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与经济风险——来自“荷兰病”的模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荷兰论文,产业结构论文,模型论文,风险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2-0025-08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转型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应向什么方向转型？现在普遍的共识是从初级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向技术含量高的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乃至低碳无污染又高收益的服务业转变，从而复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但是，此路径是否能真正促进经济发展以及遵从此路径的经济体可能面临的经济成本和经济风险有哪些？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 自然资源是经济繁荣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其丰裕度会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状况，正如H-O模型所刻画的那样，二者之间既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也存在着“资源诅咒”现象。“荷兰病”是一个“资源诅咒”的经典案例。20世纪60年代，已是制成品出口主要国家的荷兰发现大量天然气，荷兰政府大力发展天然气业而出口剧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显现繁荣景象。根据Robbert van Eerd的描述，当时发现的天然气储量大约为22000亿立方米，而当时荷兰一年的消耗量不过大概500亿立方米。① 可是，蓬勃发展的天然气业却严重打击了荷兰的农业和其他工业部门，削弱了出口行业的竞争力。以服装产业为例，从1968年到1978年，就业人口从6万人减少到了2万人。到20世纪70年代，荷兰遭受到通货膨胀上升、制成品出口下降、收入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的困扰。 一个国家由于大量资源的发现而导致经济先繁荣而后严重衰退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从荷兰天然气事件开始深入对其进行研究，因此该类现象被人们称为“荷兰病”。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荷兰病”现象的内涵也有所扩大，不仅仅囿于资源型行业的繁荣，广义地说，由一个经济部门繁荣导致的其他经济部门衰退的现象均可以被称为“荷兰病”。 蒙德尔将“资源”定义为“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投入……按照常见的划分方法，资源被划分为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加工资源”。②在“荷兰病”分析中的资源往往指自然资源，与工业制成品相对，自然资源被认为是初级产品，其特点是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经典的“荷兰病”现象首先由Corden和Neary、③Corden④进行了分析。Corden将一国的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通过工资和汇率的变动机制，描述了资源部门对其他部门(在该模型中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冲击作用。其中包括，对制造业部门的挤出作用，即“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从而影响了国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 之后对“荷兰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动态特征、解决方案以及对此概念的适用性拓展上。例如van Wijnbergen曾建立一个两阶段模型来分析荷兰病，其中第二期的生产力依赖于前一期产量。⑤Krugman考察了外生资源收入流给一国带来的增长效应。⑥Matsen和Torvik通过模型研究认为，为了克服荷兰病带来的资源诅咒，需要提高储蓄率，以刺激研发部门，从而实现长期增长。⑦Palma利用倒U型回归研究各国制造业雇员占比和人均工资时发现，荷兰病也会出现在旅游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中。⑧范言慧等考察了由不可贸易的房地产部门引发的“荷兰病”现象。⑨ 总结来说，“荷兰病”的特点以及危害都表现为“去工业化”，即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这种观点常用的潜在假设是，相较于其他行业，制造业具有经济效率上的优势，因此应该优先发展。