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消费与人口问题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粮食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事实说明，尽管人们在解决粮食问题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客观情况并不容许我们盲目乐观而高枕无忧，但也不能悲观失望而怨天尤人。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加上人口增长的因素，粮食消费量必然要不断增加。因此，在耕地少、人口多的条件下，保证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增长，是一项长期的、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准备迎接未来更加严峻的“人口、粮食”的挑战，必须从战略上实事求是地采取有效措施，以缓和并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一
粮食消费是指粮食的生产性消费（如工业用粮、种子和饲料用粮）与生活性消费（如人吃的主食口粮）的总称。无论是粮食的生产性消费，还是生活性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体现在：粮食消费本身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对象和动力之一；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就是生活资料包括粮食的消费过程，只有劳动者的粮食消费，劳动力的再生产才能进行；粮食消费水平与人口发展的关系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中重要的比例关系之一，控制人口增长与粮食消费有着密切的关系。粮食消费除了具有生理生物过程的一面，还有社会关系的一面，因为消费与生产、分配、流通之间的各种运动，都是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正确处理粮食消费过程的各种关系，无论对于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粮食消费同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粮食营养与人体健康的关系，还是考察粮食消费方式以及消费水平的趋势、为寻求更好地满足各方面粮食消费需要的途径和方式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于我国目前粮食生产的水平较低，人们的生活尚未达到小康水平，因此在粮食消费方面显现如下特点：一是人口多，粮食消费量为世界之最；二是城乡居民口粮消费比重大，饲料用粮比重小；三是粮食作为商品，由于其自然属性所决定，需求弹性较小；四是粮食是人体的营养支柱，人体内80%左右的热量和40～50%的蛋白质是由粮食提供的；五是当前社会上浪费粮食和超前消费的现象比较严重。据国内贸易部近年对全国22个省574年县的1400多处调查，我国粮食综合损失率达17.8%。其中收获阶段损失4.9%，贮藏损失2.1%，运输损失0.725%， 加工损失3.75%，销售损失6.31%。由此推算，每年白白丢掉粮食8265万吨，同时，全国每年从餐桌上浪费30 多亿公斤， 几万家大小酒厂每年用粮125亿公斤。还有人们饲养宠物每年耗粮170亿公斤。所有这些特点说明粮食与人口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口是生活在特定社会、特定地域，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的总和。人口问题通常是指人口过程产生的各种矛盾，其中主要是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称之为人口的经济问题。人口因素作用于社会各方面所引起的婚姻、家庭、教育、抚养等问题，称之为人口的社会问题。然而人口问题归根到底是人口发展与物质资料生产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根本的问题则是人口与粮食的关系问题。
人口问题和粮食问题，是我国国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问题，粮食与人口的关系是生死存亡的关系。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人类为生存，必须向自然界取得食物资源，而粮食又是食物构成的基础。地球上的可食用植物每年生产的有机物（干重）折合能量，按每人每天消耗的热量计算，约可养活80亿人。联合国的人口资料记载，世界近代史开始时期的1656年，全世界人口总数为5.08亿，1830年起达10亿， 1940 年达到22.29亿，110年间人口才翻了一番多。而1940年到1980年，仅40年，人口却达到44.37亿，增长1倍，每年平均递增17.1 ‰， 按此推算， 到2025年，人口就会达到83.1亿，（世界人口能否实现零增长，即人口总量能否不再增加？联合国预测的时间为2110年，届时世界人口可能徘徊在105.9亿上下），到那时， 地球上所能提供的食物资源也就仅能维持人类的生存。
