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反雁行形态海外投资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雁行论文,中国企业论文,投资策略论文,形态论文,海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的海外投资生产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结果。从决定资金流向的因素看，国与国、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是一个重要因素。雁行形态海外投资生产理论就是主张经济发达国家通过FDI将在本国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向经济欠发达国家顺次转移的理论。若干个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依次建立起投资国与被投资国的关系，被形象地称为产业转移的雁行。雁行形态理论是阐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现象的一个主要理论，反雁行形态投资则是基于雁行形态投资的一种逆投资。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理论及雁行形态理论变迁
引力模型是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时的基本模型，自Anderson(1979)[1]首次借助引力模型来研究国家之间的投资问题后，引力模型几经发展，由最初用来分析双边贸易流量发展到现在用来分析双边的投资流量，得出投资流量与两国的经济总量呈现正相关性，但与距离呈现负相关性。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区位选择是一个重要内容，从理论流派来看，有以海默(1960)和尼克博克(1976)为代表的垄断优势与区位选择理论，有以弗农(1966)和小岛清(1977)为代表的企业技术优势与区位转移理论，也有Hirsch(1976)开创的交易成本与区位选择理论，以及邓宁(1977)，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等。所有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视角，即以发达国家为投资母国。[2]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长，而原有理论对其解释力却很有限。因此，Louis.Wells.Jr(1983)[3]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和Saniaya Lall(1983)[4]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均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拥有的是相对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是相比自身更为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Cantwell和Tolention(1990)提出技术累积——技术改变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应首先在周边国家投资，待积累经验后向其他国家扩展，获得丰富经验后为获得更加复杂的技术，再向发达国家投资。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从对象国的角度看是有先后顺序的。小泽辉智(1992)的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进一步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以不同模式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以及选择投资对象国的原则和步骤，仍然强调循序渐进的基本原则。[2]
雁行形态理论最初用于探讨日本国内的产业升级和替代规律，由赤松要最早提出雁行形态理论假说。其理论的原形是指，在后进国的工业发展过程中，工业品呈现进口——国内生产（替代进口）——出口三个环节的继起。后来雁行形态理论又发展出两个引申形，引申形A，即从产品的角度，由低附加值产品的进口、国内生产、出口到高附加值产品的进口——国内生产、出口过程的继起；引申形B，即从产业转移的角度，由经济发达国家依次梯度地向欠发达国家转移过程的继起。因此，引申形B的雁行形态理论是描述国家和地区间的产业梯度垂直转移理论。小岛清将其概括为边际产业转移，即转移产业是在转移国处于相对劣势而在被投资国处于相对优势的产业。[6]在现实中，雁行形态转移最典型的就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存在于日本——ANIES——ASEAN——中国、越南之间的产业转移和分工格局。
在雁行形态中，处于雁头、雁身和雁尾地位的国家和地区的收益是各不相同的，对雁行形态稳定性的要求也不同。相比而言，处于雁头地位的国家获益最大，因其转移出去的相对劣势产业，既可以延长产业的生命周期，又可以在海外获得投资回报，因此，其对雁行形态的稳定性要求最高。而处于雁尾地位的国家，虽然可以享受比较优势，但因其所处的被动地位，以及实现赶超发展的要求，总是寄希望于摆脱雁尾地位，也是破坏雁行形态稳定性的主要力量。以存在于日本——ANIES——ASEAN——中国、越南之间的雁行形态为例，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头雁日本的经济陷入低迷，作为雁尾的中国、越南的经济却快速增长，传统雁行的稳定性已经大为削弱，出现了雁行形态的种种变形。车维汉(2004)[7]将其归纳为“VWO动态发展模式”，即雁行形态成为水平分工与垂直分工的复合形态、“东亚整体咬合联动增长模式”、“合意分工发展模式”等，总而言之，是变雁行形态下的垂直分工为多样化分工。
反观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遵照雁行形态模式，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获取边际产业转移优势，即建立一队以中国为头雁的雁行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如果仅限于此，作为被投资国甘居雁尾地位，作为投资国建立另一队雁行，从战略上看未免狭隘，也不适应中国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要求。因此，本文提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反雁行形态策略，为以投资者身份展露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国企业提供一种选择。
