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贸易和区域化(1965-1990年)_太平洋论文

太平洋贸易和区域化(1965-1990年)_太平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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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太平洋沿岸各国的经济迅速增长和往来日益频繁,最近重新引起人们对“太平洋地区”或“太平洋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关注。

不象欧共体那样,太平洋的地区性没有通过地缘政治的联盟正式确定下来。尽管那里存在有地理和政治基础的分区组织(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澳、新、美安全条约),而更大的太平洋区域往往缺少共同的社会经济特性。况且,这一区域很少有过地区意识的历史记载。太平洋地区只有根据经济联系网络才能很好地确定。从太平洋地区的形成来看,地区化性质具有在其内部发展的趋势。

在太平洋地区化方面,令人感兴趣的是存在多元的经济中心。日本经济的增长是对美国历史上霸权的挑战,并使太平洋的经济实力分散成一个以上的中心。但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联系过于错综复杂,而不单纯具有双极的特性。相反,这一地区很可能具有按等级制确定的多元贸易中心。

(二)促进太平洋地区化的因素

不象欧共体和大多数其他地区组织那样,在太平洋地区,有一种明显缺少按计划或政策建立的地区。相反,太平洋地区各国的经济利益,主要由于日益增长的贸易往来而集中起来。因此,各国之间贸易往来的增加,反映出两大力量:生产的全球化和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这两种力量都促进了太平洋地区空间的逐渐形成。

(1)生产的全球化

自从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的明显趋势是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即同一产业的公司之间或母公司及其分公司之间的交易增加。由于规模优势,优惠重复的机会,以及公司的垂直分工,这种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一直与欧共体的地区一体化密切相关。

生产的全球化是产业内部贸易增长的一大推动力量。在邓宁的“折衷”范例中,很好地概述了产业为什么进行国际生产的原因,这个范例强调了所有权、布局和内部化因素的优势。通过生产全球化,各公司利用海外投资和生产来代替出口,这使其能够进行市场内部化。多布森发现东亚的日本公司在电力和电子行业的市场内部化方面尤为成功。特别是日本人能在亚洲建立专有的网络,利用他们的亚洲分公司在别处出口和分配其产品。纳卡基塔说,这样的战略反映出日本生产合理化的努力,旨在处理竞争力薄弱地区返回本国产地,特别是标准化产品。由于日本人在海外经营,国外分公司对日本总部的出口约达90%。

在历史上,资本国际化是与寻求新投资地和新市场的需求分不开的。例如,美国对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投资,一直是作为长期的拉美和太平洋区域市场生产基地长期战略的一部分。在特里沃利和赫比格的1993年美国跨国公司调查中,发现美国跨国公司由于市场机会或日益增长的进口需求而对东亚投资,因此旨在该地转售的东亚制造业,就成为企业经营的普遍形式。

生产全球化也保障了持续供给必需投入的产业。公司纷纷设立海外供应基地,使之能够建立零配件、部件和产品的网络。通过这样的地方网络,把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与跨国公司,特别是日、美两国跨国公司的经营联系起来。1992年,辛格提供了从事消费电子学和办公自动化设备的夏普公司的例子。这家公司在新加坡设立了供应基地,以便为13家制造分厂和东南亚3家经销商提供部件, 对其他地区出口其中间和最终产品。

以美、日为中心的拉美和亚洲的一系列生产布局的特点,是太平洋地区投资和贸易的最新模式。通过将外国直接投资与贸易相联系,这样的战略促进了太平洋地区的经济联合。由于潜在的较低成本,跨国公司结合其在各国的投资与生产的能力,可以决定其持续的增长。因此,宁愿地区而不要地方市场便成为公司增长的主要因素,这意味着全球的结构重组和调整在贸易网络和地区方面经受严峻的考验。

由于太平洋区域在地理上殊多变化,资源的赋予在各国显然不同。这种差异促进了日、美与该地区资源丰富和劳动力充足的发展中国家间的互补贸易。尤其日本的自然资源奇缺意味着它比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要从事更多产业间的贸易。这就使该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垂直分工,这反过来又导致了生产的接近垂直的相互联系。

(2)地区劳动分工

由于商品的标准化制造是跨国公司出产的来源,劳动和生产过程的不断分割与日益增长的生产国际化相关联。这些交易的空间结果紧密地与各国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的转让相类似,而奥基塔在概念上便描绘成V—型“飞鹅”模式。 太平洋地区被看成是美国和日本居于顶层的生产金字塔。次层等级包括生产标准化中间商品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最后,底层等级则由该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组成,这些国家集中于初级产品以及简单零、部件的装配和生产。后者尤其在东南亚制造半导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最为普遍。贸易联系通常是垂直和互补的:例如,日本和亚洲其他各国间的贸易主要是以资源产业的交换为基础。因此,分层生产制和国有资源互补就形成太平洋的地区劳动分工。