随着世界科技的发展，将为粮食的开发和食品开发提供新的途径，粮食生产的潜力将得到发挥。目前全世界所需的粮食只是从占地球的表面3%的土地上生产的，可开垦农用的土地仅发展中国家估计约有11 亿公顷；世界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以1991年为例， 谷物播种面积为70375千公顷，产量18.84亿吨，平均每公顷为2667公斤， 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低于这一水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60%；在粮食利用上正在进行谷物营养强化、谷物和豆类互补、粗粮与细粮和副食品的综合利用，开辟食物来源成为当代研究的课题。所有这些，都是解决粮食与人口矛盾的有利条件。
解决粮食问题的前景虽然是乐观的，但人口的增长切不可盲目。近几年来，世界人口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尽管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粮食生产远比过去有所发展，但却被大量增加的人口所消费掉了，结果人均消费水平并没有多大提高。在过去30年中，尽管全世界在粮食生产和争取“人人有饭吃”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目前世界上仍有8 亿人食不果腹。还有2亿多5岁以下的儿童患有蛋白质和热量缺乏症。上述两类人口中，半数以上在亚洲。从1985～2000年，世界人口以1.6 %的年增长速度提高，到本世纪末将达到61.22亿，其中48亿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联合国粮农组调查研究的94个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产量年增长率将为2.6%，粮食总产量为11.52亿吨；同期粮食需求年增长率为2.6%，总需求量为12.47亿吨。这样，届时粮食供给相差9200万吨。预计到2000 年发展中国家营养不良的人数将由目前5.12亿增长到6.28亿，其中1.17亿人口只能维持“临界营养水平”。当然，这虽是一种推测和估计，但应引起人们重视。
我国的粮食与人口的情况如何？12亿多人口，一要吃饭；二要建设。这是我们探讨与研究粮食与人口问题的指导思想。12亿多人口是什么概念呢？是世界人口总数的22%；比欧洲人口多3亿，比前苏联、 美国两国人口总和多1倍；相当于9个日本，20个法国。12 亿多人口， 就是12亿多张嘴吃饭。“从人出生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他开始生产以前和生产期间都是一样。”〔1〕12 亿多张嘴都要吃饭，每天每人消费0.5公斤粮食，全国就是6000多万公斤。 这就是关系到人民生死存亡的粮食与人口问题的矛盾，具体表现如下：
1.人口多与耕地少的矛盾。从历史上来看，我国人口在不断增长，而耕地则日益减少。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2〕土地是一种不可再生和替代的资源， 是生产粮食的基本生产资料，耕地往往受到一定天时地利制约，不可能无限制增加。这就形成了人口与耕地成反比例的关系。我国从汉代至今，大约2000年间，人口由6000万增加到12亿多，耕地则由每人10亩减少到1.2亩。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均耕地处于下降趋势。据预测， 到本世纪末，全国耕地将减少2亿亩，人口达到13亿多，人均耕地将下降到不足1亩。同时，我国耕地的后备资源紧缺，宜农荒地约5亿亩，能开恳为耕地的约1亿多亩。当然，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 如同恩格斯所说：“应用资本、劳动力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收获量无限地提高。”〔3〕我国大力推广杂交水稻的种植，比常规种植大为增长， 证明恩格斯的论断是正确的。8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每年平均递增3.4%， 以高于世界同期2.8%的速度向前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由于人口却以高速度增长，人均粮食占有量仍低于世界人均占有水平。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当然在于挖掘耕地潜力，在农业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提高粮食单产有潜力，但仍然要靠扩大耕地面积，人多耕地少的矛盾就成为粮食与人口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中的主要矛盾。
2.人口稳定增长与粮食生产波浪式增长的矛盾。人口增长是长期性的，除特殊情况外，一般是以直线上升形成增长。如从清代初期（1661年）开始，中国人口为0.91亿，1762年为2.1亿，1812年为3.67亿，1911年为4.05亿，〔4〕1949年为5.4亿，到1994年增长到12亿，新中国成立后的45年，全国人口增长了6.6亿，增长速度之快，前所未有。 而且今后5年由于人口基数大，仍将以较高的自然增长率增长，预计到2000年，全国人口将达到13亿。
造成人口急剧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等封建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社会经济等条件的限制，社会保险制度不健全，对于“老有所养”等问题难于解决，也是许多人多生孩子的实际原因；由于50、60年代在政策上违反了人口规律，对此后几十年的人口发展造成了恶性循环，增大了控制人口增长的难度。建国以来，我国人均粮食产量水平较低，建国初至1986年，人均粮食产量除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经走入低谷以外，基本上是逐年有所增长，到1986年达到398公斤最高点。但1986年以后，人均粮食产量不断下降，到1993年跌到最低点，仅360公斤， 至今仍未恢复到1986年的水平。人均粮食产量的缓慢增长，使国内粮食市场出现供给不足，需求得不到满足，国家每年要从国外进口粮食约150亿公斤。
