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精英的二元职业路径：1949-199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路径论文,精英论文,职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一个执政已超过一代且面临着（管理）问题的革命集团，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苏联的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一个统治阶级了吗？还是苏联共产党仅是一个非世袭的精英？如果如此，那么这种精英的特征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及相似问题的（解答）对于社会学理论和应用政治学来讲，是十分有意义的。
——B·摩尔(Barrington Moore 1944:267)
在这样一个对50年前共产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激烈变革的时期，许多学者都争相验证社会分层秩序的变迁。他们的努力掩盖了一个令人焦虑的事实：我们对于共产主义政权首次受到社会学家关注时所提示的那些问题，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回答。例如，我们问及市场的扩张或者共产党的衰退是如何使教育的作用和政治地位的作用发生变化的？近十年我们对此相对作用的经验性理解并没有得到显著地深化，也没有超越战后初期对此问题的研究。
当我们问到有关党员或政府官员——极端的即得利益主体——社会优越性这类问题时，最困扰我们的就是背景知识的缺乏。无论是谈论代际流动（革命前后或者随后的各代）和广泛的实物再分配（例如：住房和享用国有财产与设备的特权），还是谈论党员身份和教育在职业流动中的重要性时，我们对这些基本社会过程中政策作用的分析仍停留在早期水平。
政策和生活机会：研究问题的途径
从战后苏联的调查到流动比较研究
二战后，苏联的分析者专注于研究对专业技术能力和政治忠诚的要求是如何同时被满足的，这种满足能使国家繁荣。摩尔(Barrington Moore 1944,1954)将此界定为权力和地位分配的竞争原则。他认为苏联不可能继续维持斯大林时代特有的，对意识形态忠诚的极端强调，而很可能形成一种由能力原则支配的经营管理—官僚精英，或者发展成一种以效忠党为基础的传统权威形式，还可能发展成为以上两种形式的混合体(Moore 1950,1954)。
摩尔(Moore 1944:269)指出，共产党在其执政初期表现出一种提拔共产党员为精英的明显偏好：1923年党员在工厂领导人中所占的比例是29%，到1936年则为97%以上（注：共产主义国家，高社会地位职业中党员的高比率都得到记载；在多数交互表中，党员比例随职业地位单调的增加。（见Denithch 1976:91;Gerber 2000;Hough 1977,Pohoski 1986:34-35;Shkaratan 1973:66-67,83-84;Yanowith 1977:49）。其他学者认为，执政党恪守一种流动原则，在这一原则中，政治上的忠诚和遵从是评估晋升候选者的一个明确核心部分(Connor 1979;Felldmesser 1953)。实际上，这些学者将执政党描述成一台传统政治机器，它通过分配令人称心的工作来酬答对党的忠诚。因此，分配原则是一种特殊主义的“道德准则”，它与能者统治的“普遍主义”原则相反(Walder 1985,1986:162-89)。（注：对党忠诚的原则是“特殊主义”的，其含义是根据与己的关系来对待他人。政党的特殊主义在概念上区别于建立在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基础上的私人关系，并且它类似于列宁的组织武器的概念。事实上，政党特殊主义被描述为美国革命最重要的政治创新之一：职业政治家的新党派集合了大多数普通人，其目的是为了对抗家庭背景的影响和对抗与联邦统治阶级及旧贵族的私人联系……对党的忠诚成为一个人政治人品的唯一标准。家庭关系，私人联系，个人财富，甚至个人成绩都没有对党的忠诚和为党献身重要。(Wood 1993:299)）
摩尔对各种历史形式的开创性研究与后来更注重分析和预测的学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学者在研究社会分层和流动时，使用了关于战后苏联政治流亡者调查的资料(Feldmesser 1953;Inkeles 1950;Inkeles and Bauer 1959:67-100)。英克尔斯(Inkeles)敏锐地觉察到在苏联专业技术人员和政治精英中实行政治忠诚的要求，同时他也意识到在斯大林时代他们顺从于专制统治。所以，英克尔斯对那种强调高学历为向上流动资格的迹象极为关注。他还预期：当苏联政权得以完善并且致力于经济发展时，这种趋势将变得更为明显。
英克尔斯(Inkeles 1960)是最先提出现代社会变迁趋同性观点的学者之一。这一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被标定为“现代化理论”，他关于苏联的论证是他下列观点的一个早期经验依据。这一观点是，现代社会尽管存在广泛的文化和政治差异，但所展现的主要阶级的职业声望是相似的(Inkeles and Rossi 1956,1957;Treiman 1977)。这些观点和英克尔斯关于教育在职业流动和代际流动中作用的发现激发了社会分层比较研究的兴起。研究表明：所有国家都展现出类似的代际流动和地位获得模式(Erikson and Goldthorp 1992;Ganzeboom,luijkx,and Treiman 1989)，其中，教育是唯一最为重要的职业获得的决定因素——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再生产机制，因为高社会地位者的子女接受较为优良的教育(Ishida,Mvller,and Ridge 1995;Mvller 1996;Shavit and Bloddfeld 1993;Treiman and Yip 1989)，所以他们会获得高社会地位的职业(Ishida et al 1995;Shavit and Mvller 1998;Treiman and Yip 1989)。
