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传播学派的双星：伊尼斯与麦克卢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星论文,尼斯论文,麦克论文,加拿大论文,学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下半叶，多伦多大学升起两颗学术明星：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1911-1980）和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1952）。他们背景殊异，却情趣相同，共同建立了传播学的一个学派：媒介决定论派。麦克卢汉传世的传播学著作，包括独著与合著的，共十余部。影响最大的当数《理解媒介》（1964）、《机器新娘》（1951）和《谷登堡星汉璀璨》（1962）。伊尼斯给世人留下了两部经典：《帝国与传播》（1950）、《传播的偏向》（1951）。这两位奇才本来并不搞传播学。伊尼斯教政治经济学，早期专攻加拿大经济史，40年代后期转攻传播史。麦克卢汉教英美文学，40年代后期开始转向，研究大众文化。
与伊尼斯同时代但略晚的麦克卢汉，继承并发扬光大这个学派，成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又最富有争议的媒介理论家。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这一对双星，继续照耀着21世纪的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关于伊尼斯和麦克卢汉的先驱和继承关系，2000年《澳大利亚国际传媒》春季特刊号“重温麦克卢汉”，做了简洁明快的论述。现摘录其中的一段，予以说明：“要认识麦克卢汉，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那就是要了解走在他前面的伊尼斯。伊尼斯确定了媒介的属性：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社会组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的研究给麦克卢汉提供了灵感。”
一、何谓媒介、传播、偏向与帝国？
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问世，已经50余年，至今却仍被奉为圭臬。作者伊尼斯去世，已经整整50年，但迄今为人称颂。奥妙何在呢？因为他开启了一个新的传播学派，即媒介决定论派，他就是这个学派的开山祖师。
麦克卢汉认为，伊尼斯是芝加哥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他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西方社会学巨匠帕克（Robert Park），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麦克卢汉说：“芝加哥学派研究的是地方性社区。在挑选大型主题上，伊尼斯属于欧洲学派，而不是美国学派。实际上，伊尼斯发挥这些思想时比帕克还要走得远。他应该是以帕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最杰出的代表。”麦克卢汉推崇伊尼斯，他说：“我乐意把自己的《谷登堡星汉璀璨》看成是伊尼斯观点的注脚。”
《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纵横数千年、驰骋数万里。在文明研究和传播研究中，这两本书构成最佳的互补参照。麦克卢汉推崇这两本书，欣然为之作序。在这两篇序中，麦克卢汉谦称自己是伊尼斯的“注脚”，肯定他的历史地位，推崇他的研究路子，指出他的研究特征是：构拟“宏大模式”，从内部深挖“历史运行机制”，推出“总体场论”等等。我们从中撷取几句，看看他为什么钦佩伊尼斯。
伊尼斯研究历史的宏大模式。他要“把历史当做一台戏，整个世界就是剧组……他揭示帝国要务的宏大模式。”他又说，“我不打算专注于不列颠帝国某些时期或地区的微观研究，虽然这样的微观研究，对了解其历史，具有重大意义。我也不会把兴趣局限在不列颠帝国，把它作为特有的现象……相反，我要集中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其他帝国，同时与东方帝国参照，以期抽离出可资比较的重要因素。”
伊尼斯创造的方法论叫“总体场论”。麦克卢汉说：“伊尼斯正在推出一个‘因’果关系的总体场论（total field-theory）”又说其研究方法是“界面”的方法：“伊尼斯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并没有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的共识。他特立独行，首先运用模式识别的方法，去研究我们这个信息超载的、电路连接的行星。”“他的研究方法为之一变，他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这是一种从叙述转向阐释的研究方法。
麦克卢汉称伊尼斯是“最好的老师”，说伊尼斯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篇浓缩的专论。他的每一页书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库。如果说，老师的职责是节省学生时间，那么伊尼斯就是记录在案的最好的老师。”
《帝国与传播》和《传播的偏向》都是“小书”，各18万字。前者是一部讲稿，共6章，成书出版时，加上一篇绪论。后者是论文集，共8篇。作者那如椽之笔，四两拨千斤，轻松驾驭非常宏大的主题，至今为人称颂。
伊尼斯在多伦多大学教“帝国经济史”，经济史是他的老本行，可是经济史拘束不了他的聪明才智。在《帝国与传播》里，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些讲稿有一个总的题目，叫帝国与传播，说的是帝国经济史。从这个题目一望而知，在我们的文明中，我们不仅关怀各种文明，而且还关怀各种帝国。”不过，只需略微翻检一下，就可以看出，《帝国与传播》实在是“挂羊头卖狗肉”；它并没有认真讲经济史。伊尼斯从经济史转向传播学，这个转向很值得庆幸。如果他囿于经济史，顶多成为一个二流的专家。这一次的“背叛”，成就了一位传播学大家。