3.人口分布与商品粮产地不平衡的矛盾。这有两种情况：一是东北的三江、松嫩平原人少地多，每个劳动力负担27亩耕地，粮食商品率高；二是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珠江三角洲地区则人多地少，粮食商品率不高。福建、广东大多数县、市人均几分地。这种人地关系和商品粮分布的不平衡，给粮食的总量和地区平衡带来了困难。
4.吃商品粮的人口增长与商品粮基地减少的矛盾。解放初期，全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5个，70年代增加到15个，80年代增加到49个，设市的城镇超过200个，90年代就更多了，据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 全国市镇人口29696万人。目前县市级开发区5000多个， 加上无数的乡镇级开发区，其占地2000多万亩。解放初期城镇人口和食品行业的粮食供应量只有225亿公斤，现在则要800多亿公斤，才能满足城镇新增人口的粮食需要，因此在粮食增产的同时，必须有计划地提高商品率。事实上，80年代以来，尽管粮食大幅度增产，为了让农民休养生息，增产并未增购，增产粮食大部分被农村新增人口吃掉了。这是因为县以下人口以迅猛的速度增长，全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0%，即使以10‰的速度增长（实际上是12.5‰），每年则要增加1000多万人，势必增加粮食消费，影响粮食商品率。那么，相对地能提供城镇供应的商品就减少。可以说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比例不协调的矛盾将存在相当长时期，这就造成商品粮的提供与非农村人口增长的矛盾也将会长期存在。
从全国来看，吃商品粮的人口逐年增多，近10年来， 每年增加400～600万，若按此速度计算，到2000年则达到3.6亿人，比现在多1 亿多。这样，要求商品粮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增加500多亿公斤。但目前9大片商品粮基地的粮田面积近年已减少2000多万亩。同时珠江、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区对外开放，以外向型为主，以贸工农为序，按国际市场需要，搞外贸出口基地。这样，势必又减少商品粮的种植面积，因而吃商品粮的人口增多与商品粮基地的减少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
5.商品粮质量与不断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的矛盾。随着粮食增产，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们对粮食的要求从温饱型转向享受型，要求吃细、吃精、吃好，粮食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因此，在粮食供应政策上，拉开品质级差，发展优质粮食商品的生产和加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二
需求是指人对某种目标的渴求与欲望，是人的心理活动的重要动力。按照心理学所揭示的规律，动机支配着人的行为，而动机又产生于需求，再造成新的行为，如此周而复始，直到生命终止。
马克思指出：“社会需求，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5〕因此，“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 工人就会购买更多的生活资料，对这些商品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6 〕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的定义，需求是指对商品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因此“从量的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具有很大伸缩性和变动性。”〔7 〕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伸缩性”和“变动性”，也就是需求弹性，即因收入变动而引起需求的相应变动率。需求弹性一般可分需求价格弹性和需求收入弹性。前者反映需求量的变动对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后者反映需求量的变动对收入变动的敏感程度。
不同的商品，由其不同的使用价值决定了其不同的需求弹性。粮食是人们须臾不可缺少的基本生活资料。粮食作为口粮，需求弹性较小而趋于均衡。人们吃饱了，决不会因为价格便宜而多吃。当然，粮食作为口粮会随着食物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在要求增加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粮食转化为肉、禽、蛋、奶的消费弹性就大了。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的资料，目前，在食用粮食中，饲料和人吃的比例，全世界是4：6，发达国家7：3，发展中国家1：9，相当悬殊。