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论文,我国论文,档案论文,图书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我国的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研究走过了一段非同寻常的道路，在短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从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目录学、文献学等学科各自为政到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探索。可以说我国的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研究是伴随着争论与困惑走进21世纪的。对于这段历史人们记忆犹新，但看法却并不一致：有人认为是“转型期”；有人认为是“沉寂期”；有人认为是困惑和低谷期；有人则认为这是一段最积极和最活跃的时期；还有人认为是高潮期。总之，人们需要认真回顾一下这段时间走过的经历，展望一下未来的发展，这对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体制的建立是十分必要的。
有人说中国的学术界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走过了西方半个多世纪甚至一个世纪的历程，此言并非夸张。就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而言，可以说此言如是。下面我们简要分析一下它们的特点与根源。
1 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目录学、文献学等学科各自为政阶段
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都可以称作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目录学、文献学等学科各自为政的研究阶段。这种研究的特点是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不注重规律性的研究与探讨，研究观点缺乏理论基础和一定的哲学基础，带有一定的主观主义，又带有神秘主义色彩。所以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研究本身难以形成系统性理论，仅成为靠主观直觉判断进行的话动，那么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的设想也绝不可能形成。
2 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研究面临的窘境与任务
三个学科相互融合的一体化在20世纪50年代已露端倪。196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图书馆组及书目、情报工作与科学名词委员会”改名为“情报工作、图书馆与档案部”。1974年9月，该组织又在巴黎召开了全面规划国家文献、图书馆、档案馆基础结构的世界科技情报服务系统大会，提出了建立“国家情报系统”(NATLB)的计划。许多国家据此采取了推动图书情报档案综合发展的相应措施。由于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研究的对象不论是机构、工作流程，还是资源和事业都有共性，所以它们的一体化自然顺理成章。特别是现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的问题的出现，三个学科更是错综复杂，呈现出一种融合的趋势，主要表现在：①研究对象的同一化；②研究人员的一体化；③专业教育的融合；④专业期刊的交叉。叶继元教授甚至认为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基本重合，作为过渡性名称，可以称为“图情学”。在实践中也有一些机构进行了三者的一体化，从其表现形式分：一种类型是把图书、情报、档案集中到某个部门管理，实现全部的一体化，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图书、手稿档案（包括23位美国总统的手稿）和科技报告等，所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既是图书馆，又是档案馆，还是情报研究机构。另一种类型是把图书、情报和档案相互交叉地保管在一个部门，实行部分的一体化，例如，图书馆工作与情报工作实现一体化，这种模式比较普遍，如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上海图书馆等；也有的将图书馆与档案工作合在一起的，如玻利维亚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柬埔寨国家档案图书馆。但在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理论和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缺乏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将是失败的实践。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学分别指导着图书馆、情报和档案工作的健康发展。然而，那种追求自我完善的学科建设现状是无法为一体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正确的理论指导的。目前，少数图书、情报和档案单位进行了一定的一体化实践，但其中大部分仅仅是三个机构合在一起，挂一块牌子，而内部仍然是各行其是，其实是有名无实；而另一些单位则把档案、图书、情报资料无条件地合到一个地方去管理，这又属于一种混合。这些做法与一体化的宗旨是大相径庭的，究其原因就是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随着科学发展综合化趋势的日趋加剧，图书馆学、情报学和档案学加强横向联系的趋势也日趋明显，而作为这种相互惨透、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是将出现一门研究它们的共同规律，以指导这些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新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几种理论，代表性的有文献交流学、文献信息学、文献信息管理学及后来的IRM学等，但由于各种条件限制，都没有很好地应用。
(2)宏观管理无力。宏观管理的一体化是一种战略管理的过程，是图书、情报和档案三个独立的系统改变封闭、孤立状态，加强横向联系，开展协调、协作，组成全国统一网络的过程。只有实现了宏观管理的一体化，才能使三个独立的工作系统在统筹安排、全面规划、协调发展下，建成统一的国家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实现宏观管理的一体化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有权威的、协调咨询性质的机构和系列的规章制度。目前，三个系统从上到下处于三足鼎立的状态，缺乏横向联系。图书馆系统基本上属于文化部和教育部管理，档案系统由国家档案局指导与协调，而情报系统则主要由科技部管理。因此，成立全国性的以及各省市、各行业的图、情、档协调机构和统一的规章制度是一体化的核心内容。
