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欧美中东政策异同及其世界观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异同论文,世界观论文,根源论文,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东作为国际热点地区之一，其未来的局势走向无疑要受到各主要大国中东政策的深刻影响。其中，欧洲(主要是欧洲联盟)对中东政策的影响同样值得重视。为了对“9·11”后欧洲的中东政策加深理解，本文试从与美国比较的角度加以分析。
一、“9·11”后的变化
要理解欧洲在“9·11”后的中东政策，必须把它置于二战后、特别是“9·11”后世界格局变动和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背景下来进行。二战后，世界格局已经历了三次变动，即1945—1990年间的美苏两极对立、1991—2001年间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以及“9·11”后美国推行“新帝国战略”(注：G.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Sept.-Oct.,2002.)带来的变局。二战以来，美国逐渐 形成了对外政策的两大战略，即以现实主义为基础，通过国家间相互遏制和保持势力均 衡达到国际体系稳定的战略，和以自由主义为基础，通过推广民主观念和市场一体化保 障国家间稳定关系的战略。但是“9·11”后的布什政府认为，以上两种战略无法应对 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现实，前者的遏制和威胁手段对非国家性质的恐怖组织无 效，后者可能具有远期效果但难解燃眉之急。因此，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二战后的第三个 大战略，即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体现的以反恐为核心的先发制人战略。(注 ：Se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http:// www.whitehouse.gov/)与上述世界格局变动和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相对应，欧洲在全球的 地位与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在美苏两极对立时期，欧洲是美国盟主下的主要可靠盟友； 在苏联瓦解后，欧洲本可在通过推广民主观念和扩展市场经济以保障国家间稳定关系中 发挥更大作用，但在美国的新帝国战略中，欧洲却遭到了相对忽视；但是欧洲并不想沉 默接受。“9·11”后，欧洲必须为自己寻找新的角色定位。对此，法国巴黎国际关系 研究所副主任多米尼克·莫伊西认为，欧洲人至少可以在两方面有所作为：一是，“如 果说美国在‘9·11’之后发现了一个敌人，那么欧洲人也同样发现了自己的国际作用 。这个作用就是调和美国，即在仍占多数的温和派美国人的帮助下，缓和新型美国帝国 主义的危险趋势”。二是，“欧洲只有发挥不同的作用，才能得到美国的认真对待和尊 重。为了使美国战略具有非常必要的政治和文化色彩，欧洲必须具备最低军事信誉”。 (注：Dominique Mo
si,“Europe Must Not Retreat From America's Army”,
Financial Times,August 26,2002.)欧洲的当前要务之一是，一是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应促使各国政府建立起一支6万人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并将自2003年起执行人道主义和维和任务；二是在外交政策方面，应致力于密切与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关系——中东实在太重要了。
二、欧美中东政策的异同
欧洲与美国之所以都十分重视中东政策，首先是因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极其重要。伊斯兰世界有10亿穆斯林人口(其中西欧有1200万)，目前世界上有117个国家的337个民族的成员(全部、大部或部分)信仰伊斯兰教，其中伊斯兰国家(或地区)有55个，其最集中、最重要的部分应该是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的22个阿拉伯国家，它们多数坐落在中东地区及其周围，人口中的45%在15岁以下。其次，伊斯兰世界所处的地理位置亦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世界上重要的海峡或航道，如直布罗陀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苏伊士运河、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都在它的范围之内或经过它的周边地区。这些海峡或航道历来是大国争夺、控制的战略目标。再者，伊斯兰世界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中东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是大国必争的重要战略物资，在国际争夺中起着重大作用。可以说，在国际斗争中，谁能主宰或称霸伊斯兰世界，谁就在事实上控制了国际航道和这一地区丰富的物产资源，也就在主宰世界方面增添了更大的实力和发言权。然而特别令人关注的是，无论在美苏争霸时期，还是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甚至在1991年以来伊拉克遭受美国严重打击的情况下，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大国能完全控制该地区，包括美国。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的“倒萨”即是美国试图控制该地区的重要一步。“9·11”为美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它正步步进逼，为“独自”控制中东地区而努力。欧洲人自然看到了其中的危险含义。