最近,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比较优势的转化对原有的互补贸易安排产生了挑战。1993年,纳卡基塔等人对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与美国进行了比较,发现互补出口关系存在于几个产品时,新兴工业化国家则向日本提出了强烈竞争的挑战。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居于“顶层”的国家间的技术差距的日趋缩小,引起了各国之间不断增长的劳动力水平分工和更大的竞争。新兴工业化国家进一步成为地区投资令人生畏的力量,因而这个地区出现大量的金融过剩的再循环。1992年沃恩提供的统计表明,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对东南亚的投资,已超过1989年日本的投资。随着新兴工业化国家与日本缓慢的经济趋同,太平洋地区的结构特点同时具有等级与平等的相互关系。

不管这些国家是互补还是竞争,太平洋地区贸易往来一直在随时间不断增长。80年代日本的工业发展提供了特别强大的推动力,当时是对1985年G—5广场协定的日元大幅度升值的反应。日本推行一系列旨在使其经济转向更高值生产的改革。这一改革的实例就是转向多用途技术的利用。

其他改革则包括按各国的比较优势在该地区不同的地点生产部件。日本建立地区中心网络的战略,一直是推动地区一体化的强大力量,这在太平洋其他地方是可以看到的。例如,从美国流向第三世界的投资,在西半球一些拉美国家以及南亚、东南亚的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形成中心。希诺哈拉预测:由于新兴工业化国家成为这一地区主要的经济实体,更多的增长极很可能出现。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创始国的主要目标,将是建立一群环绕在本国周围的分支机构的地区性联合中心网络。

(三)太平洋贸易的地区组织

十分明显,太平洋地区各国随时间的推移已越来越与贸易息息相关。利用从文献中收集到的各国广泛的资料,我们着手分析太平洋贸易的空间结构。根据克劳斯等人的观察,除了非洲、中东和欧洲的国家以外,这个结构包括世界上所有单一的民族国家,社会主义者和市场导向的生产者。国家间的出口统计,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发表的贸易统计年鉴中获得。

(1)地区分组(群)的鉴定

我们首先的目标是确定国家间出口流的地区分组的性质。通常用于鉴定交易流矩阵的空间分组的两种方法,是群集法和主要组成分析法(PCA)。我们选用主要组成分析法有两大理由。第一, 主要组成分析法容许贸易流的定向保留,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希望专门鉴定具有类似出口而不是进口结构的国家。因此,这一过程产生的每个组成部分都代表一个出口地区,即其出口终点国(目的地)有构成类似基础的一组空间单位。第二,主要组成分析法容许通过要素评价分析来鉴定每一地区内的主要市场中心。对特别组成部分有最高要素评分的国家,可以看作与组成部分有关的国家出口的重要终点国(目的地)。因此,有可能鉴定许多出口地区,每一地区是围绕一群接收国组成的。1994年惠勒等人认为,主要组成分析法是诸如交通网络,移民流和信息流的地区模式研究的通用方法。

因此,我们把主要组成分析法应用到1965年和1990年的出口矩阵中。为了简化装货结构,应保留特征值大于1.0的组成部分, 从而得到各种最大的周转量。我们的分析得出两个基本要素,共同占1965年变数的67%和1990年变数的69%。每年也要鉴定占剩余变数相当多的六个其他要素。而且,这些要素代表由类似的出口结构国家组成的八个地区分组(群)。要素评价分析表明:每个地区始终与我们看作地区市场中心的单一的主要“接收”国或市场相联系。因此,太平洋区域可以分成许多功能地区,而每个地区围绕一个中心增长极组成。

1965、1990年的主要贸易区是围绕美国市场为中心的:这一地区占1965、1990年共同变数的45%以上。毫不奇怪,这一地区主要由拉丁美洲各国组成。然而,25年来的考察表明,由于地区成员从1965年的6 国增加到1990年的12国,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大大增加。可以提出两种特别值得注意的看法。

第一,尽管其本身是一个有特色的地区中心,日本被包括在1965、1990年的这一地区。这意味着日本代表各国在其贸易领域内的一个重要市场时,其自身就被美国市场所吸引。这一看法暗示着太平洋地区内存在“飞鹅”模式。

第二种值得注意的看法,是1990年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从日本贸易区到美国贸易区的“背叛”。亚哈达把许多太平洋国家唯美国市场马首是瞻,归功于美国给予它们有利的增长。的确,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最近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与美国吸收其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商品有关。还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与美国的贸易不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往来的典型初级产品的正常垂直交易;制造的商品现在反而构成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的很大比重(在某些情况下高达90%)。因此,在这一地区似乎存在水平或竞争的关系。