二、中国企业反雁行形态投资的涵义和支持条件
在雁行形态引申形B中，事实上存在两列雁行，一列是由转移产业构成的，即从劳动密集型到资金密集型，再到低技术密集型的，由低附加值产业到高附加值产业的雁行；另一列是由投资国和被投资国构成的，从发达国家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再到发展中国家的，由高经济发展水平到低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的雁行。在上述雁行形态中，中国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处于雁尾的位置，即作为被投资国主要接受低附加值产业的投资生产。
反雁行形态投资的涵义就是要突破传统雁行形态中产业和投资地的经验规律，由中国向处于雁首和雁身位置的国家或地区投资技术密集型、服务密集型乃至知识密集型等高附加值产业。因此，反雁行形态投资可以形象地描述如下：
图1 反雁行形态投资的投资地视角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2 反雁行形态投资的产业视角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图1可以看出，反雁行形态投资的第一层涵义是中国向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高于自身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从投资动机看，既有规避贸易壁垒的因素，更是为了获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经验等，这是在雁行形态投资下很难获取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占有和扩大当地市场也应是动机之一。
从图2可以看出，反雁行形态投资的第二层涵义是从投资产业来看，以技术密集型、服务密集型乃至知识密集型等高附加值产业为主。也就是说，并非转移边际产业，而是将在国内还处于新兴或主导地位的产业向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或地区转移。
从上述反雁行形态投资的两层涵义可以看出，反雁行形态投资的目的与雁行形态投资截然不同，雁行形态投资是以延长本国居于竞争劣势的衰退产业的生命力为主要目的，因此，只能向比自身经济发展水平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投资生产。而反雁行形态投资是以分享学习效应，或是扩大市场占有率，或是参与全球竞争为主要目的，因此，反雁行形态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本质上是一种赶超策略。
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对中国企业而言是一种挑战。因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水平总体上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内，中国企业鲜有掌握核心生产技术的，经营管理方法和手段也不够科学现代，缺乏富有竞争价值的品牌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企业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的障碍。但反言之，如果以上种种劣势都不复存在，也就无所谓反雁行形态投资了。正是因为中国目前总体上还不具备向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投资的有利条件，才需要策略性地进行此类投资。
从现状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具备一些条件支持企业的反雁行形态投资，主要包括：
1.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长起一批具有相当资本实力，富有开拓进取意识，且相对优势较为突出的大企业，如电子信息产业内的联想、中兴、华为，家用电器产业内的海尔、长虹等。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效果的根本因素是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上述在各自领域形成了相对竞争优势的大企业，要想进一步成长壮大，必须广泛参与国际竞争，当代产业竞争的层次性为中国企业以己之长克人之短提供了可能性。
2.中国在某些新兴知识密集型产业具有一定的知识生产和创造，以及技术研发能力，比如生物工程、新材料、航空航天等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也是世界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竞相扶持的产业。对知识密集型产业而言，知识创新能力是竞争力的第一决定要素，中国在某些基础科学领域的研发能力并不低，这决定了中国具有跨越性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基本条件。而知识密集型产业聚集而生的特性也对中国企业的反雁行形态投资提出了要求。
3.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增强，中国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都有一种潮流化、时尚化的趋势，催生对富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一个国家，最大可能挖掘中国元素，将其贴上产业标签，以民族性畅行世界，是中国企业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的另一机遇。
4.中国改革开放引致的大规模人才向外流动，以及近十几年来的归国潮，造就了一大批通语言，具有先进的技术或经营管理知识储备，谙熟国外文化和市场的技术和经营管理人才。在企业对外投资中，人才是一个关键要素，特别是向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自身的国家或地区投资时，对人才的要求更高。中国目前的人才储备和培养能力，基本能够满足反雁行形态对外投资对人才的需求。
