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如何在货币国际化中发挥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挥作用论文,货币论文,政治论文,如何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货币概念的产生根植于人类经济交往的发展，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从货币形态的演进来看，经历了实物货币（或商品货币）、金属货币、纸币、电子货币的演变。特别是从不足值的金属货币使用开始，商品与货币之间等价交换的关系已逐渐由国家担保的信用关系替代。标志性事件则是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导致英国、日本、美国相继放弃了金本位制。从此，纸币不再是黄金货币的代表，黄金也不再直接就是货币，以银行券、存款货币和国家法定纸币为主要代表的纸质货币形态，成为人类实现劳动交换的主要工具。货币已逐渐脱离个别商品的属性，变成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价值符号。实际上，货币发展变迁的过程，就是从依靠货币自身的价值来维持其购买力，到依靠国家信用、社会控制以及政治实力来维持货币购买力的一个过程。自从与国家信用“联姻”开始，货币天然就是一种权力，除了市场逻辑之外，还有一个政治逻辑，并且后者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才更有助于理解货币问题的本质和现实。货币的运动与国家政治活动日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二者的交融演进也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产生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在其1999年获奖后发表的经济学演讲中曾表示：“货币因素在许多政治事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不安触发了20世纪政坛中的无数次风云变幻”；“政治实力在一国（或地区）货币国际化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小视的，不能想象一个发行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只占有微不足道的份额”。古德哈特也曾提出相比较交易成本决定货币的选择更加合理的理论应当是：“各种货币的空间范围决定与经济成本最小化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主权”。①国家货币主权是国家对本国货币行使的最高权利，并且是不允许他国进行干涉的排他性权力；而货币国际化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货币跨越民族国家的政治领域，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流通并行使国际货币的各种职能。从这两个概念可以看出，一个主权国家使用他国（或地区）发行的国际货币，某种意义上是对本国货币主权的部分让渡，允许国际货币发行国（或地区）在本国主权区域内行使它们的国家货币主权？是什么支撑了一国（或地区）的货币主权？毫无疑问是该国（或地区）强劲的政治经济地位。只有拥有强大的政治保障，才能让一个主权国家（或地区）心甘情愿地为国际货币发行国（或地区）让出自己的本国货币主权。所以，一国（或地区）的货币要国际化，强大的政治实力是最根本的保障，也是必须要具备的基础因素。 那么，衡量一国（或地区）政治实力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本文认为，政治实力包括政治活动力和军事实力两个方面，一国（或地区）的政治活动力主要反映在该国（或地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所起到的作用、在国际事务中的规则制定能力、与同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外交活动能力；而衡量一国（或地区）军事实力的主要指标则包括该国（或地区）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现有武装部队规模和军力的总水平等。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货币又一次成为国际政治博弈中的焦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成为各国政府关注和相互角力的中心议题，这其中的核心无疑是美元是否会被取代？国家霸权和货币霸权又有什么关联？国际货币体系的背后是市场的力量还是政治的力量？政治实力究竟如何影响货币国际化？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把握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方向，而货币背后的政治因素是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的关键。 二、货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权力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是指货币的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和储藏手段三个职能在全球市场上的延伸，体现了国际交易者对该种货币的信心和需求。货币的国际化和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仅仅依靠市场原则，还是需要政治推动？ 主流经济学认为，这主要是遵循市场效率选择的结果，虽然没有完全否认国家的推动作用，但基本上认为可供国家政策发挥的空间很有限，国家的角色是辅助性的，主要是降低形成一个开放的国内金融市场所需要的成本，过多地介入反而会适得其反。他们强调，在全球开放的宏观经济发展背景下，不同国家的货币在国际金融与贸易市场上受供求关系决定，进而通过市场竞争逐步走向均衡，也就是不同货币在各类国际交易中的使用所占份额将逐渐保持稳定。当汇率发生变化，生产性资源、商品和劳务将在市场作用下产生边际再分配。货币国际化的动力根源在于市场参与者对效率和利益的追求，以及对交易风险的回避。在此视野下，货币国际化受“市场效率原则”主导。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货币国际化是各国对国际货币的竞争、限制和占有的过程，是国家权力之间的对抗与平衡，首先是一种政治现象。伯格斯腾指出，如果国际货币的供给国没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和实力，就难以获得国际上的普遍支持，也不能主导国际经济合作。②实际上，货币国际化是各国综合国力的反映，是不同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乃至军事舞台上所开展的激烈竞争，也是一个对国家间财富分配格局进行重建的动态过程。由各国货币竞争而最终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是一种金字塔式的全球性资源与财富分配机制。处于塔尖的国际货币发行国，因其在这一全球性分配制度中居于优势地位，因而具有影响、控制他国行为的能力，这也被称为“国际货币权力”（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③“国际货币权力”不仅仅是“权利”，也不单纯“为稻粮谋”；它具有“权力”的政治属性，因此不能仅用市场效率原则予以衡量。 国际货币权力的存在，主要来源于国家间经济往来中的一个客观事实，即国际经济失衡。