伊尼斯这两本书，有3个关键词：传播、偏向、帝国。这3个“小”词，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且颇费思量。他不做界定，就不简单，且很值得玩味。就说“传播”吧，他研究的传播，是媒介的发轫、流布、变异、互动、特质、偏向。至于“偏向”，那是传播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可是这两个“偏向”就难以琢磨。至于“帝国”，既是常人心目中的帝国，又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帝国。我们要多费一点笔墨。
先说定义吧。可惜他本人不下定义，我们只能从他的文字中加以演绎。他所谓的传播，既是宏观意义上的文明演进，又是微观意义上的信息传播。所谓偏向，就是传播媒介特质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
他笔下的帝国，有两个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本书提到“帝国”共30余次。从时间跨度来看，有五六千年，从空间上来看，分布在欧亚非三大洲，从规模上来看，既有跨几大洲的庞然大物，也有袖珍得可以的小国。既有读者可能不太熟悉的远古的帝国，如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安息等。也有大家比较熟悉的、非常规意义上的帝国，比如米诺斯、迈锡尼、雅典、斯巴达等。亦有世人意见一致的庞大帝国，比如中华帝国、不列颠帝国、阿拉伯帝国、沙俄帝国等。此外，还有不太为人熟知的庞大帝国，比如塞尔柱突厥帝国、查理曼帝国、奥斯曼帝国等。
再说“帝国”的分类。伊尼斯把他所谓的帝国分为两大类：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攻城略地。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改朝换代的折腾和帝王更替的沧桑。
接着说他心目中“理想”的帝国。他认为，一个帝国成功的关键，是要解决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他理想的帝国，是希腊帝国，希腊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这个理想的帝国衰落呢？他说：“希腊人最终使自己的文字传统上升，压倒口头传统，把自己的贵族政治转变成了摊子很大的东方官僚体制。”“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促进了希腊文明的瓦解。”
接下来该说一说“媒介”。伊尼斯和麦克卢汉都不曾提出什么定义。我们不妨把两人的思想揉合在一起，演绎出一些定义。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就是说，他所谓的媒介决不是一般人心目中的4大媒体：报纸、电影、广播、电视。他说的媒介包括一切人工制造物，一切技术和文化产品，甚至包括大脑和意识的延伸。从这个宽泛的媒介观派生出了以下一些思想：（1）媒介的分类：麦克卢汉把媒介分为两大类：延伸肢体的媒介和延伸大脑的媒介；电子媒介是大脑的延伸，其余的一切媒介是肢体的延伸。伊尼斯也把媒介分为两大类：倚重时间的媒介和倚重空间的媒介。此外，两人都认为，人类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西方历史）上最重要的媒介有4种：口语、拼音文字、机器印刷和电子媒介。（2）媒介革命：人类历史上爆发了3次伟大的媒介革命。拼音文字的发明是口语向线性的视觉偏向的西方文化的飞跃；机器印刷是拼音文化向近代机械文化和科学文化的飞跃；电子媒介是机械文明向电子文明的飞跃。（3）媒介对人类社会和人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认为，媒介对人和人类进程的作用很大，可是这种影响也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为媒介使人自恋和麻木。所以他们要向世人（尤其是西方人）大喝一声：该清醒啦！
二、理论贡献
伊尼斯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1）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他指出西方文明的危机和局限性。“我的许多东西都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不过，我努力尝试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解说来解释马克思。我并没有系统而严密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推向极端，也没有苦心孤诣地把它推向极端，以显示它的局限性。”（《传播的偏向》第190页）（2）以媒介做文明分期。汤因比的文明划分标准，主要是历史、地缘和宗教。麦克卢汉的划分标准，虽然也是媒介，但比较粗。伊尼斯的分期却比较细，一共分成9个时期：A、埃及文明（莎草纸和圣书文字）；B、希腊-罗马文明（拼音字母）；C、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D、中国纸笔时期；E、印刷术初期；F、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G、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版、机制纸等）；H、电影时期；J、广播时期。这样的分期似乎烦琐，但请读者不要望而却步，因为他有一个简化的版本：“为求方便，我们可以把西方历史分为文字和印刷两个时期。”（3）媒介决定论。