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2005：FDI来源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来源论文,结构论文,FD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455(2006)05-0043-07
一、引言
1979年至2004年，中国内地共利用外资（包括港澳台资，下同）7 453.45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1471.57亿美元，占19.74%；外商直接投资FDI为5621.05亿美元，占75.41%；外商其他投资为360.83亿美元，占4.84%。①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有重要份额，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利用外资，大体上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时期，从1979年到1991年，外商对中国的投资显示出试探性的特点，对华投资的数量不大，来华投资的国家（地区）面不广，港澳商人的投资占有重要比重。第二个时期，从1992年到2001年底，外商积极投资中国抢滩登陆，试图抢占中国更多的市场份额，对华投资数量迅速增加，投资国（地区）也迅速增多，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积极投资中国，试图抢占中国市场更多的份额。多年来中国吸收的外资数量为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位，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第三个时期，中国政府根据WTO的要求，以推行国民待遇为核心的政策措施继续吸收外资，外商投资中国显示出新的特点。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的《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2003年中国吸收的FDI第一次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接受国。这就涉及到外资来自何方，有些什么特点，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资各有些什么特点等问题，需要研究外资来源地结构及其出现的变化和新特点。
关于外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梁志成，2000；王子君、张伟，2002；吴涌超，2004），FDI的区域分布（武剑，2002；李具恒，2004；张纪风，2004），FDI政策（魏浩、张二震， 2004；赤旭、姚睿，2004），而关于FDI来源地的研究文献相当少。任保英(1994)研究了1992年中国利用外资的来源地结构，柏宝春(1994)研究了山东利用外资来源地结构，以亚洲为主，欧美增长较快。姚战琪(2004)研究了欧盟、美国、日本、韩国、港台等不同来源外商对华投资的市场战略选择的差异。研究外资来源地，对于中国今后利用FDI的规模及趋势的估计，对于区分不同来源地外资的市场战略选择，对研究中国政府利用外资的政策选择等问题是有意义的。
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所说的外商FDI包括港澳台商的FDI。从外商来源地结构看，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79年对外开放初期，进入中国内地投资的外商主要是港澳商人，1992年以后，外资来源地迅速扩大。2004年，外商来自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37个国家和地区，非洲35个国家和地区，欧洲42个国家和地区，拉丁美洲29个国家和地区，北美洲3个国家和地区，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14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2004年中国吸收的FDI达 606.30亿美元，其中，亚洲FDI的比重高达62.04%，拉丁美洲FDI的比重为14.91%，北美洲FDI的比重为8.21%，欧洲FDI的比重为7.91%，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FDI的比重占3.26%，非洲 FDI的比重为1.27%，其他国家（地区）及国际金融组织等的FDI占2.39%。在亚洲地区中，中国的港澳台、日本、韩国和东盟占有重要比重。
为了准确地描述中国吸收FDI的来源地结构的调整，我想把中国的FDI来源地划分为4大块：（一）港澳台，（二）美国日本等7个工业化国家，（三）韩国东盟维尔京群岛，（四）其他国家地区和国际金融组织等。本文着重研究中国FDI来源地前3大块的变化，因为这3大块的FDI占中国FDI的份额高达85%-89%。在中国吸收的FDI中，1991年，港澳台商FDI占67.15%，美国等7国FDI占20.14%，东盟占0.87%，这3大块FDI占中国吸收FDI的比重高达88.86%。 2004年，港澳台商FDI占中国FDI的比重下降为 37.37%，美国等7国FDI占中国的份额为 21.10%，韩国和维尔京群岛从1992年开始对华投资，迅速扩张，至2004年，韩国、东盟、维尔京 FDI占中国的比重猛增至37.37%，这3大块FDI占中国吸收FDI的比重高达84.67%。（图1）所以，研究港澳台资、美国等7国、韩国东盟维尔京3大块FDI的演变态势，就能发现中国吸收 FDI的基本趋势。其余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金融组织等FDI占中国的份额稳定在11%- 15%之间，所以存而不论。
