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希泰与道教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文化论文,卿希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卿希泰教授是我国道教文化学术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他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引起了世人的瞩目，不仅填补了国内学术研究的空白，并得到海外道教学术研究者们的高度评价，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争得了荣誉。同样，他创建的四川大学（现为四川联合大学）宗教学研究所，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近20年来，接受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级和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国际资助的科研项目亦接踵而至，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的优秀科研成果一、二等奖。他创办的以登载道教研究学术论文为主的刊物《宗教学研究》，得到从事道教研究的学者们的看重。在培养人才上，宗教学专业被评为四川省首批重点学科，先后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宗教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授权点，是全国高校最早的宗教学博士点。培养的宗教学硕士和博士，走上国家需要的工作岗位，不少人已晋升为教授乃至博士生导师，成为本学科专业（尤其是道教研究）领域的学术骨干。此外，日本、美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瑞典等国家的不少学者慕名而来学习和进修，接受卿希泰教授的指导。同时，卿希泰教授多次应邀去日本、德国、新加坡、韩国、加拿大等国家和港、台地区访问讲学或参加道教国际学术会议，与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和学者都有良好的学术交流关系。日本著名学者中村璋八教授撰文说：“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所，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最高水准的道教研究机构，其所长卿希泰教授的《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等众多著作，也一样是中国道教研究的最高权威，就是在日本也享有崇高的威望。”
卿希泰教授从事道教文化研究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迄今已有近20个年头。当时，这个领域在我国学术界基本上还是属于一片急待开垦的处女地，研究工作具有拓荒的性质，在研究过程中常常会遇到许多学术难题，而且，有时还要遭到一些不了解此项研究重大意义的人们的误解和白眼。卿希泰教授却义无反顾地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着，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他呢？他回忆说：“‘文革’后期，我在劳动之余，偷闲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和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书籍，对我过去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反省，对今后应走的路子也作了思考。我感到，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儒、释、道本来是三大支柱，但我们过去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基本上仅局限于儒家，对释、道两家，特别是对道教思想的研究非常薄弱，以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往往带有面性，不能全面地了解中国的传统哲学及其发展规律，这对于我们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都是不利的。再者，道教本来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宗教，可是长期以来，由于国内研究的人不多，成果很少，而国外却是一个‘热门’，研究的人甚多，成果也不少，以至1968年9月在意大利佩鲁贾召开的第一次国际道教学术会议和1927年9月在日本长野县蓼科召开的第二次国际道教学术研讨会议，在出席的各国众多代表中，没有一个道教故乡的中国学者，这是极不正常的，与我们国家的学术地位也是不相称的，实在令人感到遗憾。作为一名中国学者，对此情况，不能不痛下决心，拿出自己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来，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光。”可见，正是拳拳爱国之心、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在激励着他。
在卿希泰教授所编著的学术著作中，《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和《中国道教史》（四卷本）是最能体现他的学术思想的。前者于1995年12月获国家教委首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后者于1997年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在这两部著作中，提出并加以解决的具独创性的学术观点，从大的方面来看，至少有这样几个：
第一，道教发展的历史有无它自己的规律性。他认为，这是研究道教史和道教思想史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只有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使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但是，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容易的。首先，关于道教的起源，历来就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卿希泰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对已有的观点采取简单地否定或肯定的态度，而是将这个问题放入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加以探讨，又根据大量的第一手原始材料，具体论证了道教的创建和形成，得出道教正式诞生于东汉顺、桓之际，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自身的产物的结论。其次，关于道教发展史如何分期，这更是一个涉及对道教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客观规律怎样认识的重大问题。许多道教史著作，都是按封建王朝*
道教史的分期，应当即考虑到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对道教发展的制约，也应当如实地反映道教发展过程中它本身各自不同的阶段和各个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和状况，从而揭示其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性。这样，卿希泰教授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道教史分期。这个分期得到了任继愈等专家的肯定，认为这个分期是科学的。