他认为，媒介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和麦克卢汉异曲同工。所以他断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4）传播偏向论。他认为，媒介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他和麦克卢汉所见略同。他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他认为，传播和媒介都有偏向，大体上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下面这段话，阐明了伊尼斯“传播偏向论”的意旨、要害，说明媒介的性质和偏向，并且说明为何有这些偏向。他说：“倚重时间的媒介，其性质耐久，羊皮纸、黏土和石头即为其例……倚重空间的媒介，耐久性比较逊色，质地比较轻。后者适合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倚重空间的材料，有利于集中化……我们考虑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比如帝国时，必须立足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我们要克服媒介的偏向，既不过分倚重时间，也不过分倚重空间。”
他进一步强调媒介偏向、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关系，指出媒介与国家官僚体制的关系，媒介与宗教的关系。他说：“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还要认识到时间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限问题，也是宗教问题。”又说：“国家的官僚体制倚重空间，忽略时间。相反，宗教却倚重时间，忽略空间。”
伊尼斯把媒介分为两大类。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媒介的性质，便于比较，现将他的思想做一番勾沉，两两相对，列表如下，以明其要。
倚重时间的媒介 倚重空间的媒介
笨重
轻便
耐久
难以保存
非集中化
集中化
有利于宗教的传承
有利于帝国的扩张倚重视觉
倚重听觉倚重口头传统
倚重书面传统石刻象形文字
原始拼音文字泥版楔形文字
原始拼音文字
汉字
机器印刷的拼音文字
羊皮纸 莎草纸
书籍
电报、广播
伊尼斯去世于1952年，未能目睹后现代传媒和数字时代传媒。或许读者可以尝试加上一些两两相对的媒介？再让我们举几条引语，给上面的列表加上一点血肉，以明其详。
首先看看他对媒介性质、特征的论述。“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者有利于时间观念，或者有利于空间观念。”“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
口耳传播和文字传播都有局限。麦克卢汉告诉我们，伊尼斯“列举了历史上的许多例子，说明口头和耳朵的传播受到时间的束缚，眼睛、文字、书面的传播受到空间的束缚。”
他推崇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的口头传统，对希腊文明做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西方文化的基础。“希腊文明丰富的口头传统成就卓著，它成为西方文化的基础。希腊文化的力量能够唤醒各个民族潜在的特殊力量。凡是借用了希腊文化的民族，都可以开发出自己特别的文化形态。各家对此已做过描写，并且以罗马为证。沉睡的国力释放出来，通过对本土文化成分和希腊文化成分的诠释，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像麦克卢汉一样，他认为西方文明从拼音文字开始到广播媒介为止，走了一段弯路。这段弯路，就是专门化，就是“太过”。他推崇希腊文明的“不过”：“‘万事不过’（Nothing over-much）是希腊人的至理箴言，其暗示意义是不信赖专门化的技艺，在一切文化生活领域都是如此。到公元前5世纪末后半叶，由于文字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希腊文化被毁了。”
伊尼斯将一把解读技术的钥匙交给我们。凭借这把钥匙，媒介的心理影响和社会影响，就容易读懂了。此外，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场挑战：媒介的评估和文明的评估。他说：“一种基本媒介对其所在文明有何意义，这是难以评估的，因为评估的手段本身受到媒介的影响……一种文明理解另一种文明并不容易……评估的困难显而易见，考虑时间因素时，尤其是如此。”“是否有能力开发一套行政体制，使之能够制衡传播的偏向，并评估空间和时间的意义，仍然是一个帝国（体制）的问题，也是西方世界面对的问题。”
现在我们再看麦克卢汉的理论贡献。择要概括如下：
第一，地球村。这个词语已成为几十亿人的口碑——虽然绝大多数人对其深刻内涵不甚了了。电子信息瞬息万里，使全球生活同步化；全球经济趋同、整合，游戏规则走向同一；网络生活同一，世界结为一体；时空差别不复存在，昔日遥不可及的海角天涯刹那可达。谁不说这就是弹丸之地？
第二，媒介。根据他隐而不显的媒介观念，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最为宽泛、无所不包的定义：媒介是人的一切外化、延伸、产出，一句话，媒介是人的一切文化。由于他研究的媒介涉及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一切层面——衣食住行，机械、语言文字、娱乐游戏、科学技术、艺术世界，所以，本书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读者都不乏教益和启示价值。
