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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近影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6-0106-08
一
明代文人读词作词，无不深受《花间集》与《草堂诗余》的影响①。《花间集》为五代时人欧阳炯所编，录唐五代“诗客曲子词”十八家五百首，其编选宗旨如赵崇祚《花间集序》所言：“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宋人晁谦之《花间集跋》云：“《花间集》十卷，皆唐末才士长短句，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嗟夫！虽文之靡无补于世，亦可谓工矣。”《草堂诗余》原本是宋书坊所编，成书于宋宁宗庆元(1195-1200)之前，南宋人何士信在淳祐九年至景定(1249-1264)间为之作了增修笺注，是为类编本，前后集各二卷，共四卷。书中选唐、宋词367首，以宋词为主，前集按时令分为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四类，后集按节序、天文等分为七类，共十一类。《草堂诗余》与《花间集》并称，影响了有明一代的词学。明人毛晋《草堂诗余跋》曰：“宋元间词林选几屈百指，惟《草堂》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至此也。”②朱彝尊《词综·发凡》曰：古代词选在明代多不流行，“唯《草堂诗余》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策》，无惑乎词之不振也”；“《草堂》选录各词皆流丽平易，反映了当时‘尚酣熟’的审美取向”。③嘉靖十七年（1538年），陈钟秀《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刊行，此书是何士信《草堂诗余》的改编本，打乱了原书的次第和分类，篇目亦有一定增删，总篇数未变。近人王鹏运《精选名贤词话草堂诗余·跋》曰：“近人论词以字数多寡，分长中短调，谓始于《草堂》，颇为识者所訾。……始知以字数为次者，乃明人羼乱之本，非本然也。”刻于嘉靖十七年的《草堂诗余别录》，张綖编选，据明刻浙本《草堂诗余》节选而成，前集39首，后集39首，选词数仅为原书四分之一。其主要价值体现在选词所据《草堂诗余》版本与今传者不同，可资校勘。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年），顾从敬《类编笺释草堂诗余》刊行，该书共四卷，最主要的变化是首次按词的字数分类，将词分为小令、中调、长调，其中卷一为小令，卷二为中调，卷三四为长调，对原篇目大加增删，共选词443首，较何氏原书多出76首。其选词的基调仍与《草堂诗余》相近，这从何良俊应顾氏请求为此书作的“序”可见：“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即《草堂诗余》所载，如周清真、张子野、秦少游、晁（按当作晏）叔原诸人之作，柔情曼声，摹写殆尽，正词家所谓当行、所谓本色也。”由何序可见“《草堂诗余》系列”选词的主导倾向。明人吴从先编选的《草堂诗余隽》，为宋本《草堂诗余》的改编本，选词433首，分类排列，但刻本粗劣，讹误甚多。明末人沈际飞《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是《草堂诗余》的扩编本，共选词1678首，规模较大，而且从唐到明代之词皆入选，但因为此书大部分是改编旧本而成，有些是新选，体例不够统一，让人感觉是几个选本的联缀体。明人陈耀文《花草粹编》是一部重要的词选，从书名即可见其受《花间集》与《草堂诗余》影响甚深。
除此以外，明代也出现了一批“草堂系列”之外的词选，如《天机余锦》，成书于嘉靖二十九年之前，选词1256首，主要取材于何士信《草堂诗余》、元凤林书院所编《精选名儒草堂诗余》，旁及周邦彦、刘过、曾揆、刘克庄、张炎、元好问、张雨、张翥、冯延登、瞿佑诸人的别集。唯取材范围偏窄，难称一代之选。杨慎编《词林万选》，有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刻本；《百琲明珠》，有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刻本。《词林万选》选词仅234首，篇幅过小，无法反映唐宋至明代词的盛况；《百琲明珠》五卷，选唐、宋、金、元词158首，流传不广，未能对词坛产生重大影响。明人董逢元《唐词纪》十六卷，编于万历二十二年，专选唐五代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虽以唐词为名，而五季十国之作居十之七”，编排上体例混乱，“且不以人序，不以调分”，“割裂无绪”，失误之处亦复不少。④明茅映编选的《词的》四卷，有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刻本，选唐至明代词391首，以“幽俊香艳”为宗，格调不高，多承前人之误，评语亦多肤廓。又有明人陆云龙编选的《词菁》二卷，此书仿宋人《草堂诗余》体例，分类选词，共选唐至明代词270余首，选词追求“新奇香艳”，规模也偏小。有崇祯四年（1631年）刻本。
