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斌[1]2003年在《学生体育学习自组织结构成形过程及其建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考察相关文献发现，学生体育学习自组织是体育教学研究中较少有人问津的部分，而学生体育学习自组织又是不同个性学生在体育课程作用下成为不同行为体育参与个体的必经途径，研究它是“以人为本”的教育理论的要求，同时又是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需要，同时也给体育教育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因此，研究“学生体育学习自组织结构成形过程及其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前言部分，本文从体育是人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着手，通过体育人口阐释的链接，转到研究学生体育学习自组织结构是一种必然性的要求，最后引申出研究学生体育学习自组织结构的成形必须考虑导致其成形的多种控制参量以及其应遵循的自组织理论，并且还就系统理论(包含非平衡自组织理论)在体育中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考察，意在说明从非平衡自组织理论这一方向进行学生体育学习自组织结构研究的合理性。 在正文部分，本文首先从学生体育学习自组织的现状进行了考察，这是进行学生体育学习自组织研究的重要出发点，如果学生的体育学习自组织都作得很好了，本文的研究也就失去了进行下去的意义，然而通过调查发现本文研究具有必要性。影响学生体育意识流形成的因素具有广泛性，也就是说要形成学生的体育意识流，体育信念直至极性心理状态，进而形成学生的体育学习自组织并最终达成学生直接体育人口、间接体育人口或完全体育人口，那么就必须考察各种作用于学生体育意识及其活动的各种控制参量。本文第一部分做了学生体育学习自组织现状的分析工作，本文的第二部分完成了学生体育学习自组织结构成形的外部控制参量的考察。在不同的外部控制条件的作用下，学生是如何达到从无组织向自组织的转化，以及最终如何形成学生直接体育人口、间接体育人口或完全体育人口呢?这就必须对学生体育自组织这一系统从自组织理论这一角度进行对比研究，然而自组织理论本身具有复杂性，因此不可能面面俱到，本文研究只是一种带有方向性和探索性的部分宏观对比研究，这一研究工作在第叁部分得以完成。最后部分，本文在前面二、叁部分的基础上对学生体育学习自组织结构进行了建构并获得了重要的论述：在多种控制参量作用下，学生体育学习自组织结构遵循自组织理论形成了一种整体宏观有序和个体微观无序的结构。
王忠厚[2]2011年在《从混沌走向协同：课堂教学系统自组织境域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教育科学研究领域发生了重大的范式转折,由探究普适性教育教学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这一范式转换要求研究者将教育教学作为一个复杂系统进行整体性观照,认为要从多元开放和动态生成的角度对其进行系统性审视。在系统发展的过程中,应重视客观环境条件对其发展的影响；注重系统内在的非线性作用；激发教师与学生的主体能动意识；促进系统整体的超循环发展。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耗散结构论、超循环论、突变论、分形理论、混沌理论和协同学等自组织理论认为,系统演化根源于系统内要素间的交互活动；系统需要不断开放自身体系,与外界环境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引入负熵,才能促使系统涨落并远离平衡态,从而实现自组织有序发展。这与强调“情境化”与“动态生成”理念的现代教育科学研究相当契合,它们都关注对系统自主性、能动性、主体性的培育。因而,基于自组织理论构建课堂教学解释框架成为必然,这也是顺应课堂教学改革要求的现实性诉求。课堂教学自组织是系统自组织理论在课堂教学中的具体运用。本论文在详细分析了系统自组织形成条件、意义、动力机制和演化路径的基础上,认为课堂教学系统无论其要素还是其整体结构都表现出自组织的属性,其动态演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反馈、超循环发展、螺旋上升的环,循环过程的每一个场域都表现出不同的状态和特征,它们之间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课堂教学自组织演化的图景。为了更好的揭示课堂教学自组织演化的规律,建立其自组织理论体系,本论文遵循“获取信息,滋育混沌—→协商内容,明确目标-→协同学习,共同提升-→批判反思,系统规划-→修正,反馈”的逻辑顺序,从系统演化的每一个境域入手,详细的分析了其产生的根源、实质、具体表现形态、特征等,明确了每个境域动态生成的基本原则和策略方法；并通过典型案例分析对所构建的课堂教学系统自组织理论体系和策略方法进行了后续性修正和完善。系统有序演化总是遵循从低层次有序到高层次有序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总要经过一个相对无序的混沌状态。对课堂教学系统而言,混沌就是有序与无序的辩证统一,既表现为宏观发展上不一致、不协同、不明确、杂乱无章的发散性状态,也表现为微观层面相对有序的发展状态。对学习者而言,混沌就是“问题”产生之前的“困惑”状态。它具有一定的区域性、不稳定性、自相似性和发展轨迹的多向度性。为了滋育系统混沌,课堂教学体系需要全方位开放,广泛摄入新信息,要倡导师生平权化参与课堂教学活动,通过创设真实的教学情境,打破教学成式定法,引发教学主体认知、情感态度与观念的混沌；为了促使课堂教学自组织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目标趋向,需要为系统演化构建吸引子,即共同的期望愿景。