70年代波兰、匈牙利和邻近国家的社会学家对调查资料的分析，以及随后西方社会学家使用相同的资料所做的研究，都证实了英克尔斯早期关于教育在地位获得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一预测(Ganzeboom,De Graaf,and Robert 1990;Hernes and Knudsen 1991;Ishida et al 1995;Krymkowski 1991;Simkus 1981;Slomczynski 1978,1986;Treiman and Yip 1989)。尽管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忠诚的原则，但是教育与职业流动间的联系在这些国家要比在美国更为紧密(Meyer,Tuma,and Zagorski 1979)。
然而，这些调查研究结果只是部分的。教育在个人获得高社会地位职业中起重要作用这一明确信息有意回避了政治忠诚的问题。那些沿袭战后初期社会学提问方式（摩尔的方式）的学者对上述观点的研究含义表示疑虑——在他们看来，执政党象一台以特殊主义为基础来分配令人称心工作的传统政治机器一样运转着(Walder 1985)。是能者统治原则日益明显的重要性标志政治特殊主义的衰退？还是政治特殊主义仍在起作用，只是教育水平的提高使党对党员偏好的同时并没有牺牲教育的要求？党员的选择标准与职业精英的选择标准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它们仅是精英身份的不同指标吗？这些现代化理论和社会流动比较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当时还无法回答，原因很简单：对党忠诚最简明的测量是党员身份，并且它长期被认为是职业晋升的一个主要资格。但是党员身份的资料是不能提供使用的，这是因为那个时期对政治的敏感性阻止了调查研究者对共产党员身份资料的收集或者公布此类分析的结果。直到80年代后期，这类资料才可以提供使用，所以这些资料都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
欧洲“新阶级”传统的贡献
70年代，欧洲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些没有解答的疑问再次进行讨论。质疑并修正了托洛茨基(Trotsky 1937[1972])和吉拉斯(Djilas1957)有关官僚共产主义制度中统治阶级的观点，并且吸收了波兰尼(Polanyi[1944]1957)的经济体制比较分析，康瑞德(Konrad)和撒列尼(Szelenyi 1979)认为通过高学历而获得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职位这条路径已为大家所接受，这也意味着共产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构成正发生着根本性变化。托洛茨基(Trotsky)和吉拉斯(Djilas)所描述的以政治忠诚和遵从为主要选拔原则、学识能力为次要原则的统治官僚精英，现在正向高学历原则和政治忠诚原则同时并重的官僚精英转变。“知识分子”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正走向阶级权力之路”：以前高学历而在政治上不可信的“专家”和政治上忠诚却缺乏教育的“红色人物”之间的区隔正在被消融。
撒列尼(Szelenyi)和康瑞德(Konrad)初期的论文以及他后来对其观点所做的详细说明都间接地增加了存在两种不同的向上流动路径的可能性，即政治忠诚和教育获得在向上流动中被不同程度的使用。撒列尼关于精英构成的观点暗示着共产主义国家建立了两种不同的职业路径。一条路径通向具有权力和特权的行政管理职位，另一条通向拥有微小权力的专业技术职位。这两条路径包括对政治和教育资格不明确而又不同程度的考察——专业技术人员路径强调教育资格，行政管理路径强调政治忠诚，但是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政治忠诚的考察程度和行政管理人员高学历考察的具体程度要求就不是很清楚了。知识分子“正处于权力之路”这种主张似乎在暗示：不论这两条路径过去是怎样的，至少到70年代的中欧，它们之间的区隔大部分已经消失了。
撒列尼本人并没有探寻其职业流动分析观点的含义。他致力于精英构成问题的研究(1982)和“再分配阶级”成员所享有的物质利益的研究(1983)。因为在他写有关新趋势问题的著作时，对于受过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多大程度上才能成为“再分配阶级”的一部分——这个问题还尚不清楚。在撒列尼(1983)早期对住房的分析中，将专业技术人员看作是“再分配阶级”的组成部分，但后来他认为他先前关于知识分子融入统治精英的推测是不成熟的(Szelenyi 1986,1988:216-18)。尽管有些模棱两可，但他的工作表明：任何解决教育和政治在职业流动中是如何相融合这个问题的研究途径都必须考虑到不同的精英类型具有不同流动过程这一可能性。90年代，党员身份和其他政治行为的调查资料被广泛提供并使用时，证明了这种观点是重要的。
二元路径模型
90年代初，第一个运用党员身份和教育资料所做的社会流动研究表明，党员身份与高社会地位并不是简单的伪相关：尽管教育具有重要性，但是控制教育时，党员身份仍然是精英职业地位的一个重要预测量。在对1986年中国城市天津的调查资料分析中，布劳和阮丹青(1990)发现对于所有同期群中的男性和女性来说，教育和党员身份是独立地作用于职业声望的。林南和边燕杰(1991:671)1985年对天津的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党员身份和教育促进了职业地位的获得。在1984-1985年对南斯拉夫调查资料的分析中，麦西(Massey)，郝得森(Hodson)和西库里克(Sekulic)(1992)发现党员身份和教育独立地促进了“经营管理－专业技术”类职业的流动。
这些调查结果引发了对战后初期所提疑问的再次重述。如果职业升迁存在教育和政治要求，那么在实践中这两个标准又是如何结合的？魏昂德(1995)参考了撒列尼的精英构成观点，提出了如下问题：通过产生两条专门的路径——一条强调专业技术和教育（但不是政治）通向专业技术职业（有较少的决策权），另一条强调政治忠诚（而不是高学历）通向有权力的领导职位——就能使两个标准相调和了吗？从某种程度上讲，不同类型的精英职位强调使用不同的考察标准，由此而得出结论：通过创造两条专门的职业路径使这两种标准相融和。另一方面，如果在所有的精英职业中都使用相同的教育和政治标准，这就暗示着一种团结的、政治合作精英的形成，而撒列尼(Szelenyi)和康瑞德(Konrad)(1979)曾经拟想过这种精英。
通过检验党员身份，教育和精英职业之间的关系，魏昂德(1995:312-315)认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对两种潜在过程的测量。第一个过程是一种考察过程，在此过程中，精英职位被视为组织内的“封闭性”职位，与党员身份和教育的考察相联系(S? rensen 1983)。这一过程中党员身份被看作是一种政治资格，它与学历的评估方式一致。第二个过程是一种政治合作，通过将不同教育水平的个人和不同专业技术职位中的个人吸纳为新党员，而达到联合。因此，党员身份，教育和职业三者之间的联合模式反映了政治考察和政治合作的过程。
