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深化论的反思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73年美国的麦金农和肖二人发表著名的金融深化论以来已有二十多年了，他们的主要理论是针对当时发展中国家实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利率和信贷管制、高储备率以及通货膨胀等政策提出批评，鼓吹实行金融自由化政策，提高利率，增加储蓄与投资，改善资金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理论及政策建议得到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赞同，并加以推广，同时也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赞赏，因而对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西方理论界对麦金农和肖的理论，有的赞同，并加以修正形成麦金农学派，但也有的提出了批判，近年来麦金农学派的一些学者对这一理论和政策进行了总结和完善，使之不断适应形势的发展。
一、麦金农、肖的金融深化论
麦金农、肖的金融深化论的核心是反对实行低利率（低于均衡利率水平）或负利率政策。他们曾于1973年建立了一个经济模型，认为金融自由化可以加速经济增长。同时批判了金融压制的危害，其中包括利率限制、高储备率、信贷管制以及各种对金融中介歧视性负担。麦金农、肖指出利率管制对经济有扭曲作用：(1)低利率鼓励提前消费，从而减少储蓄，使之降到社会最佳水平之下。(2)因贷款管制、贷款利率较低，因而贷款人可能将钱投向直接投资而不愿通过银行间接融资。(3)银行借款人可以低利获得借款，愿将借款投向资本密集型企业，减少投入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利于就业。(4)借款人中常常包括一些愿投向低收益项目的企业家，他们只愿借入低于出清市场的利率借款，不利于形成能出清市场的利率水平。此外，在信贷管制下，往往要求银行将贷款以官定低利投向国家规定的优先项目，而这些项目往往效益不佳，无法还款，形成银行大量呆帐，导致银行系统的脆弱性。提高实际利率可增加储蓄和投资，同时企业从事低于均衡利率的低收益投资也会受到抑制。投资平均收益提高，经济增长加速。因此，麦金农、肖的政策建议是提高利率，降低通货膨胀，取消利率和信贷管制，这样会增加投资效益，提高经济增长率。但他们认为成功的金融自由化必先严格财政纪律，控制赤字。因为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主要依靠上述强加于金融体系的歧视性税赋。大量财政赤字与金融自由化是有矛盾的。
麦金农对实际利率如何影响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分析是建立在两个假设上：(1)所有经济单位都限于自我融资；(2)投资金额不可细分，投资者在投资前必须先积累较大量资金。所以实际利率愈高，投资动机愈大。故对货币的需求愈大，投资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愈大。麦金农认为货币与物质资本是互补性的，特别适用于半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
肖舍弃了麦金农的自我融资假设，从债务中介观点来解释金融自由化的效果。他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大不相同，发达国家拥有精微的、复杂的、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可以便利地将储蓄转化为投资。金融中介的作用在于改善资源分配与决定人均收入水平。因此人均收入水平与金融机构的完善和成熟精微程度有着正相关关系。
肖建立的货币模型，货币关联着对私人部门的生产性投资。因而货币量与经济活动水平关系密切，通过银行中介的储蓄与投资的范围亦随之扩大。肖认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会增加储蓄与投资的动机，其结果会提高金融中介在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作用，同时提高投资的平均效益。金融中介一方面可以提高储蓄者的实际收益，另一方面又可以降低投资者的实际成本。
如果利率被官方定得低于均衡水平，金融中介作用就受到压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允许利率探寻其均衡水平，金融中介就可利用其专长有效地分配大量的投资基金，资金就会源源而来。肖认为成功的金融自由化，其先决条件应该是银行的同业竞争与自由准入。
肖认为包括货币在内的各种形式的财富的实际收益都对储蓄比例有正面作用。投资者不限于自我融资，所以麦金农论述的互补作用在这里不起作用。如果官方机构信贷不足，可以求助于场外金融市场。麦金农强调自我融资，货币与物质资本具有互补性，而肖认为借贷融资无互补性。但人们认为二者之论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大多数项目的资金来源既有内部积累资金，又有借贷资金。
