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医学史研究的意义——对两个相关科学史研究案例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意义论文,案例论文,两个论文,医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女性主义或曰女权主义（Feminism）（注：“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在英文原文中对应的都是feminism，本文在此采用目前国内妇女研究界较为流行的“女性主义”译法，旨在强调女性主义理论之于学术研究的性别分析视角。）作为一种理论与实践，包括男女平等的信念及一种社会变革的意识形态，旨在消除对妇女及其他受压迫的社会群体在经济、社会及政治上的歧视。自20世纪60～70年代的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以来，西方女性主义更为全面地追求和推动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与此同时，从这种政治运动中，也派生出了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它运用女性主义特有的观点和立场，将关注的焦点对准了范围广泛的各门学科。女性主义学术研究最初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批评、历史学之类的人文领域，后逐渐扩展到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技术与社会等研究领域。
从主要观点和立场来看，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大致包括了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和社会性别女性主义、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多元文化与全球女性主义等多个流派，这些流派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存在激烈的内部冲突，但作为学术研究，它们共享一个基本的概念范畴，即社会性别（Gender）（注：这一概念指的是社会文化建构起来的一套强加于男女的不同看法和标准，以及男女必须遵循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等。它区别于传统的生理性别（sex），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其意义在于，既然性别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我们通过多重途径改变这种建构，则实现两性平等便成为可能。这一概念是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基本分析范畴，在史学、科学批判等领域已被广泛运用，取得了很多成果。本文提到的性别分析视角，正是从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意义上来说的。）。从研究思路的发展来看，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大致经历了从最初的发掘和强调女性在各个领域做出的贡献，到对各个领域的制度、规范本身进行社会性别的分析与批判；从强调作为女性的统一立场，到逐渐认识到女性内部的差异性，以至强调女性身份的多重性与变动性。其中，对于不同文化中女性身份多样性与差异性问题的认识，使得西方女性主义研究开始越来越关注第三世界国家妇女的处境和地位。
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也始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它首先致力于寻找科学史中被忽略的重要女性科学家，恢复她们在科学史上的席位，认为科学史可以通过加入女性的成就而得到完善。实际上，这种研究没有解释男性主导科学的根源，默认了女性在科学领域的屈从地位，本质上是按“男性标准”进行的“补偿式”研究。直到80年代之后，相关研究开始引入批判性的分析维度，一大批女性主义学者如麦茜特（Carolyn.Merchant）、凯勒（Evelyn Fox Keller）、哈丁（Sandra Harding）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寻找并批判科学的“父权制”（patriarchy）根源，揭示西方近代科学从其历史起源开始，便具有性别建构的性质。[1—3]也正是这种批判性的分析视角使得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在西方科学史研究领域占据了较为重要的位置。