魏昂德(1995)提出疑问：专业技术职位和行政管理职位对于政治资格和教育资格的考察是否有所不同？使用Logistic统计分析方法对拥有党员身份或者拥有大学学历者成为专业技术精英或者行政管理精英的机率做一分析，结果表明两种职业路径存在显著地差异（1995:318，表3）。相对于其他职业，大学学历是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最强的预测指标，而党员身份对此却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另一方面，党员身份是进入行政管理行业最强的预测指标，大学学历对此也有显著的正作用。从行政管理职位获得的机率与高级专业技术职位获得的机率的比较来看，这两种主要资格所起到的作用有着明显地差异：大学学历使个人更可能成为专业技术人员，而不是行政管理者，然而，党员身份则使个人更可能成为行政管理者而不是专业技术人员。
以往研究的局限性
魏昂德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精英职位对教育和党员身份的考察也明显不同。对于要获得决策权力职位的人，首先要仔细考察他们的党员身份，然后是考察教育资格。对于要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位的人，则是更详细地考察他们的教育资格，而对其党员资格却不加以考察。然而，这些研究结果仅仅提供了对二元职业路径模型的尝试性支持，因为除了样本只是一个中国大城市的市区这样一个明显事实以外，我们所使用的资料也离职业过程分析的标准相差甚远。
第一个缺陷就是1986年天津调查资料几乎是横剖研究。调查仅对个人的现职业做了提问，却没有问及其曾经的工作，更没有问及初始工作。如果没有问及被调查者从事现工作有多长时间，也没有问他们的入党时间（如果是党员），那么我们是无法得出有关精英职业路径的结论。因为我们不可能建立职业事件的时间顺序。只有在教育水平和已经是党员这两者间的关系方面，才能分析职业获得。然而，被调查者很可能曾经从事过精英职业工作，而他们也在入党后或者首先获得精英职业以后又返回学校修完自己的学业。
第二个缺陷是即使结论的强可信度得以证明，这些结论也只是说明在近50年过程中的平均效用，而在这一期间党的政策发生了起伏较大的变化。在共产党建立政权和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后，这一过程也并没有保持静止（见Whyte 1985;Zhou,Tuma,and Moen 1996）。从摩尔和英克而斯到撒列尼及当前社会分层研究者的观点都是对有关变迁的纵贯研究，有关这半个世纪平均效用的论证对于我们认识变迁模式帮助甚少。使用横剖研究资料时，我们会在时间维度——职业事件的时点和观测值的删截——遇到困难。这些困难的解决则需要生活史资料和事件史模型，事件史模型不仅能够排除个人职业事件的时间限制，而且能够贯穿历史的不同时期。
资料和测量
现在分析所用的资料来源于一个全国代表样本的生命历史调查，这个样本包括3,087名中国城市成年人，年龄从20至69岁，1996年下半年完成资料的处理（注：这次调查是6,473户（城市和农村）全国代表性样本的一部分。全国调查是多阶段分层设计，在这个设计中100个县级单位是最初的样本单位，200个居委会和村庄是样本点。调查的设计和实施是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合作完成的。细节是由特雷曼提供的，应该获得作者的允许。）。调查问卷涉及到被调查者及其家人较广泛的主题，但是核心则包括被调查者完整的教育史和生活史（含工作史）资料。
职业资料是以各种形式收集的，但是在这里使用的仅是这些信息的有限范围，因为我们的研究目的是重复和扩展魏昂德（1995年）使用类似的测量所做的分析。所以，我们使用了职业的13类划分法，这种分类方法较1986年天津调查所使用的分类法只有较小的变化（注：分类方法的两点不同与目前的实践是有关联的：①用来界定“行政管理人员”的分类在目前研究中更为具有限制性，因为只有“中级管理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单位领导”被视为行政管理人员；②专业技术人员类型被分为三个等级而不是两个。）。为了界定精英职业的概念，魏昂德以1980年人口普查所用的职业分类为开始。1980年人口普查时，全国“专业和技术人员”占中国劳动力的5%，占非农业劳动力的18%。1986年城市调查时，专业技术人员占样本总数的21%，由此推出，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如中学教师，护士，工厂技术员这样职业，它包括的职业如此广泛，以至于不能将其定义为“精英”。魏昂德将专业技术精英的定义限定为获得“高级专业技术”职位的人（例如：工程师，经济师，科学家，大学教师，医师）。这个相对小的类别在天津调查中占3%。1980年人口普查中“组织和机构的领导”类别包括事业单位，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及其下属单位中获得决策或者管理职位的个人，这类人员在1980年普查时，占全国劳动力的1.6%，占非农业劳动力的9.7%，在天津调查中占样本总数的8.2%。所以被界定了的“专业技术人员”类别和“行政管理人员”（或“干部”）类别是两个我们要分析职业。
现在的研究中，“干部”精英职业是“中级管理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或领导”；专业技术精英则是“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级专业／技术人员”。这些类别被重新编码为“干部”精英类别和“专业技术”精英类别。这两类精英是我们要分析的职业。由此种定义来看，1996年城市调查的样本中，有9.4%的人具有干部职位，6%的人具有专业技术精英职位。
使用那些保留下来的变量做分析时需要稍许的说明。“大学教育”包括三个类型的教育，而不论其是否获得学位（注：任何一种高中之后的教育都编码为大学教育，它包括业余成人教育课程，正规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高中”被界定为任何高级中学教育（高于初中的教育），不论是普通高中还是技术高中。被调查者是党员，则被假定为：自他们入党的那一年起，他们始终是党员（没有收集党员身份历史的详细资料）。这些所有的定义都与以前研究所使用的定义相同。其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男＝1，女＝0），年龄，父亲是党员（是＝1，不是＝0），父亲是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对于父亲的职业来讲，这是两个虚拟变量，在被调查者为14岁以上时，使用上述职业分类）。
