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精神和后现代叙事——对世纪之交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种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现代性论文,现实主义论文,后现代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背景和辨析
在没有进入本文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两个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展开简略的讨论。其一是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精神终结论，其二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下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现代性精神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文学的主导任务，也使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传统观点认为现代性精神主要是指启蒙叙事、人道话语和理性精神。这些现代性特征被八九十年代的不少作家的文本所破坏或曰解构。评论界对这些文本和作家褒贬不一，不少批评家从这些文本中得出现代性精神已经终结的结论。该结论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那就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给社会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带来的物欲膨胀、道德沦丧，旧的矛盾也趁机从地底浮出地表造成的一时的价值混乱现象。人们大都把责任归罪于市场经济。对此应客观分析。事实证明，市场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与现代化建设，它应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它确实极大地改变了现实和文学的面貌，我们又如何认识这个“改变”呢？首先，我们认为它不能作为现代性精神终结的依据，相反，它正是重铸现代性精神的起点。市场经济本身并不一定会导致人文精神失落，它开放的态势，是多元文化形成的基础，文化的多元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其次，应该把现代性精神放在历史中考察，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开放性概念。五四、建国初期的时代特征和社会要求决定了该阶段的现代性精神的不完整性、主观性、狭隘性。新时期、特别是世纪之交，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展经济成了首要任务。现代性精神也要相应地进行调整，补充新鲜血液，为现代化的合法化提供人文资源和智力支持。最后，实现现代化是中国跨世纪的宏伟目标，它贯穿当下和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现代性精神的追求是为了在物质和精神财富之间寻求平衡，促使社会健全发展和与人格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精神在当代现实与文本世界并没有真正终结。现代性精神在转型期社会中正在发生激烈的分化和重构，这个趋势在世纪末的文本中表现得的尤为明显，也是这些文本的主要价值。
那么现代性精神终结论的内在艺术冲动是什么呢？这就牵涉到上文提到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八九十年代，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文化的全球性特征也越来越明显。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之后的又一主要的文化精神和文艺表现形式，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渗透愈益深入。中国文化和文学毫无例外，也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中国是否就真正地走进了后工业时代，具备了后现代语境了呢？这个问题关系到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合法化的关键。后现代主义是否只能在后工业社会中才能够存在呢？这个问题又关系到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存在的可能性问题。
如上所述，中国正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并没有进入后工业社会。但由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在世界各国的时间上的差异性，使社会发展除了时间上的延续性外，更多地以空间并置的形式存在。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球化趋势使这些社会形态之间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这样一来，前工业、工业社会不可避免地具备了某些后工业社会的土壤，成为后现代主义萌芽、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文本，像先锋小说、王朔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女性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和一些典型文本或多或少地具备了某些后现代因素如反文化、反中心、反权威、非理性、零散化，解构宏大叙事、启蒙主题、科学主义、人道主义等。但是，把这些小说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小说，并作为鼓吹后现代主义的借口未免夸大其辞。因为这些因素严格地讲并不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精神，只是作为小说的表征，以一种特殊的叙事策略（这一点，将在后文结合文学现象详述）参与当下现实的言述。