5.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也是一个有利的外部因素。在世纪之交，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鼓励企业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鼓励能够发挥比较优势的企业积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给予税收和信贷、信息等方面的支持。
6.国际分工的水平化趋势日趋明显。水平化分工也被称为产业内分工，是指特定产品生产过程中不同工序、不同区段、不同零部件生产在空间上分布到不同国家，每个国家专业化于产品生产价值链的特定环节进行生产的分工格局。产业内分工是国际分工深化的表现，既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企业切入国际产业分工提供了机遇，也为后发国家的企业发挥赶超效应创造了可能。
三、中国实施反雁行形态投资的主要产业选择
总体而言，反雁行形态投资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综观中国企业当前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有几种类型，即资源获取型投资，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市场占有型投资，以发挥比较优势，扩大市场份额为目的，也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贸易摩擦规避型投资，是为了解决贸易顺差问题，主要针对发达国家或地区所进行的投资；技术学习型投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学习效应，主要面向发达国家和地区所进行的投资；信息交流型投资，是为了更全面、快捷、方便地获取与交流信息，对高度开放化、国际性城市所进行的投资。[7]在上述几类投资中反雁行形态投资主要表现在技术学习型投资和部分市场占有型投资上，从产业来看，集中在几类产业上：
第一，高新技术产业。当前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技术和技术生产优势还掌握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手中。而且为了持久保有这种竞争优势，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会释放核心技术，甚至不会把高技术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我国的部分高新技术企业，虽然竞争力逐年增强，但总体而言，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仍处于中低端位置，为了享受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扩散收益和发挥学习效应，投资于发达国家并与当地企业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是一条有效途径。因此，高新技术产业是中国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的首选产业。
第二，知识密集型产业。相比高新技术产业而言，我国在部分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不很大，可以作为提高我国产业竞争能力的制高点产业来加以重点培育。而对知识密集型产业而言，因聚集而产生的知识和信息的扩散与共享效应，对企业能否把握前沿，有效创新至关重要。这类产业的企业聚集首先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因此，知识密集型产业是中国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的另一可选产业。
第三，带有强烈中国表征的产业。所谓带有强烈中国表征的产业，是指中国特有，或是源于中国，带有明显的中国符号，一旦提起马上令人联想到中国的产业，比如中药、丝绸、瓷器、中华餐饮、中医等产业。这类产业一般富有浓郁的中国文化内涵，国外消费者接受和喜爱这类产品或服务，最主要是源于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喜爱。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多样化、较高的购买能力以及对异域文化的感受欲望等都为带有强烈中国表征的产业对发达国家进行反雁行形态投资提供了市场空间。
四、中国企业反雁行形态投资的策略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虽然反雁行形态投资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还不会很高，资源开发型，以及基于雁行形态的边际产业转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占主要部分。但反雁行形态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地位不容置疑，是提升我国产业总体竞争力的关键一步。而要成功地进行此类投资，需要实施相应的策略。
1.学习型投资的策略
学习型投资是指为了汲取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创造新的企业比较优势而进行的投资。目前，学习型投资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一个主要目的，其成功实施的首要策略是准确的企业定位。这里所谓的企业定位有两层涵义，一是指中国投资企业的定位，需要该企业在国内乃至世界同类企业中具有相当的竞争优势，具有很强的学习基础和能力。如海尔、华为、TCL等一批在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全球化经营，并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投资生产的企业，都是本产业内的领先企业，能够满足反雁行形态投资对企业能力的要求。二是指在中国企业以兼并收购等方式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时，需要当地企业存在某种相对劣势，这是确保收购兼并计划能够成功实现的前提。也就是说，以己之长，克人之短。例如，中国联想公司成功收购美国IBM的PC部门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其次，反雁行形态的学习型投资要获得良好效果，有必要实施两端在外的经营策略，即在研发、生产、销售这三个主要经营环节中，研发和销售倚重被投资国市场，充分利用当地的研发基础、人才、消费能力等有利条件，在产业价值链的两个高端领域培育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例如，我国最大的通信设备制造商华为公司，在全球建立了8个地区部和32个分支机构，在美国硅谷和达拉斯、印度班加罗尔、瑞典斯德哥尔摩、俄罗斯莫斯科等地建立了多家海外研发中心，充分体现了研发在外的特点。而在自主研发能力得以增强而国内需求市场尚未形成之时，即华为已经具备全套3G设备提供能力而我国市场3G产品的商用空间尚未形成之时，华为又率先在市场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销售其3G产品，生产则在成本优势相对突出的国内进行，形成了两端在外的经营策略。如图3所示：