总而言之，麦金农、肖的基本观点是，各种金融压制，包括利率信贷管制、高储备率以及其引发的通货膨胀，会减少持有货币等金融资产动机，从而减少可贷资金，不利于投资及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金融压制降低投资的质与量，而金融自由化可以增加投资的总量和效率，可以增进经济增长。
二、麦金农、肖学派
自1973年以来，麦金农、肖的金融深化论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逐渐形成了麦金农、肖学派。
第一代的麦金农、肖学派盛行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包括盖尔毕斯(V.Galbis)、卡普尔(B.Kapur)、马锡山(D.Mthieson)和弗赖(M.Fry)等。
他们扩大了麦金农、肖的理论框架，建立了一个宏观经济模型，其中金融压制的基本工具是低于市场均衡利率水平的官定存款利率，有时还包括高储备率。金融压制模型中货币需求是存款实际利率的函数。当名义利率固定，而通胀率增高时，就会减少实际货币需求。当银行实际负债（存款）紧缩时，银行向企业生产提供的贷款也紧缩，此外，在资产组合框架内，较低的存款实际利率将鼓励人们用金银、房地产等以防通货膨胀后货币贬值，而不是通过银行存款用于生产性投资。生产性资本积累减少，降低经济增长率。所以使经济最优增长的方式是利率达到竞争性市场的均衡利率水平。不过，即使存款利率自由化了，如果储备率仍然很高，也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为银行储备率太高必然会紧缩贷款。
他们的政策建议是放弃存贷利率高限，取消信贷管制，降低储备率，使金融体系自由竞争，自由准入。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主张外汇和外贸自由化。同时，他们认为利率自由化政策也是一种稳定经济的政策，它可以避免上述紧缩货币、紧缩信贷对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从而造成某种程度的经济紧缩。
第二代麦金农、肖学派盛行于80年代，代表人物有普罗斯科特(E.Proscott)，戴蒙德(D.Diamond)，卢卡斯(R.Lucas)，史密斯(B.Smith)，格林伍德(J.Greanwod)等。第二代学者重视金融中介的基本原理的作用，并阐述了金融中介是如何诞生，怎样服务的，他们阐明金融体系可以鼓励个人减少其持有的非生产性有形资产，将储蓄投向生产性投资。同时还可以改善投资资金的分配，如可以集中资金，获得信息，把资本投向效益最高的地方，从而提高资本的平均报酬率。同时可以对投资提供长期资金，可以使人们减少风险项目投资，鼓励人们只拥有资本的所有权。这样金融体系可以引导资产组合倾向于生产性投资，增加生产性投资的质与量。
三、对金融自由化的批评
麦金农、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实际上是以提高实际利率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及政策在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过程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受到一些西方学者的批评。这种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主张低利理论与政策的凯恩斯及后凯恩斯学派，其二是新结构主义学派。
后凯恩斯学派主要从有效需求的观点来反驳麦金农、肖理论。他们认为，不是储蓄决定投资，而是投资决定储蓄。高的实际利率将抑制投资，从而抑制储蓄。投资的缩减通过乘数作用降低经济增长率。此外实际利率提高，实际储蓄可能增加，居民的实际消费下降，减少社会总需求。同时，高利率增加公司的成本，降低投资收益率，抑制公司投资动机。金融自由化往往伴随贸易和资本流动的放松或自由化。外资流入追求高效益，这样会导致汇率高估，抑制出口，减少有效需求。与此同时，利率高估加重公共投资计划，也会减少有效需求。另外，银行往往短借长贷，实际利率提高往往引发银行亏损：一种可能是减少投资项目融资；另一种可能是银行从事高风险项目贷款，增加了金融业的不稳定性。
新结构主义学派在80年代兴起，他们猛烈抨击麦金农、肖的金融自由化，代表人物有科沙卡(A.Kohsaka)，泰勒(L.Taylor)，温京伯根(S.V.Wijinbergen)，斯蒂格里兹(J.Stiglitz)等。这一派人各有一套理论模型。虽然不太一致，但基本观点可归纳如下：
1.与麦金农学派不同，他们的模型建立在下列五点上：(1)工资由某种体制决定，或由劳资双方讨价还价决定。(2)通货膨胀由劳资双方力量对比决定（也受经济情况影响）。(3)储蓄来自利润，而不是来自工资。(4)价格水平由成本加成决定，而成本包括工资、进口品价格、流动资本融资（即利率）。(5)发展中国家对进口原料、资本品和中间产品需求迫切。(4)和(5)暗含着如果实行限制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以及外汇贬值，提高进口品价格等会产生滞胀——加速通胀而同时降低经济增长率。
2.他们认为，场外金融机构（如私人钱庄和高利贷者）融通储蓄和投资是发展经济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们认为这种场外金融市场既富于竞争性又很灵敏。商业银行必须缴纳储备金而场外金融市场不交纳储备金。这样，商业银行在中介过程中有漏出，因而不如场外金融机构对储蓄和投资的中介作用充分和有效。