综上所述，明代词选或所选词作偏少，或体例驳杂，且均沿“花草”之风，偏重婉媚清丽之什，没有一个理想的选本，直到《古今词统》⑤出现，这种情况才有了很大的改变。此书为明末大型词选，以《花间集》、《尊前集》、《类编草堂诗余》、长湖外史《草堂诗余续集》、沈际飞《草堂诗余别集》和《草堂诗余新集》、钱允治《国朝诗余》诸书为基础，凡收词491家，词作依字数多寡排列，凡329调，词2018首⑥，上起隋、唐下至明代，将历朝词汇于一编，故名之曰《古今词统》，为明代及其以前最具规模的历代词总集之一。《古今词统》词下有笺注评点，又有圈点眉批。卷首有孟称舜序、徐士俊序和旧序八篇，“杂说”六篇。此书于崇祯中传布后，曾有书坊剜改卷端、书口等处，以《草堂诗余》、《诗余广选》之名续印。清代词人、康熙朝文坛盟主王士祯《倚声初集序》曰：“《花间》、《草堂》尚矣。《花庵》博而未核，《尊前》约而多疏，《词统》一编，稍撮诸家之盛。”王士祯认为《古今词统》能取唐、宋以来诸家词选之长，此话不无道理。
一部词选的选目最能体现其词学思想，《古今词统》当然也不例外。从选目看，该书最大的特点是婉约与豪放并重。该书收词最多的是辛弃疾141首，其下依次是杨慎60首，蒋捷50首，吴文英49首，刘克庄、陆游45首，周邦彦42首，苏轼41首，黄庭坚37首，秦观、王世贞35首，高观国34首，毛滂32首，刘基31首，史达祖28首，晏幾道24首，程垓23首，孙光宪22首，牛峤、方千里20首，欧阳修、杨基19首，董斯张18首，李煜17首，温庭筠、张先、李清照15首，沈自炳14首，汤显祖13首，顾
12首，白玉蟾、瞿佑、吴鼎芳11首，刘禹锡、欧阳炯、柳永、贺铸、黄升、姜夔、钱继章、僧德洪、赵长卿10首。以上共42人，约占所选词人总数的百分之九，选词却高达1095首，占全书选词数一半以上，因此，这个统计基本上可以反映该书的审美倾向。从上述统计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重要作家分布的朝代广泛，以宋、明两代为主，体现出编者鲜明的“词统”意识。（二）高度推尊辛弃疾词，收其词141首，大大超过其他词人的词作数量。（三）婉约与豪放兼收。仅以宋代词人为例，传统上被认为是婉约词人的有温庭筠、李煜、张先、柳永、晏幾道、秦观、周邦彦、程垓、李清照、姜夔、吴文英等；传统上被认为是豪放词人的有苏轼、黄庭坚、辛弃疾、陆游、陈亮、刘克庄等。从李白《菩萨蛮》到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的慷慨悲凉之词，多有入选，而花间鼻祖温庭筠的词仅选15首，列20位开外，选者重视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词的美学趣味是显而易见的。选家的这种手眼，在明代学者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二
“正变”说是古代词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古人所谓“正变”，实质上是结合文学的发展变化，对文学风格或流派作出的总体性评断。“正”就是正宗、正体，“变”就是变体、别格。从历代词论家论词的发展变化的趋势看，词的“正变”问题，主要集中在对“婉约”与“豪放”两大风格流派的评判上，而且多以婉约清丽为正、豪放慷慨为变⑦。
以“婉约”与“豪放”并称论词，最早是由明代前期的张綖提出来的，他著有《诗余图谱》三卷，在“凡例”后附按语云：“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所录为式者，必是婉约，庶得词体，又有惟取音节中调，不暇择其词之工者，览者详之。”⑧张綖认为词的艺术风格有两大分野，婉约风格的特征是“词情蕴藉”，豪放风格的特征是“气象恢弘”。这是非常宏通的见解。可惜当张綖论述词之正变时，又回到以婉约为正、以豪放为变的传统路子上去了，但将词风概括为“一体婉约，一体豪放”，仍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稍后的徐师曾说：“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否则虽极精工，终乖本色，非有识之士所取也。”