在师生共筑课堂教学目标愿景时,应遵循兼顾性原则、协商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和层次性原则,要从系统要素和系统整体两个维度入手,基于最近发展区建立适度开放的教学目标,基于具体目标建设系统整体性目标,基于主题或问题构建协商性目标愿景,基于课堂教学情形构建动态生成的目标愿景,基于知识技能突出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维度；在引发系统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本论文详细的研究了课堂教学系统自组织的序参量,认为课堂教学系统自组织的序参量不是一个具体的参量,而是一个参量集,主要包括教学系统主体要素的主动性、选择性、自主性、创造性,教学系统演化的过程性方法以及课堂教学的文化与规则等。在激发系统非线性协同时,应着重从构建民主与协作型师生关系、多元化生成性课程体系、创设开放性认知与情感交流的教学场域环境、开展基于竞争的协作性教学活动、全员参与多边互动的组织形式、全程参与的组织时空等几个方面采取策略；课堂教学自组织评价,是促进教学系统超循环发展的关键环节,应注重正负反馈的综合作用,兼顾到学习者个体和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采取发展性、协商性、模糊性、增值性评价策略,提高评价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为了确保个体和系统整体的自组织循环发展,教学评价阶段要整合教师、同伴、自身等多元化评价主体,运用点评、互评、反思等多元化评价形式,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教师教学方法、课堂组织方法的评价,加强学生自我反馈、自我效能感建立,以及系统组织规则与教学文化的建设。本论文基于自组织理论,从课堂教学存在的现实问题入手,在详细研究课堂教学系统自组织条件、机制和特征的基础上,对系统自组织纵向演化路径和横向境域特征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建构了课堂教学系统自组织的解释框架和具体策略。不仅拓展、丰富了课堂教学系统自组织理论,而且为教学实践者转变教学观念、有效组织教学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朱伟强[3]2007年在《基于标准的体育课程设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课程与教学领域中，校本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话语占据了强势地位。有关教学改革的话语大多也集中于教学过程，或者与转变学习方式、教学方式相关的一些话题，过于关注教学活动，追求“新颖”、热闹，为活动而活动。而有关占整个基础教育课程结构80％以上的国家课程的话题被挤到了边缘。新课程实施的一个核心问题被忽视了，即课程实施如何基于课程标准。课程标准是国家基础教育课程质量的主要标志，是课程实施和课堂教学的依据。但这一规定并非基于课程意识支配下，教师自觉的教学觉醒(一种教学活动主体自觉的唤醒)，而是源自政策的规定，似乎只要制定了课程标准，教师的课程实践和日常教学自然而然会是依据课程标准。然而，由于相应理论研究的不足，许多教师都缺乏基于标准设计课程的意识和能力，课程实施无法体现新课程的理念，教育质量无法保证课程标准的达成。因此，对新课程的实施而言，迫切需要的是教师树立课程意识，理解课程标准，将课程标准转化为教学目标，基于标准实施教学，实现理想课程向现实课程的转换。这需要教师具备保证目标落实的能力，设计达成目标的评价、选择和组织主题内容和活动的能力以及实施能力。本文以体育课程为突破口，针对课程变革和教师专业发展背景下，过于关注理念层面的研究，而忽视实际操作层面的研究；过于关注校本课程开发、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研究，而忽视基于标准的课程实施问题，围绕基于标准的体育课程设计，展开讨论。第一部分分析体育课程标准，以期对体育课程标准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在对我国体育课程标准的历史(课程标准→教学大纲→课程标准)作简单疏理的基础上，主要讨论现行体育课程标准的几个主要特征，进而提出一个六维分析框架，对体育课程内容标准作比较深入的剖析。体育课程标准对传统体育课程的根本变革，主要体现在从对体育教学过程的监控(教学大纲所强调的)转向了对体育学习结果的监控(课程标准所强调的)。我国的体育课程标准主要是内容标准，没有在国家层面上开发表现标准和学习机会标准，这就给教师基于标准实施体育课程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给教师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第二部分讨论基于标准的体育课程设计模式。以泰勒原理为基础，设计基于标准的体育课程可以遵循Wiggins与McTighe提出的逆向设计模式，采用课程对应技术设计高质量的体育课程方案。整个课程决策过程分为叁步，首先是基于课程标准界定各级层次的目标，其次是开发基于表现的学业评价，最后是学习经验的选择与组织。高质量的课程方案是基于清晰的、明确的体育哲学设计而来，反映了在课程标准、学习目标、评价和教学实践之间的对应一致，这种学习目标是借由体育哲学、基于课程标准发展而来，这个评价是证明学生是否达成了预设的目标的评价，而这种教学实践应提供给学生走向成功的机会。第叁部分以模式化的方法为设计基于标准的体育课程呈现了八种可供选择的课程模式：技能主题取向课程模式、基于概念的体能教育课程模式、理解式游戏教学课程模式、运动竞赛教育课程模式、冒险教育课程模式、户外教育课程模式、个人与社会责任课程模式、体育文化研究课程模式。