第三，媒介即是讯息。90年代之前，人们对此也许半信半疑。一般人认为媒介仅仅是形式，仅仅是信息、知识、内容的载体，它是空洞的、消极的、静态的。可是他认为，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是积极的、能动的，对信息有重大的影响，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有人不以为然，认为媒介仅仅承载内容的形式和外壳。习惯的思维定势堵塞了洞悉的目光、创新的思路，人们对媒介形式的革命力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实，四大发明作为媒介——所谓媒介的形式本身——就曾经改变了世界，改写了人类历史。这难道不是几百年的铁证吗？麦克卢汉之后兴起的新兴媒介VCD、DVD、Internet，不是已经并正在继续改变世界，改变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吗？新兴高科技不是正在以加速度改变世界和人类自身吗？
第四，电子媒介。麦克卢汉奇异的思想之一，是从一个奇特的角度将人的延伸（即媒介）一分为二：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其余一切媒介（尤其是机械媒介）是人体个别器官的延伸，印刷媒介是视觉的延伸。中枢神经系统把人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有机体，电子媒介亦然。其他的媒介则延伸人的一部分感官，使人的感官失去平衡，使人支离破碎、单向发展。电子时代的人再不是分割肢解、残缺不全的人。人类大家庭再不是分割肢解、残缺不全的大家庭。电子时代的人类再不能过小国寡民的生活，而必须密切交往。与此相反，机械媒介（尤其是线性结构的印刷品）使人专精一门、偏重视觉，使人用分析切割的方法去认识世界，所以在过去的机构时代里，人是被分割肢解、残缺不全的畸形人。
第五，“冷媒介和热媒介”。低清晰度的媒介（如手稿、电话、电视、口语）叫“冷”媒介，因为它们的清晰度低，所以它们要求人深刻参与、深度卷入。要言之，冷媒介邀请人深度参与，因此它“兼收并蓄”；热媒介剥夺人深度参与的机会，因此它“排斥异己”。
第六，西方文化的局限性。“理性的”西方文化是机械的、分割肢解的、线性的、分析的、偏重文字、视觉的、左脑的、抽象的文化。他欢呼电子文化的来临，因为它使西方人能够从传统文化中解放出来，重新整合成为完全的“部落人”。他认为，只偏重视觉的、机械的、专门化的谷登堡时代一去不复返，只注重逻辑思维、线性思维的人再也行不通，电子时代的人应该是感知整合的人、整体思维的人、整体把握世界的人。要言之，电子时代的人是“信息采集人”。
第七，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这是一个著名的公式，他从媒介演化历史的角度去概括人类的历史，为解读历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他认为，人类历史上一共有3种基本的技术革新。其一是拼音文字的发明，他打破了部落人眼耳口鼻舌身的平衡，突出了眼睛的视觉。其二是16世纪机械印刷的推广，这就进一步加忆了感官失衡的进程。其三是1844年发明的电报，他预告了电子革命的来临。电子革命将要恢复人的感官平衡态，使人重新部落化。
三、多伦多的双星
伊尼斯和麦克卢汉在多伦多大学共事和交友的时间，不过5年。可是学者的惺惺相惜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伊尼斯的两部传播学经典，都由麦克卢汉作序。在《传播的偏向》的序文里，麦克卢汉谦恭地称自己是伊尼斯的“注脚”。惺惺相惜的纽带，是共同的情趣和追求。可是这两人的研究方法和文风，是多么不同啊！现将两人异同之处作一番梳理，列表如下。
伊尼斯
麦克卢汉
同 媒介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媒介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
同 媒介史 媒介史
同 宏大主题宏大主题
异 注解不厌其烦几乎无一注解
异 语言平实严谨语不惊人誓不休
异 谨守严谨学理勇于大胆创新
两人的情趣交相辉映，照亮“媒介决定论”的旗帜。他们都善于驾驭宏大的主题，纵横数万里 （甚至是超出数万里！），上下几千年，把人类文明史和媒介史概括成几个简明的模式。两人的行文风格相反相成，暗合他们不同的学科背景。两人的研究方法，迥然不同。
伊尼斯是经济史家，善于且喜欢考证。注释不厌其烦、不厌其详。仅以《帝国与传播》为例，区区18万字，注释之篇幅，竟然超过全书篇幅的1/5！注释竟然超过550条。有趣的是，该书1950年问世时，注释只有277条。然而，从该书1950年问到作者去世的一年之间，他居然加上了257条旁注！这些眉批旁注经过他夫人的整理，在后来的版本中，才得以和读者见面。与此相反，麦克卢汉是文学家，善于修辞却不求严谨，且不作任何注释。读他的书，往往使人叫苦不迭。
关于研究方法，两人也表现出强烈的反差。伊尼斯对历史进行叙述和比较。在这一点上，他和汤因比一致。可是他又不止于此，他还进一步对历史和历史模式做出解释。这把解释的钥匙就是他最主要的思想：媒介、传播、时间、空间、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的偏向。然而麦克卢汉只做探索，不做解释；他把自己的研究方法比喻为开锁匠的方法。他铺陈事实，不作判断，等待读者去做结论。要言之，伊尼斯的研究方法是偏重传统的考据之学，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却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这种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探索而不做结论，并置而不做分析，铺陈而不做归纳，发现而不做判断，定性而不定量，形而上而不做实证。
两人的语言风格也构成对立的两极。伊尼斯的叙述和阐释，不用任何文学语言。麦克卢汉却偏爱格言警语，不求明白如话；他只用“艺术”语言，不求科学严密；滥用警语、格言、典故、暗喻，还喜欢用一些莫名其妙的“麦克卢汉式”的语言。
麦克卢汉的大胆创新，使他成为20世纪最负盛名且最富争议的媒介理论家。他扛起了“媒介决定论”的帅旗。可是这一面帅旗的旗墩却是由伊尼斯夯实的。没有旗墩或旗手，这面帅旗都不能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