3.提高场外金融市场利率会提高物价水平，因为它增加了流动资本的成本。它们认为价格是成本加成决定的。此外提高场外金融市场贷款利率会抑制投资减少产量。所以提高存款利率也会提高场外金融市场利率，它会减少流动资金的供应总量，抑制经济增长。流动资金供应由银行系统和场外金融市场共同供应。
4.新结构主义的典型理论是提高利率会增加生产成本，降低工资，从而形成滞胀，而根据资产组合分配模型，金融自由化会提高物价，降低产量，也会形成滞胀。
5.一些新结构主义者如斯蒂格里兹从市场失灵来批评金融自由化，主张国家适度干预与管理，他认为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收集、整理信息，把信息用于合理分配资金和监督其使用。放任金融市场自由化会造成市场失灵，金融体系动荡。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多种市场失灵。其一，因为监督银行需要完备的信息，但实际往往信息不灵，监督不力，导致银行从事高风险投资；其二，如果一些银行破产，存款人心存恐惧，到银行挤兑，连锁反应将酿成金融危机；其三，如果银行贷款给某公司，助其发行股票，买股票者误认为银行监督的这家公司财务良好，实际却并非如此。如此众多的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政府干预的特点是：(1)有强制和禁止的权力；(2)政府对其活动有限制能力，政府作为保险人可以使用激励或限制行为加以干预，比如增加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斯蒂格里兹甚至认为适度的金融压制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是有益的。金融压制可以改善资本分配率：(1)降低利率可以改革相互担保的集群贷款申请者的平均质量师。(2)可以降低资金成本，增加公司的净资产。(3)可以与出口鼓励联系，加速经济增长。(4)信贷直接管制可鼓励向高科技产业投资。
综上所述，金融深化论既有合理、积极的一面，又有片面、消极的一面。特别要指出的是，金融自由化并非让金融业完全放任自由，政府必须加强管理和引导，对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健性进行谨慎的监督，兴利除弊，提高金融业的运作效率。
四、麦金农、肖学派近年来对金融深化论的完善
麦金农、肖学派在第一代、第二代修正补充的基础上，接受了反对派的某些批评；同时实证考察了二十多年来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其学说仍在继续完善之中。近年来该学派的一些学者，甚至包括麦金农本人，随着形势的发展，对金融深化论的理论与政策作了若干修正与补充，以下分别阐述：
1.现实中利率管制在发展中国家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即使在亚洲国家，利率也很少立即全部放开，更不用说自由化到市场均衡利率的程度。在拉丁美洲国家，取消了利率高限，利率立即上升到扰乱金融的地步。所以完全立即实行利率自由化，来达到稳定经济的目标是令人怀疑的，而加强金融监督和价格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应该是金融自由化的先决条件。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持原有理论的基本观点，认为存贷利率高限与管制会扭曲经济。在贷款利率高限低于均衡利率水平会恶化收入分配状况：(1)大借款人取得大量低利率贷款得盈利而小借款人特别是家庭式小企业得不到贷款导致收入恶化。(2)大量贷款流向资本密集型企业，减少对劳动力需求，非技术劳力工资下降。此外低效小企业与大垄断企业并存形成二元经济，扩大工资收入差距，经济权力的集中造成经济低效益。与利率高限并存的直接信贷管制会减少金融体系的灵活性而增加脆弱性。贷款范围受到限制会减弱存款吸引力，迫使金融机构增加风险贷款，从而造成大量拖欠与坏帐。
2.鉴于以上经验，他们赞成渐进的自由化措施，如果完全立即实行自由化其风险太大。麦金农本人在1986年的一篇论文“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发展”中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缺少股票市场，又缺乏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承担的最后贷款人支持，也缺少存款保险制度。一旦完全解除利率管制，银行追逐高风险利率贷款，坏帐大量增加，容易形成倒闭。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应加强对银行的有效监督。他特别指明金融自由化并不等于放弃政府对银行和其它重要金融机构的监督。此外他还指出物价稳定，抑制通货膨胀也是自由化的资本市场与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3.总起来看麦金农学派模型的共同特点是最大增长型的存款利率是竞争性自由市场均衡利率。提高均衡利率可以增加信贷供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含义是放弃利率高限，放弃信贷管制，消除高储备率，金融体系自由准入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分析证实：把存款实际利率提高到自由市场利率水平可以大大提高投资产出率（产业／资本）。