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宏观稳定——自组织理论与历史经验相结合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化进程论文,稳定论文,理论论文,组织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与对其考察的特定视角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论述的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中，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被列在首位。正如江泽民同志已经指出并论述过的，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如在整体上把握得好，可以“做到互相协调，互相促进”。本文不准备全面地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论证，只是侧重进一步阐明现代化进程中保持社会宏观稳定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探讨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如何“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1〕。
面对这一实践上极端重要然而理论上却十分复杂的问题，是否有必要超越社会、人文学科的限制，从现代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最新进展中，寻求某些启示？我们认为，只要我们不完全无视现代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走向交叉和综合的大趋势，不将现代化等社会进化看成与宇宙中其它进化过程毫无共同之处的一种神秘现象，这种必要性应当说是肯定的（何况在某些属于横断学科的基础理论前面加上所谓“自然科学”的限定并不确切）。问题似乎还在于可能性。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现代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进展已经提供了这样的成果，那就是耗散结构论和协同学等通常被称作非平衡系统自组织理论（简称“自组织理论”）的一组新科学理论群。它们共同揭示了组成系统的大量子系统，如何有可能自己组织起来，实现从无序到有序或从较低级有序到较高级有序进化的一般条件、机理和规律性。而我们知道，现代化正是社会从较低级有序向较高级有序的一种进化过程。不仅如此，自组织理论中包含着对系统进化过程中结构变迁、产物增长和稳定性变化三者关系的规律性认识〔2〕，它恰好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处理好现代化进程中体制改革、 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不过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组织理论提供的一般概念和原理尽管确实普遍适用于研究包括现代化在内的所有进化现象，但是，它毕竟无法直接代替对社会现代化这一特定进化现象的研究。不应当将自组织理论的某些术语，简单移植到现代化研究领域，否则将难免重蹈以往类似研究中“生搬硬套”的缺陷。于是，将自组织理论的某些一般概念和原理，与中外现代化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材料相结合，便构成了本文考察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宏观稳定问题的特定视角。由于从这一视角的探讨尚未见诸文献，本文展开过程中的粗疏错漏之处，尚请学界同仁指教。
二、社会宏观稳定：现代化中期的特殊意义
自组织理论对系统进化过程的研究表明，当表征系统与外部环境交换物质能量的控制参量的增长较为迅速而又尚未达到特定阈值，系统的旧宏观状态（或结构）趋于解体而新结构又尚未形成之时，系统的宏观稳定性往往最低。对系统进化的一个周期，如果将控制参量有了一定增长但远未达到特定阈值阶段看作其初期，将控制参量的增长已按近但又尚未达到特定阈值阶段看作其中期，而将控制参量的增长达到并继续维持在特定阈值阶段看作其后期，那么，处于上述进化过程中期的系统，其宏观稳定性相对而言总是最低的。
有趣的是，这一点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对应现象，早已为国外不少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所证实。此处仅以巴西为实例。本世纪30年，巴西已建立起由工业资产阶级领导的除农民以外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政治联盟。一直到60年代初为止，巴西各届政府都以该政治联盟为统治基础，领导巴西进行以进口替代为内容的工业化，经济持续增长，政治格局中出现了多元化民主趋势，社会至少从宏观上比较稳定。然而到了60年代，社会从宏观上却陷入了动乱。其原因，一是高度动员但组织很差的民众运动，二是工业化但结构不良的资本主义经济。这两个矛盾相联系，又造成工业结构改造困难，经济停滞，社会集团利益冲突加剧，彼此缺乏达成共识的基础。而此时政府的权威，却完全不足以继续控制和协调社会势力，其结果，便是社会在宏观上的动荡即丧失稳定〔3〕。 事实上，这在世界现代化史上并不仅是巴西一国曾经发生过的偶然现象。