当代西方学者大多对后现代主义持批判态度。哈贝马斯就主张以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他认为启蒙以来的理性也未被完全消解。而且，“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任务”，它是向未来敝开的，它的启蒙理想尚未实现，它的使命尚未完成，它的生命远未终结。（注：哈贝马斯：《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New German Critique,No.22,1981。 ）柯勒和利奥塔德以现代性为参照系，认为后现代主义首先是一种文化和文学精神和风格。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学者杰姆逊虽然对后现代主义肯定有加，也坚持认为后现代主义只有与各国具体语境相结合才有实际意义。因此，后现代主义是个较为复杂的文艺现象。在我国，与著名学者王岳川、王宁对后现代主义冷静、客观介绍不同，陈晓明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批评家在一系列论文中强烈的鼓吹后现代主义，对一系列当代小说文本进行了后现主义方式解读。另一批学者则对后现代的合法化持否定态度，像孙绍振就说过：“它的出现，无论西方还是中国，都是一场令人震惊的文化灾变”，它是“一个残酷的文化杀手”，“只会使我国的文化界进一步地冷漠化”。（注：孙绍振：《“后现代”之后》，《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知，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艺术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不过，由于各国的具体语境的不同，其表现形态也各不相同。我们不应该像躲避洪水猛兽一样躲之不迭；也不应该对之盲目追随。之所以到目前为止，对后现代主义还没有定论，主要原因在于批评家人为地把现代性精神与后现代叙事对立了起来，把注意力集中到叙事态度，不同程度地忽略了文本中蕴藏的精神境界与价值观念，有意无意地误读了小说文本，实际上，在中国当代语境下，只能用当下的现代性精神对后现代主义中国化，小说才有可能获得突破。以下我将结合世纪之交的现实主义小说，试图对现代性精神和后现代叙事的结合进行必要的解读
二、现象分析与文本解读
1.历史的笔误。一直到新时期，不少有识之士都试图对现实主义进行改造，其结果是心理现实主义、象征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闪亮登场，着实热闹了一番。但一番走马观花般的现实主义革新沉寂后，人们对既有的现实主义改革成果并不满意，认为他们只是在形式技巧、反映对象等表象上玩弄花样，并没有触及到现实主义赖以生存的主体架构。
适逢改革开放创造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自由态势，使西方现代主义（夹杂着大量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文本）理论和文本铺天盖地地进入中国，作为“他者”话语，强烈地冲击着现实主义创作与理论阵营，人们开始对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主要模式的传统的社会政治型现实主义的合法性产生了动摇。以“朦胧诗”为先导，文学上出现了一股强大的现代主义创作潮流，小说创作和理论批评也不例外。它们以“新的美学原则”为指导，力图用新的艺术手法和技巧对现实主义来一次行之有效的反动（勿宁说是改造），马原、格非、孙甘露、叶兆言、余华、洪峰、苏童等从叙事策略、语言形式到小说观念对小说进行了全方位的革新。但先锋小说家最终把小说用强力拉离了现实，使小说变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小说呼唤着来自现实的力量对现实的强力介入，现实也渴盼文学的现世关怀。
由于理论引进的盲目与混乱，加上理论的求新猎奇心理，对西方理论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没有认真的辨析和批判，对两者的内涵和外延并不真正知晓，导致中国先锋小说在起步之初就夹杂着浓厚的后现代气息，像对元叙事的颠覆、对权威的蔑视，对现实秩序的反抗，非理性，零散化等思想观念和艺术态度在先锋小说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先锋小说基本上可以归纳为现代主义小说流派。现代主义表面上热衷于现代性精神的解构，实际上是对伪现代性的反思，表现为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性精神的追求。这样，现代性精神和后现代叙事在先锋小说中第一次结合到一起，这种艺术和思想上的夹生饭现象注定了在空间上并置的现实主义在吸收现代主义营养时的驳杂，从而为后来现实主义新变过程中现代精神和后现代叙事的融合埋下了伏笔。
2.摇摇欲坠的倾斜。在某种程度上说，王朔也是先锋阵营的一员。究极而言，先锋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文艺或文化团体，也不是专门指涉一个流派。先锋的原意是指在艺术上具有探索与尝试精神的艺术倾向与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也属先锋家族）。王逆的先锋意义在于他努力地要把后现代主义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状态的混浊局面中剥离出来，从而达到一种对中国世纪之交转型期社会现实，真正后现代主义方式的言述，创造一种纯净的后现代叙事。
