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基于价格水平的财政决策理论实证分析_通货膨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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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理论上来讲，传统货币主义观点将通货膨胀视为一种单纯的货币现象，即使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造成影响，也仅仅是通过政府赤字货币化的手段，并没有考虑到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实际操作的角度上来看，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之间就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即在通货膨胀程度较低的时候政府会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在通货膨胀程度较高的时候采取适当紧缩的财政政策。这种联系并不是巧合，随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认为财政政策与价格水平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财政对价格影响的这种传递机制在中国是否适用，传递效果如何值得我们探讨。

      一、价格水平决定理论综述

      (一)货币数量理论

      货币主义对价格水平的理论探讨可以大致分为货币数量理论和利息理论两个理论。货币数量理论区分了名义上的货币量与实际的货币量，在一定的条件下和时间内人们所愿意持有的实际货币量与名义货币量保持着稳定的比例关系，当名义货币量出现了波动时，人们会调整持有的货币量(例如进行消费、投资等)，进而影响到价格水平。20世纪初期，美国的经济学家Irving Fisher提出了著名的交易方程式，即：MV=PT。

      交易方程式表明，价格水平取决于三个因素，货币的数量M，货币流通速度V，以及各类商品的交易总量T。货币流通速度和交易总量这两个变量趋于稳定，因此价格水平的变动与货币的数量直接相关。

      1917年英国经济学家Pigou在James Angell建立的收入方程式上发展出剑桥方程式：M=kPy。

      在这个货币需求函数中，y是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时的产出，这样货币的需求量取决于k和P的变动，k的变动取决于人们对所拥有的资产的选择，人们既可以将资产用于消费，也可以投资，或者以持有货币的形式保存下来。因此，k的变动同样会影响到价格水平。

      1956年，Friedman开创了现代货币数量理论，他将人们的货币需求函数表现为，

      

      其中，

为名义货币需求，P为价格指数，w为人力财富占总财富的比例，Y为恒久收入，u为影响持币效用的其他因素。

分别为债券和股票的收益。Friedman将货币看成一种资产，将货币理论纳入了资产组合理论的框架中去，而不单单将货币作为一种交易工具，而价格的决定则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因素。

      (二)利息价值理论

      利息价值理论主要强调非货币因素在价格水平中的作用，主要以利率为研究对象。Wicksell最先提出了与货币利率相对应的自然利率的概念，并且于1898年在其重要的代表作《利息与价格》中分析了货币的利润率变动与自然利率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当货币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得到提高，投资和生产扩大，对商品的需求上升，进而引起价格上升。

      Keynes(1936)建立了一个与传统货币数量理论不同的货币需求方程，即：

      

      其中货币需求与利率反向相关，与收入正向相关。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利用IS-LM曲线来分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进一步来影响价格。

      (三)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

      FTPL首先是由Leeper(1991)提出，后来经过Sims(1994)、Woodfood(1995、1998、2001)、Cochrane(1998)等人的完善和拓展，体系较为成熟。作为一种对价格解释最新的理论，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从本质上来说是根植于利息价值理论之中的，因为在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当中，由于利息率的变动使得人们可以在持有债券或者货币中做出选择，进而使得财政政策能够影响到人们的消费选择，进一步影响到价格水平。

      传统的货币主义观点认为通货膨胀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程度可以由货币政策单一控制。因此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经常会被忽略，尤其是在美国或者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中，由于铸币税的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很小，因此政府想通过铸币税的手段来影响通货膨胀其效果甚微。同时，政府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手段影响价格水平离不开中央银行的支持。而且，由于巴罗—李嘉图等价命题的存在，那么政府当期的行为不会改变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根据弗里德曼的生命周期假说，消费者根据其一生的收入来决定当期消费)。

      Michael Woodford(2001)针对这种观点，提出了两点不同的看法。首先，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并不一定通过铸币税的手段。其次，在政府支出、税收以及整体债务的决策具有任意性时，存在着一种新的体制，即非李嘉图体制(non-Ricardian regime)。在非李嘉图体制下政府盈余设定独立于政府债务的政策，若政府采取的是非李嘉图体制的财政政策，则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财政现象。

      二、理论框架

      本文借助Woodford 2001年论文里面的模型对理论进行简单的说明，首先，给定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和消费者的预算约束。

      

      (8)式中将财政政策对价格的影响考虑了进去，上面的跨期预算约束等式并不要求在任何的价格水平下均能成立，而仅仅要求在均衡的价格水平下能够成立。这就意味着，当财政政策存在着随意性时，价格水平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使得政府的跨期预算约束可以在均衡的状态下能够成立。具体来讲，当(8)式中其他要素保持不变时，

