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PSIR模型的“拟态档案”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拟态论文,探析论文,模型论文,档案论文,DPSIR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76 1922年，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舆论学》中首次使用“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一词。李普曼认为，拟态环境是“人们和环境之间的插入物”，“所谓人做出适应环境的调整是以虚构为媒介来进行的”[1]。按此观点，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再现，而是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筛选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2]。 档案的根本属性是原始记录性，真实的档案在一定程度可以等同于客观存在的“环境”。档案作为整个信息资源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越来越多地走进大众生活，形成了风靡全国的“档案热”。但在档案信息传播链上，此“档案”非彼“档案”。针对真实客观的档案而言，“拟态档案”现象越来越突显(为方便可见，以下所称“档案”指真实的客观档案)。根据李普曼的“拟态环境”概念，“拟态档案”可以被粗略定义为：媒介通过对档案进行筛选、加工和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向人们展现的档案信息。 DPSIR模型是用于分析资源流动全过程，寻求控制行为促进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法。D(Driving Force)指即造成环境变化的驱动；P(Pressure)指人类活动对环境形成的压力；S(State)指环境在压力作用下所呈现的表现状态：I(Impact)指上述状态反过来对环境产生的影响；R(Response)指人的响应。档案开发利用和档案信息传播是传承社会记忆和推动文化繁荣的有机子系统，因此，用DPSIR模式探索档案开发利用和档案信息传播的整个过程，有利于发现各个节点的漏洞，以促进档案信息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D——驱动 1.1 档案信息鸿沟和大众信息需求间的矛盾驱动 档案信息鸿沟是信息鸿沟的一种，具体表现为档案信息数量和质量的时空分布不平衡。档案馆和行政机构等档案相对聚集地的丰富档案资源与大众贫乏的信息拥有量形成鲜明对比；对于某件客观事实，过去的原始记录可能会比当下大众掌握的信息更丰富详尽。大众对档案信息数量、内容、形式方面的需求会与这种档案信息鸿沟产生矛盾，为拟态档案的产生提供了最基本的生长沃土。档案数量大、种类多与大众的可获取量间的矛盾，原始性、复杂性与大众可理解力间的矛盾，原始存在形式与大众可接受、易接受方式间的矛盾使大众容易一叶障目，以偏概全，来不及判断和分辨信息真伪性；弱化对档案本身的渴求，强化对档案信息的需求；同时也让大众越来越信任和依赖档案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第三方媒介。 1.2 媒介技术驱动 “人类有了某种媒介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因此，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传播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3]。从传播史的角度看，媒介大致可以分为口语传播、手抄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网络传播几个阶段。新的媒介技术不断开创着新的传播时代；同时，一种媒介也是另一种媒介的内容，复合型的多媒体形式为社会带来更加巨大的变革。档案代表着信息获取的最原始的读文行为方式，如今，大众媒介和网络媒介已将档案信息与图像结合，通过提供重组文字、图文并茂、纯图像、影像等方式为大众提供全面的视听冲击。日益更新的媒介技术的驱动力一方面表现为技术的拟态效果，另一方面表现为拟态文本所带来的拟态实在。 2.P——压力 2.1 大众思维和生活方式改变，对档案信息需求升级 从信息传播心理学角度看，威尔伯·施拉姆关于大众选择信息可能性有一个较为著名的公式，即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也就是说，用最简便的渠道获得最符合价值需求的档案信息是影响大众进行信息选择的重要依据。