这八种课程模式都有特定的内涵和特征，都有其建基的理论基础或设计理念，对应于体育课程内容标准的六个不同的维度，可以相互整合，形成多元课程模式的体育课程方案。第四部分讨论体育课程方案评价，着重于对课程方案及其构成部分的认可以及对这些构成部分实施情况的分析判断。评价的重点在于分析所设计的课程是否正在产生或能够产生预期的结果，确定课程在实施之前的优点与不足以及实施之后的效果。课程评价作为教育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各种途径，系统调查、收集数据资料，以一定的评价方法和工具对课程做出价值判断，以此来决定是否采纳、改进或排除某一课程的过程。一个优秀的评价应具备系统性、公正性、数据的充分性等特征，包含对环境资源的评价，涉及所有利害关系人，使用安全可靠的数据源得出正当的结论，要为判断课程方案目标的达成程度、判断学生的满意度、改进课程方案和问责的目的而实施。
范巍[4]2013年在《中国20世纪以来学校体育课程价值取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价值取向是学校体育课程所追求的方向,深刻地影响和决定着体育课的形式和内容。对体育课程价值取向的探讨是丰富体育课程理论内涵的需要,对体育课程价值取向的研究和认识决定着学校体育课程设计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学校体育课程价值取向是课程主体在体育课程活动中,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自身需要进行价值选择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倾向性。以往的研究有从学科的角度探讨学校体育课程价值取向问题的,也有从国家政策法规的角度对学校体育课程价值取向进行研究的,而从历史的视角对一定时期学校体育课程价值取向演绎逻辑和发展规律进行梳理和考察的却很少。体育课程价值取向不是孤立的个体,它是在一定具体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经过主体不断选择而逐渐形成的,并深深地打上时代印痕,同时它又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超越与进化。本研究以中国20世纪以来学校体育课程价值取向为研究对象,主要采取文本分析与专家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运用历史研究法分析各个历史时期体育课程价值取向的思想动因、实施情况,形成原因、现实评价等方面问题,并运用归纳、演绎、类比等方法对研究资料进行深入分析,旨在梳理20世纪以来我国学校体育课程价值取向的发展轨迹,透视出学校体育课程价值取向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历史经验,以期得到值得我们借鉴的当代启示,为新时期学校体育课程改革服务。研究发现,学校体育课程价值取向与国内外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并受社会环境(政治、经济和文化)、体育学科自身发展特点以及外来教育思想的影响,具有稳定性、阶段性、社会历史性和客观性等特征。学校体育课程价值取向发展将由单一性的价值取向转向多元性的价值取向；由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转向人本位的价值取向；由“被组织”的价值取向转向“自组织”的价值取向。本研究在立足历史,更面向未来,提出学校体育课程价值取向要以开放性为前提,用辩证发展的眼光处理体育课程价值中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要以人的发展为主线,以素质教育为目标,在宽厚的人文主义底蕴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面向学校体育课程本身,以体育课程内部要素之间的竞争与协同为主要推动力,构建学校体育课程“自组织”的发展系统；要有利于体育学科自身发展的特点,尊重体育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促进体育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陈立镜[5]2017年在《城市日常公共空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生活得以展开的重要载体,更是最能够体现城市自由、民主和包容等价值的场所。城市公共空间通过提供了聚集、社交、休闲、节庆、防御和游行等活动,使人从高密度结构化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在这样的理解之下,其集体意义被极端的强调,节庆成为公共空间中公共生活最重要的主题,而日常生活往往受到排挤。然而,无论从人性需求还是从中国传统上来看,日常生活都是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当代,日常生活琐细、看似明显却不可见、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在的特征,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循环模式,战术性的抵抗着资本开发对公共领域的侵蚀。论文通过阐明公共空间相关研究产生的背景和特征,结合中国实际及当代现实,梳理、明晰、完善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概念。结合日常生活相关理论,从日常生活角度重新定义了城市日常公共空间并总结了其特征。通过对汉口原租界日常公共空间形成的机制、空间及行为使用特征的研究,总结出日常公共空间的特性,形成及演变的原因。