例如，冯宗宪等强调制造业的衰落将损害一国的长期增长能力、创新能力等核心经济能力，原因在于制造业的附加值高、可持续发展并且对人力资本要求较高。⑩显然，这些原因过于片面，例如衬衫加工(制造业)就不一定比石油勘探(资源行业)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和人力资本要求。再加上资源行业的繁荣是由于价格和利润引导的结果，符合市场规律，因此很难从事前效率的层面证明“去工业化”是低效率的。 然而大量实证证据表明“荷兰病”带来的繁荣并不可持续。如果不是效率上的原因，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短暂繁荣后的衰退？本文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即是“去工业化”所导致的经济体的脆弱性。同时，对“去工业化”过程也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去工业化”的本质是极端的产业不均衡发展。因此，“荷兰病”的特征可以被归结于两点：第一，失衡的产业结构；第二，不可控制的外生风险。更确切的说，此时经济体面对的是不可控制的不确定性。Knight对未知事件进行了深刻地区分：可以用确知概率刻画的未知事件被称为“风险”，而不能以任何确知的概率刻画的事件被称为“不确定性”。(11)例如“硬币正面朝上”是风险事件，而“明天天然气价格上升2美元”这一事件由于牵扯复杂且不具有可重复性，因此是不确定性事件。对于不确定性事件，不同的决策者可能给出不同概率分布，或者对于有些事件甚至无法给出满足概率公理体系的分布(例如Ellsberg实验)。因此，不确定性比风险更加接近于彻底的未知。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经济事件实际上更接近于不确定性事件，而非风险事件。面对风险事件，期望收益最大化是十分有效的工具；然而由于不确定性事件无法用概率描述，唯一可行的应对就是利用多元化分散其不利冲击。本文结合Ramsey的一般均衡增长模型和Corden的分析框架，将资源作为一种等同于劳动力、资本的投入要素，并将资源开发部门从经济中独立出来，主要考察大量资源的发现导致的去工业化现象，并说明此时的经济情况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上的资源价格。(12)之后，进一步扩展，说明任何产业的这种突然性急速发展都会带来去工业化的结果，导致经济将承担更大的风险，更易爆发影响巨大的危机。 “荷兰病”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不确定性的防范能力不足。根据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市场中的企业遵循价格信号即可带来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然而本文从“荷兰病”的视角，揭示了在面对奈特不确定性(Knightian Uncertainty)时，价格信号有可能将国家暴露在未被意识到的巨大风险中。因此，必须在短期繁荣与长期稳定中做出权衡取舍。 为了避免“荷兰病”对经济体的侵害，决策者可以从两方面采取措施：第一，采取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提升经济体的“容错”能力；第二，采用较为保守的产业政策，保证主导产业的安全。其中，产业政策的激进保守程度取决于经济体的“容错”能力——较大的“容错”能力可以支持更激进的产业政策。 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基本模型的介绍，第三部分为利用该模型分析“荷兰病”带来的去工业化结果，第四部分讨论本文对“荷兰病”的分析在非能源行业依然适用以及相关对策，第五部分为结论。 二、基本模型 本节主要以“荷兰病”为实际背景讨论为什么资源价值的变化会导致去“工业化”过程，以及“去工业化”的后果——经济的脆弱性。通过分析发现，资源价值的变化并不是“荷兰病”发生的最根本原因。但是资源价值的变化会导致“去工业化”，进而使产业结构失衡、经济体丧失抗风险能力。本文认为“荷兰病”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失衡和抗风险能力不足，所以“荷兰病”的作用机制可以适用于其他任何会影响产业结构平衡和经济抗风险能力的部门。因此，本节的分析是将此作用机制的适用性从资源部门拓展至任何部门的逻辑基础。 经济被分为家庭部门、产品生产部门和资源开发部门。其中，家庭部门寻求跨期效用最大化，进行消费决策；企业寻求利润最大化；劳动力和资本市场完全竞争。假设制造业产品不出口，而资源市场是开放的，资源开发部门可以在国际市场价格P下卖出任意数量产品。 1.产品生产部门 假设产品生产部门具有如下生产函数：
2.资源开发部门 假设产品开采部门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且具有如下生产函数：
其中R为资源的开发量，
用来衡量资源储量的质量，当
较大时，投入较少劳动力即可开采出较多资源；当
较小时，开采每单位资源所耗劳动量便较大。uL为投入在资源开采部门的劳动力，vK为资本投入。 资源开采部门是开放的，有世界价格P，厂商寻求利润最大化，即：
三、分析及应用 当整个经济达到均衡状态时，家庭和企业面对的是相同的利率和工资。 由于假设资本市场是封闭的，因此家庭的财产a就等于资本存量K。又由于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所以厂商赚得零利润，那么工资利率之和便等于产出和，即：