如果说档案馆是快餐店，那么听广播、看电视和看电影就是在星巴克里喝咖啡。大众对档案信息的需求不再仅限于信息内容所指，一定程度上，这代表着大众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对档案信息需求的升级。 因此，大众逐渐抛弃了到档案馆查档这种耗时费力的传统亲身经验行为，更多地喜好媒介筛选、加工和重新加以结构化的档案信息。正如现在很多大众从未接触过档案本身，却通过《李真秘密的档案》等电台广播、TVB《档案》和CCTV《国宝档案》电视节目、《辛德勒名单》和《末代皇帝》等影片、《明朝那些事儿》等历史书籍获得了丰富的档案信息。大众思维、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大众不仅需求档案信息，更享受获取信息的方式与过程。对档案信息需求升级隐形性地迫使大众越来越偏爱视觉效果，依赖媒介，与亲身经验脱节，减少接触档案本身的机会。 2.2 媒介的相对独立性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信息”，媒介延伸了人体器官。“改变或形成听众所见、所闻或所感受的各种现实，已经在高科技的作用下，变得日益简单和迅速”[4]。媒介构建了档案和大众间的桥梁，凭借自身对信息的掌握灵通、传播时效、涉及广泛、解说易懂、展示亲民、方式多样等优势掌握了信息走向的话语权，以高密度和高强度的覆盖对拟态档案形成巨大的压力。媒介在社会责任、工作目标、利益取向、行为方式、社会威望等方面的相对独立性产生了对拟态档案压力的层级结构化，不仅左右拟态档案的形成轨迹，还控制拟态档案的发展程度。 2.2.1 媒介的档案素养不同 档案人员必须坚持职业素养，恪守真实的原则，为大众打造优异的查档环境。虽然大众对此并不买账，但著录、编研、展览等方式降低大众获取档案信息的门槛，获得了一定的效果。非档案人员则无需受档案素养严格限制，在档案的筛选、加工和重新加以结构过程中可自由决定档案的量和度。如档案馆将曾国藩家训影印成书和《百家讲坛——郦波评说曾国藩家训》节目对档案的融入度就存在差距，“评说”一词直接增加了档案的“拟态”程度；陆键东的《陈富恪的最后二十年》虽以大量档案为基石，但对龙潜的批评性描述让大众深信那就是历史事实，并惹来了官司之祸。媒介对历史性、文学性和艺术性档案作品的“添油加醋”行为对档案的融入度、可信度和拟态度造成重大压力。“在期待真相大白干天下的社会热望中，我们不是不需要报道，而是需要富有责任感的、科学审慎的、适度适时的报道”[5]。 2.2.2 媒介的利益取向不同 “我们生活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视觉性对每个人来说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一个渗透着复杂的社会文化权力制约的过程”[6]。具有独立利益追求的媒介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取向各异，对档案信息进行选择性加工和传播。从这个角度说，媒介形成的压力是档案信息与社会文化权力和利益的相符程度。一般的作家和影视制作者则更在乎作品的畅销度，而档案人员和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向大众传递真实的档案信息和历史事实。都以档案为模板的热播电视剧《雍正王朝》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冯尔康委员著的《雍正帝》的档案拟态度差异较大，但前者的受众明显高于后者。在媒介利益的压力下，档案拟态指数大大增加，媒介对档案再结构的信息传播构成了真实与虚构的组合，其本身就是一个艺术性的文化修改活动。 2.2.3 媒介的方式选择不同 媒介对拟态档案的压力还表现在方式的选择上。从这个角度上讲，口口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形式对拟态档案的压力不断增强。对于相同的档案信息，《人民日报》上的受众可能远不如人民网上的受众多，门户网站上的受众可能远不如社交网站上的受众多……所以媒介对档案信息传播方式的选择也给档案拟态广度和深度形成压力。媒介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传播档案信息，如档案编纂、展览、著书立说、电影、电视节目、表演……虽然档案、图书、艺术作品的加工程度呈金字塔结构，但普通大众的易接受程度和喜爱程度则呈倒金字塔结构，档案的视觉化表现层级对拟态档案的压力程度不同，这正是视觉文化时代大众对媒介形式选择挑剔的表现。相比专业档案和图书，大众更青睐历史性和艺术性作品，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和TVB的《档案》深受大众喜爱就是最好的例子。 3.S——状态 拟态档案处于档案和大众之间，产生于档案的筛选、加工和重新加以结构化的再现过程中。拟态档案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拟态档案并不完全是原始记录，或多或少地与档案存在偏离；其二，它并非与真实档案完全割裂，而是以原始记录为蓝本与根据；其三，人们对拟态档案的反应是作用于客观世界的。