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183;伊格尔顿爱尔兰文化研究中的去殖民策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里论文,爱尔兰论文,策略论文,文化论文,伊格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0年代起，特里·伊格尔顿的一系列关于爱尔兰文化研究的著作陆续出版，包括“三部曲”《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疯狂的约翰与主教以及关于爱尔兰文化研究的其他论文》、《19世纪爱尔兰的学者与反叛者》，同时对这一主题的研究亦散见于他的其他著作中。在研究中，伊格尔顿一以贯之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能在成为一名反殖民主义者的同时不至于沦为(狭隘)民族主义者。”①本文即从伊格尔顿的这项专题研究中分析出以下四方面的去殖民策略来展开论述。
一、“剽窃”作为重演与表达
在18、19世纪之交的几十年里，爱尔兰科克城(Cork)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爱尔兰蔚为壮观的第一拨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在这里产生。科克位于爱尔兰南部，是欧洲屈指可数的天然良港之一。尽管英国对爱尔兰的殖民控制在18世纪达到了高峰，但科克优越的地理位置促成了其大型贸易市场的形成，逐步发展成为南部的商业、政治和文化中心。
1828年，科克的“布尔斯特季刊”宣称：“就艺术家的重要性与人数而言，科克足以挑战首都。”②城市里文学作品的出版势头强劲，更胜过都柏林。伊格尔顿在研究时认为，这个时代的科克艺术家大致可以归为三类阵营，第一类如迈克里斯、科洛夫顿·克罗科尔、霍尔夫妇等，他们的作品在伦敦赢得了权威的好评；第二类是居于本土的安贫守道者，如瓦尔士、福特、卡拉南；第三类包括了科克最出色的两位作家马赫尼与马金，此外还有霍甘、奥古斯都·契、谢尔顿·诺勒斯等，他们要么是在国外取得了一些不稳定的成功，要么构成了国内的被殖民群体的一种。③这些艺术家几乎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是热诚的民族主义者。其中，爱德华·瓦尔士擅长写作叙事诗，总是努力地在诗中挽回爱尔兰的本土文化。霍尔夫人的小说创作则致力于提升爱尔兰人在英国人眼中的形象。
正当科克向着卓越文化领域的冲击震惊了英国艺术界时，其文学作品剽窃行为的不加掩饰也达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譬如，卡拉南的一首主要的英文诗《英希达瑞的隐居者》是对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完全仿效；又如谢尔顿·诺勒斯为了不被冠上“剽窃”的头衔，声称自己从未读过和自己的作品相关的创作，这无疑是欲盖弥彰之举；至于幽默作家马赫尼与马金二人的翻译写作，同样都可以被认为是剽窃，因为他们在重复别人的言辞或思想时对原初作品并没有给予适当承认。如是种种的剽窃，在爱尔兰其实不仅仅限于科克，出身于都柏林的著名民族主义诗人兼音乐家托马斯·莫尔，他在当时结集出版的《爱尔兰曲调》至今仍被看作是19世纪最为杰出的诗作之一。然而马赫尼指出，莫尔的《曲调》是一种琐碎的偷窃，有不少窃取自法国的游吟诗人，甚至有对蒙古族(印度蒙兀儿人)文学的仿制，如《曲调》中有名的浪漫长诗《劳拉·茹珂》。④
当代学者雷蒙德·费德曼声称剽窃是所有艺术作品的基础，“通过切断与创作者的权威和他的宝贵想象的联系，艺术从它本身抽空了原创性的幌子”。⑤伊格尔顿对爱尔兰尤其是科克文学的剽窃现象甚为重视，在阐发中，他注意将科克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与爱尔兰具体的文学传统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指出这种剽窃与拟仿是“翻译”的衍生物。⑥爱尔兰人有着漫长的缜密翻译的传统世系，早在中世纪时，充裕的翻译作品就丰富了他们的文学创作。科克文学中的抄袭正是通过翻译对往昔陈词旧作的重演。
