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认同（专题讨论）——1.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与多民族统一国家观念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少数民族论文,多民族论文,国家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6-0091-12
[主持人语]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秦汉起进而形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史学记录着这一伟大文明的发展历史，其中，少数民族史学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出了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认同的客观趋势。这个客观趋势是历史上的任何矛盾、斗争都阻止不了的。因此，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应当不断丰富、充实少数民族史学的内容，以加深我们对多民族统一国家之历史和现实的认识。在这方面，史学界已经作了许多努力，产生了一些成果，但发展的空间仍然是恢宏广阔的。2007年9月21—23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举办了全国性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与历史学多学科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提供论文四十余篇，就会议主题展开热烈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河北学刊》对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十分关注，乃设立专题进行讨论，以期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这组论文，正是反映了作者、编者的这一共识。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我们一方面要作大量的个案研究和区域性研究，这是这个领域研究工作的基础；同时，我们也应当思考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整体面貌，这是这个领域研究工作的全局。它们的关系是：脱离了具体的研究，无以谈论全局；没有全局和全局观念，具体的研究也难以有进一步提高。
关于全局，至少要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界定“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二是怎样认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总相。就这两个方面，笔者讲一点自己的认识，向同行们请教。
第一，怎样界定“中国少数民族史学”。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这里所说的少数民族史学，是指在中国史学发展中，那些记述各少数民族历史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记述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治统治实体及其统治范围内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记述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同中原地区民族与政治统治交往的历史。这些记述，不论其作者出身于何种民族，不论其采用何种文字、何种体裁，也不论其所作是专书、专篇或专书中的某些部分，包括作者的思想和撰述活动，等等，都可视为少数民族史学范围。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其统治范围内，设立了译书所，用以翻译汉文经书和史书，这种翻译史书的活动，也应视为少数民族史学活动。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史学中始终存在着撰写少数民族历史的优良传统，因而亦始终存在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优良传统。这同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息息相关。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了民族“平等”的思想了。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不同的民族观念，孔子与孟子的民族观有所不同，司马迁与班固的民族观也有所不同[1](P1—14)。但这种不同，并不能从根本上阻碍史学家们关于多民族历史的记述，同时，也不能从根本上阻止史学家们对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述。这就是中国史学中始终存在着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优良传统的历史原因。
第二，怎样认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总相及其阶段性特点。
这是我们要着重探讨的一个新问题。笔者认为，结合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发展来看，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大致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其中，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阶段，是先秦、秦汉时期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起步阶段。
我们所说的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传统，至迟可追溯到《尚书》、《诗经》、《春秋》和《左传》等书，它们清晰地反映出了西周时期多民族的存在和春秋时期中原的“诸华”、“诸夏”同周边的戎、狄、蛮、夷不断交往、冲突、融合的历史[2]。从这个意义上说，《左传》一书不只是记述了春秋时期周王朝同各诸侯国的历史，而且也记述了“诸华”、“诸夏”同戎、狄、蛮、夷各族的关系史。顾栋高所著《春秋大事表》，其中的《四裔表》就是从《左传》等书中钩稽出了春秋时期戎、狄、蛮、夷的历史。
两汉时期，《史记》、《汉书》都包含了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历史专篇。举《史记》为例，白寿彝这样指出：“《史记》把环绕中原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按地区分别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这与先秦记载之局限于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有关事迹，是大不相同的。秦汉的空前统一局面及其对外交通的发展，使当时人大开眼界，也使我们的历史家能写出这样包容广大的民族史。”[1](P6—7)班固的民族观比之于司马迁要落后一些，但他还是在《汉书》中撰写了少数民族历史专篇，即《匈奴传》(上、下)、《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和《西域传》(上、下)等。《史记》、《汉书》为少数民族立传，一方面写出了有关民族的历史，同时也写出了这些民族同中原皇朝的联系，可以看做是少数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结合。此后，历代“正史”大多模仿《史记》、《汉书》的做法，从一个重要方面形成了撰写少数民族史优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认为，《史记》、《汉书》的上述做法，乃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滥觞。
第二阶段，是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特点是多途发展局面的形成。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发展概况，可以从《隋书·经籍志二》“霸史类”和《新唐书·艺文志二》“伪史类”的著录而得其大体。这时期面世的十三部“正史”中的十一部“正史”，都有少数民族史的专篇；而这十三部“正史”中的《魏书》、《周书》本身就是皇朝史与民族史的结合，《北史》则是几个朝代通代的皇朝史和民族史的结合。这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少数民族史学遗产。《华阳国志》作为较早的地方史撰述，反映了西南少数民族史的面貌，弥足珍贵。崔鸿的《十六国春秋》是少数民族史学的重要著作，可惜久已散佚；其所著《十六国春秋纂录》一书，有《汉魏丛书》本，前人疑者有之，信者亦有之，这里依清人汤球之说，信而存之，并可以其与《晋书·载记》作对比性阐述，以揭示这两部少数民族史的面貌和异同。杜佑《通典·边防典》实质上是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①，其所记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各族的分布、族源、历史、风俗以及与中原皇朝的关系，条分缕析，灿然可观；尤为难得的是杜佑的进步的民族观和民族史观，这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最先进的民族思想。晚唐面世的《蛮书》(亦称《云南记》)是一部反映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史的专书，包含有丰富的民族史内容，也展示出一部民族史应有的规模。这期间还有一些有关少数民族史学的一些重要事件，如北魏崔浩国史案，北魏宗室元晖主持撰集《科录》，隋朝魏澹著《魏书》、裴矩著《西域图记》，唐初李延寿所著《北史》的少数民族史特色，盛唐时期张大素、元行冲先后撰成的《后魏书》和《魏典》等，说明魏晋隋唐间的北朝史或北朝史所具有的少数民族史学特征，始终受到史学家和政治家的重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藏族史学此时已开始产生，汉文典籍《史记》、《尚书》、《战国策》、《礼记》、《左传》、《毛诗》、《文选》等相继传入吐蕃，有的已有藏文译本，所有这些，对藏族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3]。