2.稳态与外生冲击 Ramsey模型中已经证明，在任意初始资本存量的情况下，家庭会采取不同的消费策略，使消费投资顺着稳定臂(Stable Arm)向稳定点移动。具体来讲，当社会初始资本较小时，如果家庭采取低于稳定臂的消费量进行消费，那么，实际上是家庭储蓄率过高的表现，这样当其路径与c=0相交之后，K继续增大而c开始减小，最终与K=0轴相交。同样，当家庭采取高于稳定该消费量的策略时，储蓄率过低，当路径与k=0相交之后，c继续增大而K开始减小，最终必然与c=0轴相交。 由于资源的发现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因此本文将资源的发现假定为外生冲击。当有新的优质资源发现时，等于提高了全国的平均资源品质，反应在资源开采部门的生产函数中即为
的增加，即在同样资本劳动力的投入之下得到了更多的产量。 命题1：资源的新发现将导致国内产业内部格局的变化，表现为资源开发业的相对繁荣和制造业的相对萎缩。 利用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进行分析，(13)将(5)进行变形得到：
这说明了资源开采业的增长率快于制造业的增长率，必然导致制造业占国民经济份额的下降，和资源开采业份额的上升，因此会产生制造业的相对萎缩和资源开采部门的相对繁荣，即命题1得证，称之为挤出效应，也就是“去工业化”的过程。
图1 去工业化过程 命题2：新资源的发现会使新稳态时的消费和资本存量更高且福利水平更高。 由于假设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的，并且由于完全竞争，国民总收入Y等于工资和利息的总和，即：
命题2还意味着，对于国家而言长期稳定的“去工业化”实际上伴随着当期经济福利的上升，因此是市场参与者的自发选择。如果没有外界干预，“去工业化”的过程便会自动地出现，并且此过程也是符合经济体当期利益的。 命题3：当国际价格P上升时，同样会产生挤出效应和增长效应。 国际价格P的上升从本质上来说与资源品质
的上升起到同一作用，即同样投入产生更大产出，因此证明上也没有本质区别，在此略去。 命题3意味着国际价格变化也会是“去工业化”过程的动因。这也意味着无论任何原因推动的“去工业化”，结果便是经济体对国际市场依赖性的增强，而国际市场价格具有天然的波动性，因此经济体也极易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这便是本文的核心观点，即去“工业化”过程使经济体面临更大的潜在经济威胁。 1.金融危机与“荷兰病” 从命题1可知，随着国内资源品质的上升，资源部门会挤占制造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而从命题2可知，该过程中伴随着消费和资本的增加。因此，我们假设一个国家忽然发现了很多优质资源，因此，挤出效应和增长效应便会出现，经济进入繁荣期。命题3对此进行了证实，该国的经济繁荣不仅仅依赖于本国资源部门的持续繁荣，还严重依赖于国际资源市场的表现。即使国内资源部门可以长期保持繁荣，一旦出现国际市场价格下跌这类无法预测的不可控事件，也会导致国内经济的衰退。 可见，当一国经济严重依赖于一个产业时，虽然其发展可能会很迅速，但是会导致该国整体经济抵御风险能力极低，一旦出现风险和不确定性事件影响其核心产业，便会引起该国整体经济的剧烈波动。整个经济极度不平衡的经济模式削减一国风险抵御能力表现在：首先，导致影响整个市场的黑天鹅(14)来临时，无法利用各产业分散、缓冲风险；其次，当仅影响主导产业的事件发生时，又会被该种产业结构放大，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因此，去工业化过程带来的增长实际上建立在承担更高风险的基础上。这种去工业化过程并非是国际贸易理论中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而带来的帕累托改进，其实质更类似于在有效市场边界上的移动。 去工业化过程将产业齐全的国民经济退化成了从事单一产业的“国家企业”，而作为一个企业就必然会经历兴兴衰衰、起起落落，整个国家的经济也就因此更容易经历繁荣和衰退。尽管这种去工业化的过程类似于赌博，但是为什么几乎所有国家都选择了不停加注呢？可能的原因有二：首先，由于推动去工业化过程会带来社会福利增加(命题2)，政府会非常有动机出台相关的产业刺激政策以获得支持；其次，由于该产业具有极高的投资回报率，而发生崩盘的可能非常小，甚至是不可测算的。与偶尔发生在脑海中的黑天鹅相比，真金白银的诱惑是巨大的，因此市场也决定了资本会不断流入该部门，帮助其不断发展。 因此，当资源的繁荣出现时，无论政府还是市场都会选择推动资源部门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带来巨大的去工业化趋势，蚕食了一国经济的稳定性，将其置于高发展速度和高风险的情境之下，营造了繁荣的假象。 当然，如果荷兰病发生在非资源部门，根据之前的分析，也会产生相同的效果。正如Palma在其研究中发现，荷兰病不仅仅会在资源部门中出现，还会在旅游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中出现。(15)而本文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正是美国金融业荷兰病导致的后果。 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逐渐发展开放，这些国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离原料产地近等经济优势，致使美国国内制造业开始逐渐向这些国家转移以寻求更低的制造成本。