这些作家抱着一种“游戏人生，玩世不恭”的人生哲学观进行文学创作，其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是一些“以无道德为道德，无秩序为秩序，无规则为规则的边缘人物”，作品语言体现出一种“油腔滑调，反讽调侃”的特色。（注：许纪霖：《寻求意义》，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31页。）这种特色在王朔代表作《我是流氓，我怕谁》、 《我是你爸爸》、《顽主》中有比较充分的表现，人们很容易从中看出其对人生价值、人道主义、人的主体性、崇高、理性精神、正义立场等传统现代性精神的解构。对此，批评家主要的观点有两种。其一，认为王朔小说是一种痞子文学，不切实际地消解了人文传统，应该给予无情的批判；其二，坚持说现实中诸如崇高、理性等现代性精神已经不符合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现实，王朔小说代表了文学的进步，是文学自身走向现代化的标志。
一个王朔确实搅乱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文坛，但责任不在王朔，因为作家有权选择与其人格气质、艺术心态相一致的书写方式，任何独特的小说文本都是对文学整体生态平衡的贡献。该负主要责任的应该是批评家。当然，这个责任是纯粹学术意义上的。学术上的分歧导致对文本的“误读”正是促使文本自身最大限度地释放艺术魅力的有效形式，也是推动文学创作走向新变与繁荣的动力。问题在于，批评家的偏执态度又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回到了他们自己深恶痛绝的一元论的认知模式，以批判代替了“对话”，在某种程度上扼杀了艺术的生机。这的确令人深思：为什么我们的批评家老是走不出这种坚不可摧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事实上，王溯现象代表一种俗文学的重新抬头，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叙事策略。它不可能也不会取代整个文学格局，只不过加速了文学边缘化的进度。说到底，它本质上仍然没有脱离现实主义范畴——通过夸张、反讽、戏谑、调侃、幽默、解构、反文化等手段达到对当下现实的介入，表现了普通人在转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面前无所适从、无力挣扎的尴尬与无奈，自觉不自觉地倡导一种公平健全的政治氛围和土壤。王朔极其敏感地躲避崇高，实际上是对伪崇高的反拨和超越，是对当下和现代性精神深入把握的基础上的破坏活动。从而连接了艺术与现实世界，用强力把被先锋小说“悬空”的现实重新拉进了小说文本。这是王朔及其后来者对当代文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另一个贡献则是以清醒的后现代意识对现实进行激进的后现代叙事，使现实主义由庙堂、云层，回到民间和地面，这也是王朔小说的超越意义。但是王朔过分拘泥于对现实本真状态的残酷还原，使其小说在现代性精神意象建构方面显得残缺而模糊，在当下现实和后现代叙事之间表现出一种摇摇欲坠的倾斜，显示出较多探索的痕迹。
3.摇摆不定的平衡。王朔小说的出现多少向当代小说发出一个信号，文学终究不能脱离现实而成为一个自足的文本。80年代中期以后，小说似乎又发生一次整体位移：从热衷于怎么写又回到了写什么。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正是契合现实与文学的双重呼应（严格地讲，先锋小说、王朔小说与新写实小说在时间上并不构成递进关系）。
不管是方方、池莉、刘恒还是刘震云的小说都在言述一个个普通人的日益商品化的社会中的物质世界的不如人意的精神世界的压抑、苦闷，绘声绘色、淋漓尽致写出了普通人为生活奔波劳累的平凡经历与真实心态。这些人物和王朔笔下的“顽主”在精神上还是有着质的暗合：那就是面对强大的物欲世界而无暇自顾、身心疲惫。所不同的是，王朔试图以“顽主”的嬉皮士似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姿态去融化生活的沉重与精神的压力，“顽主”貌似潇洒随意，实则彷徨无奈，以肯定虚无的方式否定现有社会的不合理部分。新写实小说作家群采取了近距离或者说无距离的视角，把王朔有意绕开的部分现实再次纳入小说的表现空间。这种被评论界界定为零度写作的叙事模式正是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新写实小说主要是采用这种叙事策略对抗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这个宏大叙事曾经是现实主义和现代性建构的主要理论依据。它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仿佛现代性的启蒙、理性、人道、民主等要义都得通过现实主义整齐划一的时代主题来实现。该时代主题大体上是关于革命与建设、政治和阶级的较为抽象字眼，并以此搭建一座完满的真实的“空中楼阁”。在实践中，它凭借现代化的合法外衣，取得了文学的大一统地位。它以“科学规律”、“历史必然性”、“绝对真理”等种种神圣的名义抑制人的自由创造性，拒绝话语交流的多元开放性。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表现出的时代主题在很长的历史时间和较大的空间广度上与时代和历史进步的方向具有同一性和同构性，表现为一种比较进步的文学观。可由于认识上的失误和其自身的固步自封、僵化保守，使其自身的组成较为混杂，没有及时调整自己、接纳已经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社会现实。实际的时代主题已经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经济在社会中主导地位的确立，使得社会生活呈现出多种形式，并相应取得合法地位。影响所及，价值观念也开始有主有次地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格局。新旧体制交替碰撞造成的离心力，使社会财富和权利的再分配失衡，在这些因素的重组中出现了边缘和断裂“场”。文学中的零散化图景，正是社会和人的物质和精神的零散化的投影。处在零散化语境中的人的零散化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单位》中的小林就是其中之一。