尽管如此，欧美的中东政策还是包含着某些共同点。首先，对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的伊斯兰世界在“9·11”之前早已存在的许多复杂严重的内外问题，欧美都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即使像塞缪尔·亨廷顿这样的人，在分析“9·11事件”时也承认，“不是因为伊斯兰从骨子里嗜杀成性，而是许多因素促成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人内心的历史情结。他们曾受过西方的奴役和剥削”(注：“Dieblutigen Grenzen des Islam”，Samuel Huntington im Gespr
ch mit der Zeit,
Die Zeit,5 Sept.2002.)。西方殖民者和侵略者在伊斯兰世界留下的诸多祸根中，以巴勒斯坦和克什米尔问题最为突出，后患至今。其次，欧美都曾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分子提供过避难场所。实际上，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不少穆斯林国家早就警告西方存在着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一些阿拉伯国家早在“9·11事件”以前就面临这种威胁，并试图与此作斗争。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都不准极端主义的政党存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指责欧洲向被赶出家园的极端主义组织的许多活跃分子提供避难场所。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阿富汗的塔利班、伊拉克的萨达姆等等，如果没有当年美国的大力支持，是绝对不可能走到如今这步田地的。可以说，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分子得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欧美对“恐怖分子”长期实行的两重性政策和双重标准。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巴以冲突、科索沃问题只是其中的几个例子。第三，“9·11”后，在欧洲和美国许多人的头脑中都逐渐确定了至少一个西方的敌人形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原教旨主义者。至于如何铲除这些敌人，欧美尚有不同看法。第四，“9·11”后，欧美进一步认识到，伊斯兰世界的某些方面确实需要进行改革。世界上大多数人认为，除了当今世界存在着严重不公等因素之外，恐怖主义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国家内部，特别是那里有些地方存在着统治无方的严重问题。美国过去出自私利，长期容忍了这类现象。但在“9·11”后，如果西方急剧转向从外部施压，迫使包括中东地区在内的伊斯兰世界进行激进的变革，这同样是行不通的。美国和欧洲都不应以向西方靠拢为改革条件，向贫穷国家提供援助。最后，在欧美，特别是欧洲，“文明对话”的思想正在并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交流宗教经验，研究其他宗教，不是为了改变别人的宗教信仰，而是为了尊重其他宗教的教徒——尽管美国目前还有人仍在扯着噪门高唱“文明冲突”的调子。把恐怖主义同某种特定宗教或特定民族联系在一起，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与上述的共同点相比，欧美中东政策中的不同点更值得人们重视。“9·11”后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基本要点是：第一，进一步把中东作为显示其实力、特别是当今无与匹敌的战争军力的实验场，以建立由美国称霸、至少是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美国早在1991年苏联瓦解后就已着手这样干了。1991年的对伊拉克战争、2001年以来的对阿富汗战争以及目前正在加紧准备的“倒萨”战争，都是美国全球战略布局在中东的重大实践。“9·11事件”为美国提供了借口，加速和强化了这一进程。第二，美国力图通过东遏两伊、西促和谈的两厢夹击，把整个中东地区笼罩在美国势力的影响之下，使阿拉伯世界国家难以动弹。在遏制伊朗、伊拉克方面，侧重点伺机移位，“9·11”后至今是集中力量拔除萨达姆，以便在伊拉克建立亲美政权；在巴勒斯坦—以色列和谈方面，由于美国过于偏袒以色列，实际上不大可能谈成，而表面上还是要让它时断时续地谈着，避免过度紧张，影响美国“倒萨”部署。第三，力图争得并“确保美国对中东石油资源和世界石油供应线的独家控制”(注：全宜久、吴云贵著：《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534页。)，为美国称霸全球创造一个重要条件，并取得21世纪国际竞争中的主动权。“9·11”为美国实现其这一梦寐以求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机会。
与美国的中东政策主要从全球角度出发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相比，欧洲的中东政策显然较多地从地区角度出发，以维护西欧的利益。西欧与中东通过地中海紧密相连，“不论从历史联系还是地缘经济、政治和安全角度，欧洲都比美国有更多的理由与中东保持更密切的联系”(注：全宜久、吴云贵著：《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536页。)。欧洲对中东政策的基本要点是：为维护欧洲自身利益，不愿任凭美国主宰中东事务；尽力避免因中东地区冲突而使西欧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受到威胁；维护与中东国家的稳定关系，以保障西欧所必需的中东石油供应的安全；促进中东政局稳定，以保障西欧与中东传统贸易伙伴国家的正常经贸关系。