14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证实，实际存款利率同产出／资本比例，以及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4.成功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的两个先决条件是宏观经济稳定与适当的银行监督。他们认为价格稳定、财政纪律较好和政策信誉高是过去30年来亚洲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较成功而拉美国家失败的三大重要因素。他们首先认为急剧波动的通货膨胀会破坏现行金融市场的稳定，阻止其进一步完善发展。在抑制通货膨胀时，货币管理与财政纪律特别重要。麦金农本人很重视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他指出：财政赤字控制必须先于金融自由化，如果财政赤字继续扩大，金融自由化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另外，宏观经济稳定要求建立起协调连续一贯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同时必须有政策的信誉，要使人们对政府政策有信心。世界银行经过长期调查研究认为：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成功条件是：(1)宏观经济稳定；(2)财政纪律良好；(3)法规、会计制度、管理体系完善；(4)取消对金融体系歧视性税负（如利率高限，信贷管制，高储备率等）。他们还具体指出加强监督的几个条件比如必须有合格的专业人才，加强对银行的审计监督，全面考核，检查其贷款结构与贷款质量等。以上这些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新结构主义斯蒂格里兹市场失灵和国家干预的主张。
5.90年代以来第二代的内生增长型经济发展理论较流行，它们强调金融体系的完善与渐进时序。它们援引中国台湾省和韩国的例证说明金融自由化不仅是实际利率提高到接近市场均衡利率水平，而且须全面的金融体系改革，如改善银行管理、稳定物价，改革汇率等。在利率改革上也应采取渐进政策，利率太低抑制储蓄，减少生产性投资，资金来源固然不好。但急剧改革如阿根廷、智利等国的完全自由化使实际利率急剧上升带来灾难。政府可以采取先提高利率进行干预，等到物价稳定，银行监督完善再进一步改革。并且指出完全充分的金融自由化不一定是快速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拉美经验可作证明，关键是实际利率应接近市场均衡利率。鉴于发展中国家缺乏完善的金融市场，因此建议利用公开拍卖国库券以确定市场利率。取消银行卡特尔协定来确定利率高限，建立货币市场，以银行拆借、回购协议、商业票据、CD作为货币市场工具也是好办法。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工具应以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政策和储备率三大工具灵活操作，先建立货币市场便于推行公开市场政策，然后逐步完善资本市场。此外他们还论述了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投资的产出率，即投资质量而不完全是投资数量。还有，对银行管理的改革、风险管理、大量坏帐处理以及建立有效的支付系统，培养专业人才等都作了较详尽的论述。这些表明第二代麦金农学派对完善金融体系与金融中介的重视。
五、结论与借鉴
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金融改革的潮流，重点在放松管制或自由化（市场化）以及国际化等。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卷入这一潮流。
麦金农、肖提出金融深化理论与政策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他们针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压制下不利于经济发展和增长提出了金融市场化或自由化的理论与政策。既符合当时的世界金融自由化的潮流，也在相当程度上符合许多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要求。因此得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赞同与推广，也得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首肯和采用。当然在改革过程中有的有一定成效，如一些亚洲国家，有的因急于求成，采取完全急剧自由化方式，结果遭到失败，如一些拉美国家，不得不重新加以管制，再逐步放松。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他们总结出几点：(1)逐步改革，采取适合国情的渐进方式；(2)宏观经济稳定，特别要抑制通货膨胀；(3)对金融业在改革过程中有一套合适的规范管理程序与监督体系。自由化不是放任不管，而是有指导有秩序地改革，这些经验都值得我国加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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