拟态档案不是对档案的“镜子式”的摹写，根据拟态档案与档案的偏离程度，可以将拟态档案大致分为忠实档案描摹、超档案描摹、歪曲档案描摹三种情况。忠实档案描摹即在最大化尊重档案原始记录条件下，多渠道、多样化地对档案筛选、加工和重新加以结构化；超档案描摹即在对档案的筛选、加工和重新加以结构化的过程中融入情景性再现、现实性思考、未来性预测或艺术性表达等；而歪曲档案描摹则是国家、组织或个人单位出于一己之利而歪曲事实，误传档案信息。这三种拟态的仿真率依次降低，拟态程度依次抬升。 4.I——“拟态档案”的影响 拟态档案具有产生不可避免性，顺势扩张性和影响双面性。暂且将图书认为是一种相比于图片和影视等的低级读图方式，那么拟态档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认同为与档案信息的图像化、视觉化协同式地发展。我们“不能低估图像文化，尤其是动态图像文化，由于它们通过图像作用于情感，从而已经并将继续对表述与价值系统施加深远的影响”[7]。 4.1 拟态档案的正向作用。 4.1.1 满足大众信息需求，丰富大众精神世界 拟态档案主要寄生于媒介，以图书、展览、电影、电视节目、表演等喜闻乐见的方式显现。相比于档案本身，拟态档案是满足大众档案信息需求的一种更为简单的方式，它覆盖范围广，理解阻力小，涵盖内容广，展现样式多，更新时效快。在档案信息的利用开发和传播工作中，档案的拟态化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它集合社会多媒体形式，用符合大众口味的方式传播档案信息，总是在或多或少地满足大众档案信息需求，提高大众的档案意识和精神文化内涵。2009年，泰安市委、市政府和泰山管理委员会对我国古代帝王封禅活动、礼仪制度等内容的档案进行筛选、加工和重新加以结构化，打造了大型夜间实景表演奇观——《中华泰山·封禅大典》，让大众在旅游休闲娱乐的同时获取历史文化信息，丰富精神文化世界，在社会上获得一致好评。倘若让大众自己亲身查阅档案实体和档案文献原文，大众既不愿意付出这样的时间与精力，也根本没有理解和把握的能力，影响力也远远不够。 4.1.2 弘扬国家主流文化，维护国家合法利益 “信息的相关性越大，事物的不确定程度越高，那么，人们对导向的需求就越大”[8]。媒介筛选、加工和重新加以结构化的档案信息与大众相关性越大，大众对档案信息需求的满足程度越高，那么对事物的不确定性就会降低，则更容易形成相对集中的文化主流和大众凝聚力。因此，拟态档案完全可以扮演凝结核的角色，通过媒介展现我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弘扬我国内涵丰富、与时俱进的主流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增强国家软实力。面对日本篡改侵华历史，我国新华社等主流媒体曝光南京大屠杀照片档案以维护国家尊严；近期，中日钓鱼岛摩擦激烈，我国媒体则利用地理档案向世界声明钓鱼岛于我国的历史归属性。拟态档案如同钟摆效应，在真实档案和虚假档案间拟态摆动。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拟态档案应当与档案无限接近，甚至完全重合，才可以提高可信度和说服力。日本也试图通过拟态档案为大众洗脑，维护本国非合法利益，但其拟态档案与档案偏颇角度太大，甚至成反方向态势，必然在现实中站不住脚。 4.2 拟态态档案的负向影响 4.2.1 强化“刻板意见”和“拟态档案”档案化 “在大众媒介十分昌盛的时代，人们早已习惯于把媒介折射的现实当成现实的本身，而对实际存在的现实却浑然不晓，漠然处之”[9]。很大程度上，媒介不是将档案信息呈现给大众，而是用自身构建的拟态档案取代了档案。大众通过“百家讲坛”中“大家”的解说来认识档案和历史文化，通过冯小刚电影《1942》的历史再现来认识战争和饥荒的年代；通过重笼统概括轻数据证明的档案编研综述来认识档案研究的内容和水平……“电视似乎具有了一种魔力，给人的感觉是电视上所展现的世界仿佛就是真实的客观世界，在‘真实性’这一点上甚至比真实世界还要来得‘真’”[10]。绝大程度上，大众将拟态档案等同于档案本身，将媒介的档案意识转化为自己的档案意识，深化“刻板意见”缺少了自主质疑和求证的过程，逐渐与亲身经验脱节。然而，“形象的视觉感知永远代替不了深邃的逻辑思维。生动的画面带来的审美愉悦也永远代替不了抽象文字产生的更高层次的美感。‘读图’可以成为大众文化中的一朵鲜花，但却不能成为百花争艳的春天”[11]。如果媒介成为了档案信息开发利用和传播的代言人，五花八门的档案信息传播形式控制了大众的思维与行为，那么在无控制操作环境下，这种拟态成分如同食物链中的有毒物质，随着档案信息的传播而不断累积，“刻板意见”的偏离程度也会更大。大众以“刻板意见”为意识指导能动性的实践，形成新记录、新档案，这便形成了拟态档案的档案化。 4.2.2 恶化档案学风和社会环境 档案是整个人类的记忆，档案的拟态化不仅是档案界的事情，更是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事情。