近些年来，西方女性主义开始日益关注女性身份的差异性问题，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在以社会性别为主要分析范畴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将女性主体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将关注的视角转向了一些非欧美国家与地区的科学史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强调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文化特殊性和具体的历史情境。在这些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工作有白馥兰（Francesca Bray）和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关于中国古代技术与性别以及妇科史的相关研究[4—5]，其中，费侠莉的工作还获得了2001年的国际妇女科学史奖（The History of Women in Science Prize）（注：该奖始于1987年，每年评奖一次，用以奖励在研究科学中的妇女历史方面做出贡献的学者。他们的相关杰出著作或论文可以采取传记等多种方式来讨论科学中的妇女活动，或者分析与社会性别直接相关的科学实践，或者考察女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活动，其涉及的学科范围包括医学、技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参与评奖的著作或论文必须在颁奖之前的4年内发表，费侠莉的著作出版于1999年。）。目前，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在西方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大大拓展了科学史研究的领域，发现并揭示了很多新的问题和现象，同时也将关注的视角转向了中国古代。类似于白馥兰与费侠莉的这些研究，在国内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如果能将其所做的相关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与国内学者所做的传统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做深入的比较分析，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来说，将会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2、对两个研究案例的比较分析
笔者在关于东亚科学史研究的一本国际会议论文集中[6]，发现了集中在该论文集的“医学实践者”部分的两篇研究女医（注：女医：从现代意义上指的是女医生，在本文中，泛指在中国古代提供各种医疗服务的女性医疗者，她们既包括来自上层社会儒医世家的女医生，也包括在民间为普通家庭提供实际医疗服务的“医婆”、“药婆”、“稳婆”等。）的论文，一篇是国内学者的概要式的研究（以下简称：郑文）[7]，另一篇是国外学者关于明代女医一般情况的研究（以下简称：费文）[8]。这两篇论文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共同性，都关注女医问题，但在研究框架、研究目的和研究侧重等方面却存在很大差异，前者属于传统科学史研究的范畴，后者是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代表作品。揭示出二者的差异，可以突显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之于传统科学史研究的差异及其价值和意义所在。当然，这两位研究者关于女医问题还有其他的研究论文或著作，这里主要以上述两篇论文为主要分析对象，并在涉及到相关观点时，适当援引其他论文或著作做进一步讨论。通过对二者的分析比较，主要从研究框架与分析视角、研究目的与研究侧重、研究文本与研究结论等方面揭示二者的不同之处。
2.1 研究框架与分析视角
研究框架主要指的是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及支撑在其后的理论基础，也即研究者对科学和科学史的基本看法，涉及到的是基本的科学观与科学史观问题。所持的科学史观不同，研究者的研究思路与分析过程就会不同，直至研究的结论也不同。
西方女性主义学术在经历过各个领域里的“填补式”研究之后，进而对近代西方科学的客观性、中立性进行了批判，揭示了科学的父权制根源及其建构过程，并与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等思潮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多元文化的科学观。在哈丁等女性主义学者看来，“科学”将被用来指称任何旨在系统地生产有关物质世界知识的活动[9]。基于这种宽泛的科学定义，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或者“本土知识体系”，包括在近代西方确立起来的科学，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已。因而，早期欧洲和非欧洲文化中的秘术、巫术、地方性信仰体系中的“民间解释”、技艺成就等，都不能因与现代科学相异而在价值评判上被一律斥为迷信而遭完全抛弃。为此，中医作为一种与现代西医完全不同的“地方性知识体系”进入西方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视野，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与此同时，女性主义对科学史研究产生的更为直接的影响，在于其揭示并批判了近代西方科学的父权制根源，将科学与性别的关系作为研究的焦点。科学的历史不再是与性别毫不相干的历史。女性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历史上的科学话语背后隐藏的性别权力关系等成为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可见，由对近代西方科学客观性、中立性的消解所带来的科学的建构观念、科学的多元文化观以及科学与性别之间的紧密联系，构成了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下，建构的、多元的科学观以及性别的视角成为费侠莉的中医史研究的基本思路，中医也是建构性的、多元的、渗透性别关系的地方性知识体系。