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经济关系时常遭受痛苦震荡。其根本原因在于，只要开放的国际经济仍建立在以不同民族国家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基础上，任何国家都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约束：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所获取的收入，不足以抵偿其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和劳务而必须进行的对外支付。④而要解决这种约束，就是在相对价格、收入和汇率等综合影响下，生产性资源、商品和劳务产生边际再分配，其结果往往导致财富的跨国流动。 在国内层面，任何一种调节方式都是有代价甚至是充满“痛苦”的，也都会产生一种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效应，会损害国内某些阶层或者某些领域从业者的福利，因而任何一种主动调节措施在政府政治层面都是不受欢迎的，甚至会遭遇强大的国内阻力。很自然，每一个国家都倾向于让其他国家“主动调节”，而自己“避免”或“推迟”调节。所以说，调节目标、调节对象、调节成本、调节方式等问题，都关乎各个国家的实际利益。利益当前，道德约束就被抛之脑后，谁处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它就将利用国际货币权力让他国调而不让自己调。 实际上，一国（或地区）发行的国际货币的全球地位越高，它就越不需要主动调节本国或本地区的国际收支失衡，它可以直接发行国际货币来为本国（或地区）的逆差进行融资。近乎无限的清偿手段不仅可以使国际货币发行国（或地区）可以在宏观层面更加灵活地解决自身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最大程度地汲取他国的财富，也可以对他国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微观层面经济个体的行为偏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国际货币权力”的核心。安德鲁斯和赫莱纳对“国际货币权力”具体表现形式与机制分类总结如表1所示。⑤
美元就拥有这样的“国际货币权力”。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行“双挂钩”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全球货币与美元挂钩，使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元成为黄金“等价物”，美国承担以官价兑换黄金的义务，各国货币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发生关系。自此，美元承担起世界货币的角色，成为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美国有句俗语：“你借100美元，你在银行手里；你借1亿美元，银行就在你手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第一季度，在全球央行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62.2%。美国借给了世界各国一半以上的外汇，成为最大的“债务国”，世界当然就“捆绑”在美国手里。美国控制“世界货币”美元，对它拥有“绝对权力”。失去有效监督和约束，美国就不负责任地滥用权力，疯狂透支信誉，毫不顾忌地开动“印钞机”，推动全球货币供给迅速膨胀，导致流动性泛滥，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为“国际货币”拥有的“绝对权力”，国际货币的发行国（或地区）都会制定出国际货币战略，有目的地利用“国际货币权力”最大化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一些国家竭尽全力保持和推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地位和国际化进程以期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国际货币权力，而另一些国家则又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努力遏制他国的这种国际货币权力的过度扩张。斯特兰奇就曾提出，由于各国政府的外交行为和国际关系政策将会越来越多地向金融和货币事务倾斜，应当创建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即“国际货币的政治学理论”。⑦这也恰恰体现了货币国际化充满了政治因素。由此可以看出，国家之间的冲突和博弈成为货币国际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政治上的大国和强国必然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塑造者。因此，货币国际化不应看做一个单纯的市场过程，而是更加清楚认识到其背后国家权力的对抗与扩张。 三、货币霸权与国际公共商品 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各国的地位和角色各不相同，有的处于支配地位，有的处于依附地位。这同样反映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主流经济学理论引入公共商品解释这一现象。1971年，自由学派的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中，首次将“公共商品论”这一概念运用到国际经济学中，将各国的民族利益看做是私人商品，并将世界经济的稳定看做全球商品。此外，他还提出国际公共商品应当包括和平、开放的贸易体制、统一的度量衡和固定的汇率等。在“国际公共商品”理论基础上，他提出了“霸权稳定论”的观点，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需要霸权国，由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商品，其他国家可以“搭便车”。⑧在该理论中，“霸权国”是指在军事、政治、经济以及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实力均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并且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并实现其本国意志的大国。“霸权体系”则是指由霸权国领导和统治的体系。 1975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在《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中对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进行了拓展。⑨吉尔平指出，世界经济需要一个稳定者，这个稳定者的职责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为全球的剩余产品提供市场；二是保证国际资本流向潜在的借方；三是在金融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银行无法正常工作的紧要时期，要充分承担起金融机构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四是维持国际汇率结构的稳定；五是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且还要在必要时与他国分享市场短缺的资源。但是同金德尔伯格的理论不同，吉尔平主要是从民族利益的角度来阐述大国的霸权，强调霸主从国际经济体制中获得的收益将远超过其他国家。