图1 港澳台、美国等7国、韩国东盟维尔京FDI演变趋势
注：图中的“7国”指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韩国等”指韩国、东盟和维尔京；东盟指老成员5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
二、港澳台FDI1997年前绝对量逐年增加份额逐年减少，1997年后绝对量份额逐年减少
在1979年至1991年期间，港澳FDI占中国FDI的份额很大。1992年，香港的FDI为77.06亿美元，澳门的FDI为2.03亿美元，港澳资金共79.09亿美元，占当年中国FDI的比重高达 70.04%。这是90年代以来，港澳资金占全国FDI比重最高的年份。这个比重反映了中国利用外资第一阶段的特点，就是港澳商人为主要的投资商。FDI高度集中在广东、福建两省，1991年，广东、福建吸收的FDI为24.14亿美元，占全国的份额高达54.53%。1992年广东、福建吸收的 FDI为54.25亿美元，占全国的份额高达46.55%。
针对外资来源地结构和外资投向的区域性特点，学术界作出了各种解释。比如，广东、福建东南沿海地区具有“毗邻港澳”的地理位置特点，以及许多人文特点，如语言、文化习惯相近，接触方便。不少港澳商人与大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大陆的政策比较了解。这些解释自然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不能认为是十分准确的。因为这些因素是长期不变的，甚至永远都会发挥作用，那就会得出外资来源地结构与外资投放的区域特征固定化的结论，然而这个结论与事实不符。
港澳资金投入中国内地，在90年代前半期显示出逐步上升的态势。香港投放大陆的资金从1991年的25.79亿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215.51亿美元，6年里增长了8.36倍，年均递增率为42%。但从1997年出现了逐年减少的态势，2000年为最低，只有155.00亿美元，比1997年减少60.51亿美元，减少了28%。以后有所增加，2003年为177.00亿美元，仍比1997年少38.51亿美元，减少了18%。澳门资金从1991年的0.83亿美元增长到1996年的6.06亿美元，增长了7.3倍，年均递增率为64%，增幅高于香港资金。以后下滑，1999年为最低，只有3.21亿美元，为1996年的53%。以后有小幅增加，到2003年只增加到4.17亿美元，仍然比1996年低31%。1991年至2004年，港澳资金的增长态势基本一致。
港澳资金占中国FDI总量的比重，从1992年以来一直下滑。1992年，港澳资金79.09亿美元，占中国FDI的比重为70.04%，1993年港澳资金180.31亿美元，为1992年的227%，但1992年外资像潮水似的涌入中国，与1991年相比，一下增长145%，因此，港澳资金占中国FDI的比重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为64.93%，比上年减少近6个百分点。1996年港澳资金增加到最高点，达到214.57亿美元，比1993年增加19%，然而占中国FDI的比重反而减少到50.93%，刚保持了一半的份额。以后港澳资金逐年有所减少，2000年减少到158.47亿美元，比1996年减少56.10亿美元，占中国FDI的份额下降到38.92%。进入21世纪，港澳资金有所增加，2004年增加到195.44亿美元，占中国FDI的份额为32.23%，比1992年减少了一半多。
台湾FDI从1991年的4.71亿美元增长到1993年的31.38亿美元后，连续5年稳定在31亿美元至37亿美元之间，1998-2001年下滑到30亿美元之内，2002年后又进入30亿美元一档。台湾FDI占中国FDI的比重从90年代初期的10%左右下滑到2004年的5.14%。（表1）
1992年至2005年，港澳FDI占中国FDI份额的变化与港澳贸易地位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1992年，港澳对大陆的进出口为587.44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35.47%。2004年，港澳对大陆的进出口为1144.98亿美元，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9.92%。②就是说，港澳对大陆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份额，12年里减少26个百分点。这不表示港澳对大陆进出口的萎缩，而是港澳对大陆进出口增长速度慢于中国进出口增长速度。
港澳FDI占中国FDI份额的减少是同样的道理。中国对外开放是对全世界的开放，特别是中国进入WTO后，加快了对全世界开放的步伐。港澳作为单独关税区，经济总量不大，对大陆的投资有一个限度。我认为，今后港澳台因素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可能会有所减弱，因此港澳台 FDI占中国FDI的份额可能还会有所下降，当然下降的幅度不会太大。如果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今后对吸收港澳台资要有一个恰当的判断。
表1 1991-2004：港澳台FDI统计
资料来源：同注①。
三、韩国、东盟和维尔京的FDI迅速增长
FDI来源地结构剧烈调整的态势也许出于我们意料之外：韩国FDI从1992年进入中国后迅速增长，2004年跃居中国FDI来源地的第三位；维尔京群岛等金融离岸中心从1992年开始对华直接投资后，显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1998年曾经跃居第二位，仅次于香港；东盟老成员FDI稳步增长。这3地FDI的迅猛增长，成为中国吸收外资的重要来源地。
