆炸式的）；在改革的步骤上，中国是局部试点和步步推进的（试错法），而俄罗斯是“一步到位”后再慢慢纠错的；在改革的顺序上，中国是以先立后破为主的，而俄罗斯是以先破后立为主的；在改革的方式上，中国是强制与诱导并用的，而俄罗斯是强制和命令式的。
中俄经济改革的绩效分析
（一）中国经济改革的绩效
由于中国是采取渐进为主的方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因而在较有序地构建起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同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尽管存在国有企业尚未摆脱困境，生态环境损害较大和贪、腐现象严重等问题，但经济改革的收益明显超过成本。
1.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1979-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8%，去年总额为74772亿元；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4%，1997年人均为6079元；财政收入1978-1997年平均每年增长12.1%，1997年总额为8642亿元，财政支出略大于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86-1990年平均每年增长3.3%，1991-1997年平均每年增长10.5%，1997年达到26843亿元。通货膨胀率除了少数年份超过10%-20%以外，多数年份在1位数之内，1997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只上涨2.8%，近年已稳步地走上“高增长、低通胀”良性发展的轨道。
2.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部门快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与1978年相比，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由28.4%下降为18.7%，第二产业由48.6%微升到49.2%，第三产业由23%提高为32.1%；城市化、工业化、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综合市场化程度已达60%，西方发达国家为80%），从短缺经济走进了轻度的买方市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和旅游等部门发展迅猛，知识化经济的比重日益增大，国民综合素质明显提高；1978-1997年进出口总额平均每年增长25.6%，1997年达到26958.6亿元，贸易依存度为36%，已成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引进外资和外汇储备均排名世界第二；中国香港与大陆之间的经济交往密切，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
3.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六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9.4%，“七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4%，“八五”时期平均每年增长8.9%，1996年和1997年分别增长9%和3.2%；1997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为2936元，其中，城镇居民为6048元，恩格尔系数为0.46，农村居民为1930元，恩格尔系数为0.55元；1978-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17%，去年总额为5160.3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08%，去年总额为2090.1元；1997年城乡居民年底储蓄存款余额达46280亿元，人均3743.5元；城市人均住房面积从1985年的6.7平方扩大为1997年的8.8平方，同期农村从17.8平方扩大为22.5平方；1997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有570万，失业率仅为3.7%。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有明显的提高。
（二）俄罗斯经济改革的绩效
由于俄罗斯是采取激进的方式转向现代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因而一方面较快地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型，另一方面，又形成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使经济改革的成本大大超过收益（注：参见陆南泉主编：《独联体国家的市场经济过渡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
1.国民经济长期负增长。按现价计算（单位为亿卢布），俄罗斯1990-1996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依次为6442、13985、190055、1715095、61070、16301和22561；按可比价格计算，1990-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对上年的比例均有所下降，依次为（%）97.0、95.0、85.5、91.3、87.3、95.9和95.1。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989年的57.3%。在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出现0.4%的微增后，今年上半年又再次下降0.5%。
2.通货膨胀极为严重。伴随着一步开放价格和大量的财政赤字，俄罗斯持续发生“奔腾式”或高位通货膨胀。1992-1996年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2680、1008、312、231和121.8。其中主要指标，如食品分别为2816、738、335、223和120；非食品分别为2246、841、257、216和120；服务分别为2652、1110、575、332和150。工业批发价格指数（%），1990-1993年依次为6164、1124、335、275。
3.居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俄罗斯改革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下降。官方承认，1991-1996年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30-40%。例如，1992年1月至1995年9月平均工资增长了392倍，平均退休金增长了448倍，而物价却上升了1608倍。基尼系数1991-1995年分别为0.260、0.289、0.398、0.409和0.382。1996年约有23%的居民收入低于政府规定的60美元这一最低生活水平线，而3%的“新俄罗斯人”月收入超过1万美元。10%最富和10%最穷的居民收入差距，1991-1996年从3.5倍扩大到14倍。居民平均寿命1991年为69岁，1994年下降为64岁，1996年为66岁（其中男性为60岁，女性为72岁）。恩格尔系数从1990年的0.292提高到1996年的0.434，其中城市家庭从0.281提高到0.434，农村家庭从0.25提高到0.426。失业人数1992年为359.4万人，1996年为678.8万人，失业率从4.7%上升到9.3%。建成交付使用的单元住房从1985年的115.1万套减少到1994年的59.5万套，住房条件的差距迅速拉大。各种社会犯罪率和自杀率急剧上升。
4.综合国力明显下降。私有化的整体绩效很差（私有化收入只有5%上缴为国家财政，价值为2000亿美元的500家大企业所实现的私有化收入只有72亿美元），包括军工在内的整个工业和农业的生产能力和现代化水平被大大削弱，国民经济遭受破坏的范围和规模大于二战时期，也超过西方国家本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的经济损害，国家经济安全的程度显著降低；科学技术实力受到重创，科研机构纷纷瓦解，优秀科技人员大量外流和转行，而每年人才外流所造成的损失达500-600亿美元（据欧洲有关组织估算）；卫生、教育和文化领域的财政支出比重和绝对额均大幅度下降，除了少数为贵族阶层服务的机构较繁荣以外，其他机构均处于困境和危机之中；自然资源的合理开采和保护面临困难，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国民凝聚力、外交力和协同力等其他综合国力的变量也严重受损。
（三）结论
中俄两国改革的绩效是举世公认的，俄罗斯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确认本国的改革是失败的。就连沙塔林也说：“原以为私有化的企业在效率方面必定高于国有企业，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事实上，私有化企业的效率并不比原来的国有企业高。”（注：参见吴易风：《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1-12期。）综观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在国内外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多因素的作用下，快速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必然导致国民经济大幅度衰退，通货膨胀极为严重，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急剧恶化，失业率和犯罪率居高不下，综合国力减弱等。那种认为俄罗斯实行私有化，长期发展绩效肯定会超过中国的观点（注：参见海文主编：《转轨中的俄罗斯经济》，企业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退一步说，即使若干年后由于某种原因，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业绩好于中国，也无法证明其大衰退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中国在总体成功的改革中也隐含着一定的危机，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若过度发展，可能会诱发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俄罗斯经济学家克洛茨沃格告诫说：“中国过去在十月革命后‘以俄为师’，那时俄罗斯是胜利者。现在，我建议中国同志这一次仍然‘以俄为师’，只是我们这次不是胜利者，而是失败者。俄罗斯的改革彻底失败了。莫斯科是北京的一面镜子，中国应该从俄罗斯改革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注：参见吴易风：《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1-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