发展至今，“霸权稳定理论”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颇具影响的核心理论之一。 “霸权稳定”的核心思想即是国际经济的真正稳定需要一个世界政府。通常情况下，一个社会的公共商品应该由政府来提供，但是在无政府存在的国际社会中，只有大国或霸权国才有能力提供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公共商品。小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仅充当了搭便车者的角色，中等大小的国家虽然有足够的能力损害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但是却没有长期稳定它的能力，只有大国既有能力又有责任来担负起领导并维护全球经济体系的职责。 当然，充当霸权国除了具备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外，还需要有成为霸权国的意愿，即愿意在国际体系范围内为其他国家提供公共物品，从而保障国际政治的稳定和国际经济的繁荣。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对其自身利益的权衡。英国和美国之所以愿意在其霸权的鼎盛时期建立并维护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是因为它们从中获取的收益大于支出；而当收不抵支时，霸权国便不会履行这份责任。同时，也不应当仅仅按照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来确定国家之间的相对地位，而应当同时考虑政治，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大小和生产效率的高低。前者代表了一个国家对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程度，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与国际经济体系之间的密切程度。一个国家能够从自由贸易中获取的收益会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增加，伴随着收益的增加，该国也会更愿意支持整个国际经济体系。 作为一个理论范式，霸权稳定论在设计上十分巧妙：假设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有赖于霸权国自愿运用其能力来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并允许其他国家搭便车。这种因果关系可以被加以公式化：能力×意愿=稳定。但是现实却远非如此简单，这种理论设计掩盖了霸权国的“利己性”，霸权国追求自我价值和自身利益的欲望和冲动是“原罪”，无法克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重大国际事件中，霸权国也都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其背后都是政治要素和经济要素之间的协调和均衡。所谓“国际公共商品”，其实也只是霸权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幌子和工具。本文从三方面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一）为什么霸权国要提供所谓公共产品 理性是指行为体基于自身的偏好，为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标而估算各种行动过程的成本和收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行为体偏好，同样是基于它们对自身而非他者福利的估算，寻求在一系列连续且有排序的目标中实现价值最大化。而霸权稳定论中关于霸权力量的道德性建构，只不过是一种粉饰。事实上，霸权国提供所谓公共商品的动机依然是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福利，实现自我偏好，确保利益最大化。对于霸权国而言，它在权力分配格局中所拥有的优势地位，是令它满意的现状。为使这一现状得以延续，霸权国必须通过建立和维护国际机制（比如贸易机制和货币机制）等方式来确立起国际关系的行为规则。在国际机制的创设阶段，霸权国从各个层面做出对自身有利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在机制建成之后，霸权国还会继续以其权势地位来力保自身利益在国际机制中不受伤害并可更大限度地实现。为此而提供的所谓公共产品，并不是道德贡献，而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工具。 而当霸权国的地位受到挑战时，霸权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会拒绝提供公共物品，甚至率先破坏国际机制。“二战”以后，美国虽然向国际社会提供了诸如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公共商品，但是这些机构和体系的创立和维持，都是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一旦这些公共商品的存在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悖时，美国就会变成这种国际秩序的破坏者。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实力和地位受越南战争的冲击，面临严重的国内社会危机，国内通货膨胀严重，财政赤字激增，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单方面终止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美元和黄金兑换关系，从而使西方国家的股票大跌，国际金融局势动荡。由此观之，霸权国愿意套上提供公共商品的“枷锁”，是因为这是成为最大的取利者所必须付出的成本代价；而卸掉枷锁则是要摆脱对其利益追求的束缚，避免无谓的牺牲。归根结底，霸权国还是理性地“利己”，而非为了“利他”。 （二）究竟是“搭便车”，还是“讲政治” 霸权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商品，其他国家就可以少付成本、多得收益地“搭便车”吗？这种逻辑貌似合理，但实际却掩盖了事情的本质，忽略了“搭便车”背后的政治因素。“二战”后，美国确实为一些国家提供了经济援助，但都是附加政治条件的。例如1947年的“杜鲁门主义”和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名义上都是为了复兴战后欧洲经济，但实际上只为与苏联对抗的国家提供。这种经济援助是将西欧纳入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扩大自己势力范围的手段。“搭便车”仅仅是表面现象，“讲政治”才是最终目的。 以贸易领域为例，“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与其盟国的贸易关系中实行贸易自由主义，容忍盟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具体来说，美国的国内市场对盟国开放，允许盟国以低价向美国倾销商品，而美国商品则被各种贸易壁垒挡在盟国的市场之外。概言之，也就是所谓接受盟国在贸易关系中对美国的“歧视”做法。美国此举是希望通过贸易来使盟国获得更多的资金以恢复和发展生产，重振经济实力，并且为盟国国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消减战争结束之后因大量失业而造成的社会动荡，以巩固对美国奉行“友好和遵从”政策的政党在其国内的政治权力。这有助于阻止盟国国内的社会主义政党获取政权，从而遏制苏联势力的进一步扩张。 