并对当前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建设现状进行了反思,并依据对城市日常公共空间的研究提出了具体的策略性建议。本文包括两大方面的研究:(1)城市日常公共空间概念及理论的梳理与完善。通过比较中、西“公共”概念的不同,梳理、辨析“公共领域”、“城市公共空间”、“日常生活”等相关概念的理论发展以及其本质特征,明晰城市日常公共空间的概念。从理论上论证其概念的理论价值、意义以及其特点,并就此提出相应的具有针对性的具体研究方法与策略。(2)以汉口原租界为例研究城市日常公共空间的特征。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分整体城市日常公共空间和具体城市日常公共空间两个层面,从空间实际的行为使用、发展与现状出发,对汉口原租界城市日常公共空间进行研究。在时间维度上,梳理自汉口原租界创建开始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状况及其特征,展现出在历史维度上城市日常公共空间产生、发展变化的脉络以及与其他城市空间要素的相互关系。在空间维度上,在城市尺度上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通过分析城市日常公共空间空间分布与已有建成环境要素间的关联,探讨城市日常公共空间在研究片区内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形成原因。在具体城市公共空间层面,通过对四个案例的研究,详细探讨其形成原因、过程、具体的时空特征以及公共实践的意义。并总结出影响城市日常公共空间形成与发展的最主要原因以及城市日常公共空间的本质特征。
高晓文[6]2016年在《教师的“平庸之恶”》文中研究表明“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是现代道德哲学中不断升温的一个理论议题。这一概念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并被指代为现代社会中的新型“道德危机”,就在于它深刻地指出了现代道德哲学中的一个经典难题：由于道德责任的稀释和分散,普通人在毫无反思能力的情况下就可能参与不道德的行为。这一道德逻辑的后果,就是“平庸之恶”亦广泛充斥在当下的教育实践中。思考教育场域中的种种不完善现象,平庸之恶有着令人渴望回避却又不得不正视的沉重。可以说,中国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所包含的种种“体制痼疾”,教育改革中所遭遇的种种执行阻力,都与千千万万一线教师的实践态度和日常行动不无关系。因而,如何分析“平庸之恶”在基层学校中的运作逻辑,如何分析教师的日常行动与“平庸之恶”之间千丝万缕的道德联系?成为本文论证的关键。论文采用了校园民族志的方法对教育场域中的“平庸之恶”现象进行了分析。研究者以实习教师的身份进入厦门市海沧学校进行了为期叁个月的实地调查与观察,通过与一线教师深入接触,站在教师的立场去感受他们周围的世界,并且保持对“异文化”的开放心态,利用实地搜集的资料来建构教师行动的逻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理论对接,对基层学校中“平庸之恶”的出现进行了一种在地化、阐释性的分析。论文由导论和正文五章构成。导论对研究缘起、文献综述、核心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及田野工作进行了介绍和说明。正文部分由五章构成,依照逻辑关系又可被分为叁个部分：前两章主要对教师的工作环境与劳动过程进行了分析；第叁章走向微观的分析,对16名教师的日常行动进行了描述；最后两章属于理论分析,对教师行动的制度后果与道德后果进行了分析。论文开篇试图阐明教师的劳动过程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成为一名教师是职业角色的一个主体建构的过程,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微观权力的规训与女性气质的塑造在偶然性中相互碰撞,并建构出了一个新蜕体。学校通过女性气质来构建教师劳动的生产过程,女性特有的服从、依顺、不反抗、被动、细致、勤劳作为一种气质类型则卷入进了学校制度的日常运转之中。显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中,女性气质是一种特殊的支配关系。我们有必要考察女性气质的话语空间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其在职业关系中又是如何被放大、支配与利用的?教师在权力的支配-服从关系中又存在着怎样的矛盾与挣扎?其次,教师在劳动行动中存在着何种抗争的空间和策略?它与“责任稀释”的道德后果之间又存在着何种关联?文章认为,隐秘的、生活化的“日常反抗”(everyday resistance)是教师在学校场域中常采用的一种反抗形式。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者、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旗号的抗争策略。在基层学校中,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吐槽,找借口,打折扣,钻空子,选择性应付,假装顺从,偷懒和怠工,工作-家庭的边界迁移等等。这种伪装的、低姿态的、未宣称的反抗行动不可小觑,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动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万的珊瑚虫日积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终可能导致制度的搁浅或失灵。再次,“平庸之恶”在教师日常行动中是如何卷入与渗透的?