然而，伊格尔顿研究的重点在于指出这种重演并不是简单地成为被剽窃的对象。因为思想着的心灵永远不会“简单地”成为什么东西。至18世纪，爱尔兰文化的许多内容都已按英国的标准转化。约从1860年代开始，英国和殖民地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激进的爱国思想开始在爱尔兰出现。后来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革命的“联合爱尔兰人协会”成立了。1798年“联合爱尔兰人”为建立一个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举行起义，遭重兵镇压以失败告终。但民族主义爱国思想的传承发扬却呈不可扭转之势，面对疮痍满目的本土文化，对它的修复显得如此迫切，科克文学剽窃的泛滥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心情的体现。对于民族主义来说，所有真实性源自对过去的重演。但更令人信服的看法是，“重复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变”，⑦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学的重演表现为一种创造活动的自由手段，而不是爱尔兰人进一步沦为命运的奴隶的特征。
柯林武德在论述历史学家对过去历史的重演时，认为他们“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重演它；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⑧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文学，并且对于文学来说，如果剽窃作品臻于完美，就会对原创构成威胁，甚至很有可能取而代之。这就是为什么作家孟格会戏称约翰·安斯特(歌德《浮士德》的爱尔兰翻译者)是《浮士德》的真正作者的原因；马赫尼虽然认定托马斯·莫尔偷了外语诗歌，但又不得不承认莫尔的诗似乎有一种内置的逆转真伪的力量。⑨如伊格尔顿所评论的，莫尔的写作是“将感人的语言演绎成他祖国的音乐。‘曲调’与其说是按照乐调填词，不如说是试图将音乐神秘的言语方式导入文字表达中”，⑩这种尝试使他的诗作最终颠覆了原初作品与剽窃作品的主从关系，成为人们竞相传唱与模仿的对象。
在文学剽窃的道路上，马赫尼和马金显然走得更远。有一种剽窃按照原创进行复写，然后堂而皇之地给自己的作品冠以“反剽窃”的称号。这种使原初创作沦为继发性写作的剽窃，囊括了马赫尼和马金精心翻译的文章。马赫尼是科克知名的讽刺家，他的“原创”绝大多数来自对古罗马贺拉斯作品的翻译。对他而言，翻译是一种虚假的语源追溯，就像所有的所谓传统都是杂生出的，所有意义都不纯净。(11)因此，无所谓剽窃一说。这颇有一些解构主义的味道。伊格尔顿分析说，马赫尼的这些举动，倒置了文学等级，可视作是一反常态的殖民国家给宗主首府(英国伦敦)文学种类的一记耳光。(12)翻译总是与本土的历史、传统和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本雅明在其《译者的任务》中也认为“译文”是一种“语言的创造性作品”。(13)爱尔兰向来被英国看成是自己附属的“翻版”，马赫尼却强烈放大翻译中的能动性重构的一面，这种观点的表达不只是文学上的反叛，也是政治上的反叛。强化自己的主体意识，对英国父权至上的地位形成威胁。这正是心智去殖民化的基础：一种矛盾的，或无解的，实践上的起步。
爱尔兰文学上“以剽窃反剽窃”的作品，在作为文学审美的反讽式浪漫再现的同时，也成为政治变革的先声，这是一种自发的去殖民策略。
二、“述行”的逻辑
19世纪中期以后，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意识高涨，在文学和文化方面，缔造了举世瞩目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自觉地“思索它自己内在的东西”(14)的时代来临。爱尔兰文艺复兴大约从1890年代初开始到领袖人物叶芝1939年逝世止。这个为时约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学运动，依据爱尔兰传统文化，致力于创造以爱尔兰经验为主的新文学。