从这些基本点出发，我们就易于理解欧洲对中东一系列具体问题的政策：对阿以冲突，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上，欧洲不愿被美国排除在外，而且往往表现出有别于美国的相对公允的立场，“9·11”后，在联合国、欧盟、美国、俄罗斯四方参与缓解巴以冲突的机制中，欧洲正更加努力地突出它的自立性。在两伊问题中，欧美有共同利益，都不希望两伊对中东地区构成威胁，同时又有不少分歧。对伊拉克，欧洲(英国除外)对“禁飞区”、“沙漠之狐”军事行动等并不热心，希望在伊拉克履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条件下解除对其制裁，在国际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对伊朗，欧洲较为灵活务实，不顾美国“达马托法”的压力，与伊朗保持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9·11”后依然如此。在海湾战争后的整个中东地区安排问题上，针对美国拟建立其一家说了算的“世界新秩序”，早在1991年3月，欧盟12国外长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再次强调了欧洲对中东的战略构想，其近期目标是通过召开中东和会，全面解决地区冲突，实现中东和地中海的和平和安全；中期目标是加强欧洲与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文化合作，改变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状态，消除产生冲突的根源；长期目标是以欧安全为模式，采取“地中海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形式，建立一个包括欧洲及中东、北非国家在内的广泛的环地中海安全带。(注：全宜久、吴云贵著：《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538页。)在如今的阿富汗问题上，欧洲虽然支持并参加了由美国领头的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但是欧洲同时强调了(不同于美国的)三点：第一，单靠军事行动无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第二，即便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也需要合作伙伴和盟友，而不只是单纯的追随者；第三，在对付威胁时必须注意不要破坏西方长期捍卫的那些价值，“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对恐怖活动的反击不只是全面、一致和长期的，而且还必须是行之有效的，并能得到群众的广泛拥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恐怖分子反对的法治、自由和民主价值不会成为我们与恐怖分子作斗争的牺牲品”(注：Javier Solana,“Sympathy,Cooperation and Concern:The View FromEurope”,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Sept.10,2002.)。在美国目前正紧锣密鼓准备的“倒萨”问题上，欧洲除了英国都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担心美国对巴格达的军事行动将会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并激发更多的反西方的恐怖主义行为。欧洲认为，对伊行动的唯一目标应是销毁那里可能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欧洲在“9·11”后的中东政策中不仅强调需要建立“反恐联盟”，而且提出更需要建立“发展联盟”；不仅必须反对邪恶的东西，更应当建立有益的东西。欧美之所以在“9·11”后对中东政策有所分歧，其原因之一是双方对“9·11事件”的评估不甚一致。欧洲多数人认为，“9·11”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但改变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美国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时如果总是肆无忌惮地从本国利益出发而不顾及其他，有可能导致错误甚至危险。
三、差异的根源
欧美对中东政策的差异并非始自“9·11事件”。实力地位与利益的重大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战略目标与达标工具的明显不同，是这些分歧的直接来源。进一步分析，欧美之间的分歧还有更深刻的世界观根源，这里包括时代观、战略观以及对“伊斯兰威胁”的评估。“9·11事件”使这些深层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来。
关于时代观。当今美国的时代观，也许可以以胡佛研究所《政策评论》杂志2002年4—5月号刊登的达克尔·麦克福尔的一篇题为“自由学说”的文章作代表。在这些人看来，一百年来，美国一直在“为自由而战”，从同“恐怖分子”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经同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到同苏联“极权统治”的斗争，美国已为此奋斗了整整一个世纪，而今的反恐斗争与反恐战争乃是这项“事业”的继续和发展。“为自由而战”，在美国本国维护其“自由民主”制度，同时又力图在全球推广其“自由民主”制度，这是肩负着“历史责任”的美国所认定的时代主题。(注：See Michael McFaul,“The Liberty Doctrine”,Policy Review,April-May,2002,p.112.)实质上美国是借此建立其自己的世纪性世界霸权。欧洲的时代观则不同。英国赫尔德等人合著的1999年出版的《全球大变革》一书中认为，当今的时代和欧洲中世纪有着相似之处。在欧洲中世纪那样一种体系中，没有哪一个统治者或国家在统治某一部分基督教众的意义上拥有主权。每一个统治者或国家都必须与下面的诸侯和上面的教皇及(在德国和意大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分享权力。