小林曾经的雄心壮志在家庭、社会、单位等各种离心力的肢解下，烟消云散，偶尔在心里泛起对往日情怀的追忆并不能消融当下的烦恼。像小林这样的人物在转型社会中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占有相当的比重。《烦恼人生》中的工人印加厚整天疲于奔命，生活的沉重与精神的无依触目惊心，发人深思。作家借助零度情感的后现代方式把罩在转型期普通人头上的神圣光华驱散，还原生活的本真状态，直抵生活的内在肌体。正是由于边缘身份与断裂地位，使新写实小说在对现代性精神建构上达到初步的超越。具体表现为：对鱼目混珠的现代性精神进行认真而严肃的解剖，使真正意义的现代性内涵消融在细致入微的人物心态描写和社会生活场景的展示上。从本质上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经济化、世俗化取同一方向，体现出一种更加理性的现代性精神渗透，现代性精神也失去了神秘的面纱。原来，现代性精神就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点滴进步中。唯有如此，现代性精神才能具体而实在、真实而客观。至此，我们了解到，“‘新写实小说’在‘写实之外’的真实意图是：促使读者具备这样一种认知态度——不经过‘我’的观察与思考，‘我’拒绝接受任何结论；如果‘我’经过真正自觉自主观察与思考，仍然不能获得观念的完整性，‘我’便接受它的不完整性。”（注：张业松：《个人情境》，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但是，由于新写实小说过分热衷于民间立场与平面叙事，使其在现代性精神的建构上过于零散化，过于隐蔽，在某些方面甚至与作者的初衷相违背。使其在现代性建构的粗糙和后现代叙事上的细腻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知道，任何文学都要在艺术和现实的夹缝中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平衡方式。每一种文学类型和艺术形式要想在艺术和生活之间找到相对完美的平衡形式都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开始，它往往表现为时间上的错置和空间上的倾斜，以求为自身的发展寻求更广阔的空间，这几乎已成定论。前者的代价正是为了后者目标的顺利实现。新写实小说在现代性精神和后现代叙事之间已经初步找到了一个新的支点，体现为一种摇摆不定的平衡。
我们从对王朔和新写实小说现象的简析中可以看出，这些文本在现代性精神和后现代叙事之间的结合还处在很不成熟的初级阶段。它们就像水与油的结合，后现代叙事的油层浮在深深的现代性精神的深水表面。正是由于油层太厚，一方面几乎窒息了现代性的水域，另一方面遮蔽了大批批评家的眼睛，使他们热衷于纠缠油质优劣、油品高低，忽视了油层下面活着的深潜于水心的生命体。搅散、打破油层，使其与水合二为一的工作似乎更有价值。这一点评论家做得不够，相对而言，一大批有实力的作家以沉甸甸的创作实绩做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4.相对稳定的平衡。历史进入9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都在向纵深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社会阶层在一定范围内有了分化与重组的可能与条件，理所当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冲击。加上文学对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有关“现代性终结论”的质疑，后现代语境合法化与否的争论，文学上一波又一波“新字号”的小说的轰炸，使文学真正走上了众语喧哗的时代，从而为现代性精神在更大程度上与后现代叙事的有机结合创造了客观条件。正因为这一阶段两者的结合在多方面显示出较为成熟的征兆，我们拟对这一阶段的几个重要的文本或现象进行分析，以便于找出二者结合的具体方式。
《废都》：在废墟中寻求意义
贾平凹是个对现实变化较为敏感，艺术个性鲜明的作家。综观其八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无论是《浮躁》、《废都》、《土门》、《白夜》，还是《高老庄》及其中短篇小说，无不是以现实变化为根基，90年代之前主要是吸收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养分，90年代以后主要是吸取西方当代文学艺术营养（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对现实主义小说改造、丰富、发展。其小说整体上表现出对改革开放后农村、尤其是商州农村的变迁足迹、人物心态、价值观念的历史变化。小说对农村、农民的传统美德表现出固执的礼赞，对不能挽留这些民间上的美叹惋不已，又不得不对农村改革后的形势持一种极不情愿的肯定，对农村和农民固有的劣根性展开文化与人性批判，这正是构成其小说内在张力的主要原因。作为叙述者的知识分子贾平凹在小说中表现巴尔扎克式的灵魂分裂，《废都》正是这个分裂灵魂的合理归宿，是灵魂中对立双方冲突顶点的文本化。一边是剪不断的乡村情结，一边是挡不住的物质诱惑，这实际上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立场模糊的深层原因之一。