方法
使用这组资料我们能够检验个人一生职业流动和不同时期职业流动，这些是横剖资料所无法实现的。事件史分析是用来揭示个人职业路径的一般性过程，它将分析单位由个人转换为特定时间发生的生命事件（例如，党员身份的获得和从非精英职位转为精英职位）。并且如教育，职业这类随时间变化的协变量，必须在个人生命的不同时点来测量它们。所以，我们将个人的生命历程转化为多个以年为基准的时间段，并且在此基础上，记录所有的测量。在特定时期的影响作用下，使用分段指数机率模型进行分析。这个模型的一般形式是：
r[,jkp](t)=exp［X(t)β[,jkp]］
这里r[,jkp](t)是时间t与△t+t之间的p时期，(j,k)转化的机率。X(t)是t时间协变量的一个向量。β[,jkp]是X(t)系数的一个向量。在这个一般模型下，我们依据k和p的定义估计模型的最小变化。大多数模型只有一个最初状态；也有一些模型有多个最初状态（k∈Dj），并且是竞争－风险模型(Blossfeld and Rohwer 1995)。我们对整个研究时期(1949-1996)的转变做了估计，也分别估计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转变，目的是为了检验所有时期自变量影响作用所发生的变化。我们估计的是乘法机率比，而不估计机率的自然对数之标准化加法系数。其实这两种估计方式是等价的，只是在乘法系数向量中多了一个截距而已。我们选择了较为容易解释的机率比方式。
所有的模型都是最大似然估计。然而，由于我们使用的资料是多阶段样本设计，所以标准似然估计会有偏差，出现的第一个问题是：由于被调查者是从具有不同成年人口的家庭中抽取的，所以他们被抽到的概率并不一样。为了修正这个问题，我们使用了一种方式来加权个人被抽中概率倒数的估计值（注：加权方式被定义为被调查家庭的成年人口除以平均家庭成年人口。）。第二个问题是：同一样本群内（例如县，区或镇和居委会）的观测值可能并不是相互独立的。我们使用了强方差的点估计模型来调整聚类的影响。用此模型计算每个估计系数的标准误都是以最初样本群（如资料中的县级管区）为基础的，而不是以个人观测值为基础。这样不是改变了点估计，而是确定了估计系数的无偏标准误。
职业路径的事件史分析
生活史资料和事件史分析技术的使用，使我们可以轻松地区分两个不同的过程——政治上的考察和政治上的联合——这会影响党员身份和职业地位之间的联系。本部分所使用的模型是因为我们主要致力于党员身份，教育和精英职业地位三者间的联系。各方程中包含性别，年龄，父亲的党员身份和职业这几个控制变量，从他们的估计系数来看，他们都没有被解释。
二元职业路径模型的重复
二元路径模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行政管理（干部）职位获得与专业技术职位的获得在政治和教育资格的考察方面是否存在不同。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估计任何一种精英职位的转化；然后分别估计作为竞争风险的干部精英转变和专业技术精英的转变（见表1）（注：我们的模型表达了每位被调查者首次的精英职位转化。虽然资料显示出有些人经历了多次转变，但是后来的转变是降职（通常是政治上的）后从前地位的恢复。所以，包括后来的转变会导致对协变量系数的过高估计。）。
表1：对中国城市1949-1996，精英职位获得机率比的最大似然估计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z-比率。所有的方程中，N=2,888。因为样本设计的影响（加权的使用和多阶段分层抽样），所有的估计值都进行了调整。大学教育的参照类是“高中”教育；高中教育的参照类是“高中以下”教育。
* p＜0.05 ** p＜0.01 *** p＜0.001（单尾检验）
这些模型中，一旦发现那些既转变成为专业技术精英同时又转变为干部精英的个人时，他将会从风险集中被删截。
如果我们将这两种精英职业合并为一种“精英”身份，那么，所得结果就同以前研究的结果相类仿(Blau and Ruan 1990;Lin and Bian1991;Massey et al 1992)：从1949年到1996年，在精英职业的获得中，教育和党员身份都表现出其重要性（见表1，模型1）（注：我们将三个过去所做的中国研究重复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三个研究都是以1980年由天津政府对1,011户的相同年度固定样本调查为基础的。布劳和阮(1990)使用了同样的资料，这些资料后来又被魏昂德(1995)使用。林南和边燕杰(1991)使用的资料也来源于前几年对相同户的调查。）。党员与非党员获得精英身份的发生比(odds)近似为4，即具有党员身份者获得精英身份的机率是非党员获得精英身份机率的4倍，具有高中学历获得精英身份的机率是高中以下学历者的3倍，而大学学历者获得精英身份的机率是高中学历者的2.7倍。正如以前研究所发现的那样，教育在职业流动中的作用确实重要，而且，以教育为依据的选拔并不妨碍以个人特性——入党为依据的选拔。
尽管这个一般模式具有一定承受力，但是当我们使用“竞争风险”模型分别检验两类不同精英的转变时，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异。表1中的模型2表现的是干部（行政管理人员）职位获得（删去了那些同时也获得专业技术精英职位的人）的系数。模型3使用了同样的程序估计专业技术职位的获得。这两个“竞争风险”模型确定了不同的精英职位对政治资格和教育资格的考察是不相同的（注：解释“竞争风险”模型只适合比较系数而不适合比较显著性水平，尤其是当竞争事件的频数相当不同时(Blossfeld and Rohwer 1995)。为了使概率具有统计上的可比性，需要附加的程序来调节事件数量的不同。因为模型间的比较是明显而又直接的，所以我们没有使用这种调整程序，这种程序在Stata 5.0中是复杂而又难操作的。）。