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由领土国家、地方、跨地区或跨国家联盟、超国家因素等多种政治力量共存与发展的时代。从这一角度推论，赫尔德等人把当今时代称为“新中世纪主义时代”(注：[英]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See D.Held,A.Mcgrew,D.Goldblatt and J.Perraton,Global Transformations：Politics,Economics and Culture,PolityPress Limited,1999.)。“9·11”后，尽管欧洲人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力量明显等级化与不均衡的世界，有的欧洲人甚至称之为是美“帝国”时代，但欧洲主流不愿意看到美国单极世界的出现，更倾向于多极世界和多边主义。“9·11”后欧洲的言行已一再表明了这一点。
关于战略观。与不同的时代观相联系，欧美的战略观也有明显差异。欧盟与美国的全球战略的不同之处至少有下列六点(注：Dirk Messner,“Kooperative Weltmacht：Die Zukunft der Europischen Union”,Politik und Gesellschaft,Jan.2001.)：第
一，社会模式：盎格鲁—撒克逊和大陆欧洲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概念有重要差别。它们各自都想在全球推广自己的模式。虽然欧美资本主义大约五百年的发展史都带着侵略、奴役、掠夺和杀戮的浓重血迹，但是后期欧洲资本主义毕竟已有一百多年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而美国没有。欧美之间的这种价值观差异，是除了力量对比悬殊和利益所在不同之外的另一个决定它们当今战略分歧的深刻原因。第二，地缘经济：欧盟认为，稳定和充满活力的世界经济是以世界各地区经济紧密结合为基础的。因此，欧洲致力于区域内 外的合作。而美国则侧重于市场开放原则和自由贸易区，加紧与“战略伙伴”建立双边经济关系。第三，地缘政治：对欧洲而言，以有行动能力的关系密切的地区内及有效的地区间合作模式为基础，建立全球管理结构，这符合欧洲一体化的逻辑。而美国则更喜欢或由美国领导的联合，或是有美国参与的松散的地区联合或不联合(因为在这种联合或不联合中，美国可以尽可能地发挥重要作用)，或者侧重与“战略伙伴”合作。美国—以色列的关系是一个例证。第四，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在世界政治中，欧洲寄望于多边主义，强调共同利益、权力分享、相互照应和与其他国家协调利益，并以有约束力的共同游戏规则和合作为准则。美国则更喜欢推行实力政策，首先重视与战略伙伴的双边关系，倾向单边主义，“9·11”后进一步走向独断专行。第五，安全观与安全政策：欧洲人一直认为自己的安全是易受伤害的，因此重视“共同安全”，奉行缓和政策，看重多边机构。美国则相信自己的军事优势，并以天赐的地理位置为屏障，追求本国的绝对安全，往往不顾及其他，冷战时代的敌我友范畴仍在思维中占主导地位。“9·11”后进行的反恐斗争与反恐战争，暗含着美国力图重新树立本国绝对安全的形象和信念的考虑。第六，国际组织：欧盟支持有行动能力和有效率的国际机构，认为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很重要。而美国多年来一直在遵循削弱联合国的方针，并撕毁许多重要的国际协议，“9·11”后尤甚。
关于对“伊斯兰威胁”的估计。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和“伊斯兰威胁”问题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这里人们应该注意区分伊斯兰复兴的三种形式，即伊斯兰民间的复兴、泛伊斯兰的复兴以及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的民间复兴，对其他国家并不构成威胁，它主要是有关国家的内部宗教事务和宗教现象。新泛伊斯兰主义对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影响往往大于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它在对外宗教交往中，布道宣教活动是任何宗教都要从事的宗教活动，它可能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和某些负面影响。真正需要防范和对付的是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尤其是极端的伊斯兰主义。他们在伊斯兰名义下从事政治的而非宗教的活动，甚至是暴力和恐怖活动。“9·11”再次表明了这一点。但是欧洲多数人依然认为，伊斯兰复兴运动本质上是一种伊斯兰国家内部的宗教社会运动，它的主旨是企图解决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其主流思想并非企图在政治上与美国或西方对峙。即使要对恐怖主义实施打击，也应是合法的军事手段、政治外交手段和文化经济手段“三者结合”使用。而美国则更强调伊斯兰意识形态与西方民主和价值理念构成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伊斯兰教对立于西方，“原教旨主义”对立于现代性，僵化不变的传统对立于富于活力的变化，简单地回归传统对立于对现代生活方式的适应性。总之一句话，伊斯兰与西方是一种“文明的冲突”。亨廷顿甚至鼓吹，西方21世纪需要认真对付的，将是异源异质、咄咄逼人的伊斯兰文明和“东方儒教文明”或它们二者的联手。(注：参见全宜久、吴云贵著：《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92、102、107、768、769页。)显然，美国过分突出“文明的冲突”，并把它奉为决定国策的理论依据之一是不可取的。世人应尽力致力于“文明对话”——这也是欧洲的主要倾向。
总之，欧洲要想在中东起更大作用，要想在世界发挥更大影响，不仅须同主要盟国美国(以及联合国和俄罗斯等)搞好关系，同中东地区国家搞好关系，更重要的还是要发展壮大欧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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