多数批评家正是从这里揳入文本，指责《废都》丧失了现代性立场。其实，“废都”是一个文化内涵极其厚重、古典意蕴充盈的意象，本身非常复杂，但主要作为一个世纪末由农村入城的文人的活动场与其心灵空间对应物，以象征的方式来诉说世纪之交一个知识分子略显颓废的苦难灵魂。这里面固然有“世纪末情结”的影子，但它又不仅仅是世纪末情结的单纯显现。庄之蝶的颓废显然有着深刻的背景。他由一个农村入城的知识分子，跻身于西京四大名人之列，这其中酸甜苦辣，也许我们都可以想像得出。它需要超常的毅力和坚强的进取心，支撑他完成这个漫长过程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责任的自觉。庄之蝶年轻时代正是一个充满希望、理想高扬的时代，责任重于私欲是那个时代人的主要价值观，不可能不影响他的行为抉择，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入仕”的精神起点和信仰支柱。当庄之蝶一步一步达到自己的既定目标时，社会的主角已经发生了急剧位移，他还未在主流社会立稳脚跟，就又一次被“当下”抛向了边缘的尴尬境地，被一起抛弃的还有他精神支柱的文学。这种现实对他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使他没有足 够的心理承受力来面对突来的虚无，在“现世”与“形而上”之间选择了“现世”，正是对自己所走道路的怀疑、反思和否定。“否定意识是意识的一种特殊现象，有着更深的哲学内涵。否定意识是人的理性思维为追求客体的内在必然性，对现世存在进行否定性思维的价值判断，其本质表现为对现实存在的反映。与其它社会意识现象不同，否定意识对 现实存在的反映突出地表现为理性通过情感判断而与价值判断相联系。”（注：王达敏：《论新时期小说的否定意识》，《风景线》，1999年秋季号。）这种否定体现为一种主动与自觉，是对主体自身觉醒后痛苦无奈的自我解嘲。小说以非理性的形式，构造一幅幅欲望化的图景，让庄之蝶尽情释放内心的焦虑、苦闷和欲望，对知识分子主流身份与铁肩担道义的思维模式从内部进行彻底“解码化”。庄之蝶知识分子与文化名人的双重身分使他的自我解码具有普遍意义。这里，我们发现贾平凹似乎是以一种猎奇、欣赏的心态对待庄之蝶的纵欲、堕落行为，使作家自身的人格理想、主体地位、道德立场在俗世中迷失。我们不能排除作家的文本操作，如“此处省去XXX字”的商业性（其实， 这正是后现代语境中文化的生存策略之一）。但是，小说中作者自我的迷失是一种清醒的选择，意在暴露主人公和自我无力确认自己身份而痛苦挣扎的心路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对庄之蝶的使命感、道德观进行拆解时，已经把一种现代性焦虑灌输进欲望化场景中了。庄之蝶表面上欲望的强烈冲动，实际上是极不情愿的自我毁灭。在《废都》里。贾平凹和庄之蝶都在一片废墟中寻找知识分子在俗世中的地位和恰当的角色。
《白鹿原》：在历史的碎片中重构“历史”
新历史主义是以解构为特征的当代西方主要文学思潮之一，体现了西方文学对笛卡尔以降西方历史观、历史理性和史诗话语（西方文学源头之一）的反叛。它认为正是由于历史话语的霸权地位扼杀了当下话语的生存空间和再生能力，主张打破历史话语的神话色彩，以一种无我性、卑琐性、非原则性、主观任意的历史观对整体主义历史观进行一番毫不留情的解构。在解构历史的同时，使历史与当下失去界限，历史再不是泾渭分明的阶级斗争史。由于西方特定的后现代语境，导致西方人对历史的恐惧感和厌恶情绪，作家们更多的是游戏历史、玩弄历史的心理，不可避免地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怪圈。那么，以《白鹿原》为代表的中国的新历史小说是否也如西方新历史小说一样陷入了虚无呢？
如上所述，社会转型，文化的多元化已成必然，任何文学都不可能一统天下。多元格局的文化正在碰撞、形成。文化上的开放态势显然为新历史小说的产生创造了可能性。另一方面，80年代反思与寻根文学运动后，人们对既往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或许是受理论界重写文学史呼声的启迪，小说家们萌发了一股重写历史的强烈冲动，在当代视野关照下重返历史。克罗奇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的每一次重写都与“当代”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重写历史的过程中总会体现出一种新的历史观。中国的新历史小说的确在当代精神的推动下，增加了不少新的因素。从表面上看。新历史小说与西方同类小说确实有过多的相似：热衷于解构官方历史和经典现实主义书写的历史，把历史的整体性、神圣性、历史理性撕裂成帝王将相、现当代英雄人物的日常片段，诸如吃喝拉撒睡、琴棋书画、风月场景的碎片，呈现出一种非同一性、非理性的历史观。像《白鹿原》就是把国共两党的斗争史以家族矛盾的形式，慢条斯理地道来。在此，我们有必要对经典历史进行一番辩证而理性的分析。大家知道，历史是对已经逝去的事情与人物的记载和描述，只有真实、客观、公正、全面的记载才是真正的历史。然而，记载历史的人要受政治、人文环境、自身情感态度、理论水平等内外因素的影响，人的主观意志对历史的介入，使人类进程中并没有一部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况且，党派和个人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而对历史进行篡改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对“历史”的颠覆、解构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对历史本质的颠覆、解构，最多只能说是解构某一特殊阶段的历史观。对“经典历史理性”的反叛，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为了矫正历史。因此，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后现代解构策略中隐含着重建当代精神制约下的新历史话语的潜在动机。而这正是为了还历史更大程度上的真实，最大限度的理性，使之作为现代性精神的重要内容和新变的人文资源。《白鹿原》、《丰乳肥臂》、《苍河白日梦》等一大批新历史小说在对社会政治型历史（这种历史由于受特定时代政治的制约，在政治环境健全情况下会与历史的真实取大致相同的方向；反之，它往往借历史之名，行破坏历史之实）拆解时，有意淡化了阶级矛盾。新历史小说中敌对势力的斗争相比经典历史小说，呈现出冲淡平和的美学风格。小说中虽然也描写斗争，但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为了反映斗争哲学的文化内涵，更多体现为一种文化历史观。尽管有些小说表面上呈现出一种反文化倾向，像《丰乳肥臂》，但它是“一种以反文化为其内容的新文化，对传统文化而言具有特殊的历史蕴涵，它既是终结又是开端。”（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代序》，《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岳川、尚水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这些小说侧重于挖掘历史另一极的民间，以真正文化、民间相结合的立场，对被自己亲手解构的历史、已成碎片的历史重新“编码”，努力挖掘民族真正新生的人格力量与人文资源，使其真正变成现代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现代化建设精神动力。