作为一种权力支配与日常反抗之间的博弈均衡,循规文化是指教师在日常生活中遵从的一些稳定的“认知图式”和行动惯习。论文在追踪了16名教师上课、教研、考试、管理班级等的日常行动后,刻画了他们嘲弄理论、浅层表演、压制性纪律、小升初考试等活动中的意义创造实践。显然,中国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中所包含的种种“体制痼疾”,与教师的实践态度和日常行动不无关系。最后,论文对教师日常行动的制度后果和道德后果进行了分析。在制度后果上,教师的日常行动中包含着一套稳定的行动脚本：它是指行动者在学校生活的具体情境中,无需明言就知道如何“进行”的那些实践意识；教师的“应试图式”、“教学图式”、“纪律图式”通常代表着“只做不说”的潜意识和支配日常生活实践的惯例性。它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在自我维持的结构中再生产其自身的特征。它们“侵蚀”和“变通”着基层制度在情境性、具象性场域中的互动规则,并最终导致学校制度变革的困难性。在道德后果上,零件论、集体责任论、小恶论作为教师个体的行动逻辑,参与了“平庸之恶”的生产。防范与消解“平庸之恶”,既应保护教师个体在道德上的“自我准则”,也应重视制度环境的支持。综上,在教育场域中,“平庸之恶”的出现与运行有多种机制,这些机制都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轨道、自己的技术与策略,它们被卷入、利用、改变、扩展到教育场域的途径各不相同。如何克服视域的单一性,从多学科视角出发对教育场域中的“平庸之恶”现象展开分析与阐释,仍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王妍[7]2014年在《远东运动会与近代东亚社会的发展》文中研究表明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史上，除欧美之外，东亚是又一个十分活跃的地区。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在奥运会上表现出众，近年来不断跻身奖牌榜的前列，其势锐不可挡。而且，自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以来，亚洲国家所承办的5届奥运会全部在东亚地区。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东亚体育之活跃由来已久，其渊源可以追溯到现代奥运会的发轫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远东运动会”。远东运动会，是菲律宾、中国和日本叁国模仿奥运会的模式，发起、举办的近代东亚地区第一个国际体育比赛，也是国际奥委会承认的第一个区域国际体育比赛。因对近代东亚体育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被后世誉为“东方奥运会”和“近代亚运会”。本文以远东运动会与近代东亚社会的发展为研究对象，主要采取文献法、历史分析法、逻辑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试图从更宽阔的视野去审视远东运动会，并注重其与近代东亚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研究结果认为：远东运动会架构起一座近代东亚国家之间、东西方世界之间互相了解与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政界、商界、文化界、教育界、体育界、传媒界等精英人士集聚一堂，为近代东亚体育事业乃至社会发展出谋划策，从而使远东运动会与近代东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诸多互动关系。一、与政治：远东运动会缓和了中日菲叁国之间、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冲突与隔阂，为近代东亚社会创造了和平发展环境。二、与经济：远东运动会对举办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在经费筹集、体育俱乐部经营、体育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与其他大型活动的合作等方面的有益探索，为现代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叁、与文化：在近代东亚地区，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频繁而纷呈。西方的体操、游泳、足球、篮球、拳击等体育项目赢得了大量东方拥趸；而东方的武术、柔道、麻将等体育活动也成为西方人了解东方文化的窗口。四、与教育：体育是近代东亚教育的新生事物，又因其特殊的功能和价值，成为引领和推动东亚教育改革的主要力量。五、与传媒：大众传媒对体育问题的舆论引导、对体育比赛的投资促进了近代东亚体育的发展。而体育是时代主题，体育题材的报道亦提升了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六、与生活：体育对东亚民众文明生活的影响，或是身体上的，或是思想上的，或是生活习惯上的，抑或是人际交往上的，几乎遍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文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是：作为一项新生事物，远东运动会（体育）在近代东亚社会发展中扮演了十分激进的角色，发挥了更多有益于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正面作用。