不同于英国文坛以写作现实主义小说见长，爱尔兰明显倾向于现代主义，文艺复兴期间涌现了多位享誉世界的早期先锋作家，如诗人叶芝、小说家乔伊斯、戏剧家辛格与奥凯西等。“在爱尔兰，碎片化的历史成为优势，为她自己冒险性的实验开发出所需要的稳定体系的缺席”，(15)这是伊格尔顿运用卢克·吉伯恩的研究理论对这一现象做出的说明。的确，爱尔兰大饥荒前后几十年间的历史可以印证此说。而在英国，伊格尔顿认为：“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和哲学中的经验论，作为成熟的中产阶级的精神成果，没有给予培养未来主义或超现实主义肥沃的土壤。”(16)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从未产生自己本土的重要的现代主义艺术家，从康拉德到艾略特与庞德，都是引进自国外。
通过移民移植而来的“英国现代主义远不如爱尔兰的激进，英国现代主义在整体上与它所鄙夷的政治保持距离，爱尔兰不同，其现代主义除了古朴的怀旧，还帮助产生了富于战斗性的改革方案”。(17)文艺复兴就是文化领域中的一次对宗主国的完全叛离运动。伊格尔顿甚至明确表示：由于先锋派，爱尔兰向世界展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新，或纯传统，它确证着这样的国家事件——独立的爱尔兰从未停止存在过。(18)这就是说，在爱尔兰自治政府成立之前，爱尔兰文学文化几近完成了去殖民的重任。语言学家奥斯汀曾指出，有的表述“不是在陈述它是什么行为，而是在显示或表明它是什么行为”。(19)他用“述行”(performative)一词来为这种表述定名，这个定名也可作为对爱尔兰复兴文学的切实概括。
叶芝，这位复兴运动的砥柱人物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伟大的民族诗人。其实叶芝的文学创作体裁多样，但在诗歌上的成就尤为辉煌。从叶芝的诗作可以探溯出他的趣旨所在：文学形式、哲学思想与民族信念。这三重维度作为其作品得以铺展的逻辑，造就了“永远的叶芝”与爱尔兰风格。值得一提的是，这三方面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所有有为之士追求的目标。
叶芝认同爱尔兰的传统文化，视民间口头流传的古代神话传说为民族精神的源泉，着力通过自己的审美感知和体验去提升这些创作素材。这一点包括伊格尔顿在内的研究者早有共识。1889年出版的诗集《莪相的漫游及其他》充分体现了这一倾向，主人公莪相的自我讲述是力求把民族记忆带回可见的领域。该诗一出版立即在英国和爱尔兰引起巨大反响，奥斯卡·王尔德等人都对这部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一般认为，《莪相的漫游及其他》确立了叶芝作为民族诗人的地位，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艺术形式的深入求索。譬如对其极富幻想性的诗作《寒色苍穹》，爱尔兰当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尼在他的诗文集中对此诗别具匠心的形式有着精彩的解析，认为“它昭示了生命的整体性目标；它通过韵脚、节奏及抑扬语调等诗艺手法内在地完成了这一宗旨”。(20)伊格尔顿深知韵律、语调对叶芝的重要性，在文论《叶芝和诗歌形式》中开宗明义，指出这些是其诗歌创作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他更关注叶芝诗学建设的另一大因素：意象。
韦勒克的《文学理论》赞成“意象”包括明喻和隐喻两种形式分类的范畴，(21)具有这方面的功用。伊格尔顿说叶芝发现政治行动为意象保存了百分之百的领地，“这是叶芝的雄心，与冗陈乏味的英国教化、模式和兜售的观点撇清关系，在这个领域形成的并非涣散的意象构筑革命而不仅仅是反映它”。(22)其中，关于死亡的意象，譬如《寒色苍穹》中的“幽魂”、“灵床”之类，是萦绕了叶芝一生的关键之物。叶芝受神秘主义影响颇深，并著有《幻象》一书，详尽阐述了其神秘哲学的思想体系。在书中他对死亡的解释是：“我不认为死亡是从躯体的分离”，“当死人和活人使用活人的大脑时，它的能力也不总是一样，因为死人是活人的智慧。”(23)据此不难觉察他诗歌中的“死”常常“生”机勃勃。叶芝回归神秘主义，是殖民主义困境的体现。如同奈保尔对印度的描述，在殖民地经受的幻灭促使他们对他们的社会与“文明的”现代化有反面的理解。这种阿多诺式的阐述赋予叶芝更多的英雄色彩，如《1916年复活节》。