以前所观察到的差异(Walder,1995)在这里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形式。控制其余变量，党员成为干部的机率是非党员的5.3倍，而他们则更不可能成专业技术精英（党员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机率只比非党员成为技术精英的机率多0.63，而且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如期望的那样，在专业技术职业中，教育的获得是至关重要的：大学学历者成为专业技术精英的机率是高中毕业者的6倍，高中学历者获得专业技术精英的机率是无高中学历者的9倍。然而，大学学历者获得干部身份的机率是高中学历者的2.4倍，其获得干部职位机率并没有的得到显著的增加，在魏昂德以前的研究中（Walder 1995:318，表3，模型3），大学学历和党员身份的作用是大致相等的。两次研究结果的不一致表明：以前研究所用的横剖研究模型可能过高的估计了大学学历的作用。总之，两条职业路径之间的差异在现在的研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了。通往干部精英职位的路径中，党员身份是最为重要的唯一资格，而大学学历对于高中学历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在通往专业技术精英职位的路径中，教育水平很大的增加了获得此职位的机率比(odds)，而党员身份却不太重要（注：Zhou et al.(1996)也分析了专业技术职位和干部职位的获得，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并不能与我们的结果相比较，因为他们的模型并不包括党员身份，而且他们仅仅检验了初次工作。）。
路径间的界线与时代变迁
这些调查结果推测出，这两条职业路径是彼此独立的，两种职业路径间只有很少的流动而且在整个时期也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存在一个很重要的经验问题，即这两条路径之间有明晰的界线吗？换句话说，从事专业技术职业的个人后来又获得干部职位的可能性很小吗？反之也亦然吗？这两条路径之间的差异是从政权建立之初就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或者说它们随时间而发生变化了吗？在中国，进行这种调查研究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策略就是对毛泽东时代（结束于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不久）和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时期所做比较。毛时期有频繁的运动，这些运动中伤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这一政策在文化革命的肃清时期(1966-1971)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关闭和取消了大学，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Unger1982)。尽管毛时期一般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将其看作是一个单独的时期(1949-1977)。有两个原因让我们将后来的改革划分为两个时期（1978-1987和1988-1996）。第一个原因是，虽然1978年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发生了决定性改变，但在官僚体系基层的官员全面执行这种变化了的人事政策之前，这些政策还没有发生太大的变换。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变革开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业集体合作制的彻底清除，但是在城市直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经济变革。所以，有理由认为在城市，改革的后十年比前十年展现出更具决定性的变化(Bian and Logan 1996)。
表格2对于各时期干部精英职位转变的方程做了估计；表格3也同样对专业技术精英转变做了方程估计（注：与表格1中的干部和专业技术模型相比，这里没有“竞争风险”模型。那些以前就获得其中一种精英职位的个人并没有被剔除，简单的原因就是现在我们检验的是两种不同精英之间的转变和非精英职位向精英职位的转变。）。这两个模型清晰的表明：所有时期这两条路径之间都保持着差异，即便最近这些年里，党员身份和大学学历的影响作用有了一定地变化。这两条路径中，大学学历的作用明显地增加了（虽然在表2中，行政管理职位在加入交互作用后，这种情况才明显），然而，党员身份的作用在整个时期都是下降的，特别是在干部职业路径中。
表2：对中国城市1949-1996，干部职位获得机率比的最大似然估计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z-比率。所有的方程中，N=2,944。因为样本设计的影响（加权的使用和多阶段分层抽样），所有的估计值都进行了调整。大学教育的参照类是“高中”教育；高中教育的参照类是“高中以下”教育。
a包括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低级专业技术人员
* p＜0.05 ** p＜0.01 *** p＜0.001（单尾检验）
表3：对中国城市1949-1996，专业技术职位获得机率比的最大似然估计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z-比率。所有的方程中，N=2,910。因为样本设计的影响（加权的使用和多阶段分层抽样），所有的估计值都进行了调整。大学教育的参照类是“高中”教育；高中教育的参照类是“高中以下”教育。
* p＜0.05 ** p＜0.01 *** p＜0.001（单尾检验）
首先让我们检验没有交互作用的模型1，这与表1中对1949-1996年所做模型的估计大致相同。表2反映了党员身份对干部职位获得的效用是持续下降的。在毛时代(1949-1977)，具有党员身份者获得晋升的机率是非党员的8.4倍；改革的前十年里，党员身份的作用减少到5.5，改革的后十年里，这一作用为2.9。大学学历（相对与高中学历）的作用到改革后期开始增加，从无作用到小的正作用，虽然这一作用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然而，当我们在模型2中控制了大学学历和专业技术职位之间的交互作用时，就可以发现大学学历的作用更大的提高了。表3的模型1显示了专业技术职业路径中的同样变化。与高中学历相比，对专业技术职位获得已有较大作用的大学学历，到改革后期其作用大约是原先的2倍，机率比(Odds)从4.8增加到9.5；高中学历的作用下降。高中学历作用得下降表明专业技术路径的教育标准有所提高（注：然而，专业技术路径中，在毛时代就起很大作用的大学学历的总作用（由大学学历与高中学历的机率比之比计算出），并没有以同样的比率增加。大学学历者是没有高中学历者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机率42倍，到改革后期则增加到55倍。这意味这大学学历已经是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一个重要前提。）。