太平洋地区第二个主要贸易领域是以日本为中心。这一分区主要由诸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那些拥有原料而不从事加工的太平洋诸岛组成。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定了日本在该地区从事互补而非竞争贸易的趋向,与美国主导地区的贸易关系形成对照。 耐人寻味的是, 从1965 年到1990年,日本在东亚和东南亚内的影响力逐渐衰落。这可能是亚洲各国在与日本的贸易平衡中面临巨大赤字的结果。再者,就这些国家工业化的技术和装备而论,日本更是一个供给者而非市场。资源丰富的苏联在1990年进入日本的贸易领域也是值得注意的。

1965—1990年间,次要贸易地区出现更大的流动。然而,即使地区的成员和主导的水平变化很大,加拿大、苏联、香港和澳大利亚仍作为地区的中心。其原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本身经济发展和消费的水平而继续对其成员国施加强大的地方市场的影响。例如,加拿大为美国出口提供了重要的市场,而香港对中国则起着同样的作用。到1990年,马来西亚和印度把作为分区中心的角色让与巴西和泰国。马来西亚加入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出口区,而印度则在功能上依靠苏联。另一方面,巴西则发展成为巴拉圭和乌拉圭的贸易市场中心,而泰国成为缅甸和老挝的贸易市场中心。这两个中心的崛起和香港的持续繁荣,表明太平洋地区第二个增长极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所起的重要作用。

(2)太平洋地区内的等级制

根据主要组成分析法得出的地区贸易模式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假设,即太平洋不是单一类似的地区,相反地是在经济实力和影响力方面变化广泛的许多地区中的一个地区。因此,我们第二个目标将是考察太平洋整个地区内的等级制。现有这样一个垂直的组织,从八个分区中心贸易领域的定向来看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巴西、加拿大,香港和泰国属于美国贸易领域,而澳大利亚和苏联则属于日本贸易领域,虽然事实上所有六国本身都是贸易中心。同样,日本也属于美国的影响力范围。因此,有一种太平洋贸易的飞鹅模式的明显象征:美国在顶层;日本在第二层(等级);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香港、泰国和苏联组成第三层;而底层则由该地区的其余国家组成。

考察1990年地区间出口流量和鉴定每一分区最大的出口流向,可以进一步了解贸易区的等级制。除流向日本中心分区的澳大利亚分区外,每个地区的主要出口流量均走向美国地区。后来发现的情况是与我们以前对日本在大洋洲影响力的看法一致的。毫不奇怪,美国贸易区的主要出口流向是加拿大贸易领域;这显然反映加拿大作为美国出口主要市场的作用。总的说来,尽管世界贸易多极化,但太平洋地区的美国势力仍然强大是十分明显的。再者,即使日本在该地区作为市场中心的作用随时间增加,该国仍然属于美国势力的范围。

抑有进者,作为整个地区,太平洋拥有一个复杂的组织,而且不大可能如同欧共体所进行的那样,沿着经济、社会和政治路线实现趋同,然而,太平洋地区化尚未停息。的确,这一地区的许多国家看到另一地区的需求,以充当欧共体的反倾销力量。

(四)结论

我们的研究开始提出许多关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化的因素的太平洋地区空间结构以及这一地区内国有的等级制的问题。十分明显,太平洋地区化的主要动力是经济的,即贸易。而且,这种贸易是在许多地区中心和市场进行的,而中心和市场促使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各国形成向心的凝聚力。因此,我们的分析表明,太平洋最明显的特点是许多地区的一个地区,而不是单一的类似的统一体(实体)。

相当强大的双极结构的特点是美、日两大市场中心的贸易模式。这样的结构仅受贸易领域较小的六个分区中心的干扰。尽管是双极结构,但日本地区仍然严重依赖于美国地区市场,从而增加了两地区制度间潜在的更密切的相互联系。再者,垂直贸易联系占优势也导致美国居于顶层的地区等级制。这意味着基于需求和生产地方之间相互往来的中心园周模式,可能是未来时期太平洋贸易结构的特点。另一方面,太平洋更加密切的贸易联系,可能以牺牲欧洲或下撒哈拉非洲等其他地区的市场而获得的。

泛太平洋地区的崛起,可能对现有的关贸总协定章程提出挑战。有些人担心这种趋势可能导致各国后退,形成孤立的贸易集团(例如,布哈瓦蒂,1993年)。另一些人认为这种地区的出现是对全球贸易自由化出现衰退的抉择(洛伦茨,1991年)。的确,由于超地区贸易活动的水平较高,太平洋被认为是开放地区化的模式。然而,尽管这是外向型的贸易模式,但这一地区内的贸易联系近几年已成长起来,促进太平洋地区化的运动则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 罗自梅译 黄勇校)

译自《国际贸易杂志》1996年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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