女性主义小说：在欲望化场景中凸现人本
理、情、欲冲突模式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演变的确令人深思，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观念变化的缩影。50年代的《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用高度理性的革命精神排斥了作为一个人正常的情感需要。情是作为理的对立物出现，它总是妨碍理的一统天下，是典型的理大于情的50年代的情感处理模式。这种模式在80年代《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身上发生了动摇，伴随着人的苏醒，在重视理的同时，情开始受到作家的关注。但是由于理的无处不在，情并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只是作为理的附属物。但它表现出强烈的挣脱理的束缚的趋势，这个反叛行为是80年代人道主义题材小说的主要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之一。《人到中年》对陆文婷内心世界情、理碰撞、冲突揭示的非常全面、深刻。不管是理大于情，还是情理冲突，欲望总是“缺席”，“在场”的理总是无时不在、无孔不入。理大于情、情理冲突模式都是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女人的视角来审视人本。这种状况到了90年代得到了彻底改观。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的影响，并在中国文本实验的初步成功，给了女性作家以极大的鼓舞。
从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到被称为“另类小说”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女人开始走进小说，形成了一个相对整体的文学景观。她们对父权、男权和“菲勒斯中心”的破坏和瓦解是通过“身体修辞”的方式来实现的，显得惊世骇俗。女性的欲望以一种毫不隐讳的透明的书写方式，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欲望化场景的描述成为90年代“女性写作”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女性主义小说最为显著的后现代叙事策略，体现了女性自身性别意识苏醒后、意识到自己的空白历史的痛苦。在这里，我们可以说，“真正的后现代主义，其实骨子里是极其痛苦的，只是这痛苦失却了本真性，而以调侃的话语加以嘲弄式的炫耀而已。”（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代序》，《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王岳川、尚水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结合中国当下语境，可以看出，正是在这个“痛苦”上，使现实主义披上了后现代外衣跳起了或明或暗的后现代之舞。
欲望的合法化问题在评论界已基本形成共识，那就是承认欲望是人的正常需求，正常的欲望有利于人本身的完善。我们不必视欲望为洪水猛兽，也不要沦落为欲望的奴隶。实际上，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中的欲望描写并没有毁损作品的价值。《茶花女》、《金瓶梅》都不乏欲望化场景的描写。问题在于，欲望以整体形象出现在世纪之交的文本中，许多人不能接受，以为欲望的裸露腐蚀了人的纯真感情，使人丧失社会属性，沦为自然人。或许这个结论对部分为欲望而欲望的文本还比较合适。但简单地把女性主义小说中的欲望等同于自然性的动物之欲，未免有失公允。因为欲望化场景是对僵化的千篇一律的情理冲突模式的匡正，还女性作为女人的真实，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人本家族的半边天。女性主义小说精神与人的现代化建设并不矛盾。理、情虽然在小说中显得支离破碎，但它们并没有完全“缺席”，而是作为一个潜在的“在场”审视欲望的舞蹈。理、情、欲冲突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完全地取得平衡，可以说，三者的不平衡是文学永恒的话题。三者的倾斜使文学永远呈现出一种开放状态，永葆青春活力。平衡就意味着文学的失真。有时，三者之一为了突破其它两极的约束，不得不以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也是迫于压力。因此，米兰·昆德拉说：“任何有某种价值的作者都违背优美风格，而他的艺术的独到之处（因而也是他存在的理由），正是在他的违背中。”（注：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需要一辨的是，女性主义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的关系。事实上，衡量现实主义的标准应该是看小说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注与介入程度及其采用的主要艺术手法和创造方法。女性主义小说对当下现实的强势介入， 使小说具有比较鲜明的现实性、真实性。对女性主义小说的命名是就其题材而言的，就像军事题材小说、农村题材小说、工业题材小说的命名一样，本身并不能说明它们到底属于哪一种“主义”的小说，这种结论也适合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新历史小说。
现实主义冲击波：削平深度与重返“中心”