同时，这种做法也充分展示了美式资本主义的特征：财富与权力紧密相联，在巩固权势地位的同时，也不放弃对财富的保有和追求。如果美国不通过贸易输血的方式促成盟国经济命脉“自我造血”功能的恢复，美国将被迫持续对这些国家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与援助。而这些投入的回报率将因为盟国的不断依附而前景渺茫。美国不愿意承受这样的“赔本生意”。容忍盟国对美国商品的贸易壁垒，而对盟国开放美国市场，实际上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投资，争取长期稳定的利益。美国所希望的就是在盟国经济复兴之后，这些国家的国民逐渐培养出对处于产业链中高端的美国商品的消费兴趣和消费能力，同时也增加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和情感信任，以此得到对美国作为世界政府的认同。此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便日趋强化。 （三）霸权国如何利用国际货币体系获利 霸权国的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霸权国主导创设并维护的国际货币机制是国际货币体系有效运作的保证，它们具有调整、创造清偿手段和树立信心的作用，具有影响到各国和其他集团的利益的能力，这也就是霸权国及其创立的机制提供的货币领域的公共商品。霸权国承担建立和维持国际货币机制运行的各种成本，使得从属国可以“搭便车”。 问题是，无论是调整、创造清偿手段还是树立信心，霸权国都有对本国利益的考虑，要将本国利益和对他国影响做权衡。霸权国货币在整个货币机制设计中居于核心地位，使霸权国获得了在金融和贸易等方面的诸多优势。在调整方面，当出现国际收支失衡的局面时，必须有一种普遍接受的方法使货币恢复平衡，因为各国通货膨胀（或紧缩）的差异会使货币价值发生变化。虽然逆差国或顺差国都可以进行调整，也就是通过逆差国货币贬值或顺差国货币升值来变动汇率；但是每一个国家都会从其自身实际利益出发，考虑调节目标、对象、成本和方式等问题，而倾向于让其他国家“主动调节”，让自己“避免”或“推迟”调节。因此，霸权国会利用自己的“货币霸权”迫使其他国家承担调整成本，而并不如霸权稳定论所宣扬的是由霸权国单方面做出牺牲。 以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例。1976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上形成牙买加体系，打破了原有的“双挂钩”，实行了多元本位币和浮动汇率机制。这看似对美元的削弱，但由于美国凭借着强大的国际金融地位和政治话语权，其“世界政府”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使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仅没有降低美国的霸主地位，反而合法地放弃了美元本位币所应尽的国际义务，货币发行也不再考虑世界经济的真实需求。特别是牙买加体系实行浮动汇率机制，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国际货币体系陷入无序的状态。同时，牙买加体系没有制度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也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完全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国际收支的失衡。失去了制度约束和道德约束，美国将不再顾及自身的国际收支失衡，而是通过直接发行国际货币即美元，为本国逆差进行融资。结果便显而易见：世界向美国出口产品，美国向世界出口日渐贬值的纸币。至此，国际货币体系成为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金融工具。 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世界经济新兴力量的崛起，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巨大冲击。“变则通，不变则壅”，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美国霸权提供的国际公共商品，也是美元全球霸主地位的执行者，其沉浸在70年来的霸权幻想中，不寻求自身改变，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也只好“另起炉灶”，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包容性改进”。2014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简称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丝路基金先后成立，以新兴经济体为主导的新型国际金融机构及合作体系破茧而出。金砖银行及亚投行、丝路基金的建立，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中长期贷款，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货币汇率风险和财政困难，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建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而成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发展中国家层面”的有益补充，这也将打破当前仅由美元霸权为代表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升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推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多元方向改革发展。 四、币缘政治与国际货币体系 18世纪早期的“货币名目论”认为，货币的使用主要是基于货币发行当局的权力，即流通手段之所以最终会演变为货币，本质上是由于硬币（或更广泛的货币工具）是和君主的地位联系在一起的，而并不是由于它们恰巧由金、银、铜以及现在的纸所制成。随着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世界格局的演变突破了原有的地缘框架，“货币名目论”强调的一国货币与国家主权的关系，逐渐发展成为多国货币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关系，“币缘政治”理论由此产生。“货币名目论”和“币缘政治”理论提供了研究国际货币体系产生和发展的新视角和新思路。 “货币名目论”的代表、经济学家古德哈特提出：“各种货币的空间范围决定与经济成本最小化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主权。”⑩古德哈特通过将“货币名目论”和“最优货币区理论”进行比较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具有明显的理论缺陷，即将国家主权与货币分离，忽略了使货币区和国家边界重合的“政治经济”因素。而在该理论基础上产生的欧元，使得历史上传统的货币创造和国家主权之间的关联弱化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欧洲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是绝对独立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古德哈特从“货币名目论”的角度提出，欧元区成员国的政府及其财政职能没有随着货币联盟的统一而结合，这种货币集权化和政府在国家层面的非集权化，尤其是主要财政权力仍保留在主权国家手中的现象，是这一体系潜在的风险来源。