表2和表3的扩展模型是为检验这两条职业路径间的界线而设计的。表2显示了干部职位获得的模型，模型2包括已经获得专业技术职位这一变量（在此处，包括低专业技术职位）和专业技术人员和大学学历的交互形式变量。但是，所有时期中，专业技术职位作用的非显著性表明专业技术人员获得行政管理职位的机率从来就不比非专业技术人员的大。负的交互作用表明对于那些具有大学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成为干部的机率依然很小（注：仅在改革初期交互作用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具有这个交互作用的类别所含案例数量范围从60到182，并且事件的数量更少，因此这些交互作用是不稳定的。）。这些结果表明，毛时代由专业技术人员转变为干部的路径障碍依然存在。这一模型与美国的一般职业路径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如工程这样的技术领域——这是一条从专业技术职位通向管理职位的道路(Rosenbaum 1984)。
表3报告了专业技术职业的扩展模型，在此当中，我们认为干部职位与党员身份具有交互作用。我们发现从行政管理职位到专业技术职位的转变中存在类似的障碍。三个时期中，干部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机率要比那些从事非精英职业者的机率小，而具有党员身份的干部就更为不可能获得专业技术职位了（注：用干部党员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机率除以在党员身份，干部职位和这两者交互形式的共同作用下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机率而得到机率比率。其机率比率在毛时代是0.41，在改革初期是0.31，在改革后期是0.12。各类所含案例数量的范围从63到167，有很少的事件，这导致估计的低信度水平。）。一旦个人既是党员又是干部，那么他就不可能转变到专业技术职位上来（注：我们不能忽略控制变量父代政治地位作用影响的变化。在毛时代，干部子女在专业技术职业中具有很大优势，这一优势在后毛时代消失了并且被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以相似优势所代替。这种代际问题超出了本文论述的问题，但是我们注意到在近十年里代际流动中潜在的复杂变化。）。
总之，在中国，干部职业路径和专业技术职业路径之间的明显差异是长期存在的，虽然也有暂时的变化。今天，尽管高学历在两条职业路径中的影响作用都在增加，并且党员身份在干部职业路径中的作用在下降，但毛时代的路径模式仍然存在。毛时代，干部精英绝对要求党员身份，高中学历也是有帮助的（虽然其机率还不到无高中学历者的3倍），而大学学历却不具有额外更大的优势。到90年代，党员获得干部职位的优势下降了一半多，与高中学历的作用大致相等。对于非专业技术人员，与高中学历相比，大学学历对于获得干部职位的作用已经增加到与党员身份一样的程度。另一方面，从专业技术精英职位的获得方面看，党员身份历来对此没有帮助，而高学历却是重要的。在改革时期，这些特点变得更加明显了——大学学历的作用增加了一倍，高中学历的作用下降，党员身份对于非干部者的作用则完全消失了。一句话，干部职业路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两种职业路径之间的差异还保持着，他们之间的界线在所有时期都是清晰的。
政治合作的修正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党员身份的分析仅集中在政治考察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将个人分配到组织内职位的党政干部表示出一种对党员的偏好（当其他条件相等时）。用事件史的方法分析生活史资料，不存在将职位与党员身份之间的联系和入党率或者“政治合作”相混淆的危险(Walder,1995)。魏昂德以前的研究注意到缺乏党员身份和专业技术身份的联合，从而得出结论：专业技术人员既不用考察其党员身份也不优先吸收其入党。因为我们的生活史资料允许对政治合作过程做一个更为复杂精确的分析——尤其因为它允许我们遍及所有职业检验职业对吸收入党的作用——我们还可以检验以前关于政治合作的结论，特别是检验整个时期在吸收新党员方面是否发生变化。
表4显示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党员身份获得的模型。这些模型表明，吸收新党员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与上文所提到的职业模式所发生的变化是相同。一方面，毛时代，如父亲党员身份所表明的那样，家庭政治背景的作用使获得党员身份的机率增加了1倍。但是到了改革后期，家庭政治背景对于获得党员身份的作用就消失了。另一方面，正如模型1所反映的那样，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在毛时代，大学学历者入党的机率并不比高中学历者高。改革后期，大学学历者入党的机率比高中学历者的入党机率要高出50%，毛时代，高中学历者入党的机率比高中以下学历者只高出40%到70%，但是，后毛时代，高中学历者入党的机率是高中以下学历者的3倍。因为党员是从所有职业群体中吸纳的，所以教育对与党员身份获得的作用并不象对行政精英的作用那样有明显地增长，但是这种趋势确是明显的（注：相同的趋势在以前研究党员身份的事件史模型中也被发现，而此模型是以两个不同的中国城市样本为基础的。）。
表4：对中国城市1949-1996，党员身份获得机率比的最大似然估计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z-比率。模型1中，N=2,944，模型2中，N=2,872。因为样本设计的影响（加权的使用和多阶段分层抽样），所有的估计值都进行了调整。大学教育的参照类是“高中”教育；高中教育的参照类是“高中以下”教育。
模型1也包括正在上学的个人和参军的个人
模型2仅包括正从事工作的个人
* p＜0.05 ** p＜0.01 *** p＜0.001（单尾检验）
