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思想论文,试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二代集体领导的核心，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种种困难，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在许多方面继承、发展和丰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
实事求是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条马列主义的思想路线。20世纪20、30年代毛泽东在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可以这样说，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的新民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毛泽东和我党仍然坚持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初步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遗憾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在国内外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下，我们逐步偏离了正确的思想路线，造成了许多失误，甚至导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当时中央领导人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党和国家的工作仍然处于徘徊不前的局面，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没有得到恢复。
邓小平率先批评和抵制“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7年4月，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此后，他在出来工作后的多次讲话中，一再提醒全党同志要解放思想、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当理论界开展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时，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积极倡导和推动了这一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高度评价了这一场大讨论的重大意义。经过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得到恢复和确立，其中凝聚了邓小平的重要贡献：
第一，邓小平强调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6页。）这一对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和核心（当然也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和核心）的明确表述，在我党思想理论史上还是第一次。邓小平还说，违反了这一根本点，实际上就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8页。）
第二，实事求是是确定政治路线、实现政治路线的保证。邓小平指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1页。）当我们确定了实现四化、改革开放的根本政治路线之后，也要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实现。“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我们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因此，每个人都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5页。）
第三，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有机地统一的。首先，离开实事求是谈解放思想，就是纯主观的空想；离开解放思想，以“本本”为教条，也不可能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4页。）其次，实事求是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统一的。“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8页。）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可能实事求是，或是坚持实事求是就不能要四项基本原则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正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国家的面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正是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创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在党的十二大的闭幕词中，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毛泽东坚持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一贯思想的进一步运用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包括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第一，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外国有些人企图把中国能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国内有些人也打着“改革”的旗号要搞“全盘西化”。邓小平一贯批判这种错误的思想，反复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7页。）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国实行资本主义道路而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引起历史的大倒退。从1982年的反对精神污染起，邓小平实际上一直谈论这个问题，可惜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由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以至出现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危及到国家前途的政治风波。血的教训和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特点出发，按照中国的国情办事。这是邓小平科学地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特殊的国情得出的正确结论。从经济上说：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从政治、思想方面来说，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历史传统来说，既有优秀的文化遗产，又有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和资本主义的流毒渗透；从国际环境来说，中国是在和平与发展这两个主要趋势下进行现代化建设；总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特殊国情的实际出发，谋求自身发展，既不能像过去那样照抄照搬苏联那一套，也不能原封不动地移植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
二、科学地分析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果断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
无论是历史经验事实或是理论本身都要求，只有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作出准确的估计之后，才有可能正确确定党的工作重点。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所以有正确的路线、政策，与毛泽东同志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之所以不能够带领全党及时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正是由于他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分析不够准确，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势存在着错误的估计。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带领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继承了毛泽东思想关于矛盾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纠正了毛泽东在主要矛盾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某些错误观点，既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矛盾学说，又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第一，邓小平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他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2页。）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但建国以来我们忽略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致使经济落后，满足不了人民的需要。根据邓小平的分析，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我国的主要矛盾做出了科学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邓小平还从战略的高度提出了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重要策略。他特别强调要发展生产力。他说：“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28页。）为了发展我国的生产力，一方面要改革那些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要对外开放，引进和吸取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第二，既要防止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又必须正确处理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晚年犯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实践已经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但是，否定毛泽东晚年的这个错误时，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在目前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遗留形式。因此，必须反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错误观点，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善于处理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如果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反对，对于经济犯罪，刑事犯罪等不坚决打击，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
第三，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这其中包含着邓小平的努力。刚进入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指出，近三十年经过几次波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吃了好多苦头，始终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现在要横下心来，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搞经济建设。1986年底的学潮过去后，邓小平说：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变。经过几年的反复实践，党的十三大形成了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经历了苏东剧变和“六四”风波之后，是否仍坚持经济建设为党的工作的中心？是否还要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明确回答了这一问题：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不能因为出现了这次风波而停止改革开放，绝不能回到过去那种把经济搞得死死、闭关自守的年代里去。
三、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各项工作，丰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
唯物辩证法是马列主义的重要的理论基础。毛泽东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一生非常重视按照辩证法办事，并特别声明：“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注：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可见，在我党历史上，邓小平在坚持按辩证法办事方面是有突出建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仍然坚持用辩证法指导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邓小平的著作和谈话中就充满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这是对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又是对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除此之外，邓小平还在下面几个方面继承、丰富、发展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
第一，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统一。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十多年里，邓小平一直是改革开放的倡导者，总设计师。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实践已经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巨大变化。因此，即使出现了“六四”风波之后，邓小平清醒地指出：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不但要坚持，而且要做得更好、更稳，甚至更快。