(3)专业设置不合理。我国对信息资源类学科的专业设置经历了一段混乱局面，这种混乱主要表现为：学科的名称不规范而且不稳定；多种分类标准并行，学科设置交叉重复；对学科的归属缺乏长远、一致的考虑，没有一个合适的学科名称来统一三个学科的上级一类学科。例如，在历史上，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学科性质无一定论，经历了多次的学科属性变更。在1998年教育部的高校本科专业设置中虽进行了一定的规范，但把情报学删除，而图书馆学、档案学和新增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与行政管理、旅游管理及土地资源管理等共属于管理学门类，很显然，图书馆学、档案学的关系与其他管理学门类中的学科关系更密切。而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指南和1992年制定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把图书馆学、文献学、情报学、档案学、博物馆学及图书情报文献学其他学科等学科作为二级学科，一级学科取名为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这种取名方法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3 周文骏的文献交流理论对我们的指导意义
周文骏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图书馆学情报学家，在50多年的学术研究、教学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科学思想和实践理论，他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建设、图书情报事业管理、图书情报学教育、图书馆哲学、图书馆学史、电子图书馆及目录学、档案学诸多学术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他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相互渗透的探索入手，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揭示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深层的共同之处：文献交流，并提出了“文献交流”学说，且进一步把交流理论扩展到目录学、档案学和出版发行领域，在理论界和实践领域都产生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文献交流理论是对文献客体及其所记载信息的传递与传播理论的研究，它是在图书馆工作、情报工作以及档案实践和理论相互影响、促进和渗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先生的文献交流理论揭示情报理论与图书馆与档案事业的相互联系。随着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教学研究领域不断调整，迫切需要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要有超前性、可预见性和抽象实质性、兼容性，也就是说能够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和教育发展方向，同时又是图书情报学理论科学的本质概括和抽象。周文骏教授通过分析研究，发现文献交流是出版发行、图书馆、档案、情报、书目等工作的共同实践基础，同时也是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目录学等学科的共同研究对象，文献交流的理论可以解释和指导出版发行、图书馆、档案、情报，书目等工作，这就使我们有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他从推究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关系问题开始，终于进入到对一门新学科的追求，并且发现这门新学科又是和传播学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由此提出了文献交流理论，并把它定义为：“是一门研究文献交流全过程的科学，作为交流过程主体的文献，文献交流的产生、发展、功能、内容、渠道、方法、效果，以及组织交流的相关机构等等，都是这门科学的具体研究对象”。我认为这一理论（文献交流理论）是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管理的思想指导和哲学基础。
以前我们只是强调真理就是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发现”，实际上还是强调了主观的超强能力。个人的思维结构、认识能力都不可能相同，因此，对客观的认识即对真理的“发现”也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历来所谓“唯物”、“唯心”之分从没有断绝。以前我们对图书、情报、档案等一体化管理理论的探讨，多停留在个人对各门类的主观认识上，而缺乏对各主体即客体的研究上，即缺乏对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结、同构等所谓“主体（之）间”性的研究。周文俊教授的文献交流理论改变了这种以个人的主观认识为准而拼凑各门类的主体情状，能更好地去寻找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共同性、合理性，从而使大家便于取得共识性，即可以改变那种“符合（主观认识）真理”，而走向“共识真理”的道路，摆脱“意识哲学”的困境，从而对实践产生直接的指导作用。
其次，文献交流理论改变了以前研究中“各自为政”的弊端，使图书、情报、档案学研究走向一体化。所谓“一体化”即把各子门类融入一个母门类中，使各子门类之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如此，它们就构成了系统。在系统中可以突显出各子系统即各门类特点的共同性与联系性。系统论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系统（总体）的力量作用大于各子系统之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1+1＞2”。在文献交流理论指导下研究的成果既可应用于图书馆学，也对情报学、档案学有指导意义，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文献交流理论不仅为图书学、情报学、档案学的重建工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在以上学科的实践中起到了推进作用。正如王余光等所指出的：“这些有益的探讨大大开拓了文献学的研究领域，给现代文献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标志着现代文献学研究步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收稿日期：2008-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