第一，费侠莉基于医学多元观，对于中医内部的各种实践、技艺做了进一步平权式的分析和评价，为女医实践在古代中医体系中提供了合法的地位。正如其在论文的开篇就明确指出，医疗系统是多元化的，它包括秘术式的（ritual approaches）、民间的（folk approaches）和被视为经典的等多种实践方法，古代中医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家庭技艺在使用，很多专业医生都是从与家庭内从医者的合作中学得医术的，或者是通过自学和实践习得的，医生的资格是个人可信度与荣誉的事情，而不是由医学院或行会授予的。仔细分析，可以看到这里包含了以下几层含义：首先，费侠莉指明中医体系的多元化，将秘术式的医术和民间医术都包含在内，实际就是将女医的医学技艺包含在古代中医的定义范围之内。因为女医更多地采用针灸以及秘术式的医技，这些技艺不同于儒医的切脉诊断及阴阳五行理论，在古代中医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宋明时期尤受后者排斥。这体现出性别关系与医学话语之间的相互建构和强化，导致女医及其医技、实践一起被贬低。其次，费侠莉指出，古代中医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家庭技艺，主要在家庭内发挥医疗作用的女医的工作也因此必须被承认。最后，指出古代医术高低并没有明确的文凭标准，只是靠个人声誉和社会地位来评判，如此一来，古代文献中对女医的评价可能更多的受其性别和社会地位的影响，而非由其医术决定。相比之下，从理论基础上讲，郑文没有将女医的医技、实践作为与儒医的医技、实践平权的体系来研究女医，甚至很少提到女医的实际医技，而只较多的关注她们的医学教育与社会地位问题（当然这与过去在研究中对女医的忽视相比已是一种进步，但只是有局限的进步）。在分析女医的地位和提及古代文献对下层女医的描述时，郑文认为女巫术医者和级别较低的女医毁坏了一般女医的形象。郑文没有对文献作者的写作意图进行分析，因而对底层女医的医技及其实践也持一种基本否定的态度。
第二，基于性别视角的引入，费侠莉对古代文献话语背后隐含的性别关系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郑文与费文关注的都是女医问题，所不同的是前者属于传统妇女史研究的范畴，后者则引入了批判性的性别视角。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即关于妇女的科学史研究与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之间的区别问题。在一般历史的范围内，国内一些学者已就妇女史、性别史和女性主义历史的关系与区别做过一些讨论，但尚未形成统一认识[10]。笔者认为，就科学史而言，社会性别的批判性分析视角是否得以运用，是区分传统妇女科学史与女性主义科学史的主要标准。可以说，关于女科学家的研究不一定就是女性主义科学史，而不以女科学家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史不一定就不是女性主义科学史。正如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所认为的，批判性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不必将自身局限在科学中的女性主题上，而应该从各种角度深入分析科学中随处存在的父权制现象[11]。一方面，郑文以女医为研究对象，关注了女医的社会地位，指出女医较少被历史记载以及遭排斥的原因可能要从当时盛行的规定女性社会角色的社会风俗和制度中去寻找，如“三从四德”、“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等，规定了女性的辅助、服从于男性的角色，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女性不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充分发挥她们才能的原因。认识到女医受排斥的原因在于儒家文化的性别规定，表明郑文同完全按医技高低等所谓的医学内部的原因来评价女医地位的研究已有所不同；但另一方面，郑文又指出从现存文献来看，似乎古代没有明显的针对女医的歧视，因为历史上也记载有一些有名的女医给皇家治病或者开诊所和药房的故事。然而，极少数女医能得到历史记载，并不表示对女医就没有明显的歧视，事实上，当时人们之所以记载这些女医的故事，恰恰就是因为如下的想法：“除非她有一些独特的救命技术，否则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成为医生呢？”这潜在地表明郑文仍未从分析父权制结构入手来看待这些文献，没有真正引入性别视角来进行分析。比较起来，费文对于古代文献中关于女医的形象描述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认为在明末文人眼中，无论女医疗者所起的医疗作用是什么，她们都被简单地归为一类：“婆”，或者“稳婆”，或者“药婆”，或者“医婆”。实际上，在医学水平的评价依靠个人荣誉而不是正规文凭的社会，这些基于性别歧视的言辞能帮助那些有学识的儒医发出批评声，并支持了他们与那些儒家家庭规范维护者的上层绅士之间的团结。费文揭示了女医被赋予的刻板形象背后隐藏着的医学体系与父权制的结合关系。
2.2 研究目的与研究侧重