⑨他也是把词强分正变，并且以婉约为正，豪放为变。明代中期的王世贞则进一步发挥了崇婉约抑豪放的观点，他说：“词者乐府之变也。……故辞须婉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⑩王世贞对豪放之作的贬抑是十分明显的。何良俊、沈际飞、王骥德诸人持论均与王世贞相近。这种贬豪放崇婉约的以婉约为本色的流行观点，直到卓人月的朋友孟称舜作《古今词统序》，才算是受到了真正的挑战。孟称舜基于词的情感理论，对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不强分优劣。其《古今词统序》是一篇重要的词学文献，兹不惮繁琐，征引如下：
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曲，词者，诗之余而曲之祖也。乐府以皦迳扬厉为工，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故作词者率取柔音曼声，如张三影、柳三变之属。而苏子瞻、辛稼轩之清俊雄放，皆以为豪而不入于格。宋伶人所评《雨霖铃》、《酹江月》之优劣，遂为后世填词者定律矣。予窃以为不然。盖词与诗曲，体格虽异，而同本于作者之情。古来才人豪客，淑姝名媛，悲者喜者，怨者慕者，怀者想者，寄兴不一：或言之而低徊焉，宛恋焉；或言之而缠绵焉，凄怆焉；又或言之而嘲笑焉，愤怅焉，淋漓痛快焉。作者极情尽态，而听者洞心耸耳。如是者皆为当行，皆为本色。宁必姝姝媛媛，学儿女子语而后为词哉！故幽思曲想，张、柳之词工矣，然其失则俗而腻也，古者妖童冶妇之所遗也。伤时吊古，苏、辛之词工矣，然其失则莽而俚也，古者征夫放士之所托也。两家各有其美，亦各有其病，然达其情不以词掩，则皆填词之所宗，不可以优劣言也。予友卓珂月，平生持说，多与予合。己巳秋，过会稽，手一编示予，题曰《古今词统》。予取而读之，则自隋、唐、宋、元，以迄于我明，妙词无不毕具。其意大概谓词无定格，要以摹写情态，令人一展卷而魂动魄化者为上，他虽素脍炙人口者，弗录也。珂月所作诗余甚多，兴会所到，无不曲尽两家之美，故能出其手眼，以与作者之情合。使徒取绝艳于《花间》，挹余香于《兰畹》，则得词之郛矣，而未尽其致也，选者之情隐，而作者之情亦掩也。则是刻其可以已也夫。(11)
孟称舜字子发，会稽人，崇祯间诸生，著有《孟叔子史发》，《四库全书总目》评云：“是书凡为史论四十篇，其文皆曲折明鬯，有苏洵、苏辙遗意，非明人以时文之笔论史者也。”是一位颇有见识的文人。这一点在其《古今词统序》中得到充分体现。首先，孟称舜反对词以婉丽流畅、柔音曼声为美，以张先、柳永之词为正，而以苏轼、辛弃疾“清俊雄放”之词为变的传统观点，“乐府以皦迳扬厉为工，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重“柔情曼声”云云，是何良俊《草堂诗余序》中的观点，孟氏用来作为驳论的靶子。对于宋伶人关于柳永《雨霖铃》与苏轼《酹江月》之优劣的评价，他也不以为然。按，《说郛》卷二十四引《吹剑续录》：“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12)其实，东坡幕士之语，并未给这两类词分优劣，后人片面地解读这一故事，才会有重婉丽柔美轻豪壮慷慨之论，陈师道《后山诗话》称东坡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即为此类看法之代表。在孟称舜看来，只要出于真情，“才人豪客，淑姝名媛”之词皆为佳作。他列举了词的各种风格，并未分轩轾，且据此提出了自己的本色观：作家的性情是各不相同的，感情的内容是丰富多样的，情感的表达方式也是复杂多变的，词的创作只要做到了“作者极情尽态，而听者洞心耸耳”，就是优秀之作，“如是者皆为当行，皆为本色”。这就有力地反驳了王世贞等人以“婉转绵丽，浅至儇俏”为当行本色而排斥豪放词的观点。其次，认为婉约与豪放两种风格均渊源有自：前者是“古者妖童冶妇之所遗也”，后者是“古者征夫放士之所托也”。明人有浓厚的复古情结，能在古代典籍中为豪放词攀上亲，无疑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也就为豪放词争得与婉约词平等地位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复次，孟“序”云：词与诗、曲一样，“本于作者之情”，无论是张先、柳永一派的婉约词，还是苏轼、辛弃疾一派的豪放词也都应遵循“达其情而不以词掩”(13)的共同创作原则。孟称舜认为情感的抒发方式是复杂多变的，“或言之而低徊焉，宛恋焉；或言之而缠绵焉，凄怆焉；又或言之而嘲笑焉，愤怅焉，淋漓痛快焉”，只有作者的情感表现得惟妙惟肖，能够引起读者、听者强烈共鸣的词才称得上是“本色”、“当行”的佳作。