复活节起义是自1798年以来爱尔兰最重大的起义，在被镇压后的一周，起义领袖全部被处死刑。这件事带给叶芝极为强烈的震撼，同年9月，他便写出了“复活节”长诗。诗的末节中对“死亡”提有两处疑问，诗人没有回答但也不能认为是在回避，整首诗的总体意象利用的是戏剧虚拟和角色表演的形式，起义人物一一上场，这样的处理无疑将死难者概括为无法摆脱历史命运控制的傀儡，个人自主性被完全剥夺。伊格尔顿却在这里发现一种暗合，即死难者的这种非个人化与英雄神话的神秘的非个人性，认为叶芝是用这种方法把死难者从历史的偶然性移植到坚不可摧的神话的稳定性，令他们的名字永世垂范。(24)这也是叶芝参与事件的方式。伊格尔顿评价：
叶芝的诗歌是典型的“述行式”的，而非述愿、祝福、蔑视、吁求、命名、列举、告诫、遗赠等等。确凿无疑的是诗中爱尔兰的传统信仰恰如法师、官员和政治行动家。这种“述行式”的艺术使人兼有卓而不凡与老成持重，智者与剑客的风范。在最讲求形式的叶芝诗歌里，内容的主题同样贴切。说诗歌老成是因为它的修辞介入到现实，而卓越则是由于这种介入不是源于现实本身而是源于创造性的想象。(25)
叶芝对爱尔兰的贡献是深远的，除去叶芝惊人的天才，他还对民族主义既具体又抽象的逻辑阐释过程做出了贡献，当然是以爱尔兰的方式，以一种由“述行”式文学介入的有力方式。几代爱尔兰作家也对这一过程做出了贡献，表达了爱尔兰的身份。
至此，有一点很有必要补充说明。由于英国的入侵，爱尔兰受教育的人早已被迫采用英语。复兴运动时期，包括叶芝、辛格在内的许多作家尽管认为爱尔兰盖尔语才是自己的母语并积极推广，但都选择用英语创作爱尔兰文学。这曾引起狭隘文化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在伊格尔顿的研究中，爱尔兰20世纪早期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弗雷德里克·莱安对此给予了及时的批评：寻求政治上独立的愿望是值得钦佩的，但说其他语言与寻求政治自由的行动没有丝毫关联，用讲不讲爱尔兰语来考查是不是民族主义者，将不少曾为爱尔兰解放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排除在外。(26)他进一步严肃指出，多数民族主义者把政治独立看作终点而不是起点的思想存在偏颇。(27)
就民族主义抗争在文学文化的实践方面而论，爱尔兰的努力可以被评为范本。马克思本人曾提及爱尔兰人虽是民族主义的取向，却最具国际主义色彩，(28)如果这是他对爱尔兰芬尼亚独立运动的中肯评价，对爱尔兰文化运动来说也一样。这不是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做选择的问题，而是如法农所认为的，在一种跨文化联结的国际主义架构中一种反殖民的民族主义，(29)就像叶芝等人的作品。在很多方面，客观事物的主观经验构成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范畴，在文学中表达得更清楚有力，然而叶芝在对民族的神话、历史和现实进行诠释时，又能把这种诠释变成时代意识的一部分，换言之，从具体经验中透出与20世纪的每个人都深刻相关的精神冲突。“认为受压迫社会没有多少时间想象别的社会的感觉如何，这是一个错误。正相反，在许多情况下，恰恰是它们受到的压迫才促使它们产生这种同情。这首先被理解为一种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30)
三、“爱尔兰性格”达成的文化预期
从科克文学的崛起到文艺复兴运动，反殖民的民族主义在爱尔兰扩散为一种普遍的立场。“民族主义，对它而言，永远不朽的是人民，因此它尽管有着悲剧性的历史，也是一种反悲剧的信念”，(31)这在江奈生·斯威夫特的年代已然萌生。这位生活于17、18世纪之交的伟大的爱尔兰爱国者，他的许多作品，如小册子《布商的信》，都鼓舞爱尔兰民众，爱尔兰应该和英国一样是自由的民族。不仅如此，伊格尔顿指出，斯威夫特最重要的小说《格列佛游记》以一种近乎巴罗克癫狂混乱的面目，对英国着迷于主体为中心的文学形式做出重大反击：“一部用一个‘连贯主体’格列佛做诱饵引诱读者进入自身空间的作品，但这部作品却揭示了格列佛是一片被无以复加的矛盾所横穿和摧毁的领域。”(32)
爱尔兰艺术在抵制粗野霸权的同时，也在从容不迫地自我延展。譬如威廉·卡尔顿的短篇小说集《爱尔兰农民的特征和故事》，深受读者欢迎，并得到马克思称赞。伊格尔顿认为，这些短故事展示出了人类学的趣味。“如短篇‘拉瑞·麦克法兰的守灵’从常规的说教情节开始，即一对勤劳的农民夫妇与一对下场可悲的懒惰夫妇的对比，但随后便转到对守灵周围的林林总总的狂欢习俗的详尽描述，相信这不会缺少英国读者的关注，因为他们对离奇有趣的爱尔兰守灵方式感到着迷”。(33)列维-斯特劳斯指出，文化除了由于远离而造成的不同外，还有由于靠近而具有的差异，因为渴望有别于人，渴望作为自我存在。(34)