除了古德哈特以外，切萨拉诺同样提出国家主权政治对货币的影响力，并且国家边界应当与均衡货币区相对应。(11)“货币名目论”还暗含了一点，就是法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现任政府的信心，以及继任政府将会如何对待该货币的预期，而与过去和预期的货币供给增长率无关。对该观点进行发展的代表人物为米切尔和达西。(12)(13)从“货币名目论”角度来看，政府几乎无一例外地掌管了货币创造的主要权力，政府在干预一国货币系统的运行和组织中是不可避免的。 “币缘政治”理论是在“货币名目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谓“币缘”，指货币与人们生产、交换及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在全球体系出现以前，各经济体在空间上相对分隔，建立在一国或区域货币基础上的货币关系，本质上是国家内部或区域内部的一种社会关系。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全球体系的基础，币缘就成为了在国家之间以及国家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关系。 币缘政治是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是左右当代全球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杠杆。与发端于主权、视国家为空间生物、认为地理环境是国家政治行为基本因素的地缘政治不同，作为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币缘政治着眼于国家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政治关系，体现着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的对抗。币缘政治更关注于国际关系体系中的货币因素，其核心在于由谁及如何控制币权。国际货币体系成为控制币权的工具，谁控制了国际货币体系，谁就在“币缘政治”中延续了霸权。 因此，在币缘政治框架下，各国不惜通过军事对抗乃至战争来控制币权。当我们追本溯源，研究国际货币体系建立的历史，就会发现国际货币体系从最初就是战争的产物，与国际政治格局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浴血奋战”的结果。 （一）滑铁卢战役、维也纳体系与英国的金本位制 1815年滑铁卢战役后，形成了维持欧洲均势格局的维也纳体系，作为主导者之一的英国自然是该体系最大的、直接的受益方，通过割地赔款、构建军事同盟等手段，增强了自身综合国力。1816年，即滑铁卢战役的次年，英国便宣布实行金本位制，使得金本位制作为一种货币制度在西方世界首次确立。1819年，在英国国会就选用白银还是黄金作为本位货币的辨论中，著名经济学家李嘉图就是出于对黄金数量的充分信心考虑，使国会同意选用黄金而非白银作为英国的本位货币。如果不是在滑铁卢战役中获取大量战争赔款，和在维也纳体系中获取主导地位并赚取足够的黄金储备，英国是绝不可能实行金本位制的。1821年，英国率先全面实行金本位制。 （二）普法战争、俾斯麦体系与欧洲金本位制 半个多世纪后的普法战争中，刚刚崛起的德国击败了东山再起的法国。普法战争的失败使法国再一次遭到遏制，以法国主导的拉丁货币同盟衰落。意大利、德国先后完成统一，俾斯麦体系重新规划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形成了新的均势。在国际金融领域也形成了新的局面，德国的统一使其迅速成为欧洲强国，同时其金融实力由于获得大量战争赔款而大增，战争结束后便宣布实行金本位制，其他国家也陆续实行金本位，使金本位制成为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作为最早实行金本位国家的英国，已经处于国际金本位体系的主导地位。 （三）“一战”与“二战”期间的过渡时期 20世纪初，迅速崛起的德国破坏了欧洲的国际关系格局，终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协约国”两极体系的战争，再一次严重地影响了国际货币体系，使统一的国际金本位制在经过40年“黄金时代”之后随即崩溃，破碎成各个列强势力范围内的、局部的金块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因为战争后续影响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动荡，“一战”与“二战”期间国际货币体系虽然实行了一些临时的、局部的措施，对金本位制进行修补或挽救，但并没有形成全局的、稳定的国际货币制度，直至“二战”后形成统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四）“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 “二战”结束后，美国以胜利者和西方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开始以自身为中心构建政治、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世界体系，并最终形成了雅尔塔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雅尔塔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基础上的国际金融格局，或者说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国际金融中的体现，是美国在货币领域的“战利品”。 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方案的“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都带有“理想设计”的色彩，虽然各有利益倾向，但两个方案设计的世界货币都是超主权货币：“尤尼塔”（Unitas）和“班柯尔”（Bancor）。但国际货币体系终究还是政治的产物，而政治家们较量的结果最后使得美元成为了世界货币，成为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货币领域的一种国际协定安排，反映的是美国的政治经济霸权。 （五）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与牙买加体系形成 美元与黄金的脱钩如同摧毁了布雷顿森林大厦的基柱，使其应声倒下。当美国于1971年8月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时，这意味着一个单方面“撕毁合同”的逃债行为。如果说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的设计是“巧取”，那么此时的赖账就是“豪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动荡混乱，美元的国际地位不断下降，出现国际储备多元化状况，许多国家实行浮动汇率制，汇率剧烈波动，全球性国际收支失衡现象日益严重，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矛盾重重，斗争激烈，最终于1976年形成《牙买加协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黄金非货币化”化解了美国作为国际金融霸主的唯一成本。路径依赖使得世界各国别无选择，历史的惯性使美元仍是世界货币，但是已经没有了兑换黄金的义务。这一行为意味着美国成功摆脱了其作为主导者的责任，成为面向全世界的信用货币的发行者。《牙买加协定》也标志着商品货币制度的最终结束和信用货币制度的全面展开。 