孟称舜还说：卓人月与他观点相近，《古今词统》即以“情”为唯一选词标准：“谓词无定格，要以摹写情态，令人一展卷而魂动魄化者为上。他虽脍炙人口者，弗录也。”最后，孟称舜论词之正变，超越了孰正孰变、强判妍媸的流俗之见。他认为张、柳“幽思曲想”与苏、辛“伤时吊古”之词，都是优秀之作。同时，也不讳言两者皆有所失，或失之于“俗而腻”，或失之于“莽而俚”。因此，他的结论是客观公允的：“两家各有其美，亦各有其病”，“不可以优劣言也”。他称赞卓人月的词“兴会所到，无不曲尽两家之美”，虽属溢美之辞，但对婉约与豪放“两家之美”相提并论的说法是很精当的。综上所述，孟称舜的“正变观”是由他的“主情观”引申而来的，他的见解的确超拔流俗之上，其力排众议的理论勇气，在明代词论家中是独树一帜的。孟称舜的正变观对清初人徐喈凤、田同之的词学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徐喈凤云：“婉约固是本色，豪放未尝不是本色。后山评东坡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离乎性情以为言，岂是平论？”(14)田同之亦云：“填词亦各见其性情。性情豪放者，强作婉约语，毕竟豪气未除。性情婉约者，强作豪放语，不觉婉态自露。故婉约自是本色，豪放亦未尝非本色也。”(15)可以说，徐、田的观点均为孟氏“正变”论的延伸。
《古今词统》的参评者徐士俊的观点与孟称舜相近，其《古今词统序》曰：“赵明诚梦得‘言与司合，安上已脱，芝芙草拔’十二字，卜其为‘词女之夫’，既而果娶易安，定情金石，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等句，即暗中摸索，亦解人怜，此真能统一代之词人者矣。虽然，词盛于宋，亦不止于宋，故称古今焉。古今之为词者，无虑数百家，或以巧语致胜，或以丽字取妍，或‘望断江南’，或‘梦回鸡塞’，或床下而偷咏‘纤手新橙’之句，或池上而重翻‘冰肌玉骨’之声，以至春风吊柳七之魂，夜月哭长沙之妓，诸如此类，人人自以为名高黄绢，响落红牙。而犹有议之者，谓铜将军、铁绰板，与十七八女郎相去殊绝，无乃统之者无其人，遂使倒流三峡，竟分道而驰耶。余与珂月，起而任之，曰：是不然。吾欲分风，风不可分；吾欲劈流，流不可劈。非诗非曲，自然风流，统而名之以词，所谓言与司合者是也。……曰幽曰奇，曰淡曰艳，曰敛曰放，曰秾曰纤，种种毕具，不使子瞻受词诗之号，稼轩居词论之名。又必详其逸事，识其遗文，远征天上之仙音，下暨荒城之鬼语，类载而并赏之。虽非古今之盟主，亦不愧词苑之功臣矣……”(16)此序要点有三：一是既肯定词的“巧语”与“丽字”，赞赏温庭筠、李煜、周邦彦等人的柔美之词，又不废苏、辛豪放词，欲将“铜琵琶”、“铁绰板”与“十七八女孩儿”统于一书；二是认为词有幽、奇、淡、艳、敛、放、秾、纤诸种风格，在此基础上，既肯定柳永、李清照词，又反对视苏词为“词诗”，辛词为“词论”，持论公允通达。三是强调此书有统选古今之词，衡量鉴裁历代词统之意。比较《古今词统》所录明人各家词序，可见孟、徐二序是有其独特价值的。如何良俊《草堂诗余序》曰：“然作者既多，中间不无昧于音节，如苏长公者，人犹以‘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讥之，他复何言耶！……然乐府以皦迳扬厉为工，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即《草堂诗余》所载，如周清真、张子野、秦少游、晁（按：当作晏）叔原诸人主作，柔情曼声，摹写殆尽，正词家所谓当行、所谓本色者也。”(17)黄河清《续草堂诗余序》曰：“诗工于唐，词盛于宋，至我明，诗道振而词道阙。……夫词体纤弱，壮夫不为……如李后主之《秋闺》，李易安之《闺思》，晏叔原之《春景》……以此数阕，授一小青娥，拨银筝，倚绿窗，作曼声，则绕梁遏云，亦足令多情人魂销也。”(18)王世贞《词评序》：“故辞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挟春月烟花于闺幨内奏之。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爽，抑亦其次，不作可耳。”(19)钱允治《国朝诗余序》：“词至于宋，无论欧、晁、苏、黄，即方外闺阁，罔不消魂惊魄，流丽动人。”均持重婉约、轻豪放之论。与之相较，孟“序”和徐“序”的观点要合理得多。
三