的一个随机变动会导致价格水平的变动。当政府突然决定要减少(或者增加)税收时，消费者感觉到他们的消费能力得到了提升，因此会加大消费的程度，进而会提升(或者减少)价格水平。

      下面考虑Woodford(2001)论文中关于一个政府预算约束的例子，假定当第t期期初时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其中我们假定

为政府在第t期末发行的财政债券，债券的期限为一年期。那么在第t期末我们可以得到：

      

      将上面两个等式整理合并后我们可以得到：

      

      我们看到，由于政府第t+1期的债务预算早在第t期就已经被决定了，即使货币当局采取了以盯住利率为主的货币政策目标或者是以控制货币数量为主的货币政策目标，都仅仅能够保证(8)式中除了

其他变量的稳定，只要政府的财政政策是随机的，而非内生给定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财政政策会对通货膨胀造成影响，而单一的货币政策规则无法有效的保证价格水平的稳定。

      这一结论看似与李嘉图等价命题存在着矛盾，但其实只是两种不同的体系。在李嘉图体系下，要求政府满足每一期的跨期资本预算，而不仅仅是均衡情况下的跨期资本预算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财政行为不能是随意的，即使财政盈余

是随机的，那么政府也会通过调整债务等手段来保证每一期的跨期政府预算平衡，即政府的债务与财政盈余之间并不独立。

      Woodford(1995)认为当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时能够保证了政府债务的价值满足一定的横截性条件时，那么这项政策就可以被认为是李嘉图体系下的政府政策，即财政政策行为对消费者的行为不会构成影响，也不会影响到通货膨胀水平。考虑下面的一种财政政策。

      

      其中，θ是大于零小于1的，政府的财政盈余根据政府的债务以及货币量进行相应的调整，利用政府的预算约束方程：

      

      (10)式满足了Woodford(1995)中对政府债务所要求的横截性条件，因此，在政府满足每一期的跨期预算约束(9)式时，政府的财政政策符合李嘉图体系，对价格水平并不会造成直接影响。

      从上面的结论中看似可以认为，只要政府制定了一个财政预算约束计划并且严格执行，那么就不需要考虑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了，仅仅依靠政府的货币政策就可以控制住价格水平。但事实上，对于消费者来说，在其预算约束下最大化其效用是很平常而且易于理解的；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很难要求其严格按照既定的跨期资本预算来进行管理，因此政府的预算盈余sT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Cochrane(2000)和Sims(1999)利用了一个分析框架来分析公司股票价格、公司股票发行数目与公司未来盈利的关系，在这个框架下，

      

      其中，

为第t期每股价格，

为股票发行数量，

为消费者消费对消费者收入的边际效用，

为公司的盈利。

      Cochrane(2000)和Sims(1999)认为，由于公司未来盈利的不确定性，使得公司股票当期的价格也是不确定的，这和Woodford在分析非李嘉图体系下的财政政策有着十分相近的结果，考虑到将(8)式中的货币因素剔除，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等式：

      

      对比(11)式和(12)式，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相近之处，财政盈余的不确定性也会造成价格水平的非稳定。

      三、实证分析

      Bohn(1998)最早曾利用美国的宏观数据来试图分析美国的财政政策是否基于李嘉图体系。他利用美国的财政盈余对美国的公共债务进行回归实证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正的相关性，Bohn(1998)因此认为在他选定的时期内，美国的财政政策是李嘉图体系下的。但Woodford(2001)指出了这种实证分析手段的问题，认为无论是在李嘉图体系还是非李嘉图体系下都可能存在着财政盈余与公共债务的正相关性，因为在非李嘉图体系下只要满足均衡条件即可达到。

      现阶段检验财政政策是否对通货膨胀造成影响较好的实证方法主要包括VAR模型以及DSGE模型，本文在这里采取双变量的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Canzoneri，Cumby & Diba(2001)认为，在VAR模型的框架下，当期财政的盈余将导致下一期负债的减小。从(8)式来看，给定政府盈余一个正向冲击，由于政府债务当期已经决定，为了使等式成立，滞后几期的政府盈余的现值要缩减，使得下一期的政府债务减少。

      本文选取1994-201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数据的频率采取年度数据。利用Woodford(2001)的分析方法，将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统一为一个部门。其中政府债务用国债和流通中的货币之和表示，政府盈余用政府收支差来计算。在指标处理上，将债务指标(d)表示为政府债务除以当年GDP值，政府盈余(s)做同样的处理，本文的数据来源均出自中国统计局网站。