从自组织理论与历史经验相结合来考察，从宏观层次上看，现代化进入中期后，经济发展迅速而又尚未达到足够水平，社会的旧体制趋于解体而新体制又尚未形成，此即所谓“旧者趋亡，新者未立”，这时社会的稳定性往往容易显著降低。对当今不发达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后发展”现代化来说，由于要将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逐步完成的现代化任务，压缩到短短的几十年内几乎是“一揽子”完成，这种现象就更容易发生。从微观层次上看，一方面，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社会成员获得的社会活动能量普遍增加，社会参与大为活跃；另一方面，原社会结构的迅速解体使社会成员原先的利益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冲突空前加剧。而此时如果社会的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建设滞后，政府不能及时提供新的有权威的社会规范来对社会成员加以有效的约束，社会成员在很大程度上各行其事并互相冲突，便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社会的“秩序真空”。其宏观表现，即是社会整体的稳定性显著降低。
三、保持社会宏观稳定的同时推进现代化的可能性
在社会始终保持宏观稳定（避免发生大社会动荡）的内部环境中，尽可能平稳地推进和完成我国现代化进程所必须经历的改革和发展，无疑是我们的良好愿望。问题在于：这从现代科学的基础理论上看，在逻辑上首先是否具有这种可能性呢？
现代数学的“突变论”作为另一自组织理论，对此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突变论通过一系列严密的数学推导，严格证明了：系统既可以在丧失宏观稳定性（穿过数学上所谓“分歧点集”）的情形下，实现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突变性过渡；也可能在自始至终不丧失宏观稳定性（避开数学上所谓“分歧点集”）的情形下，完成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渐变性过渡。一个最通俗的实例，就是水之从液态向气态的转化过程，既可以在温度和压强的一种条件下通过沸腾（伴随宏观上的失稳）而实现，也可以在温度和压强的另一种条件下通过蒸发（不伴随宏观上的失稳）而完成。后者是通过系统新质因素逐渐增多、旧质因素逐渐减少的渐变过程，逐步而平稳地完成了系统的根本质变〔4〕。
至于从中外现代化历史上看，社会未伴随大的动荡（尤其持续大动荡）而相对平稳完成现代化的，不仅从来不属罕见的例外，反而倒是相当常见。迄今为止，世界范围的现代化浪潮已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浪潮发生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英国、法国、美国和拉丁美洲先后被卷入，而成功者只有英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英国在1688年实现著名的“光荣革命”后，连续享受了多年的国内和平，在此期间得以顺利地完成了工业革命。第二次浪潮发生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现代化在欧洲核心地区取得巨大成就。其中，比利时、瑞士以及后来的北欧各国都走上了经济稳定发展的道路，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其后，美国和德国也进入了稳定高速的现代化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大国。在非西方世界，由于现代化巨大冲击所激起的强烈反响，从埃及、土耳其到中国和日本，都先后开始探索现代化的道路。而在这一阶段结束时，只有日本成功地成为军国主义工业化的样板。在这一转变中，日本国内也保持了高度的社会稳定。第三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几乎是齐头跑步奔向现代化。几十年后，它们中最成功者是亚洲“四小龙”，已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行列。而它们无一不是在保持社会宏观稳定的同时向前推进现代化的。
其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十七年未发生全国范围的社会动荡，但现代化的进程却空前迅速且有效，不也相当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必须特别地说明：我们并没有设想可以在不伴随任何社会震荡的情况下绝对平稳地完成现代化，更不是说任何（广义的）不稳定因素都只具有消极意义。我们只是试图从自组织理论与历史经验相结合的考察上证明：在保持社会宏观（并非微观或中观）稳定的同时实现现代化，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有充分的信心，争取社会在不发生大动荡并尽可能少发生小动荡的环境中，继续推进并完成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四、社会宏观稳定对现代化进程的意义
稳定性对系统进化过程的意义——具体说来对结构变迁和产物增长的意义——自组织理论是如何看待的呢？如前所述，自组织理论认为，没有控制参量的增长和结构的变迁，就一定不可能有系统的任何进化。但是，自组织理论又告诉我们：并非控制参量的任何增长和结构的任何变迁，都一定导致系统的进化；一个实现了控制参量增长和结构变迁的系统，只有当它不仅在环境中能获得稳定，而且其稳定性也随之进一步增强了，相应的演化过程才可能是进化过程。这就是说，一种演化过程只有不仅以控制参量增长和结构变迁为原因，而且还必须产生在环境中稳定性增强这一结果，才有可能是进化过程；系统在内外环境中的稳定性如何，起着对控制参量增长和结构变迁“效果究竟如何”的某种客观的“评价”作用，进而将适应或更适应环境的系统保留下来，将不适应或较不适应环境的系统淘汰掉。〔5〕
中外现代化历史上的大量史实，也都一再证明了自组织理论上述思想的普适性。
（一）社会宏观稳定对现代化进程中体制改革的意义