明词选本中的评语同样体现了词学观念的演变。对词的评点可上溯至南宋末，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即有一些批注，不乏精妙之语，如评李白《忆秦娥》、《菩萨蛮》“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评温庭筠“词极流丽，宜为《花间》之冠”，评晁无咎《庆清朝慢·踏青》“风流楚楚，词林中之佳公子也。世谓柳耆卿工为浮艳之词，方之此作，蔑矣。词名冠柳，岂偶然哉”，评万俟雅言词“发妙旨于律吕之中，运巧思于斧凿之外”、鲁逸仲“词意婉丽”、释仲殊“篇篇奇丽，字字清婉，高处不减唐人风致也”。但数量过少，且偏爱婉丽之作。明人较早的词评是杨慎批点的《草堂诗余》五卷，但评语不多，水平不高(20)。明代相对较著名批注本当推万历年间刊刻的汤显祖评《花间集》，如将李白与温庭筠合评：“李如藐姑仙子，已脱尽人间烟火气。温如芙蓉浴碧，杨柳挹青。……珠璧相耀，正是不妨并美。”似乎是“婉约”与“豪放”并重，然该书为《花间集》所限，故多重视“纤词丽语”、“尖新”、“隽永”“委宛”、“怨而不怒”、“丽句”、“丽情”等，还是偏爱婉约词；且此书规模不大，影响力也不够。至崇祯初年，《古今词统》出，其评语多达上千条，对明代词学观念的进步，对明末及清代词评之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古今词统》评语的核心是从抒情性的角度论述词的风格。其根本立足点是“婉约”与“豪放”并重。明代中叶以后思想解放，王阳明“心学”盛行，戏曲与诗文皆重情，李梦阳《梅月先生诗序》云：“情动则会心，会则契神，契者音所谓随寓而发者也。”徐祯卿《谈艺录》曰：“情者，心之精也。情无定位，触感而兴。既动于中，必形于声。”高扬个性、肯定人欲是当时的社会主流思潮。(21)这种风气对词坛也有重大影响。明代词论家特别强调情性的重要性，把言情看成诗体最基本的艺术特征，而且对情的关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对情的理解也有所扩大，似乎特别重视“男女之情”。沈际飞说：“情生文，文生情，何文非情？而以参差不齐之句，写郁勃难状之情，则尤至也。……虽其镌镂脂粉，意专闺幨，安在乎好色而不淫，而我师尼氏删《国风》，逮《仲子》、《狡童》之作，则不忍抹去，曰：‘人之情，至男女乃极。’未有不笃于男女之情，而君臣、父子、兄弟、朋友间反有钟吾情者。况借美人以喻君，借佳人以喻友，其旨远，其讽微……故诗余之传，非传诗也，传情也，传其纵古横今，体莫备于斯也。”(22)沈际飞否定“《国风》好色而不淫”的传统观点，他认为词体参差不齐的句式，最适合表现“郁勃难状之情”即男女之情，甚至视此种情感为人在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各种感情的基础。这与前人对“情”的理解是有巨大差别的，其反传统、违礼教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徐士俊评词，对情词十分推崇。他说：“一部《古今词统》都是恼公懊侬之调。”按，恼公、懊侬皆为情歌。“恼公”指唐诗人李贺的《恼公篇》，是一首艳体诗，其首章云：“宋玉愁空断，娇娆粉自红。歌声春草露，门掩杏花丝。”“懊侬”即《懊侬曲》，也作《懊恼歌》，产生于南朝江南民间，多为相思之曲，抒写男女爱情受到挫折的苦恼。徐士俊常以“情”字作为评词的标准。评白居易《花非花》“因情生文，虽《高唐》、《洛神》不及也”（卷一）。他认为白居易的词《花非花》（按：《花非花》是诗而不是词）是作者情感的真实流露，即使是言情名作《高唐赋》、《洛神赋》也比不上。李清照的《念奴娇·春情》“应情而发，自标位置”（卷十三）是自出机杼，不蹈袭古人，纯任情感而发的作品，所以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评王竹涧《曲游春·春愁》“抖擞人间，除离情别恨，乾坤余几”数句曰：“钗钏是金银所成，世界是情想所结。除金银那有钗钏，除情想那有世界？”（卷十三）在这里，“情想”即“情感”、“感情”之意。这种感情，主要指男女之情或曰爱情。他认为爱情充溢于人类世界，如果没有情感也就没有了世界。把词中的情感因素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在当时乃至后世都是大胆而深刻的见解。评苏轼《哨遍·春情》：“此词情采密丽，气质香婉，乃是以残唐诸公小令笔意用之于长调，在宋一代中固不多，在眉山一身中尤其少。”（卷十六）评周邦彦《夜飞鹊·别情》“花骢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二句曰：“今人伪为欲别不别之状，以博人欢、避人议者多矣。能使骅骝会意，非真情所潜格乎？”（卷十五）他批评时人矫揉造作、博人欢笑的词作，认为只有主人的真情实感与骏马的情感暗自相通，骏马才会懂得主人的意思，即使是扬鞭抽打它，它也会恋恋不舍地独自慢慢前行。宋濂《秦淮竹枝》云：“劝郎莫食鉴湖鱼，劝郎莫弃别时衣。湖中鲤鱼好寄信，别时衣有万条丝。”徐士俊评云：“广平铁心石肠，而《梅花》一赋不妨效陶氏《闲情》，读景濂此词，正可称前后二宋，无议其白璧微瑕也。”（卷二）以陶渊明《闲情赋》、宋璟《梅花赋》比宋濂此词，肯定这些著名直臣的侠骨柔情。评黄庭坚《清平乐·春归何处》：“‘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一对情痴。”（卷五）评朱淑真《清平乐·恼烟撩雾》“古歌：‘枕郎左臂，随郎转侧。摩捋郎鬓，看郎颜色。’千情万态，不出个中。”（卷五）评其《满路花·风情》“日上三竿，