因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使命，远东运动会（体育）不仅在短短二十余年中获得了自身的长足进步，引领了近代东亚地区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且还渗透到社会其他领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传媒、生活等）之中，参与并推动了近代东亚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张大维[8]2010年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城市社区建设”为研究对象,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视角,试图主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否形成,主要内容和理论价值如何?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怎样,主要经验和实践意义何在?论文通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等研究方法,遵循“发生逻辑(为什么)——理论体系是什么——实践成效怎么样”的分析思路,采用“新情况——新问题——新理论——新实践”的研究框架。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已经形成且已整合成架构合理、指导实践取得巨大成功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第二,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取得了显着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统筹城乡社区发展奠定了基础。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建设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由此可见,社区建设和党的建设是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关注的两大主题。新中国建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20年、全面推进城市社区建设10年、积极推进和谐社区创建5年,农村社区建设从试点走向铺开,城乡社区统筹发展的趋势正在形成,我国社区建设的成就巨大,对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区建设中形成的新理论与新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显得十分必要。然而,当前学术界在取得大量研究成果的同时却也出现了一些明显不足：从西方研究范式出发,来阐释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实践的较多,从我们党执政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化道路,并从学理上分析总结我们党城市社区建设新理论和新实践的较少；等等。本文关注实践中的问题,转换研究范式,从实际问题出发梳理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城市社区建设的四个主题,也即党的理论和实践体现的四条主线：居民自治、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社区文明。本论文阐释围绕着这四条主线展开,使其贯穿于党的理论和实践的始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具有独特的发生逻辑。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最初目的,是要解决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所引发的新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和实践就是围绕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展开的。总体来看,我国巨大社会转型出现的新情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分工。新情况引发新问题,与之相关联,我国的社会建设面临的新问题也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民稳问题,即单位制解体与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缺失及管理真空问题；民生问题,即公共需求增长与公共服务或产品供给短缺问题；民主问题,即公民的选择权、自由权、差异性增强与自治渠道、自治制度、自治机制不完善问题；文化问题,即精神文明建设与核心价值体系统领问题。