爱尔兰文学文化中的诸如此类的狂欢化想象与爱尔兰人本身的思想特质密切相关。“爱尔兰哲学之父”、唯物主义哲学家约翰·托兰德是“泛神论”的代表；另一位贝克莱大主教是爱尔兰哲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笃信万物有灵论。伊格尔顿说，贝克莱的万物有灵论源自古代哲学，而古老的盖尔族便是源头之一。(35)可见，爱尔兰文学中超群的想象力，也是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族群素质赋予的勇气。这里自然关联到一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面：民族性格。
不难发现斯威夫特或卡尔顿的作品都是一种反讽式的幽默表述，幽默正是爱尔兰人的性格特征之一。而伊格尔顿在其研究专题中，有着更周全的概括。他指出“盖尔人是眼中噙着泪，嘴角挂着微笑”，(36)换种说法，爱尔兰人感伤而又幽默。众所周知，欧洲18世纪后期启蒙运动中流行一种感伤主义的文艺思潮。这一思潮源自英国，产生于英帝国主义加速发展、矛盾和弊端日益显著之际。感伤主义由斯特恩的小说《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而得名，是要求个性解放的一种新的形式。它强调感情在生活中的作用，用情感充沛的作品唤起人们的怜悯、同情和博爱之心，多用幽默讽刺的口吻。值得关注的是，英国最重要的几位感伤主义代表作家都是爱尔兰移民，散文家理查德·斯梯尔自认为是生活在英国的都柏林人；剧作家奥利弗·哥尔德史密斯在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拿到学士学位后，才到英国谋生；小说家劳伦斯·斯特恩出生在爱尔兰。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伊格尔顿说：“‘盖尔感情’为英国随现代性而来的与日俱增的情感贫血提供了珍贵的资源。”(37)
维多利亚时期的传记作家约翰·福斯特这样评价哥尔德史密斯：“他的仁慈的热心肠，他的易懂的淳朴精神，他的从最粗鄙的幽默到最温柔的哀婉的迅速转变，和令人欣悦的能在任何痛苦的深渊里幸存下来的开朗乐观的本性——谁能将这些从它们生长的爱尔兰的土壤中隔离出来。”(38)声名卓著的感伤主义文学大师斯特恩以有意破坏传统小说的结构著称，对乔伊斯影响甚深。他的长篇代表作《项狄传》杂乱无章得不可思议，心血来潮似的偏离主题，而且不连贯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这个运动着的自传使得项狄在自我话语中被分裂”，(39)这当然又是一个巨大的反讽标志。因为项狄自我话语的无止境过剩导致了其话语意义的无穷蔓延，堵塞了整个叙事，也进而从根本上剥夺了读者的中心地位。这种形式是一种不顾令人痛苦的感情的干扰而得到快感的手段，与斯特恩在小说内容方面常用的突降式评论手法相得益彰。这些就是之后叶芝所称的“悲剧性愉悦(tragic joy)”。(40)
感伤主义思潮之后，民族主义继之而起。伊格尔顿推断民族主义与启蒙运动后期的这种感伤主义有一定的联系：
民族主义当然是一个复合体，矛盾的社会现象，绝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心灵的准则；但与女权运动一样是一种有着难以估量的情感的政治。托马斯·凯特尔在《那时的重负》中称民族主义是情感从私人经验提升到了政治信条，提供新颖的形式作为一种复原公众情感的相似物。但民族主义与感伤主义之间有一些特定的联系，就它们的物质环境而言，两者都涉及确定的感情方面的“相对自治”。(41)
英国的书刊审查制度严格，在帝国事业起飞的年代，曾有过它的全盛期。尽管英国于1695年废止了书报审查制，但是由其他相关法律负责监控而建立的事后追惩制使其“言论自由”的神话不攻自破。然而爱尔兰人丰富的情感与幽默正是使自身的民族情感可以在这种制度的夹缝中茁壮成长的种子。英国有很多从爱尔兰漂移过去的知识分子，除了以上所提及的，还有成长于19世纪中后期颇负盛名的剧坛双璧萧伯纳、王尔德等。尤其是王尔德，他凭借优越的才思、“悲剧性愉悦”的言语方式，跃居为英国文艺界的名流，作为来自爱尔兰的原本被边缘化的外乡人，这种对宗主国话语权的获得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在许多方面，诸如将语言作为自我指涉，将真理作为一种便利的虚构，将人类主体作为矛盾与‘被解构’，将批评作为一种‘创意’写作的形式，将身体及其快感作为伪善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对我们来说奥斯卡·王尔德越发像是一个爱尔兰的罗兰·巴特”。(42)韦勒克指明，王尔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看出了艺术对生活的深刻作用，针对典型的单调、风俗的奴役、习惯的专制，艺术具有振聋发聩的使命和瓦解一切的力量。(43)