保持社会宏观稳定对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体制改革的意义，在本世纪初20年代土耳其著名的“凯末尔改革”中，表现得十分生动。
改革之初，凯末尔几乎面对着现代化可能带来的一切问题：民族共和体的界定，一个世俗化政治组织的建立，社会和文化改革的实施，经济发展的推动等。而其中每一目标的实现，都必然会触动原有阶层和集团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与反击。这不仅会使改革阻力重重，而且有可能发展成为公开的争议乃至对抗，造成社会在宏观上丧失稳定，进而使改革的领导者因无法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导致现代化进程在混乱中受挫。
凯末尔由于领导反帝斗争取得成功，在土耳其享有崇高的威望与实权，并使他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具有合法性。但凯末尔并未采取激化矛盾，强行和激进推进现代化的措施；相反，他注意到继承和变革的关系，延用了大批旧政权官僚机构的军官和文官，依靠他们中积极拥护改革纲领和目标的分子，逐步渐进地推进改革。为了避免因发生势均力敌的全面对抗而使社会在宏观上失控，一方面，凯末尔将需要解决的一大堆问题一个个分开，从最迫切的同时能够得到尽可能多的人支持的事情做起，精心安排改革程序，尽量减少改革阻力；另一方面，一旦时机成熟决定处理某一问题时，则都采取闪电式战术，用强硬手段造成既成事实，使改革进程的每一步都不可逆转。这种战略上循序渐进与战术上速决速胜相结合的高超政治艺术，使土耳其即使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也始终保持了社会在宏观上的稳定，从而将改革进程的主动权始终掌握在凯末尔手中，保证了改革能有计划、有步骤和有秩序地稳步向前推进，最终使土耳其实现了一场深刻的现代化变革。〔6〕
反过来说，社会因未能保持宏观稳定而导致改革失败，进而导致现代化“受挫”乃至历史倒退的实例，在中外现代化史上也屡见不鲜。在此，仅以“伊朗革命”的失败为例作一剖析。
伊朗前国王巴列维开明而有远大理想。在他领导下，1963年至1978年间，伊朗已成功地推行了15年的现代化改革，社会面貌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土地革命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贫困在消失，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并开展了扫盲和妇女解放运动。总之，当时的伊朗正向世俗的、工业化的以及与世界联系紧密的现代化国家转变。然而，巴列维在自上而下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也树立了众多仇敌。伊斯兰教士（毛拉）、传统商人、封建地主、官场老手、名门贵族以及激进的左派都恨他。国王对付这些反对派的手段是秘密警察和监狱。在这种专制高压统治下，伊朗社会表面上保持着稳定，但社会仇恨和不满在渐渐积攒，并终于爆发为1978年初开始的全国性动乱。
在那场持续达一年左右的动乱中，经济陷于停顿，石油停止出口，骚乱使每一天的经济损失高达6000万美元。不仅如此，人们互相残杀，原政府官员和军官大批被处决，残酷暗杀层出不穷，秩序和权威荡然无存。而事实上社会的动荡和失控都牢牢地掌握在宗教保守势力手中，他们达到了夺权的目的。其最终结局，是伊朗已取得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完全被打断，而且倒退到神权专制、反工业文明和与世隔绝的前现代化国家。〔7〕
认识到社会宏观稳定对体制改革的意义，就要求我们必须从维护并增强社会稳定的高度，来观照体制改革，从而积极而又慎重地推进我国的体制改革。一方面，我国的改革既要认真吸取国外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实现任何一个现代化社会都必须达到的基本目标，又必须从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的实际出发，找到在中国大地上真正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否则，不仅不可能实现任何意义上的现代化，而且可能导致社会陷入动乱。由于盲目照搬国外模式而导致现代化“受挫”的，这种情形在世界现代化史上早有很多深刻教训。另一方面，改革的推进既要大胆，又必须谨慎，要有步骤，讲究策略，注意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的承受能力以及这种能力的变化，以便随时调节改革的力度，切忌急躁冒进。否则，不仅“欲速不达”，而且极容易导致社会陷入动乱。总之，改革的内容、步骤、方式和力度等是否恰当，都要看改革后的社会在内外环境中的稳定性是否进一步增强了。
（二）社会宏观稳定对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的意义
东亚“四小龙”的高速经济发展，已越来越为全世界所注目。许多学者分析其成功经验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强调指出了社会保持宏观稳定所起的重要作用。首先，稳定和强大的国家或地区政府，适时地制定并调整经济发展的规划、战略和政策，从而对经济腾飞有效地发挥了主导和调控作用；其次，社会的安定建立在法制与道德的基础上，人民得以比较安居乐业，社会风气总体上健康向上，社会治安情况相对良好，为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较为优越的社会宏观环境；此外，社会宏观稳定也成为吸引外部投资和发展旅游产业的重要有利因素。〔8〕