面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党和国家逐步形成了通过社区来整合社会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并指导着城市社区建设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形成了科学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选择走城市社区建设道路以后,逐步展开了理论探索并通过实践试错来完善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党的各次全会的精神、中央领导同志的论述、中央政府报告的概括、中央政策法规的阐述,政界学界理论的成果,等等,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总体来讲,业已形成的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体系,是关于建设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及其内含的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等各要素的意义价值、宗旨目标、内涵外延、组织架构、体制机制、方式方法、手段途径、网络体系等的整体性理论体系。其包括叁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一是逻辑起点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理论；二是中轴核心理论,即社区(社会)生活共同体理论；叁是外围结构理论,包括社区居民自治理论、社区管理有序理论、社区服务完善理论、社区文明祥和理论等四大支柱理论。这叁部分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的轴心体系。其中,逻辑起点理论是方法论,中轴核心理论是价值观,外围结构理论是保护带。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是由其指导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巨大实践成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道路大致经历了传统旧式社区建设阶段、过渡转型社区建设阶段、现代新型社区建设阶段、和谐社区建设与城乡社区统筹发展阶段四个阶段。本文侧重于呈现过渡转型社区建设及其以后阶段的实践发展。在党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成效概括起来便是“五个建立、五个格局”：一是社区组织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基层社会有序管理格局；二是社区民主制度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广泛参与居民自治格局：叁是社区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小社区大服务格局；四是社区建设保障机制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齐抓共建格局；五是社区文明氛围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文明祥和格局。实践的巨大成效实际上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创造了理论实践价值。其理论价值体现在：一方面,从时间和内容范畴上看,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和最核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其实践意义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体系及其内含的“一个正确分析、五个紧紧抓住”等具体实践经验,既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拓宽了发展空间,也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为最终实现城乡社区一体化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
冷天翔[9]2011年在《复杂性理论视角下的建筑数字化设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的发展正在从“工业-扩张”模式向着“信息-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复杂性理论范式正在取代简化还原的理论范式,在全球性数字化平台的整合下,一种新型社会——信息化社会已现雏形。计算机屏幕已经取代了传统的绘图板,建筑专业基础大部分内容的面貌已经被新兴技术——以处理信息为主的工作方式、信息互联型社会和环境生态问题——所改变。文章回顾了建筑理论从简单性范式有意或无意地朝复杂性理论范式发展和转变的过程,指出建筑实践在数字化技术成熟起来之后才反映出理论上提出的复杂性原则,再次证明理论和实践结合才能真正发展。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详细阐释了早期数字先锋建筑师是部分解构建筑师转变而来,以及数字化技术逐渐泛化后出现对新型审美体验的追求和对技术适应性、可持续发展的探索；然后,本文继续讨论了数字技术应用于本土化的诸问题,提出了基于本土问题意识的理论结合实践的发展道路。文章研究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从复杂性理论到建筑数字设计实践落实的几个关键结合点上,并从一些具体的实际操作策略的层面详细阐释当前建筑数字设计实践：第一,阐明了复杂性理论对于建筑学的重要启示意义,并基于复杂性理论视角为当前数字化建筑设计构建了理论框架。本文指出复杂性理论重新审视主客辩证关系、有序与无序的辩证关系、信息的重要作用,对建筑学有重要启示意义；并在详尽分析了当前建筑师对复杂性理论的接受程度和方式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数字化建筑设计的理论框架,框架包括叁条从微观到宏观的原则：双重逻辑原则、关联原则和全息原则。第二,提出了以复杂性理论为基础的数字化建筑设计方法发展方向。详细区分了传统设计方法与数字化的设计方法差异,提出未来的数字化设计方法是建立在复杂性理论基础之上的。本文认为数字化建筑设计方法的发展方向是：更重视条件间的动态约束、更重视解决问题过程步骤(即算法)、更重视“人-机”智能系统结合。第叁,阐释了我国传统观念与复杂性理论的契合之处,为本土化的数字化建筑实践提供理论参考。提出我国传统观念与复杂性理论的两点契合之处——有机整体论和朴素生成论；同时指出传统观念的不足之处：不重视量化关系,不重视系统局部和单元的主体性。我国的传统观念为我们接受复杂性理论找到了本土化的联系点,为数字化技术解决本土化建筑问题提供了基础锚点。