虽然档案人员和学者秉持着真实的工作和研究原则，但在档案界内部，拟态档案现象也在逐渐滋生蔓延。为了获得权力和经济利益，篡改和伪造档案的事件时有发生；为了提高工作业绩和声誉，虚报和谎报工作绩效、研究成果的情况也在暗中滋长；为了提高研究水平，在论文著作中以偏概全和笼统模糊概述的现象见惯不怪……虽然这些恶行可能没有一条拟态档案信息在大众媒体上传播的速度快、波及范围广，但档案界是整个社会档案丛林的根，档案界自身造成的拟态档案现象不利于“根正苗壮”的茂盛景象。从另一个角度说，随着档案信息在整个信息洪流中的重量级别越来越高，档案的拟态度也会严重影响社会环境的拟态度。 5.R——响应 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杨冬权在2012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上就“档案与文化建设”主题提出，“要把档案转化为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杨冬权强调，“要努力把档案转化为各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特别要尽量或善于采用新兴的、覆盖面广、受众多的文化形式，把档案转化为影响更加广泛的、大众或流行形式的文化产品，以便让它‘传得开’”。[12]，这充分显示了档案和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在促进国家经济建设、文化构建、大众价值形态塑造等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档案和档案信息产品化的过程中，拟态档案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杨冬权针对档案和档案信息产品化的弊端同时也强调“不管采用传统或新兴的文化形式，都要努力把档案产品打造成文化精品，以便让它‘立得住’‘留得下’”[13]。可以说，杨冬权关于“档案与文化建设”的论断与对拟态档案的响应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黑格尔说，存在即合理。拟态档案的形成与发展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我们不能扼住它生命的咽喉。但是，面对拟态档案的双刃剑影响性，我们应当积极响应，制定并实施决策，以维持档案信息传播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媒介层面。媒介自身应当自觉提高传播能力，加强职业素养、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档案不同于一般的信息资源，它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特殊价值，是社会的记忆。因此，媒介应当不仅仅依靠先进的媒介技术“倚重空间”，对档案信息进行横向传播，更要凭借自身的素养和能力“倚重时间”，慎重对待档案的筛选、加工和再结构化，使档案信息在纵向上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源源不断流传下去，成为新的档案资源。 大众层面。“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只能决定大众想什么，却不能控制大众怎么想。言外之意就是，虽然媒介为大众提供了拟态程度不同的档案信息，但大众可以控制自己的意识来降低拟态档案对自身的影响。对此，大众应提高个人判断力，增强社会实践力，提高探索求真的热情，勇于并乐于走进档案馆一览档案的真实面貌。 国家层面。国家应当加强宏观控制力与引导力，通过法律、法规、政策支持并鼓励拟态档案的积极影响力，遏制消极影响力；准确定位媒介社会地位，严格监控媒介话语权；增强档案界的社会自豪感和影响力，大力宣传，提高大众档案意识。在信息时代、媒介化生存时代和视觉文化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呼吁大众对档案本身的亲身实践的回归也是不无道理的。 6.拟态档案的DPSIR模型 以DPSIR模型为视角，拟态档案的形成和发展应当是一个循环的、有机的、相互作用的动态系统。拟态档案在档案信息鸿沟和大众信息需求间的矛盾、媒介技术驱动下产生，在大众思维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媒介相对独立性的压力下膨胀，以致对社会和大众产生双刃剑的影响效果。对此，社会各层次主体的响应又反作用于驱动力和压力，以调控拟态档案的状态和影响。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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