回首爱尔兰这些边缘知识分子一路走来的艰辛，“在帝国首都的中心，他们本身属于边缘，但是他们绝非只是映照的镜子，也绝非立场暧昧含糊。……除了针对那些透过教育和思想同化他们的殖民意识形态抱持批判的距离之外，他们为自己的政治献身，他们的立场清晰，他们的目标清楚”。(44)文化殖民的剥削性和压迫性逼迫爱尔兰民族主义呈“揭竿”之势。由叶芝领导的爱尔兰国内的文艺复兴是文化语境中民族主义去殖民方案的巅峰。
四、寻求“形式的政治”
伊格尔顿认为，爱尔兰文学文化的特色可归为是在形式层面暗示一种政治。(45)寻求“形式的政治(politics of form)”的智慧赋予了爱尔兰文学文化在保持激进政治能量的同时，没有沦为政治的宣讲书。
如王尔德既信仰社会主义，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作为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他受爱尔兰导师马哈菲的影响很大，在他就读都柏林三一学院时，马哈菲的教诲是“修辞是人为的，无修辞是自然的。艺术的声音是用心灵在说话，而不是自然”。(46)法国《拉露斯百科全书》解释“唯美主义”是一种将形式上的精美与技巧看得高于一切的艺术态度，这在佩特、罗斯金等人身上体现得并不明显，直到王尔德才将之极端化。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中他说：“形式就是一切，它是生活的奥妙。发现一种对哀伤的表达，它就会和你亲近；发现一种对喜悦的表达，你就强化了这种欣喜。……形式不仅触发了批评气质，也触发了审美直觉。”(47)乔伊斯的写作拥有作为爱尔兰政治武力反抗英国政府的平行线的地位，是因为小说的形式是政治的，不在于它的内容。(48)再譬如，继叶芝、辛格、奥凯西之后，戏剧大家贝克特在爱尔兰出现，从其《等待戈多》的荒诞形式中也可咀嚼出事隔一个世纪后爱尔兰人对大饥荒记忆的恐惧和焦虑。
综而观之，伊格尔顿的这项爱尔兰文化专题研究，对民族主义者从“心理的去殖民”到“动摇中心”都做出了明晰的表述，对当下不发达国家地区来说颇具借鉴价值。从1949年到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已有60年，伴随着全球化的脚步，文化研究日益蓬勃，多样化文学诉求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其实为中国文坛的进步提供了契机。但遗憾的是，可能性并没有转化成现实。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寻求和平崛起的绝大部分动力来自恢复古代中国的伟大，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殖民态势，对于如何建构新的伟大民族文化，并做到在反对殖民主义文化压迫的同时，又不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爱尔兰民族主义结合政治和文化的实践，或许能够给予我们意义深远的启示。
注释：
①特里·伊格尔顿《萨义德、文化政治与批评理论》，见开罗《艾利夫：比较诗学期刊》2005年第25期第255页。
②③④⑥⑦⑨⑩(11)(12)(25)(26)(27)(35)(36)(37)(38)(39)(40)(41)特里·伊格尔顿《疯狂的约翰与主教，和关于爱尔兰文化研究的其他论文》第159、170—171、194、162、186、196、140、195、192、284—285、263、262、17、105、75、105、127、129、84页，爱尔兰科克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⑤雷蒙德·费德曼《批评小说》第56页，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⑧R.G.