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发达国家的畜牧产品消费量在70年代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每人所需的热量和蛋白质来自鱼、肉、蛋、奶等畜产品，已由60年代的47～48%，提高到52～55%。结果给人体带来一些副作用（例如，使血压升高、心脏病增加等）。现在食物结构怎样才算最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美国参议院人类需要和营养委员会规定，美国谷类食物中所供热量总量的比例要提高到55～60%。外国的教训，我国的食物消费结构不能走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的老路。应以粮食、豆类为主，适当增加肉、蛋、奶等动物性蛋白质食物、蔬菜和水果。我国未来的粮食消费趋势：一是仍然以粮食作为主食直接消费的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朝精、细、优方面发展；二是作为饲料，用于发展畜牧业，转化为动物性食物。
根据人的正常消费需要和国际上的经验，一个国家人均粮食消费量每年在250～400公斤时，才能基本维持生活需要，处于粮食消费的“温饱阶段”；人均粮食年消费量达到400～600公斤时，才有可能改善食物构成，进入粮食消费的“小康水平”。用这个目标来衡量，我国目前的粮食状况还处于较低水平。以年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的1994年来看，人均粮食占有量为370公斤左右，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到2000 年我国人口约13 亿， 仅以维护较低人均粮食供应水平， 全国需要粮食4900 ～5000亿公斤，如果要达到人均400公斤的水平，全国每年需粮食5000 ～5200亿公斤。这就是说实现粮食消费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的战略目标水平，还有较大的困难。
中国营养学会提出，2000年按全国人均达到营养素供给量标准（即热量2400千卡、蛋白质70克），每人每年各类主要食物的消费量要达到“粮食（成品粮）138公斤、薯类36公斤、大豆18公斤、植物油6公斤、鱼9公斤、蛋12公斤、奶24公斤、蔬菜120公斤、水果18公斤。这样，动物性食品所提供的热量约占总热量的14%，动物性蛋白质约占食物总蛋白质的24%。这是根据营养状况需要提出来的。这种膳食结构要以保证人民的饮食水平，由温饱型向全面而又平衡的营养型转化，也需要相应数量的粮食才能达到。
目前，我国还只是处于基本上解决温饱的“温饱型”向小康水平过渡的粮食消费阶段，况且就全国范围来说，尚有7000万人还未能解决温饱问题。鉴于这种状况，必须重视对粮食消费的指导，要看到粮食消费中存在的问题，决不能盲目提高超过粮食生产能力的粮食消费，要使粮食消费相对稳定，以适应生产能力增长速度的比例稳步增长，为此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乃是最重要的措施，以保证实现2000年人均400 公斤粮食的战略目标
三
我们研究粮食与人口的矛盾，并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要通过研究矛盾，正视矛盾，解决矛盾，找出解决矛盾的办法。人口问题与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家庭以及地理环境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制定人口政策，必须符合国情、民情。根据我国的国情“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就是我国的人口政策；贯彻政策的重大措施就是实行计划生育，这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在2000年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3亿，就是我们的目标。
控制人口增长主要控制生育率，要使现在的高生育率、低死亡率，变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从而大幅度降低自然增长率。要达到这个目标，最现实可靠的办法是：继续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目的主要是为了控制一代人的生育率，这是本世纪内的事情。
提高人口素质——人口素质包括人的思想、道德、智力、技能和体魄方面。当代人口素质的重要标志是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20世纪初，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依靠采用新的科技成果而取得的仅占5～20%， 而近年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占50～80%，有的行业甚至100 %要靠采用科技成果才能取得。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人口过多而人才不足，拥有9 亿多农民，在1万农业人口中，只有3.75位农业科技人员，而美国有21 人，日本有9人，我国有的工厂有设备有劳力，就是缺乏技术力量， 既不能挖潜革新，更不能搞产品的升级换代。人才是生产发展的关键，教育是开发人才的基地。为此，必须保证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方面的投资逐年有所增加，把人口的智力投资放在重要位置，切忌“挤出钱来办教育”的错误诱导，实现以物的投资为主向以物的投资和人的投资并重，人的投资为更快增长的投资重点的转移，实现科教兴国。