以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李贯通的《天缺一角》、李佩甫的《学习微笑》、何申的《穷县》一批小说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是世纪末现实主义小说的最后一次集体亮相。在艺术与思想上都显出了新的特色，相对来说，在现代性精神和后现代叙事的结合上也成熟了许多。
一般来说，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组成文化的历史。宽泛地说，政治观也是文化观的一种。建国以来，由于过多地强调主流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者）的重要性，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处于从属地位，使得主流文化很轻易的成为“元语言”的代言人。“它同时构成所谓经典逻各斯的传统倾向。”（注：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意消解》，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80年代文学对政治的疏远，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精英文化的一种解放宣言及其实践。它试图用一种新的“元语言”代替业已存在的“元语言”，但它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却使文学置于边缘地位，民间文化乘虚而入。民间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它对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介入，很大程度上起到一种调和作用，使这三种文化多元共生，而不是想取而代之。民间文化的温和姿态与市场经济的包容性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共鸣”，使之从地下浮出水面，并迅速蔓延开来。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作者也正是从民间文化角度，立足于民间立场，把时代政治的大叙事化作个性化的小叙事。这种文化态度使他们在表现时代生活时具有了很大的自由度。一方面，他们关注平凡人（他们正是民间文化的体现者）艰难的生存空间。像金妹（李肇正《女工》）、小水（李佩甫《学习微笑》）等的遭遇的确令人心痛。但她们却无一例外地以“主人翁精神”分享时代的暂时艰难。我们很容易看到计划经济体制下主流文化在她们身上的投影。金妹的惨死与小水的自立从正反两方面质疑这个并不纯粹的主人翁精神，还原了大众的本来面目，颠覆了“元语言”并不真实的承诺，从人的生存和发展角度参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话语的重构。另一方面，他们以一种貌似“零度”的情感态度，客观真实地叙述时代和人的复杂性。孔太平（《分享艰难》）与李德林（《年前年后》）发展经济和为民办实事的动机与转型期不健全的社会环境的冲突的残酷事实，强烈地冲击了观念形态的政治话语。政治的深度很大程度上是“人的深度”。因为政治本身并不是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国家、党派、个人的言行都是一种特定政治观的反映。人们对政治的解读里染上了浓厚的主观色彩，都想以自己所理解的政治观来代替整个政治的内涵。有时候，为了自身利益，甚至想用一种自己也不明白的政治观来歪曲政治的本义，人为地使政治变得深不可测。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致力的正是削平人为的政治深度、政治的观念深度，使政治回到人间，恢复政治的人民性。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很显然是吸收了新写实小说的叙事方法，但它又有所发展。新写实小说没有一根清晰的主线把小叙事从内部连结起来，所以出现了上文所说的现代性意象建构模糊现象。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则通过政治这根主线在深层把叙事组合成现代性精神建构这个大叙事。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现代性精神建构最主要体现在对当下政治的关注。关注政治原本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思想特色，也是文学长期保持“中心”地位的原因之一。80年代以来“新潮”小说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把“政治”从文学中驱逐出去，因为政治的话语霸权限制了人和文学的双重苏醒。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政治的“误读”造成的，政治自身包容性很大，甚至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划归政治范畴。我们在宣称不问政治的同时就透露出别一种政治。我们不能把某一阶段、某种失常的政治等同于整个政治，产生一种普遍的政治厌烦症。当代小说由对政治的钟情、80年代以来对政治的疏远、解构，到90年代中后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以农村和工厂为主要反映对象，重新关注政治，似乎是从起点又回到起点。不过，只要我们对80年代以前小说中的政治与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中的政治做一番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对政治反映方式的悄然变化，从热衷于政治的观念到钟情于政治的灵魂。（注：参见拙作《从观念到灵魂》，《文艺评论》，2000年第1期。）反应出现实和文学的共同进步。 这也是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与传统社会政治型现实主义小说的最大不同。政治的灵魂也即政治的精华，最本质地反映时代特征的政治。对其反映，可以最大限度地突入社会生活中心。上述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代表作在对农民、乡村干部、工人、工厂领导等的生存空间、情感世界、思想境界的叙述时，努力写出这些因素的时代内涵、透露出来的政治气息。它从政治这个特定的角度，探索与时代特征相一致的现代性精神。因此，这个大叙事又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有着本质的不同。甚至可以说就是这个大叙事承担了颠覆宏大叙事，削平深度的任务。由此可见，在“冲击波小说”中，现代性精神和后现代叙事基本上已经融为一体。