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第24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13)沃尔特·本雅明著、张旭东译《译者的任务》，见《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第205页，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4)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第110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15)(16)(17)(18)(22)(33)特里·伊格尔顿《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第298、298、301—302、308、308、208页，伦敦左页出版社1995年版。
(19)J.L.奥斯汀著、杨音莱译《完成行为式表述》，见《语言哲学》第221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原文将“performative”译作“完成行为式”，本文采用“述行”的译法。
(20)西默斯·希尼著、吴德安等译《希尼诗文集》第328页，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21)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译《文学理论》第21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3)威廉·巴特勒·叶芝著、西蒙译《幻象》第20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
(24)(42)特里·伊格尔顿著、斯蒂芬·里根编《伊格尔顿读本》第357、370页，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98年版。
(28)马克思著《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未作的发言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04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29)弗朗兹·法农《走向非洲革命》第199页，纽约月评出版社1967年版。
(30)伊格尔顿著、方杰译《文化的观念》第5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1)特里·伊格尔顿著，方杰、方宸译《甜蜜的暴力》第21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2)特里·伊格尔顿著，郭国良、陆汉臻译《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第23页，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34)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于秀英译《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第1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3)韦勒克著、杨自伍译《近代文学批评史》第4卷第481—48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44)Robert J.C.Young著、周素凤、陈巨擘译《后殖民主义》第271页，巨流图书公司2006年版。
(45)(48)详可参阅本人的另一篇文章《论特里·伊格尔顿的爱尔兰文化研究》，见《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176—189页。
(46)特里·伊格尔顿《19世纪爱尔兰的学者与反叛者》第48页，牛津布莱克韦尔出版社1999年版。
(47)奥斯卡·王尔德著、萧易译《谎言的衰落》第17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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