研究框架与分析视角的不同直接影响到研究者研究目的与所关注内容的不同。郑文在小结中指出，在大约80份中国古代传记和医学文献的基础上，对它们的社会文化背景做简短的考察和分析，认为尽管女医有很多缺点，针对她们的批评也很多，但考虑到时代的局限性，她们似乎像男医生一样履行了她们的社会职能。可见，郑文主要是要肯定妇女在医学史上的作用。这一点类似于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早期阶段的情形。但也不完全一样，后者是在发现了科学中广泛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认识到了性别与科学的关联之后，期望通过“添加”女性科学家来实现改写科学史的目的。从郑文中找不到对性别与医学关系的明确表述，更多的可能是从传统妇女史的角度入手来进行研究。从其相关的其他论文也可看到这一点，如认为作为一名女医的专科医案，谈允贤的《女医杂言》有很多地方值得深入研究的同时，也附带有古为今用的目的，认为从临床治疗的角度看，该医案有许多经验值得后世研究参考。（[12]，153～156页）比较而言，费侠莉的研究目的不再仅仅局限于恢复女医在医学史上的地位，而更是要揭示男医与儒家父权制对于女医“婆”的刻板形象的建构与共谋过程，认为女医形象的塑造本身即是包含在儒家父权文化之内，它与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相互联系。她通过谈允贤的例子揭示了社会性别与阶级因素对女医地位的共同影响。正如费侠莉在其相关著作的导言中提到的，她是要研究古代医学史与性别的密切关系，揭示中医中的性别意识形态。（[5]，1～9页）
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两篇论文研究的内容也有不同的侧重。尽管两篇论文都不属于针对具体女医及其医疗实践活动的专门研究，而是对女医一般情况的概要式分析，但从中仍可发现其研究侧重点的不同。郑文在古代女医的医疗社会背景、专业技能、医学教育和社会地位几个方面做了分析，费文则侧重于深入分析几种不同类型的古代文献中对女医形象的定义和评价，关注下层女医的作用。从郑文所认为的，“从现存文献来看，似乎古代没有明显的针对女医生的歧视”、“很多历史文献显示，杰出的女医生与男医生获得了同等的尊敬”，“这些秘术女医疗者和级别较低的女医毁坏了一般女医的形象”等观点，可以推知郑文对下层女医及其医技和实践活动的基本态度是否定性的，认为她们被批评的原因确因其医技和医德较差。如此一来，她们不可能在医学史上发挥多大的作用，人们自然会忽略底层女医的医疗实践活动及其贡献，而关注的重点将是诸如谈允贤这样“凤毛麟角”的女名医。实际上，在该文作者的其他相关论文中，的确未发现关于底层女医的专门研究和正面分析。当然，这里并不是否定研究女名医的价值，也不是说研究了下层女医就是好的研究。
比较起来，费文主要在郑文没有深入讨论的问题上，做了详尽分析。费侠莉将关于女医批评方面的文献分成了几大类，并就各类文献对待女医的态度做比较研究。其中，她认为儒家文人和儒医针对女医的批评文献表明，他们出于自身的原因谴责同时代女医的作用与道德，这些批评仅仅是从性别规范与阶级界限的角度，就给作为医疗者的妇女建立了一种消极的“形象”。例如，针对名儒与名儒医对女医的批评，费侠莉做了如下分析：吕坤作为德高望重的人士警告这些女医的活动，是因为她们不安于室，且似乎对他们妻子的身体进行控制，因为“稳婆”是连接上层社会家庭和下层女医的契机性职业。萧京把将女医引入家庭来治病的人责备成傻瓜和白痴，对女医形象进行刻薄的描写，认为不许女医进门的古家训很有道理。翁仲仁责备那些求助于使用按摩或针灸治疗小儿“惊”病的女医的家庭。这两位医生都没有真实描绘“稳婆”们的医术，而是直接贬低作为他们竞争对手的这些女医的阶级地位和医德。费文认为这些文献表明了男性对女医的焦虑，以及他们共谋的可能性。此外，通过对戏剧和小说中关于女医形象的描述的分析，费侠莉认为，它们也遵循了同样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将“婆”看成是闯入上层社会特权家庭空间的“内奸”和某种滑稽的、略带颠覆性的力量。尽管如此，在这些文献当中，也有一些涉及到对女医医技及实践的描述，例如《金瓶梅》中为西门庆妻妾及小儿提供了各种医疗服务的刘婆，虽没被描写成有文化的人，但她使用的医治方法都未与儒医诊脉方法相悖，她开的处方在当时的儿科标准看来也是合理的。费侠莉认为，刘婆虽在男性权威的背后辅助女性的生育工作，她却被表明是个称职的诊断者和儿科医生。她同时还懂得针灸，比其他杰出的男医更多才多艺。可见，一方面，费侠莉要揭示古代文献对于底层女医的形象建构，另一方面更要肯定下层女医的医技及实践。实际上，这与其所持的多元医学观正相一致。
2.3 研究文本与研究结论
研究女医问题涉及到的文献，不外乎与女医相关的文献和女医自身所著文献两种，但其类型却多种多样，可以是女医个人的医学著述及其他文献记录，可以是涉及到妇女病和女医的儒医经典文献和其他医学典籍，还可以是非医学类文献如史书、小说、戏剧和地方志等。郑文中讨论的文献类型主要是医学文献，准确的说是儒医经典文献，如对女医有所介绍或评价的《素女经》、《素女要诀》、《十产论》和《保产万全方》等，同时在讨论女医存在的社会需要时也提到了《新元史》和《明史》，在讨论女医医技时涉及到了谈允贤的医案，而对于文学作品中涉及到的女医描述未做研究。对此，作者在文末也指出，仍需要搜集更多的文献，包括短文和小说中的描写，从多种视角去研究女医。比较而言，费文除了分析儒医文献之外，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文学作品如《燕子笺》、《金瓶梅》，以及地方史志如《山西通志》、《浙江通志》等文献中关于女医的描述做了深入的分析。这反映了两篇论文考察的文献在类型上的不同与特点。
除类型上的差异之外，两篇论文对这些文献进行分析的思路、看法和结论也有所不同。