而原先从事制造业的美国企业在生产外包后，将其本国的业务从制造业生产，逐渐转变为提供品牌管理、生产管理、对外投资等高附加值的服务。由于生产外包在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刺激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创造了许多新的投资增长点，美国利用其金融业的比较优势，扩大海外投资规模和各种金融产品的出口，促进了金融业的繁荣。 自20世纪90年代来，制造业占美国经济的份额不断下降，同时金融业占比不断上升，赶上甚至超过了制造业占比。而且，金融业的增加值投入比大约是制造业的3倍，(16)这表明同样价值的资源投入到金融业中会产生3倍于制造业的产值。根据市场资本逐利的原理，金融业必然会迅速扩张，去工业化进程推进迅速，产业结构逐渐失衡，这符合“荷兰病”的第一个特征。
图2 美国股市市值与GDP比值 由图2可见，美国股市市值与GDP比值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呈波浪式上升态势，可见金融业之繁荣。而金融业繁荣导致了金融业的风险变成整个经济的风险。而金融业非常注重风险控制，利用各种工具在分散、对冲风险，使整个经济中各产业、各企业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一般的风险便不会轻易导致个体的巨大损失，风险被共担了。但是，风险控制的核心在于对概率的把握，而忽视了对不确定性事件的关注，导致作为潜在隐患的不确定性事件不断累积。换句话说，不确定性事件对于经济体来说是失控的——这恰好也是“荷兰病”的第二个特征。 制造业外包过程类似于外生经济环境带来的产业优势，进而促进了金融服务业的巨大发展繁荣和传统制造业的萎缩，产业结构趋近失衡。但是在逐渐失衡的过程中，美国经济整体实际上也随之逐渐获得繁荣，因此，产业失衡过程并不会被主动抑制。最后，由于金融系统的意外崩溃带来的国民经济全面衰退也恰好符合理论的预测结果。换句话说，作为导火索的次贷违约是一个偶然的不可预测事件，但是金融危机是美国经济遭遇“荷兰病”侵袭的典型结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然而回顾整个金融危机的酝酿发展过程，利润和价格信号一直在发挥作用，且在危机之前几乎无法识别此类市场机制是否“失灵”。例如，吕炜对1987-2007年的产业结构数据研究发现，产业结构演变的直接动因是产业资本收益率和人均劳动者报酬的变动。(17)因此，以市场失灵为基础而要求加强金融监管的建议无非是后见之明，不具有很强的事前指导意义——即使监管部门加强了贷款监管，也无法从根本上避免危机。这是因为，正如前文所述，次贷违约是偶然事件而危机却具有必然性。即使此轮次贷违约得到避免，但是长期看来该类事件的发生却是必然的，也许下次不在次贷而在保险业违约，或者一场大地震，只要有足够时间，它总会以某种形式到来。 2.对产业政策的启示 本文的基本观点在上文已经得到了较为完全的展示，即市场机制并不能在事前反映不确定性事件的影响，并有可能引导形成一个对不确定性事件极端脆弱的经济体。那么，基于此观点的产业政策应该是如何的？ “荷兰病”的两大特点即是失衡的产业结构和失控的不确定性，这也是将危险的“荷兰病”和健康的经济自我调整过程区分开的重要标志。如果一个经济体产业发展较为均衡，那么即使其中某个产业面临不可控的不确定性并遭受负面冲击，此类意外事件并不会造成不可恢复的巨大影响或链式的连锁反应；如果一个经济体面临的未知事件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那么即使其产业发展不均衡，衰退也不会轻易发生。 那么很显然，针对“荷兰病”的对策也必须立足于这两点。要么维持一个健康的产业结构，从而保证经济体具有较高的“容错率”，要么避免将经济体的主导产业过度暴露在不确定下。这两个措施的直接成本是当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收益则是较为平稳安全的经济体。换句话说，增长速度和经济平稳很难兼顾。 首先，提高经济体“容错率”最直接的有效方式是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如果产业结构过于单一，那么对于特定产业的冲击便易于被放大，进而发展为影响全局的系统性风险。然而市场机制的固有逻辑却是引导经济体向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聚集，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并不总是符合市场机制下的“效率选择”。此时，对市场机制的过度迷信便很可能将经济体暴露在不可控的威胁下，或使得经济体被外界力量所控制。以“荷兰病”为例，荷兰经济便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影响，或者说，被控制国际能源价格的力量有意无意地控制着。 需要注意的是，产业结构多元化往往是以背离当期比较优势以及背离当期经济利益的成本获得的。一方面多元化的经济体并不会在市场机制下自然而然的出现，因此必须要求非市场力量的推动；另一方面，多元化的获得是以牺牲当期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因此多元化发展并不是无成本共赢的发展道路，必然会遇到经济上的阻力。