韩国对华投资始于1992年，当年只有1.20亿美元，占当年中国FDI的1.06%。以后韩国 FDI占中国FDI的份额迅速上升，2003年最高，达到8.38%。这一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达到 44.89亿美元。2004年，从单个国家（地区）FDI数量来看，韩国FDI为62.48亿美元，仅次于香港（189.98亿美元）、维尔京（67.30亿美元），超过了日本（54.51亿美元），名列第三。香港、维尔京、韩国和日本的FDI数量高达374.27亿美元，占中国FDI的份额达到61.73%。韩国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看好中国市场，对华直接投资急增是可以理解的。
90年代以来，东盟老成员，即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对华直接投资发展很快。1992年，新加坡对华直接投资1.26亿美元，马来西亚对华直接投资为0.25亿美元，泰国对华直接投资为0.84亿美元，菲律宾对直接投资为0.17亿美元，印度尼西亚对华直接投资为 0.20亿美元，这5国共2.72亿美元，占当年中国FDI的比重为2.22%。2004年，新加坡FDI为 20.08亿美元，马来西亚FDI为3.85亿美元，泰国FDI为1.78亿美元，菲律宾FDI为2.33亿美元，印度尼西亚FDI为1.04亿美元，一共29.08亿美元，占当年中国FDI的比重为4.79%。东盟老成员2004年FDI数量为1992年的10.68倍。
维尔京、百慕大等金融离岸中心FDI的迅速增长引起了关注。1992年，维尔京对华直接投资仅为400万美元，百慕大仅为29万美元，这两个外资来源地的投资额占当年中国FDI的比重只有0.04%，几乎可以被忽略。可就是这个几乎可以被忽略的外资来源地，对华直接投资以接近100%的年均递增率迅速增加，2004年达到67.30亿美元，占当年中国FDI的比重为11.54%，其中维尔京的对华直接投资占中国FDI的比重达到11.10%。从1998年开始，维尔京群岛FDI占中国FDI的比重上升到8.86%，超过美国(8.58%)、日本(7.48%)、韩国(3.96%)，仅次于香港，位居第二。以后一直保持较高的份额，2002年的份额最高，达到11.60%。（表2）
表2 1991-2004：美国等发达国家的FDI统计
资料来源：同注①。
维尔京群岛远在加勒比海，由60多个小岛组成，面积只有153平方公里，人口1.8万人。这是一个英国殖民地，没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维尔京、百慕大以及开曼、纽埃岛、巴哈马、巴拿马等地，可以注册离岸公司，成为著名的金融离岸中心。这些公司只要每年缴纳工营业执照牌照费用外，免交当地所有税款，无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任何货币都可以注册资本，只需要一位股东和董事，公司人员也不必是当地居民，无需申报管理者资料，账目和年报也不必公开。然而这些公司几乎为所有大银行承认，也得到美国等国家的承认，很容易进入美国等国家的资本市场。据说，在过去20年，维尔京已经注册公司40万家。在维尔京、百慕大、开曼等地与中国有关的公司达1万家。台湾商人在维尔京注册成立台湾公司或台湾控股公司，这些离岸公司再进入中国内地投资，可以绕开很多麻烦问题，因而成为众多台湾公司投资大陆选择的模式。③
吸收FDI的目的无非有三：一是弥补经济建设基金的不足，就是钱纳里和斯特劳特的两缺口模型所指出的资金缺口；二是弥补技术缺口；三是吸收先进的管理经验。维尔京的FDI只能解决资金缺口，不大可能弥补技术缺口和提供先进的管理经验。关于资金缺口，中国在70年代未改革开放初期明显存在着，需要通过吸收外资来弥补。但是现在，中国国内银行的存款高达14万亿元，外汇储蓄近1万亿美元。笔者认为，中国已经不存在资金缺口。所以，我们要对利用外资的数量，特别是吸收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这样的FDI，要有一个新的认识。
四、发达国家FDI绝对量有所增加、相对量基本稳定
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7个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中国的资金，从1991年的12.04亿美元逐步增加，到1996年为98.89亿美元，5年里增长了7.21倍，年均递增率为 52%。1996年后增加的速度明显放慢，到2000年，增加到108.48亿美元，增长率9.7%，年均递增率只有2.3%。以后4年在120多亿美元这个档次上徘徊。
美国等7国FDI占中国FDI的份额基本稳定在20%左右，1991年为25.80%，2004年为21.10%，减少了4.70个百分点。在这个期间，最高的份额为1999年的27.26%，最低份额为 1992年的13.65%，相差几乎一半。
在1991至2004年的14年里，根据资金量的多少，美国等7个发达国家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美国和日本，第二类是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5国。美国日本投资占7国投资的份额为75%左右，其中最高的年份是1992年，高达90%；1998年最低，只有44%，其余10年都在70%左右。在7国里，日本投资最多，日本投资占中国FDI的份额，除1991-1994年的份额偏高或者偏低外，其余年份都在7.16%-9.44%之间。美国投资占中国FDI份额的波动比日本稍微大一些，有3年超过10%，其中2000年达到10.76%；1992年最低，只有4.60%，1997年为 6.60%，其余年份都在7%以上。美国日本两国投资占中国FDI的份额在12.23%(1992)至 20.44%(1991)之间。英国等5国投资占中国FDI的份额都比较小，英国和德国投资稍多一些，有几年的投资占中国FDI的份额超过2%。法国投资占中国FDI的比重稍少一些。意大利投资占中国FDI的比重都在1%以下，1991年最高，为0.88%，2002年最低为0.34%。加拿大只有两年超过1%，其余年份都在1%以下。（表2）