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总是坚持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的辩证统一，反对那种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谈改革开放、谈四化建设的错误观点。他说，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我们的发展道路。他又说，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政策的两个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由此可见，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主张，即主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改革开放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后一种“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要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十多年来我党和我国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最可宝贵的经验。”
第二，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法。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当家作主）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根本制度规定并体现着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及方向。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则是根本制度的体现。把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加以区分，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辩证法理论的一大贡献。这种区分，一方面说明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否定或取消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另一方面则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因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防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
邓小平还论述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辩证关系。早在1980年，他就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但从整体上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搞得较快，较深入。因此，邓小平在1986年夏秋季时较集中地论述了政治体制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的问题。1986年6月，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当然，政治体制改革也要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进行，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第三，变与不变的辩证法。事物都在不断地发展，因而总是要“变”；但又要保持一定的稳定，因而又是“不变”的。邓小平结合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论述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首先，变或不变要从基本的路线方针来说，不能仅从个别的、局部的东西来说。在1986年底的学潮之后，国内外有人怀疑我党的政策变了，邓小平说：“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1页。）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1989年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07页。）可见，不变是指基本路线，方针要保持稳定，变则是指个别具体措施要根据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其次，变不变，要从事物的全部方面、全部关系来说。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中国的政策基本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四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又说：“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带有片面性嘛！看中国的政策变不变，也要看这方面变不变。”“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7-218页。）由此可见，基本政策的“变”会影响到其他方面，因而应尽量“不变”；而具体措施、个别语言的适当的“变”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
四、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视政治思想教育，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表示社会进步的一对范畴。党的十二大的报告对这一范畴的科学含义作了明确解释：“改造社会的成果是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可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一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仅一贯强调物质文明的建设，重视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同样也非常强调精神文明的建设，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了许多重要指示和论述。这些论述继承、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观点，尤其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第一，阐明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关于二者的关系，邓小平认为，物质文明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了，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由于过去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但是，在此同时，不可忽视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可见，物质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的建设起推动作用并保持它的发展方向。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08页。）1980年12月，他又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7页。）
第二，重视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一出来重新工作，就自告奋勇地主管科学教育工作，并先后在全国科学大会、教育大会、文学艺术工作会上做重要讲话。这些讲话在当时大大鼓舞了全国的科学、文化、教育、艺术工作者，对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的有重要影响。他曾说过，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并且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培养出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
第三，特别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培养“四有”新人。邓小平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7页。）对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的这样说明有十分重要意义，这意味着要注意精神文明建设中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的关系。邓小平说：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对外开放是十分必要的，但要防止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渗透、警惕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策略，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公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1989年，邓小平总结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时说：十年中最大的失误在于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没有教育全体人民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五、对群众构成作出科学估计，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
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重要的贡献。邓小平一贯重视党的群众路线，他指出，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他还把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放在一起，认为这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党的作风中最根本的两条。邓小平不仅坚持了党的群众路线，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
第一，针对过去偏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群众经验、群众意见的教训，重新确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群众路线必须置于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又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方面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认为这三个方面融为一体，不可分割。这样，党的群众路线被重新置于一个科学的基础之上，克服了过去那种或夸大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或把主观意志强加到群众头上的错误倾向，使得党的政策更加顺民心、合民意。
第二，从我国社会阶级的状况的实际出发，对人民群众的构成作出了科学的估计。过去，我们对“群众”的说明常有偏颇之处。比如，在“文革”中，认为农民仍然是会大批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又比如，在不少人的心中，知识分子不包括在“群众”之内。1979年6月，邓小平指出：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我国农民已经是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5-186页。）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邓小平的这个估计从根本上解除了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尊重和依靠知识分子，犹如尊重和依靠工人、农民一样，是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在新时期的一个新特点和新发展。
第三，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行体制改革，通过制度、体制来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邓小平曾说过，和人的因素比起来，体制更带根本性、全面性和稳定性。“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为此，邓小平认为必须对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而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使这些体制成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保障。1986年6月至11月间，邓小平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多次谈话中不断强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说就是要调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克服官僚主义。强调从制度、体制上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是邓小平对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贡献。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指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风建设的核心。这一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的上述思想是一致的，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进一步发展。
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理论风格，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强大的生命力，是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我们应学习邓小平这种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为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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