人犹要同卧”二句曰：“夜饮朝眠，淫思古意。”（卷十一）朱淑真这两首词以白描语言写男女情事，有古民歌遗风，徐士俊对其十分欣赏，可见其思想的开明。评蒋捷《洞仙歌·柳》：“人世风流罪过，都是此君教的，妙，妙。”（卷十一）评吴文英《声声慢·檀栾金碧》云：“衣袖犹沾旧泪，栏干尚惹余香。痴心人自有此一副痴眼痴鼻。”（卷十二）评史达祖《夜合花》起句“柳锁莺魂，花翻蝶梦，自知愁染潘郎”曰：“此等起句，真是香生九魄，美动七情。”（卷十三）《寿楼春·寻春服感念》：“无肠可断，无魂可消，总是深一层语。”（卷十三）评王世贞《甘草子·春词》：“元美岂终日无一事，将精神时时于情艳上体察料理，以至参微入窍乃尔耶？”（卷六）评杨慎《误佳期·今夜风光堪爱》云：“古诗‘没命成灰土，终不罢相怜’，情语到此方绝顶。”（卷五）评杨慎《沁园春·寿内》：“相怜相慰，情真语真，读之且叹且喜。”（卷十五）他认为词中所表现的相怜相慰之情是真实的，语言是真挚的，令读者为他们夫妇间的真情而感动，感到由衷的赞叹。在评论瞿佑《贺新郎·题秦女吹箫图》中“天若有情天也许，许人间、夫妇咸如是”二句时，徐士俊说：“关汉卿云：‘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卷十六）尽管他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把王实甫《西厢记》里的话误认为出自关汉卿之口，但是，他对情感的推崇和对有情人的美好祝愿还是表达得十分清楚的。评沈际飞《风流子·对洛阳春色》：“字字挑奇择俊，此艳词之尤也，可友杨状元而奴唐解元。”（卷十五）认为沈际飞这首词可比肩杨慎与唐寅的情词。
在重情的大前提下，徐士俊对多种抒情方式都能接受。如评周邦彦《风流子·枫林雕晚叶》“兼金石绮采之美”（卷十五）；将李清照《醉花阴》“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与康与之“比梅花，瘦几分”比较曰：“一婉一直，两得其宜。”（卷七）
对曲子词重含蓄蕴藉的传统，《古今词统》是十分重视的，这在徐氏的评语中看得很清楚。如评皇甫松《摘得新·酌一卮》中“繁红一夜经风雨，是空枝”二句，“比杜秋娘‘莫待无花空折枝’更有含蓄”（卷一）。评顾《荷叶杯·记得那时相见》等词：“如此数阕，皆人所能言，然曲折之妙，有在诗句外者。”（卷一）无名氏《竹枝·红漆车儿驾白羊》：“吾亦以为诗肠之曲，与羊肠等。”（卷二）李清照《菩萨蛮·绿云鬓上飞金雀》：“低回宛转，兰香玉润，六朝才子，恐不能拟。”（卷五）评陆游《锦堂春·世事从来见惯》“故人莫讶音书绝，钓侣是新知”二句：“语殊蕴藉，觉叔夜《绝交》不免出恶声矣。”（卷六）蒋捷《白苎·春正晴又春冷》：“秀矣，然其秀甚隐；艳矣，然其艳甚幽。”（卷十六）
与此同时，对慷慨豪放之音，《古今词统》同样也高度认同，如徐氏评李白《忆秦娥·箫声咽》：“悲凉跌宕，虽短词，中具长篇古风之意气。”（卷五）张先《减字木兰花·赠妓》与《湖上》二首：“二词高快，不下稼轩。”（卷五）黄庭坚《减字木兰花·诗翁才刃》：“何等壮杰。”（卷五）《念奴娇·断风霁雨》：“伉爽之中，不乏娟秀。词坛老手，决不以使酒任气为能。”（卷十三）评朱敦儒《减字木兰花·刘郎已老》：“末句如古剑一吼。”（卷五）评陆游《好事近·挥袖别人间》：“英雄感慨无聊，必借神仙荒惚之语以自释，此《远游篇》之意也。”（卷五）对辛弃疾的豪放词评价尤高，评其四首《卜算子》曰：“四词意气所寄，可击唾壶而歌之。”（卷四）《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泪》：“忠愤之气，拂拂指端。”（卷五）《满江红·过眼溪山》：“长使英雄泪满襟。”（卷十二）《汉宫春·秦望山头》：“当其落笔风雨疾。”（卷十二）《贺新郎·绿树听鹈