      构建以d和s为主要指标的VAR模型，首先根据SC和AIC准则，确定了滞后二阶为最优的滞后阶数，随后进行回归，得到如下结果：

      

      对整体模型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单位圆检验的结果，我们发现整个模型是平稳的。随后我们进行脉冲分析，给定财政盈余指标s一个正向的脉冲，观察政府债务对财政盈余的反映，得到脉冲响应结果如下(见图1)。

      

      从脉冲响应结果图1我们可以看出，政府下一期的债务在遇到当期财政盈余冲击时存在明显的反向变动，在第四期之后逐渐趋于平稳。从这个结果，大致可以认为，在1994-2013年这20年的时间段内，我国的财政政策是符合李嘉图体系的。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结果，本文选取了消费指标c(居民消费/当期GDP)来进行分析，根据Woodford(2001)的理论，财政政策通过影响微观主体的消费行为来影响价格，如果政府的财政政策是任意的，非李嘉图等价的，很可能使得财政盈余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即财政盈余的增加使得消费出现相应增加。

      从图2中我们并没有观察到两个指标之间明显的相关关系，财政盈余变动很可能对居民消费变动并不产生影响。

      

      图2 1994-2013年我国消费指标变动与财政盈余指标变动

      为了验证这个结论，本文用财政盈余指标s对居民消费指标c进行回归(数据依旧采取1994-2013年的年度数据)，得到结果如下：

      

      常数项和解释变量的p值分别为0.057和0.042，

为0.22，整个方程拟合程度并不理想，从单个变量上来说，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但从符号的正负性来说与理论存在矛盾，因此在这里并不认为财政政策行为会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这个结论进一步证明了我国的财政政策是符合李嘉图体系的。

      四、结果及政策建议

      控制通货膨胀一直都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传统货币主义观点将通货膨胀视为一种单纯的货币现象，但逐渐兴起的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认为财政政策与价格水平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Woodford(2001)更是通过引入微观主体来解释财政政策变动对微观主体的消费影响进而反映在价格的变动上。

      本文利用简单框架对价格水平的财政理论进行整理说明，并利用实证模型来检验上述理论在我国现阶段是否适用。通过构建双变量的VAR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我国财政政策符合李嘉图体系，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结果，本文分析消费变动与财政盈余变动之间是否存在着联系，结果显示财政盈余变动并不影响到居民消费的变动，这进一步佐证了我国财政政策符合李嘉图体系这一观点，因此可以认为在1994-2013年这一时期内，货币政策对价格水平的决定依然处于主导地位。

      实证结果并不能说明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并不构成影响，只能说明在这一阶段政府财政预算满足一定的约束条件。即使我国的财政政策不符合李嘉图体系，政府依然可以依靠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手段来间接影响价格水平。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但在绝大多数的年份里我国的财政收支处于赤字状态，这对债务的发行以及维持政府财政预算平衡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尽管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以及债务负担率等指标处于较为安全的范围内，但如果因此放松警惕，任由赤字以及债务率不断扩大，会对通货膨胀造成上行的潜力。

      为了有效地控制通胀危险，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金融体系，也需要财政部门和央行进行相应的配合，而这也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关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指导要求。

      从财政部门来说，应进一步完善税收体系建设，加快税收立法建设，充分保证财政收入来源，发挥税收“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在财政支出方面，注重财政支出效率，对支出效率较低的项目可以考虑适当减少，保证医疗卫生教育等涉及民生项目的财政投入额度。完善预算体制，强化预算监督行为，政府和相关事业部门对本部门财政花费应界定合理的范围，尽量避免出现年底突击花钱等现象，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在发行国债方面，继续将政府负债保持在可控范围内，时刻关注财政赤字率、偿债率以及债务负担率等指标，警惕债务风险。

      从中央银行的角度来讲，应进一步强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根据现实情况，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目标和相应的操作工具。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人民银行将利率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依据，将价格水平稳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增强人民银行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信任度和影响力。

      在央行保持独立性的同时也要注重和财政部门的协调配合，努力建立长期有效的协调机制，在经济目标、政府债务和金融监管等方面及时进行沟通协调，充分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力。发行国债的同时也会给金融行业带来一定影响，例如流动性风险及信贷损失等，因此需要财政部门和人民银行进行协调配合，将影响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内。

      随着我国财政收支以及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保持政府的预算平衡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保证了财政的预算约束，将政府赤字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保证预算公开透明，才能避免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让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其在调控价格水平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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