首先，如上文所述，郑文对文献作者的意图和话语背后的性别权力关系未做深入分析，只是介绍了文献中关于下层女医的形象描述，得出的看法同文献作者基本没有差别；其研究的思路更多的是为了说明，尽管通过这些文献看到女医有缺陷，但不能因为下层女医医技与医德不好就否定全部女医在医学史上的作用。相比之下，费文透过文献揭示女医形象的刻画本身所负载的性别意识形态，其研究思路是揭示父权制性别规范对女医形象的有意建构，认为文献中对下层女医的医技和实践的诋毁是建立在对她们的性别和阶级地位的评价上。
其次，两篇论文对医案以及临床记录之类的医学文献的态度也有所不同。郑文在分析女医的受教育情况限制其著述时指出，尽管女医在某方面可能有很出色的医术，但却对医学理论没有什么贡献，现存的她们所写的医书多数只是些病例记录或诊断记录总结。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以儒医的理论体系作为参照，认为女医的临床实践没能对这套理论体系做出贡献。实际上，女医在实践中常常使用的针灸、按摩之术，同儒医的阴阳、虚实的辨证治疗理论相比，更偏重于“外科”，后者更多强调用药内服治疗，按照儒医的理论标准来要求女医实践对其做出贡献是不合理的。比较而言，费文建立在一种多元的医学观基础上，揭示出二者的区别，并平权式看待儒医传统与女医实践的医学价值。其二，是费侠莉不局限于仅谈女医医技在医学史上的地位问题，更多的从另一角度强调了临床医案、病例记录等内容的重要性，即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医者的从医过程、医患之间的互动与冲突、临床语言与理论语言之间互为影响的关系，以及医学身体在医学实践中被不断建构的过程等有很大的价值。（[10]，298～299页）例如，在分析谈允贤的医案时，两位作者都谈到了谈允贤梦中受到祖母启示和鼓励，以至毅然从医的故事。郑文讨论这个故事，是放在说明谈允贤由书本知识到临床实践的过程中，其祖母茹氏起了关键性作用的背景下进行的。（[9]，154页）费文在分析了这一点的基础上，认为谈允贤突患重病又突然恢复，并受到其祖母启示的这个故事，实际上是谈允贤在表明其从医是一种命运安排，这些经历既坚定了其从医决心，也能使她的医学实践更好地获得社会的接受。同时，费文还指出一些人类学家对中国台湾和韩国的秘术女医（ritual healer）的研究也发现她们有此类经历，这表明谈允贤作为女儒医，她为自身医学实践争取合法性的途径，同那些萨满巫医（shamans）的途径类似，都是通过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为自己的实践赋权。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两篇论文在某些方面得出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在关于下层女医的医技与实践的评价方面，表现较为明显。实际上，它们在研究结论上的差别不是根本观点的差异，而是由研究框架、分析视角的不同所引起的研究侧重的不同，是对文献的分析方式的不同。费文揭示出了一些郑文未能揭示出来的内容与问题。例如，费文对女医“婆”刻板形象的总结与解构，对针灸、按摩等古代非主流医技的价值和地位的重新界定，对下层女医实践中性别与阶级压迫互动关系的揭示，对女医内部的分层现象的关注，对家庭儒学、医学传统之于上层女医从医实践及其社会地位的影响的分析，以及其从医过程中借助超自然力量来争取从医合法性的做法的分析等等，都体现了性别的分析视角和多元的医学文化观。可见，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运用性别分析方法，体现出较强的分析力和说服力，确实从某种程度上拓展了传统科学史研究的范围，开辟了对同主题问题进行研究的新维度，也从某种程度上修改了传统研究的一些结论。
3、结语
目前，国内学者已经对一般的女性主义史学研究、科学哲学研究有较多的介绍和讨论，在历史学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本土化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体现了女性主义史学研究的巨大潜力。在科学史研究方面，也已经有过一些相关的介绍和讨论，笔者曾就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之于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的意义和理论可能性做过初步探讨，这里是通过对关注同主题问题的传统医学史研究与女性主义医学史研究进行文本的比较分析，揭示二者在研究框架与分析思路、研究目的与研究侧重、研究文本与研究结论方面的上述差异，作为对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之于中国古代医学史研究的意义以及实际研究的可能性，来进行具体说明的一次尝试。实际上，郑文和费文同时关注了被以往医学史研究所忽略的古代女医问题，在认为女医被医学史所忽略以及她们实际在医学史上发挥了作用等方面，观点具有很多一致性。在此对于它们之间差异性的分析不含有在价值评判上的孰优孰劣问题，旨在表明费侠莉所做的女性主义医学史研究展现出的一些独特的方面，对医学史研究范围有了一定的拓展。同时也表明利用女性主义视角进行中国古代医学史研究在实际操作上具有可行性，以期引起我们对女性主义医学史研究的关注，并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身份进行本土化的探索，克服西方学者由于文化差异而引起的不足。在拓展我们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同时，亦能在充实女性主义科学史理论方面做出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