检索历史后我们认为，币缘政治在国际货币体系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国际货币体系在本质上是国际政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导权是靠政治实力甚至是军力取得的；军事力量作为政治主权最直接的体现方式，是币缘政治的最重要后盾和保障；二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变化都是在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改变的前提下实现的；三是国际货币体系从来都不是协商的结果，而是综合实力竞争的结果。概言之，国家、政体、货币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紧密相连的。货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国际货币体系是币缘政治角逐的结果。 五、美元“牛”势背后的政治逻辑：美国案例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货币是一国主权的象征，货币即政治，政治又是经济的护身符。货币国际化是一种权力，它不仅可以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还能够为货币发行国带来巨大的收益。而货币国际化与货币发行国的政治实力关系紧密，政治实力是货币国际化的关键因素和重要支撑，这便是隐藏在货币背后的政治逻辑。悉数当今世界上各种货币，最能将货币背后的政治逻辑体现得淋漓尽致的便是美元。 美元霸权地位的真正建立始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遭受战火的摧残，欧亚经济一蹶不振，相比之下，美国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而成为唯一一个没被战火波及的国家，加之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使美国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国。英国经济虽然遭受重创，但在当时英镑仍然是重要的世界货币。为了使美元取代英镑成为首要的世界货币，美国政府以经济援助为条件，通过政治谈判迫使英国提前实现英镑自由兑换。这一谈判的结果是，在英国如期放开英镑兑换限制之际，各国英镑持有者迅速将英镑兑换为美元，使英镑的外汇地位下降，至此英镑的首要世界货币的地位终结。以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为标志，美元彻底取代英镑成为被官方认可的主导性国际货币。 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国际收支恶化，加之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率下降，使美元的价值遭到质疑，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均在美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以失败告终。至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以及固定汇率制的垮台，标志着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瓦解。在之后的几十年期间，美国依靠其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实力，使全球石油、粮食等重要战略资源均以美元作为结算标准，逐步扩大了美元的霸权地位，形成了以石油霸权、粮食霸权、美元霸权为核心的联动机制，并强化了以美元为枢纽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由于世界各国对美国的信赖以及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广泛应用，美元享有了比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更大的权利，真正拥有了制定全球货币政策的霸权。从美元霸权的产生到逐步扩张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的政治影响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元霸权不仅扰乱了全球信用总量、信用创造与真实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关系，更导致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输入型通胀、外汇储备贬值等国际金融风险。各个区域国家之间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共同抵御危机和风险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而以中日为核心的亚洲国家更是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进程。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述，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是货币国际化的基本前提，国家霸权支撑了货币霸权。亚洲各国在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基本格局不变，美国的绝对领导地位在短时间内就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张云和刘骏民的研究就曾证明，支持美元霸主地位的是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亚洲短期内难以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而具体的汇率制度安排则是为美元霸权利益服务的，仅是地缘政治的延续。(14) 欧元从问世到欧债危机发生之前，一直表现良好，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但从和美元进行抗衡的角度来说，很多研究如艾肯格林、凯南、林和波兹南等，都表明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中长期内并不会被欧元取代。艾肯格林运用历史数据进行的计量分析表明，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将超过美元，但这个过程会非常缓慢。(15)凯南的研究表明，欧元并没有突破之前德国马克的国际地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欧元会在短期内替代美元。(16)林运用1999～2005年的外汇交易市场数据检验了欧元挑战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相反观点，结论支持了“网络外部性”的观点，而且美元的优势地位将继续加强。(17)波兹南认为，虽然美元汇率不如过去坚挺，美国独一无二的政治地位会确保美元的霸主地位，欧元短期内不会取代美元。(18) 欧元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仅次于美元，如果欧元对美元中长期内都难以构成威胁，人民币就更加不可能了。艾肯格林提出建立能够吸引国际投资者的稳定且有效的市场，需要货币发行国的央行对其进行持续灵活的管理和发挥最后借款人的作用。显然，中国人民银行目前还未达到这样的高度。(19)艾肯格林提出，如果人民币现在可以与美元抗衡，那么中国政府就不需要再持有巨额的外汇，而只需要开足马力印钞票就可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显然，中国尚未开放的资本账户和金融市场无法实现运行国际货币的要求。