吴倩倩[10]2013年在《户外运动俱乐部安全管控研究》文中认为旅游户外运动活动项目的高体验性、高危性与高风险性，会给户外运动旅游者带来一定的安全威胁。户外运动俱乐部作为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的主要载体，加强安全管控，建立健全户外运动俱乐部安全预警机制、安全保障系统、救援施救机构等安全管理体系，对旅游户外活动稳定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本研究对当前我国户外运动俱乐部的运作模式和运作流程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总结概括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户外运动俱乐部两种运作模式，并从俱乐部运作流程中的安全系统分析了户外俱乐部的安全问题，结合户外俱乐部安全事故案例的质性分析，建构户外运动俱乐部安全事故形成机理并进行实证验证，综合质性研究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因子分析结论，构建我国户外运动俱乐部的安全管控体系，提出户外运动俱乐部安全管控策略，研究不同运作模式的户外运动俱乐部在安全管控策略上面的普适性和独特性。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目前我国户外运动俱乐部的运作模式主要有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种模式；从运作流程角度分析，两种模式户外运动俱乐部的安全系统其差异并不明显，主要包括：宏观层面的户外安全政策法规系统和社会公共安全服务系统，中微观层面的社会保险和户外专业保险系统，微观层面俱乐部自组织安全保障系统和户外参与者安全防范系统。（2）基于2000年以来的户外运动安全事故（287个案例）分析，本研究分析了户外运动安全事故的类型、发生形态、事故原因及其影响关系，发现气候原因和意外因素导致的伤亡比例较高，人员伤亡明显较多，危险系数也较大。（3）运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范式，通过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从事故致因因素和因果关系模型建构了户外运动俱乐部安全事故形成机理，在对所有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进行全面系统分析、整合的基础上，经反概括并重组，抽取概念的范畴和类属，最后归纳为5个核心类属，即影响户外运动俱乐部安全的5大维度因素：爱好者个人因素、气候环境因素、俱乐部自组织因素、管理机制因素和户外运动制度因素。（4）针对扎根理论质性研究的五大维度进行问卷设计和实证分析，本研究使用多元统计学软件SPSS18.0，通过因子分析，提取了影响户外运动俱乐部安全事故的五个因子即“F1俱乐部管理机制”、“F2气候环境”、“F3参与者户外技能”、“F4管理制度”、“F5参与者身体条件”，即验证了质性分析的5个维度的结论，根据提取的公因子与质性分析的影响维度排序的差异，进一步验证了户外俱乐部自组织与管理因素是为安全事故第一影响因子的结论。（5）从户外运动俱乐部运作过程入手，分析户外运动安全事故发生形态特征和原因，研究事故发生机理、致因机理和形成机理，并找出其主要致因因子和事故促发因子，对比质性研究和实证研究影响维度的差异，构建了基于不同主体的多部门监管、俱乐部自组织安全保障和全社会户外安全教育相结合的户外俱乐部安全管控系统，以及基于不同阶段从预警机制、监控机制和救援保障机制3个方面为不同运作模式的户外运动俱乐部提供更高效的安全管控和安全保障策略。
参考文献：
[1]. 学生体育学习自组织结构成形过程及其建构研究[D]. 吉斌. 西南师范大学. 2003
[2]. 从混沌走向协同：课堂教学系统自组织境域研究[D]. 王忠厚. 西南大学. 2011
[3]. 基于标准的体育课程设计研究[D]. 朱伟强.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4]. 中国20世纪以来学校体育课程价值取向研究[D]. 范巍.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5]. 城市日常公共空间研究[D]. 陈立镜. 华中科技大学. 2017
[6]. 教师的“平庸之恶”[D]. 高晓文.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7]. 远东运动会与近代东亚社会的发展[D]. 王妍. 苏州大学. 2014
[8]. 中国共产党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张大维. 华中师范大学. 2010
[9]. 复杂性理论视角下的建筑数字化设计[D]. 冷天翔. 华南理工大学. 2011
[10]. 户外运动俱乐部安全管控研究[D]. 吴倩倩. 华侨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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