模型2体现了，在控制教育作用下，干部获得党员身份和专业技术人员获得党员身份之间的差异。获得干部职位者的入党机率是非精英职业者入党机率的3倍，并且干部在所有时期都具有此优势。另一方面，毛时代完全被党排挤的专业技术者（他们入党的机率只有非精英职业者的0.16）在改革后期不再受歧视（注：Zhou et al.也得到了惊人的相似结果，它使用稍微不同的模型估计到1949-1965年的机率比是0.25，1980-1993年的机率比是1.46。）。总而言之，虽然专业技术人员入党不再受到歧视，但他们的入党率仍然没有显著的高于那些与他们有相同学历的非精英者的入党率。
解释说明：模式解释
在中国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即共产党控制着城市组织机构内部任命——共产主义政权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事实和对职业晋升应征者进行政治资格和教育资格考察这一观点促使我们最初提出不同职业路径是否存在的疑问。我们的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伴随行政权力的变化，选拔考察过程对于个人精英职位的获得是有作用的，我们不能假设人事决策中党员偏好的直接结果是最终的职业模式。政治资格考察和教育资格考察的存在并不能解释两种不同职业路径存在或者这两条路径始终存在的原因。我们的观察结果并不是这种考察过程必不可少的结果，而是成功发现这两类职业路径。这两种类型的职业路径是以政治和教育资格为依据的——某些还被证明是党的偏好结果。更进一步来讲，我们不能假设在后毛时期所看到的维续和变迁是党的偏好方面发生变化而导致的直接结果，也不能假设它是经济转型的直接结果。其原因将在下文中阐述。
不同职业路径的出现和维续
为什么这种明显不同的职业路径会出现并且维续？这个问题可以转化为对两个互为相反事实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的革命政权对于行政管理路径并没有实行较高的教育标准，为什么对于专业技术路径没有实行政治标准？第一个问题的明显答案就是：毛时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强调公平的思想观念，并且将具有大学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置于怀疑之下，其程度是自30年代的东欧和苏联所没有的(Fitzparrick 1978)。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我们强调党的意识形态偏好，那么对于个人获得专业技术精英职位时政治考察标准缺失这一现象做解释就变得困难了。为什么同一个执政党对于行政管理路径实行如此正统的标准，而对于专业技术职业路径却又如此讲求实际了？
结果不能只反映党的偏好；这种偏好是在严格的条件限制下执行的。第一个限制条件就是符合精英职位资格要求的应征者的供给。即符合要求者的数量与他们对职业偏好的函数。简单的说，如果党面临高学历职业应征者的严重缺乏，并且这些应征者对其中一种精英职位的偏好明显大于另外一种，这就会导致一种与高学历者的充足且他们对于两种精英职位的偏好相同这种情况下完全不同的职业模式。
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不同职业路径可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短缺的结果，毛时代的教育政策使这种情况更为恶化(Unger 1982)。大学学历者的短缺使这些人更“有价值”，更“有优越感”，使他们对于由游击队员占优势的党来说更令人讨厌，这也就导致了后来对他们的强烈反对。在我们的样本中，1960年以前出生具有正规大学学历的人占5.9%，而在可比的俄罗斯样本中，1960年前出生的同斯年龄群体中，有大学学历的占19.1%(Treiman 1994)。
这种短缺是如何导致如此具有差异的职业路径呢？让我们对于党的人事目标作两个简单的假设：第一，党希望控制人事决策权；第二，党希望将供不应求的大学学历者分配到最为需要他们的职位上去。这就使得党员身份成为获得干部精英职位的一个最低限度标准，而对专业技术精英职位实行教育标准。但是，为什么不在干部职业路径中也实行高学历标准呢？确切地说这是因为大学学历者严重短缺而造成的。我们所做的各种毛时期的方程模型表明，没有足够地大学学历者去填补高级专业技术职位地空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前些年高中学历是专业技术精英的一个如此强烈的预测指标。事实上，被安排到专业技术职位工作的大学学历者被具有高中学历和领导才能的党员领导管理着。直到有党员身份成熟的大学学历者的供给增加了，才能够实行更高的教育标准。为什么不在专业技术职业中实行政治标准呢？因为通过加入政治标准，大学学历者短缺的情况就会变得更为严重。所以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政治忠诚的要求被搁浅，直到具有党员身份的大学学历者供给有了增长后，就会实行以党员身份为基础，同时也不牺牲教育标准的选拔。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二元职业路径是大学学历者严重短缺的结果，在那些没有陷入这种短缺或者仅仅在初期存在这种短缺的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中，我们会看到与此明显不同的模式。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学历者供给充足并且在吸纳新党员时表示出对大学学历者的偏好，那么我们所假设的条件在中国的重要性将不存在于其他背景下。对于高级行政管理职位，执政党可以从众多具有大学学历的党员里选拔，而对于高级专业技术职位，执政党可从众多大学学历者中选择具有党员身份的人。这种情况的结果是两类精英职位要求相同的政治和教育资格。这种职业模式与康瑞德和撒列尼早期观点相一致。使用俄罗斯、前苏联的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的类似资料重复我们目前的研究，会有助于我们更为透彻的理解中国的职业模式是由于毛时代教育的政策而造成了大学学历者严重短缺的独特结果，还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一个普遍性结果（注：保家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俄罗斯和斯洛文尼亚资料适合这些比较的和历史的问题研究(Treiman 1994)。）。