第二，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研究中国道教史及其思想史的重要意义。卿希泰教授认为：“长期以来，在国内外都流行着一种模糊观念，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一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儒家文化的身上。这种观念虽然由来已久，但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而且在学术上往往带来一些非常片面的看法，阻碍了我们全面地了解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及其发展的规律，因而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学术偏见。”他提出，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这个问题的探讨，一方面是道教对所有的传统文化几乎都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具有极大的包容性，许多古代的文化思想，都汇集在道教文化之中，并借道教的经典保存下来，得以流传至今。另一方面，道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又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建筑、化学、医学、药物学、养生学、气功学以及伦理道德和民俗、民族关系、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等各个方面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了它的深刻影响。这种看法，近年来已为学术界许多学者所认同。
第三，研究道教文化的方法。卿希泰教授认为要在道教文化这样一种极其复杂的学术领域进行科学研究，方法论的问题尤为重要。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作指导，就有可能沉没于浩瀚的文献故纸的海洋里，迷失方向。这个最正确最根本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他本人在进行道教文化研究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指导，力求贯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各个道派、人物和经典等均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强调运用两点论思想，尽可能地根据第一手原始材料作辩证的、全面的分析，按其本来面貌去认识它们，仔细辨别其精华和糟粕，历史地评价其作用，力求避免空泛的议论和主观片面性。他自1982年以来曾多次撰文阐述关于道教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代表了他的治学道路和治学方法的主要特点。
卿希泰教授认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道教文化研究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使道教研究工作能够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改变了过去仅仅是由学者个人分散地、自发地进行研究的状况；道教研究的课题，正式列入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资金有了保证；有了培养以研究道教为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并且已培养出一批年青的研究人员，其中有些人已在道教文化研究工作中崭露头角，成为重要的骨干研究力量；在全国各地的许多高校、科研单位和其他部门，涌现出了一大批积极从事道教文化研究的学者；道教文化学术研讨会不断召开，不仅充分反映了道教文化研究的学术气氛十分活跃，而且也反映了我国道教研究正在日益不断深入和发展；创办了关于道教文化研究的学术刊物；各种有关道教文化研究的学术专著、论文集、工具书和通俗读物等大量出版，研究成果超过了建国以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近30年的10倍以上。这表明，我国的道教文化研究工作正处于一个蓬勃向前的发展时期，不仅有了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而且有了专门的学术刊物，一支由老、中、青构成的研究队伍已经初步形成，并在茁壮成长。道教学术研究之活跃、研究内容之广泛、研究成果之丰硕，都是以往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并且受到海外学术界同行的瞩目。
卿希泰教授指出，也必须看到，开展道教文化研究是一项极为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需要研讨的方面还很多。我国的道教文化研究工作，解放前基础比较薄弱，解放后起步也很晚，现在仅是作了一点基础性的工作，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重，还需要更多人的共同努力，特别要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学者的勤勉不息，方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今后的努力方向，主要是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之上，继续向纵深发展。一是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以拓宽道教文化研究的范围。当前，已经起步的道教哲学、道教文学、道教伦理、道教养生、道教音乐、道教艺术、道教美学、道教语言、道教考古、道教与少数民族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还需要继续深入下去，争取能有一些更系统更高水平的成果出来。与此同时，道教与政治、道教与中国古代科技等方面的研究也亟待开展，并争取创造出高水平的成果。二是开展地方道教史的研究。目前仅有《武当道教史略》、《香港与澳门之道教》等个别著作问世，尚待有计划地系统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才能推动道教史的研究更上新台阶。三是开展道派史的研究。这个方面目前也仅有《天师道史略》等个别著作问世，许多重要道派，都还缺乏系统而完整的研究成果。四是开展道教典籍的研究。这项研究得以国内一些出版社的重视，也出版了一些道教典籍的注释，但将其系统安排列入出版计划的并不多，而且进展较慢，赶不上形势的需要。所以，这项研究还需要加大力度。五是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出版国外有关道教研究的优秀成果。这虽然是一种带有资料性的基础工作，但却是开展道教研究的十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方面。这是因为，道教研究在国际上早就是一个“热门”，如在日本和法国都有上百年的研究史，其研究的学者目前已是第五代，美、英、德等国也在急起直追。他们从事道教研究的人很多，出的成果也不少。而且他们很注重资料的收集和积累，我们的许多重要研究成果都被他们所掌握和借鉴。相反，他们的一些重要成果，我们翻译过来的则很少，这对我们的道教文化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是很不利的。所以，这项工作在当前也亟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