》：“稼轩尝以‘辛’字为题，自写辛苦之致。此篇字字霜辛露酸，烟溃霭聚，尤难为怀。”（卷十六）评陈亮《贺新郎·离乱从头说》：“鹃叫天津，狐升帝座，有此时事，自然有此人文，故满纸皆恨怨悲愁之音，忽荒诞幻之状。”（卷十六）评张镃《贺新郎·桂隐传杯处》“只恐清时专文教，犹贷阴山狂虏”二句：“念念不忘国耻。”（卷十六）评刘克庄《长相思·烟凄凄》：“慷慨逼工部。”（卷三）《沁园春·何处相逢》：“气概雷击霆震。”（卷十五）《玉楼春·年年跃马长安市》“客里似家家似寄”句：“英雄行径，必不如驽马恋栈豆。”（卷八）《水龙吟》“年年岁岁今朝”等四词：“目穷千里，笔挽万钧，识力双高，可与稼轩相尔汝。”（卷十四）评蒋捷《水龙吟·醉兮琼瀣浮觞些》：“迥出纤冶秾华之外，辛之有蒋，犹屈之有宋也。”（卷十四）评文天祥《满江红·燕子楼中》“最无端、蕉影上窗纱、青灯歇”二句：“总是铜筋铁骨所吐。”（卷十二）评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和王昭仪《满江红·太液芙蓉》云：“岳之悲壮，王之凄凉，宫怨边愁，赵宋一时风景尽矣。”（卷十二）张一如《水调歌头·落月下春苑》：“豪放若张旭之书，深稳又似张红之拍。”（卷十二）卓田《好事近·奏赋谒金门》：“湖海之气未除。”（卷五）瞿佑《桂枝香·阑风伏雨》：“强作闲语，以自文其老骥之怀。”苏轼《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人谓大江东去之粗豪，不如晓风残月之细腻。如此词，又进柳妙处一尘矣。”（卷十四）
在曲折清丽与豪放慷慨并重的基础上，《古今词统》所倡导的是自然而又雅致。如评韦庄《女冠子·四月十七》：“冲口而出，不假装砌。”（卷四）孙光祖《风流子》“不修不琢，自含俊丽。”（卷三）林逋《长相思·惜别》“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二句，“刘潜夫‘舟人频报潮’不如此语自然。”（卷三）顾仲从《浣溪沙·玉韵花情描不成》：“后半妙在一气如话。”（卷四）李白《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词林以此为鼻祖，其古致遥情，自然压卷。”（卷五）李煜《菩萨蛮·铜黄韵脆锵寒竹》：“后主词率意都妙。”（卷五）马洪《少年游·弄脂调粉》：“忽然之事，偶然之笔，遂入自然之境。”（卷六）史达祖《双双燕·过春社了》：“不写形而写神，不取事而取意，白描妙手。”（卷十三）辛弃疾《沁园春·我醉狂吟》：“倚韵和歌，辛词最盛，无不天然辐辏，有水到渠成之趣。”（卷十五）在上述评语中，徐士俊主张作词要不事雕琢，冲口而出，纯任自然，这样就能写出自然之作，进入自然之境。重视“自然”，也是明代的社会思潮(23)。这是强调词要自然，同时他还强调“雅致”：评秦观《满园花·一向沉吟久》：“鄙俚不经之谈，偏饶雅韵。”（卷十一）辛弃疾《粉蝶儿·昨日春如》：“雅淡宜人，绝非红紫队中物。”高岱《竹枝》“但望郎心似明月，天边夜夜照侬愁”，“不淫不怨，风雅之遗。”（卷二）杨慎《竹枝》：“朴雅。”（卷二）雅的反面是俗，徐士俊在评论词作时也表达反俗的观点。评苏轼《浣溪沙·春闺》“困人天气近清明”句“太俗”（卷四）、马洪《东风第一枝·梅花》“但留取一点芳心，他日调羹金鼎”句“末语村甚”（卷十三）、李煜《菩萨蛮·宫词》“后主词率意都妙，即如‘衷素’二字，出他人口便村”（卷五）这里的“村”是粗俗、土气的意思。徐士俊认为遣词、用语、造境不能俗气，这与其主自然、重雅的观点是相联系的。
明代词选从选目到序跋、批语，体现出丰富的词学思想，体现了词学观的演变，其核心观念就是“婉约”与“豪放”的正变之争。明人受“花草”之风的影响，论词多以“婉约”为正，“豪放”为变，到了明末，著名词选《古今词统》则将“婉约”与“豪放”相提并论，不分正变，这是词学观念的一大演进。将“婉约”与“豪放”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虽非《古今词统》首创，但由于此书成就高，影响大，其词学思想对清代词学有很强的引领作用。王士祯《花草蒙拾》云：“卓珂月自负逸才，《词统》一书搜采鉴别，大有廓清之力。”(24)沈雄《古今词话·词评》称《古今词统》为“词家一大功臣”。清人沈雄《古今词话》、《御选历代诗余》、《词苑萃编》引用此书依次有24处、15处和13处，田同之《西圃词说》、江顺诒《词学集成》、胡调元《岁寒居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陈匪石《声执》亦提及此书。说明其选词方法及词学思想在清代词坛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词评方面亦有所推进。清代有评点的词选如许昂霄《词综偶评》、张惠言《词选》、黄蓼园《蓼园词选》、陈匪石《宋词举》等，均能突破《花间集》、《草堂诗余》之樊篱，或取径较宽，或见解较深，成就显然已超过明代，但其对明代特别是明末词学观念继承与扬弃的轨迹，还是清晰可见的。