因为冲击波小说对现实政治的集中关注，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重返“中心”。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重新回到它之前大多数小说家有意回避或解构的政治；二是因为对政治的关注从而受到与现实政治休戚与共的大批读者的关注，使小说在一定意义上重返“中心”。
酒国：现实的小说和小说的历史
莫言的长篇小说《酒国》写于90年代，出版于新世纪之初，真正可以说是跨世纪的文本。这部被评论和编辑者誉为“是20世纪小说历史”和“无法言说”的小说，的确有许多创新之处。限于篇幅，本文准备简要谈两个问题。
首先，《酒国》以现实主义为根本创造方法，用极富张力的个性化语言叙述了“侦察员”单身赴酒国市调查酒国市蒸煮偷食婴儿一案。同时，穿插酒国市酿造大学酿酒博士李一斗与作家莫言的通信，及李一斗的小说等。这些文字囊括了自五四以来，文学史上的各种流派和创作方法。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寻根文学、意识流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象征现实主义，写实、夸张、变形、黑色幽默、戏谑、反讽、解构……历时性的文学观念演变、思潮变更、创作方法更迭被揉碎在同一文本中，如果按顺序排列，简直就是一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是典型的众语喧哗。作家在一部小说中有意夸张地实验各种创作方法和“主义”，有其深层意图。联系李一斗个人的思想修养和文学素质，可以看出作者对文学盲目求新求变的嘲弄和对“新变”导致的文学轻浮的谴责。
其次，以批判为手段，实现现代性精神建构的目的。其批判主要集中在人性与文化两个方面。人性批判是和社会政治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转型期特有的思想文化特征使一部分人、尤其是手中有权的一部分人，开始迷失了人生方向，一种享乐主义的人生哲学乘虚而入，欲望迅速膨胀，人性的阴暗面暴露无遗。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加速了他们的腐败。在他们享尽了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后，他们把目光投向了人类自身：吃人。吃人行为和动机是人性恶的极端化形式，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封建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封建文化就是吃人的文化，并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因此，酒国市某些人煮食婴儿，并不是他们的发明，只是封建主义的沉渣借腐败之风的拙劣表演。“作为制度，封建主义不复存在了。作为精神，却没有终止，它积淀在人们的全部意识里。精神的摧毁远比制度的摧毁困难的多。更何况中国封建意识形态具有它特殊的严密性、精致性、渗透性和权威性呢？……对于中国来讲，反精神意义上的封建主义远没有完成。”（注：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酒国》整体上确实具有很浓厚的《狂人日记》的影子。但它本身在当下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提示我们现代化建设还任重而道远，尤其是精神文明建设。
当然，《酒国》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作者对“侦察员”态度上的模棱两可，直接影响了小说的现代性精神建构。
三、结论或思考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现代性精神与后现代叙事客观上都是存在的。但不管是现代性精神还是后现代叙事，自身都不能单独完成文学变革的任务。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现代性精神，不能以适合当代审美观念和读者的阅读期待的有效形式，而以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来表现它，现代性精神只会像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缺少一根有力的拐杖，失去青春活力。文学作品中要表现的现代性精神，就会因读者面狭窄，只能孤芳自赏。反之，单是后现代叙事，更不能促使文学健康地发展。因为中国特殊的语境不允许后现代精神作为文化的主导。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种健康积极向上的文化资源来平衡物质与精神建设的潜在失范。因为“现代性所以在当代发生危机，乃是因为过去人们对它的理解过于理想化，过于封闭，以为它就是对历史完满之境的承诺，是对人类终极目标的指向。”（注：许纪霖：《寻求意义》，上海三联书店，1997 年版， 第263页。）任何时候的中国文本如果排斥了真正的现代性精神， 文学就会黯然失色，失去存在的价值，后现代叙事也就只能徒具空壳，沦为虚无的形式主义。我们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正是两者相互依存，逐步走上一种动态的平衡，使世纪之交的现实主义小说不断获得新变的动力。只有现代性精神真正具有开放的文化品格，也只有后现代叙事真正地与中国当代语境相结合，他们才有丰厚的生命力。文学内容和形式的现代化应该与现实的现代化同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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