人口质量和人口数量存在着辩证关系。人口数量增长过多过快，会影响到人口质量的提高。在一定条件下，人口质量提高了，反过来又可以抑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这是现实的说明。
我国人口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是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实行大力提倡一胎，严格控制二胎，坚决杜绝三胎的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质，包括身体、文化和道德素质。为此要科学地提高人民的营养水平，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在现阶段，针对我国的教育经费短缺，人均文化程度较低，农村就业压力日益增大的国情，应当把提高每个劳动者（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技能作为提高人口素质的突破口，这也是发展生产力的关键。为此应加强各种专项实用技术的培训，把职业教育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并逐步使之成为教育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逐步调整人口结构，包括年龄、城乡和地区结构。发展农村市场，促进农业内部的专业分工，以社会组织化依赖观念和关系取代宗族依存观念和关系；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老年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事业。加快城镇化进程，注意改变不合理的人口分布，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有步骤地安排适当的劳务输出。在对老年化的问题上，鉴于我国资源匮乏，尽量不采取提高出生率来稀释老年人口的办法，而应从发展经济和提高文化水平上寻找出路来抵消老年化所要付出的代价。
人口政策的最终目的在于改变和调整个体行为，要使人口政策及方案得到全面而有效的推行，做好被人们称为“天下第一难”的工作，政府的介入是十分必要的。
1.采用宣传手段。在我国主要舆论工具和宣传渠道基本上由政府统一掌握和控制。应当充分利用这一优势，运用多种的宣传渠道和传播方式，向群众宣传人口政策。信息传播对人口调控的作用主要有以下方面：
（1）唤起民众的危机感和责任感。 为了促使生育对象降低生育期望，必须告民以实情，晓众以大义，使广大人民通过了解人口过快增长给民族、给子孙带来的严重后果，自觉压抑原有较高的生育意愿，提高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缓解和减少对国家人口政策的抵触情绪和冲突行为。
（2）强化社会舆论，增大社会动力。政府可以运用舆论工具， 通过对典型事例、人物的表扬、批评，逐步建立起与人口目标一致的是非标准、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3）宣传政策法规，明确奖惩条例。根据各地的情况， 科学地制定各种诱导调控策略；还要通过宣传，使各种生育结果的效益和代价人人皆知，树立“少生优生成才致富，多生滥生拖累无穷”的观念，帮助人民作出追求多样化的生活效用和利益的选择。
（4）普及节育、优生、优育知识。 我国广大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尤其育龄妇女的文化水平低，文盲率高。实践表明：就推迟婚龄、提高避孕率、主动节育降低人口出生率而言，宣传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文化水平的不足。
2.完善行政手段。在健全各级政府组织时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明确职责，解决计划生育干部的待遇问题，稳定和充实干部队伍。要使计划生育组织与行政组织、生产组织相互协调促进。要动员妇联、工会等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配合开展计划生育工作。要把计划生育工作好坏，作为考察和评比各级组织和干部的业绩指标之一。党员、干部、团员带头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动员其子女、亲属响应。党、团员和国家干部凡不按规定实行计划生育，均按党纪、团纪和政纪严肃处理。在计划生育工作的执行过程中，杜绝野蛮粗暴的作法，要加强对育龄妇女产前产后的服务和指导。
最后，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于改革与发展。只有继续深化和开展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人口城镇化，加速现代化进程，才能根本改变产生“多生、多育”的传统观念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基础，才能根本抑制和改变人们的生育动机，从而降低生育率，使我国人口趋于健康发展，与粮食消费水平相适应。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1、7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第616页。
〔4〕赵文林、谢淑君著：《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452～471页。
〔5〕〔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第203、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