与东亚“四小龙”在某种意义上适成对照的，是现代化进程几乎是同时起步的某些南亚国家，如缅甸、斯里兰卡和孟加拉等。后者经济发展的速度之所以远在前者之下，其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后者社会宏观稳定性的程度远低于前者。首先，纷扰的政治事变层出不穷，国家建设经常被置于一旁，经济发展的战略不时被打断；其次，政府权威的虚弱，使它无法抑制和削弱特殊的分利集团的活动；再次，政府权威低落，使得从殖民统治时代继承下来的行政机构日趋衰朽，各级官员贪污腐化，彼此关联，而置国家利益和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于不顾。〔9〕
社会宏观稳定对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从我们祖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所经历的曲折艰辛的现代化道路中，可以得到更为深刻的体验。这里，我们只想引用两个对比材料，以进一步加深人们已有的体验。
一是，一位印度学者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材料，曾就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1870年至1952年之间的国内生产净值的增长做粗略估算，发现在那80年时间中，半殖民地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殖民地印度的相应速度还低。而造成这一明显差别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在同一时期内，印度长期享有宏观上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而中国却处于连绵不断的战乱和动荡之中。〔10〕
二是，近40年当代中国如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那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两个时期社会宏观稳定性的水平也是有明显区别的。正是这一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两个时期经济发展的显著不同的结果。下表是对1957—1978年与1979—1988年两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发展作对比分析得到的若干定量结果：
认识到社会宏观稳定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对我国的现代化来说，就要求我们不能离开社会宏观稳定来孤立地考虑经济发展。虽然没有经济以一定速度的发展就一定不会有现代化，但并非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就一定有现代化，还要看我国社会在内外环境中的稳定性是否也随之增强了。这个稳定性从外部来说，要看在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中的自主能力是否增强了；从内部来说，则要看体制改革以及经济本身运行的宏观环境是否宽松了，归根到底是要看广大人民群众是否有可能更加安居乐业。这样，就要求我们重视并妥善地处理好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届五中全会讲话中论述的其它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用这种稳定性来“评价”经济发展，就不难看到：经济发展不应再走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摊子、追求数量的老路子，而应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从而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对已经连续几年高速增长了的我国目前的经济，尤其显得特别重要和迫切。而从维护并增强社会宏观稳定的高度来观照经济发展，则有利于我们实现在观念上“更新发展思路”，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真正地确立上述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注释：
〔1〕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95年10月9日。
〔2〕普里高津等：《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年版。
〔3〕巫永平：《现代军人政权与工业化——巴西的实例研究》，见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托姆：《突变论：思想和应用》，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年版。
〔5〕胡皓：《论一般进化的判据》，《浙江大学学报》，1995 年第1期。
〔6〕董正华：《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点——以凯末尔改革为重点》，见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费雷敦·胡韦达：《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8〕刘志庚：《亚洲“四小龙”的腾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9〕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社会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
〔10〕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