第三阶段，是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其特点是深入发展的趋势。
深入发展趋势的标志，首先是少数民族文字的发明及有关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出现，如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等，有些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并得以流传下来，如西夏黑水城文献、《蒙古秘史》(亦称《元朝秘史》)与《红史》等。其次是少数民族史与少数民族贵族所建皇朝史的进一步结合，这突出反映在辽、金、元三朝的实录和国史的撰写。再者，是辽、金、元三朝均有译书机构，把大量的汉文文献译成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其中不乏历史著作，如“十七史”、《贞观政要》、《通历》、《资治通鉴》等，这也是少数民族史学的一部分，它们对促进民族间的历史文化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阶段，是明清时期(1840年前)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三个高潮，其特点是全面发展的态势。
这种态势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一是方志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和撰述，这在全国总志和众多的地方志中均有突出反映。二是清代方略体史书的出现，这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军事活动的历史记载，其中包含了不少少数民族史的内容。三是明清两朝的实录部帙浩繁且都流传至今，其中也有丰富的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社会面貌的记载。四是清代学者对辽、金、元史作了许多补撰和研究；而这一时期藏族史学在史书体裁、史书的数量和种类等方面都有了重要的发展[3]。
第五阶段，是中国近代(1840—1949)的少数民族史学，其特点是在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和撰述中，民族危机意识和民族觉醒意识的不断提升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及发展。
上述特点，从19世纪后半叶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姚莹的《康
纪行》，到20世纪上半叶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1928年版)、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世界书局1934年版)、马韬武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上海民众书局1942年版)、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上海光华出版社1948年版)等书，关于中华民族及其多民族组合的研究，都有充分的反映。这时期的民族意识、民族危机意识、中华民族的观念等，都同近代国家观念、疆域观念相联系，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相联系。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开宗明义，对“中华民族”作了这样的论述，他写到：
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差不多占了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在这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以汉族的历史为例，可以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4](P622、623)。
这些论述，是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认识的最集中、最科学地概括。
第六阶段，是现代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新阶段。
所谓“新阶段”的“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更大的范围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民族史和少数民族史学，这是历史观上的一个根本性变化。二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其所得资料在两亿字左右，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此后，以这些资料为基础撰写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志)，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这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是涌现出了一大批中国民族史和中国少数民族史专著，开辟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新阶段。
我们提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问题，是为了继承老一辈学者的遗志，推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早在1986年，白寿彝在其所著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提出了研究少数民族史学的任务，并强调了这一任务的特殊重要性。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学，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中国史学有注重多民族史学研究和撰述的传统，加强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一优良传统的认识；其二，中国史学史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加强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史学史内涵及其价值的认识；其三，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加强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可以从史学发展上和历史文化认同的客观趋势上阐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及其意义，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弘扬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从而推进当前的社会主义事业。
中国少数民族史学这一研究领域有多种途径和广阔的前景：比如关于这方面的汉文文献资料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文字文献资料的研究；又比如可以从文献学入手研究，也可以从史学史入手研究；其研究所得可以撰写成考证性的论文，也可以撰述论述性的论文，还可以写成学术专书，等等，因此我们说它有多种途径和广阔前景。当然，所有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都应当具有全局意识和历史主义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高度自觉的反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观念。
注释：
①《通典》的九典之中，《兵典》不记兵制而叙用兵方略，被宋人称为是兵家之书。《边防典》不记制度而叙少数民族的历史，同《兵典》相类似，而又各有其旨，反映了作者的深意，即中唐用兵的重要和民族关系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