表3 1991-2004：韩国、东盟、维尔京的FDI统计
注：“韩国等”指韩国、东盟和维尔京。“东盟”指老东盟成员5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
资料来源：同注①。
从国际分工角度考虑，美国等7个发达国家与中国的国际分工，属于垂直分工，发达国家资本的科技含量较高，中国科技水平与之相比有较大差距。从理论上说，发达国家对华投资有利于中国吸收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有利于中国解决“科技缺口”。然而，中国实行了多年的“以市场换技术”，结果并没有取得成功。外资较高的科技向中国外溢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因为外商采取了相当好的保密措施，一般来说不会外溢。④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资本仍然鲜明地体现着资本的盈利本性，而保持相对先进的技术有利于它们盈利，因而不会容忍先进的技术向中国外溢，此外还有政治因素。因此技术随着资本流动而能否外溢，是两个经济主体，甚至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博弈过程。这种情况可能是一个世界性问题。⑤我们要抛弃一些对外资近似于天真的想法。
五、结论
从中国吸收FDI的来源地结构表现如下的态势：港澳台FDI占中国利用外资的份额从1991年的67.15%下滑到2004年的37.37%，减少了30个百分点。美国等7个发达国的FDI占中国的份额稳定在20%左右。东盟老成员国、韩国、维尔京FDI占中国的份额迅速上升。东盟老成员1995年至2004年的FDI绝对量基本稳定。韩国和维尔京FDI从1992年开始进入中国，增长极为迅速。2004年，韩国东盟维尔京FDI占中国的比重高达26.20%，超过了美国等7个发达国家的份额5个百分点，成为中国FDI的重要来源地。其余140多个国家地区、国际金融组织等的 FDI占中国的份额，稳定在15%-11%之间。
笔者估计，韩国维尔京以及开曼群岛等金融离岸中心的FDI可能还会有所增长，但不会有戏剧性的变化。中国FDI的规模可能基本稳定。一个理由是，从1996年以来，中国FDI的规模一直在403亿美元至606亿美元之间波动。通过外资来源地结构的分析，得出外资来源不大可能有大变化的结论。
对中国FDI规模基本稳定的估计也许不太准确，因为国际资本直接投资的规模波动相当剧烈的。1996年国际直接投资总额为3861.4亿美元，2000年增长到14919.3亿美元，⑥增长3.86倍。2000年后急剧减少，2003年减少为5600亿美元，3年减少了62%。国际直接投资的剧烈波动可能会影响到对华直接投资规模发生大的变化。2000年的剧烈波动可能受美国“9·11”事件的影响。在国际形势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国际投资的剧烈波动可能会趋于缓和。
1997年以来，港澳台商的FDI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从2004年1月1日实施CEPA，也许会刺激香港商人的投资热情，香港商人对大陆的直接投资可能会增长。在1993年到2003年，台湾对大陆直接投资一直在23亿美元至36亿美元之间，估计不会有较大的波动。港澳台FDI占中国FDI的重要份额，成为中国FDI规模的一个约束因素。
美国等7个发达国家的FDI，从1996年以来，一直保持在100亿美元至127亿美元的规模，这也许告诉我们，发达国家对华的FDI可能要稳定一个时期。从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向来看，国际资本一直以发达国家之间投资为主，投资发展中国家吸收的FDI份额很小，中国吸收如此大的份额，在发展中国家中已经是一枝独秀，因而很难在短时期内有大的增加。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其他14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金融组织的FDI，10多年来，占中国 FDI的份额基本稳定，笔者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收稿日期：2006-09-12
注释：
①本文所有数据除注明出处的以外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即(1993)第648-649页，(1995)第555-556页，(1997)第606-607页，(1998)第639-641页，(2000)第606-608页，(2002)第630-632页，(2005)第643-646页。
②《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638页，《中国统计年鉴(2005)》第631页。
③蔡原江、尤嘉林：《游走悬崖边的午餐——维尔京注册真相》，《中国外汇管理》2004年第3期。
④杨永华等：《利用外资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21页。
⑤博多·巴托恰等：《发展高技术产业政策之比较》，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9页；安·哈里森：《外国直接投资的好处》，杰拉尔德· M.梅尔、詹姆斯·E.劳赫主编：《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 233页。
⑥陈建林：《国际资本流动的新特点及我国引资的对策》，《商场现代化》200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