(20)此外，艾肯格林还表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元的国际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元仍将是国际主导货币；欧元会在欧洲地区迅速发展，而人民币在经过漫长的发展后，会成为亚洲主导货币，但是它们都不会对美元造成威胁。 从下页表2可以看出，欧元产生以来并没有从本质上动摇美元在国际外汇储备资产中的绝对统治地位，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资产中，美元占比超过65%，欧元仅为22%左右，并且该结构并没有受到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次贷危机过后，很多外国央行都提出希望能够将人民币纳入到它们的储备资产中。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际接纳范围也随之扩大，包括英国、欧盟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其官方储备资产的范畴。截至2013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已与23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达2.57万亿元，人民币的外汇储备功能进一步增强。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元并没有像之前很多学者预测的那样开始走下坡路，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坚挺，尤其是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后，大量资金出于避险考虑回流美国，美元仍然是最优的避险工具。
古德哈特明确指出，国际货币发行国必须首先具有强大的政治实力做后盾，军事力量则是政治主权最直接的体现方式。(21)强大的政府倒台后，会导致铸币的停止或质量下降，以及向易货贸易的倒退。在该理论下，任何区域内的货币都和政府的稳定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该地区的主权政府将在其国境内维持一种单一货币。该理论暗含的一点是，法币的价值将取决于人们对于现任政府在未来的存续期，以及继任政府将如何对待该货币的预期。因此，支持一国政府存在的最重要后盾就是军事力量的强大。由表3可以看出，美国的军费开支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比重超过40%，足以说明美国政府对军事力量的重视。中国的军费开支现在仅次于美国，但是要达到美国的高度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积淀，要在短期内超过美国的军事实力更是无法实现。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是美元在未来中长期继续保持强势的最有力保障。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美元霸权不仅是美国霸权的一部分，也是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从而成为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美元霸权短期难以撼动，由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联合支撑。只要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美国霸权得不到根本改变，美元霸权就还会持续，美元还会“牛”下去。这也是国际货币的政治逻辑之所在。 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政治实力和货币国际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一国（或地区）的货币要国际化，强大的政治实力，是最基本的保障，也是必须要具备的根本因素；政治实力通过国际货币权力、国际公共商品和币缘政治等角度，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理论分析基础之上，依托于美元的相关数据，证明了美国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是美元在未来中长期继续保持强势的最有力保障。本文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主流经济学认为货币国际化完全由市场力量推动是有失偏颇的。本文认为，货币国际化的过程是各国对国际货币的竞争、限制和占有的过程，是国家权力之间的对抗与平衡，首先是一种政治现象。由各国货币竞争而最终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是一种金字塔式的全球性资源与财富分配机制。处于塔尖的国际货币发行国，拥有“国际货币权力”，在这一全球性分配制度中居于优势地位，因而具有影响、控制他国行为的能力。因此，货币国际化不应看做一个单纯的市场过程，而是更加清楚认识到其背后国家权力的对抗与扩张。 第二，霸权稳定论认为，国际经济的真正稳定需要一个世界政府，由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商品，其他国家可以“搭便车”。但是这掩盖了霸权国的“利己性”，霸权国追求自我价值和自身利益的欲望和冲动无法克制。霸权国提供所谓公共产品的动机是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福利，实现自我偏好，确保利益最大化，并由此设计和安排贸易规则、货币机制、国际关系行为规范等。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作为货币领域最重要的国际公共商品，已经成为美国霸权实现国家利益的金融工具。 第三，币缘政治强调，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全球体系的基础，国家之间的关系基于各国货币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政治关系，体现着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的对抗。币缘政治更关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货币因素，其核心在于由谁及如何控制币权。国际货币体系成为控制币权的工具，谁控制了国际货币体系，谁就在“币缘政治”中延续了霸权。因此，各国不惜通过政治对抗乃至军事战争来控制国际货币体系，最终获得币权。 第四，本文归纳的数据表明，美元目前的国际霸主地位中长期内都不会被其他货币所取代，美元仍然是世界主导货币，欧元和人民币目前的发展现状远不足以对美元造成威胁。在现阶段，我国对美元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只有适度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后，人民币的国际化职能才能有实质性突破。美国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是美元最有力的保障和支持，这也决定了现阶段其他货币不可能超越美元。 第五，在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文认为，应当将更多政策向拓宽贸易市场和金融市场发展深度及广度的方向倾斜，改革和完善中国的贸易结构升级和金融体制建设，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现代贸易结构和金融制度，充分把握“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利用上海自贸区、香港和伦敦当前金融市场的国际影响力和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特殊优势，最大程度上拓宽人民币的海外金融业务范围和投资渠道，促进人民币金融交易，提升人民币国际影响力。 