图3 高技术企业反雁行形态投资的两端在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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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学习型投资的对象产业延展策略。高新技术产业是中国企业反雁行形态学习型投资的核心产业，但不应仅限于此。围绕发达国家竞相扶持的知识密集型战略产业，如信息技术、生物工程、航空航天、新能源、环保等产业，中国政府和企业应以合资或独自创立知识和技术研发中心等形式，率先进入发达国家知识和技术研发机构密集的城市或地区，目的是享受知识共享和外溢效应。为了能够有效地分享外部效应，产业应选择在中国具有相对优势的领域。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业的竞争能力低下，而在这一领域内，各种服务创新手段、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由于市场、制度、政策等各方面的差异，发达国家的金融服务业不可能将最先进的经营内容和方法带到中国来，因此，也只有依靠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于最前端、最活跃的发达国家的市场，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最后，反雁行形态的学习型投资策略也应以成本最小、利润最大为目的。中国企业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反雁行形态投资除具有经济意义外，还被赋予一定的政治意义，是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一种表现。但毋庸讳言，企业投资的终极目的仍然是获取利润。目前，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状况并不理想，仅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企业可以盈利。学习型投资虽说是着眼于长远的战略，但也必须将盈利能力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因此，反雁行形态投资应是中国企业实施全球价值链整合，谋求长期利润最大化战略的一部分。
此外，特别是对学习型投资而言，政府着眼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扶持性措施也必不可少。例如，在发达国家普遍建立起来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在我国还未实行。如果我国海外投资者碰到东道国实行国有化或征用、实行外汇管制以及发生革命、战争、内乱等政治风险，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投资安全得不到保证，这将打击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积极性。[8]因此，借鉴发达国家扶持海外投资的一些成功经验和政策措施，建立起有利于刺激我国企业投资积极性的支持措施体系也十分必要。
2.市场占有型投资的策略
市场占有型投资的主要目的是进入当地或邻近市场，扩大产品或服务在当地市场的占有率。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进行市场占有型投资，在选择产业时差异化是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围绕中国化产业，以民族性来塑造和挖掘差异化优势。
其次，对中国化产业而言，差异化是获取竞争优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中国化产业要在发达国家的市场获得一席之地，必须具备强大竞争力。为此，需要政府对中国化产业，特别是产业内的核心企业给予一定的扶持，打造一批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中药、丝绸、陶瓷、中式服装、餐饮、旅游、文化企业，由它们在发达国家市场以独具中国特色的产品和服务来表现和传达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再次，中国化产业要想成功地实现反雁行形态投资，必须赋予产业更多的现代元素。也就是说，必须提高产品和服务生产的科学化、现代化水平。例如中药产业，必须遵循国外的药品生产法律和规定，做到品质管理的科学化、标准化等。同理，其他中国化产业也面临生产技术、工艺、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等问题。
最后，应充分挖掘中国化产业的文化内涵，突出中国元素，确定更高附加价值和利润的来源点。对投资于发达国家的中国化产业而言，产品和服务的基本功能不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而是要通过赋予产品和服务更深的文化内涵和时尚元素，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价值。利用世界性的“中国热”，深度挖掘、阐释与推广中国文化，将产品与服务作为中国文化的表达体来占有发达国家的市场。
总而言之，反雁行形态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任重道远，但时机已经具备，辅之以有效的策略，将可能收获越来越多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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