正确的认识经济风险与当期经济利益之间的权衡取舍关系是选择合适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的基础，并且更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市场机制在此条件下的帮助十分有限。 其次，避免经济体主导产业过度暴露则意味着产业政策趋向保守。Knight在理论上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分极具启发意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概念是对立的。实际事件大部分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某个中间地带，并且在实际分析中重要的往往是事件的不确定程度而非具体属性(究竟是风险还是不确定性)。仍以“荷兰病”为例，当时荷兰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必然大于中东国家所面临的，因为中东国家在国际价格制定上具有更高的话语权。避免“荷兰病”的第二个可行措施便是选择可接受的不确定性，避免产业政策过于激进。 保守的产业政策弊端在于抑制创新和无法提升附加价值。一般来说，离风险越近的行业利润率越低，而离不确定性越近的行业利润越高。这是因为，风险事件发生的规律性较强，易于被从业者把握，因此行业内企业存活率较高、创新能力弱、市场进入者较多，但是激烈的竞争却将利润率压低；相反，不确定性事件难以预测，因此行业内企业存活率较低、创新成果丰富、市场进入者有限，但是温和的竞争保证了可观的利润率。保守的产业政策带给经济体安全性却降低了利润率。创新和威胁本身都是不确定性事件的结果，并且很难事先将二者进行区分：很多威胁在真正爆发出来之前都被人认为是创新的结果，例如次级贷款在大面积违约之前一直被认为是健康的金融创新。因此，保守的产业政策在规避威胁的同时也抑制了创新活动。 最后，政策和保守程度选择取决于经济体的“容错”能力。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不同，建立在风险与不确定性区分基础上的经济分析十分关注经济的容错能力。在新古典分析框架中，所有的意外事件均可以在事前以概率的形式刻画，因此其本质是“毫不意外的意外”。很明显，这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现实经济活动经常遇到真正的意外，即在事前无法明确意识到和进行针对性准备的意外。从事前角度来看，对于真正的意外决策者所能做的十分有限，唯一能做的是尽力保证意外发生以后不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即提升“容错”能力。“容错”能力高的经济体便可以在较为激进的产业政策指导下依然平稳运行，相反“容错”能力低的经济体甚至有可能在小意外出现后迅速崩溃。 对于政府决策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在当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培养经济容错能力之间做出权衡。由于市场自发调节往往可以带来更高的发展速度，规划多元化产业结构可以增加经济容错能力，对政府而言此权衡问题更实际的表现即是如何划分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的边界。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且牵扯到诸多方面的经济甚至政治考虑，不过本文可以基于“容错率”概念贡献一个分析视角。虽然客观的产业不确定性是难以准确预测的，不过政策制定者往往可以基于经验对不同产业可能会被冲击的可能大小进行主观的粗略判断。例如食品行业可能较金融行业而言更为稳健，进而食品行业中资源配置就可以更多的依靠市场，而围绕金融行业的“容错率”干涉更为有效。如果政府以促进“容错率”为目标却干涉了较为稳健的行业，那么便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甚至“产能过剩”情况的出现。 总之，“荷兰病”现象的最大启示是当期经济效率与长期经济安全之间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然而，这并不是要求经济体一定要放弃当期经济效率以维持经济安全，而是告诉经济决策者市场机制在处理此问题上的缺陷性以及选择与自身经济体“容错”能力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切不可盲目。 本文结合模型说明了，“荷兰病”不仅仅会发生在资源部门，甚至金融业都有可能爆发该“病”。并且着重研究了伴随荷兰病的“去工业化”过程，认为政府和市场的短视会进一步推动该过程的继续，从而使国内经济极易受到负面不确定性的袭击，并引发巨大的危机。最后利用该理论解释了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认为此次危机是美国多年金融业“荷兰病”积累的结果，偶然中包含着必然性，认为在产业规划发展时必须有长远的眼光，不能为了当期的增长而置自身于不可控的风险之中。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提高经济“容错”能力和主导型产业政策应相对保守的对策建议。