纵观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历史长河，主要国际货币角色转换进程的背后都贯穿着一条清晰的逻辑主线：“强权与强币紧密结合”。从希腊的斯达特到今天的美元和欧元，每一种国际货币都是在继承前身货币特权的同时取代了前身的国际地位。政治势力和货币国际化密不可分，霸权国家必定支配霸权货币体系，并且最大限度地利用其“货币特权”从国际市场中获取巨额收益。但是，“当我们看到身前的阴影，不要害怕，那是因为身后有阳光”。虽然美元霸权短期难以改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并非一蹴而就，道路还会曲折艰难；但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国际金融体系新需求和世界人民对自由民主经济秩序的强烈渴望就是那缕阳光，如旭日初升、势不可挡。历史终将证明，单极世界金融体系不利于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欧美主导的全球经济格局正悄然巨变，国际金融体系也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多元方向进一步改革发展。 ①查尔斯·古德哈特：《古德哈特货币经济学文集（上卷）一货币分析、政策与控制机制》，康以同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42-47页。 ②Bergsten,C.Fred,"The Dilemmas of the Dollar",The Economics and Politics of United Stat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75,p.43. ③David M.Andrews,"Monetary Power and Monetary Statecraft",in David M Andrews,ed.,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Ithaca and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8. ④Harold James,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since Bretton Wood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3. ⑤David M Andrews,"Monetary Power and Monetary Statecraft," in David M Andrews,ed,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p 12; Eric Helleiner,"Below the State:Micro-Level Monetary Power," in David M Andrews,ed,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wer,p 84. ⑥赵柯：《货币国际化的政治逻辑——美元危机与德国马克的崛起》，《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5期。 ⑦Strange,S,"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World Politics,vol.23,no 2(1971),pp 215-216. ⑧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宋承先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57页 ⑨罗伯特·吉尔平：《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钟飞腾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38页 ⑩查尔斯·古德哈特：《古德哈特货币经济学文集(上卷)——货币分析、政策与控制机制》，康以同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42-47页 (11)Cesarano,F.,"Currency Area and Equilibrium",Open Economics Review,vol.8,no.1 (1997),pp 51-59. (12)Mitchell,W.C.,A History of the Greenback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03. (13)Dacy,D.,"The Effect of Confidence on Income Velocity in a Politically Unstable Environment:Wartime South Vietnam",Kyklos,vol.37,no.3(1984),pp.414-423. (14)张云、刘骏民：《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规律和重建原则》，《上海金融》，2009年第1期。 (15)Eichengreen,B,"Sterling's Past,Dollar's Future: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Reserve Currency Competition",NBER Working Paper,No.11336,May,2005. (16)Kenen,P.B,"The Euro versus the Dollar:Will There Be a Struggle for Dominance",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vol.24,no.4(2002),pp.347-354. (17)Lim,E.G.,"The Euro's Challenge to the Dollar:Different Views from Economists and Evidence from COFER and Other Data",IMF Working Paper,WP/06/153,June,2006 (18)Posen,A S,"It's Not Just about the Money",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Spring(2008),pp.10-11. (19)Eichengreen,B.Sterling's Past,"Dollar's Future: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Reserve Currency Competition",NBER Working Paper,No.11336,May,2005 (20)Eichengreen,B,"The Dollar Dilemma",Development Outreach,December(2009),pp.47-49. (21)查尔斯·古德哈特，《古德哈特货币经济学文集(上卷)——货币分析、政策与控制机制》，康以同等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4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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