导致中国出现两个有差异而又长期存在的职业路径的另一个限制条件是：大学学历者吸取教训而回避党，也回避有政治义务而又将其暴露于政治嫌疑危险中的领导职位。毛时代，大学学历者会产生一种对党员身份的厌恶感而对专业技术精英职位则表示出一种强烈的偏好。如果对大学学历者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其供给，那么他们通过努力获得额外的政治资格而去竞争稀缺的专业技术职位的动机会很小。一旦他们成为专业技术精英，他们就会抵制入党，抵制被提拔到领导职位。这将更大地限制了有大学学历的行政职位应征者的供给和有党员身份的专业技术职位应征者的供给，同时这也强化了我们所发现的职业路径间的明显差异。
访谈的证据表明这种偏好是存在的(Shirk,1982)，但我们的资料却不能直接估计他们的效用。资格和精英职位间的统计相关是个人偏好和党的偏好相结合的结果，即个人竞争精英职位和党政官员对职位应征者的选拔相结合的结果。但是如果大学学历者只选择竞争其中一种精英职位，并且不要求入党，没有选择竞争领导职位反而抵制上级对其晋升领导职位的鼓励，那么党只有一个狭小的职位应征者选择空间。我们不能决定哪一部分相关是职位应征者主观选择的结果，也不能决定哪一部分是那些考察职位应征者的官员决策的结果。
如果我们在上述结果中检验从毛时代到后毛时代发生的变迁，我们能够推测出这种偏好是存在的，并且这种偏好影响新党员的吸收和职业模式。例如，1977年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使大学学历者入党机率有了相对的增加。表4就体现了大学学历者入党机率的增加，只是这种增加很小。毛时代完全排除在党外的专业技术人员现在入党不再受到歧视，但是他们的非党员比率比那些具有可比性的非精英职业者的平均水平明显要高。党敞开了大门，但是中国有大学学历的专业技术人员并没有争相进入。
毛时代以后的变迁：市场的影响？
后毛时代，两条职业路径中大学教育作用的增加和行政管理路径中党员身份回报的降低与一些中国市场转型分析(Nee 1989)所做的预测相符合。但是，我们所做的分析提醒我们在将这些变化归因于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时，我们应该保持慎重。如果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中国两种不同的职业路径产生之原因是大学学历者的短缺及知识分子对党员身份的反感——那么没有市场改革也同样会出现如此的变化，这是因为大学学历者供给量的增加和对知识分子歧视的终结。例如，对于专业技术路径，高中学历者获得专业技术职位的机率与大学学历者的相比，大学学历者的机率是单调递增的，而高中学历者的机率则是相对下降的。毛时期，大学学历者的极度短缺，受过初等教育者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机率与受过中等教育者的机率之间存在着最为显著的差异。然而，伴随大学学历者供给的增加，学历标准也随之提高了，而且当大学学历的优势增加时，高中学历的优势则降低了。所以我们还不清楚中国城市在后毛时期，职业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发展的结果，又有多大程度是从毛时期向更为一般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转变的结果，多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出现的结果。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历史研究对于社会流动研究的根本重要性。对过去进行比较的和历史的理解是我们现在理解变革动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结论
再次陈述我们的调查研究结果，我们发现在中国，能力原则并不能干涉对党忠诚的原则——反之，亦然。政府给精英创造出两个分离的“市场”，对于专业技术精英职位的获得，教育资格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行政管理精英职位的获得，政治资格是至关重要的。党员身份从来就不是专业技术职位获得的标准，直到后毛时期，大学学历才成为行政管理职位获得的一个标准（对于那些没有走专业技术路径人来讲）。毛时期就形成的这种二元职业路径，今天仍然以某种变化了的形式存在着。这使得中国共产党象一台政治机器一样运转着，它将那些决策职位分配给自己的党员，而对那些城市工业经济运行中起重要作用的专业技术职位却没有如此的党员偏好。我们曾谈到“现代化指导原则”确实是存在的，即便在毛时期反对这一“指导原则”的政体中也仍然存在。在毛时期甚至是他逝世后，这种指导原则在党内职业位置中仍是起基本作用。这种混合的流动与战后初期学者的推测仅仅是部分地类似，它可能是摩尔谈及的那种能者统治和传统政体的混合物。
中国的革命政权发展成为如50，60年代经常预期的那种能者统治了吗？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在毛时代有敌视知识分子的政策，但是这种模式在政权创建时就很好的建立了，不过它仅在具有专业技术职位的职业中建立。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专业技术路径强调较高的学历，但是，教育标准在获得政府、工业和其他组织机构的重要决策职位时，并不是至关重要的。执政党还是继续象一台以特殊主义政治标准为基础来分配职位的政治机器一样运转着吗？对于那些执行决策权力的职位来说，回答显然是肯定的，而对于那些专业技术精英职位，回答则是否定的。
各个时期的职业模式及其变化是过去50年特殊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运作的产物。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回答长期存在的有关这些政治经济制度影响的社会学问题。我们对于中国的分析促使我们更为迫切的需要对前苏联类似职业模式的变迁问题进行比较的和历史的研究。中国二元职业路径是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运作的普遍结果，还是毛时代的政策和大学学历者严重短缺的一个特殊的结果？这两个问题只有通过比较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历史记录而继续探索下去。
（本文译自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0,Vol.65[April:19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