［同行专家评点］丁放的文章通过对明代词选的系统梳理，理出明代词学观念在词选中演变的线索，为深入研究明代词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文章既能广泛注意明代词选的全局，又能以《古今词统》为中心，结合明代词选尤其是《古今词统》的选目、序言和评点，对词的“正变观”在明代的演进作了相当清晰的描述。但读完该文，仍有几点疑问：一是除了“正变论”之外，明代词选中还有哪些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阐述？二是明代词选多篇序文的价值还有哪些没被挖掘出来？三是明末其他几种规模较大的词选的面貌究竟如何？这几点或许就是该文需要继续提高之处。解决的方法一是注意明代词选与词话之间的异同并加以辨析，二是联系明代词的创作实践来看问题，三是将明末其他几种大型词选与《古今词统》进行比较研究，进而从宏观的角度讨论明代词选的理论贡献。如能做到以上几点，该文或许更有说服力。故目前该文的结论可视为一家之言，但未必成为定论。
（评点人刘尊明，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参见袁行霈、孟二冬、丁放《中国诗学通论》第四章第七节的相关论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②施蛰存辑《词籍序跋萃编》，卷八，第670-67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③《草堂诗余》校点说明，见《唐宋人选唐宋词》本，第4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④见《四库全书》卷二○○集部词曲类存目，第18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⑤《古今词统》十六卷，明卓人月编选，徐士俊参评。卓人月(1606-1636)，字珂月，号蕊渊，仁和（今浙江杭州）人。贡生，喜交游，后入复社。自著有《蟾台集》、《蕊渊集》、《晤歌》等。徐士俊(1602-1681)，本名翙，字野君，一字三有，号西湖散人，仁和人。《古今词统》编成于崇祯二年，定稿于崇祯六年。有上海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据以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本文的引文均据此本，不再注明。
⑥相关统计数据与王兆鹏《词学史料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王兆鹏和刘尊明《宋词大辞典》（南京，凤凰出版社，2003）、李康化《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1）、谷辉之校点《古今词统·本书说明》（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均有出入。
⑦唐宋人关于“婉约”与“豪放”的讨论，可参阅袁行霈，孟二冬，丁放《中国诗学通论》第四章第七节的相关论述。
⑧此节文字，出于国家图书馆藏明刊本及万历二十九年游元泾校勘的《增订诗余图谱》本，本文据王水照《唐宋文学论集》（济南，齐鲁书社，1984）转引，见该书297页。
⑨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诗余》，第16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张仲谋《论明代词学的理论建树》〔《文学遗产》，2006(5)〕对此问题有所论述，可以参看。
⑩王世贞：《词评序》，见《古今词统》卷首，第446页。
(11)(13)《古今词统》，第437-438、438页。
(12)《说郛三种》，第1册，第42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4)徐喈凤：《词证》。
(15)田同之：《西圃词说》，见《词话丛编》，第2册，第14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17)(18)(19)《古今词统》卷首，第439-443、444、444-445、446页。
(20)参见谢桃坊：《中国词学史》第三章的相关论述，成都，巴蜀书社，2002。
(21)参阅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七编“绪论”的相关论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2)沈际飞：《诗余四集序》，见《古今词统》卷首，第448页。
(23)参阅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七编“绪论”的相关论述。
(24)王士祯：《花草蒙拾》，见《词话丛编》，第1册，第6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