第一，采取多元化的产业结构，提升经济体的“容错”能力，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理论普遍认为中国转型方向是高附加值、低污染的服务业，本文则说明了盲目地推动服务业也是不可取的，产业结构设定必须既考虑发展速度，又考虑产业结构的内在风险抗击力，不可盲目追求速度。第二，采用较为保守的产业政策，保证主导产业的安全。其中，产业政策的激进保守程度取决于经济体的“容错”能力——较大的“容错”能力可以支持更激进的产业政策。 ①Robbert van Eerd,R.,"Of Dutch Disease and Other Ailments," The Bologna Cent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0. ②[英]蒙德尔：《经济学解说》，胡代光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③Corden,M.and Neary,P.,"Booming Sector and De-Industrialis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The Economic Journal,vol.92,no.368,1982,pp.825～848. ④Corden,M.,"Booming Sector and Dutch Disease Economics:Survey and Consolidation," Oxford Economic Papers,New Series,vol.36,no.3,1984,pp.359～380. ⑤Van Wijnbergen S.,"The 'Dutch Disease':A Disease after All?" The Economic Journal,1984,pp.41～55. ⑥Krugman P.,"The Narrow Moving Band,the Dutch Disease,and the Competitive Consequences of Mrs.Thatcher:Notes on Trade in the Presence of Dynamic Scale Economi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27,no.1,1987 pp.41～55. ⑦Matsen,E.and Torvik,R.,"Optimal Dutch Diseas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vol.78,no.2,2005,pp.494～515. ⑧Palma,G.,"Four Sources of De-industrialisation and a New Concept of the Dutch Disease," in Ocampo JA(ed.)Beyond Reforms:Structural Dynamics and Macroeconomic Vulnerability,Washing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Bank,2005. ⑨范言慧、席丹、殷琳：《繁荣与衰落：中国房地产业扩张与荷兰病》，《世界经济》2013年第11期。 ⑩冯宗宪、姜昕、赵驰：《资源诅咒传导机制之“荷兰病”——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10年第4期。 (11)Knight Hyneman F.,"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 Books on Demand,no.4,1921 pp.682～690. (12)Ramsey,F.P.,"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 The Economic Journal,1928,pp.543～559; Corden,M.and Neary,P.,"Booming Sector and De-industrialis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The Economic Journal,vol.92,no.368,1982,pp.825～848. (13)资本市场的变化用同样的方法，通过利率的变化也可以证明式(7)。 (14)“黑天鹅”一词源自Taleb的著作The Black Swan: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用来描述发生概率极小但是影响极大的事件，其本质是奈特不确定性，即不可以用概率描述的未知。 (15)Palma,G.,"Four Sources of De-industrialisation and a New Concept of the Dutch Disease," in Ocampo JA(ed.)Beyond Reforms:Structural Dynamics and Macroeconomic Vulnerability,Washing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World bank,2005. (16)数据来源：http://www.bea.gov/。 (17)吕炜：《美国产业结构演变的动因与机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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