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1]2016年在《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文中研究说明论文是关于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实体经济越强,综合国力的基础越坚实。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成长,经济社会就不可能健康持续发展。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叁者之间关系密切。实体经济是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就没有可靠的经济基础;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两个“引擎”,没有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及其有效协调配合,实体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因此,系统地研究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研究的主要内容(1)构建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对相关概念的定义及内涵进行了界定,分别建立数理模型分析了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财政分权、财政支出、税收优惠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确定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实体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2)统计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分别利用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特征及区域差异;从社会融资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性、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投放等方面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3)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从规模、动力和结构叁个视角出发,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4)基于论文实证研究结论、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设计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配合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并提出了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2.研究的主要结论(1)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体经济呈快速增长趋势,但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较大的区域差异。1978年以来,中国实体经济总量增长了近15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46%,2014年实体经济总量已达551342亿元。2008年以前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2008年以后内陆地区实体经济增长率高于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呈现出“内陆经济崛起”新格局。实体经济空间相关性呈倒“u”型变动趋势,2008年达最大值0.353;2008-2010年间中国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呈明显的“v”型变动趋势。衡量实体经济区域差异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叁个指数均较大,且集中在0.28-0.43之间波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实体经济总量之比为3.18:1.49:1,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明显高于沿边地区和内陆地区。(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两个变量的系数全部显着为正,说明二者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越高,实体经济增长越快。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实体经济区域发展极不协调差距极为显着,二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协调,叁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协调,四是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不协调。(3)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配合不协调显着地制约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衡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的交叉项的系数全部显着为负,说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负向作用,显着地制约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实践过程中,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配合不协调,政策效率偏低。(4)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需要构建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协调配合的长效机制。具体来讲主要包括9个方面:科技金融促进机制、多元金融协调机制、绿色金融服务机制、政府投资驱动机制、财政补贴引导机制、税费减免扶持机制、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资源成果共享机制和国有民营协同机制。3.研究的重要观点(1)实体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增长,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就不可能长期和谐稳定。全民重视实体经济和回归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才是发展硬道理。(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不仅需要进一步提升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更需要强化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的紧密合作与协调配合。(3)金融业态深化既要加快金融产业市场化发展,又要坚持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金融业态深化必须以实体经济可持续增长为基础,实体经济增长必须依靠金融业态深化的有效支持,二者缺一不可。(4)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主体,是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优良环境,要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协调发展。(5)强化技术创新既是实体经济规模扩张和动力转换的基础,又是实体经济增长绩效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必须有效协调配合增强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动力。4.研究的政策建议(1)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加大基础建设有效投资。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增加有效投资,不能为创造GDP而盲目的增加无效投资或重复投资。(2)完善区域产业政策加快实体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塑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找准重点突破领域,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端制造业;多措并举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3)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提升实体经济科技创新能力。多管齐下提高财政金融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创新实体企业科技研发经费管理模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经费的投入和运用管理。(4)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实体经济人力资本存量。强化校企合作、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颁布大学生就业新政策,完善企业内部人才培养计划,加快实体企业人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促进实体经济国际化。加快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加强对外开放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国际区域合作,鼓励实体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
王伟强[2]2017年在《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与可持续性研究》文中提出财政政策是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但关于财政政策效应在宏观经济领域一直饱受争议,凯恩斯学派与古典学派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始终持有不同观点。自Giavazzi和Pagano(1990)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具有非凯恩斯效应以来,传统凯恩斯理论便受到极大挑战,同时促使一些学者开始从非线性视角解读财政政策效应产生分歧的根源。研究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有助于政府准确把握财政政策在不同时期或阶段的效应类型与作用力度,并依据宏观经济运行特征及时制定恰当的财政政策,进而提高财政政策调控的有效性与针对性。为了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和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政府通常会实施赤字财政政策,而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持续攀升易于诱发财政风险,甚至导致财政政策不可持续。鉴于财政政策可持续性是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的必要条件,为此,在论证财政政策存在非线性效应的同时,亦有必要从非线性视角重新考察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研究了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形成机制、财政政策冲击效应的非线性特征以及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叁方面内容。首先,本文从消费者异质性和经济周期波动视角对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微观与宏观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通过将居民划分为李嘉图式消费者和拇指规则型消费者两种类型,构建了一个新凯恩斯DSGE模型,实证考察了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与居民消费异质性的关联作用。经过参数校准和数值模拟,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作用取决于消费者结构,随着居民中李嘉图式消费者比重的上升,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会逐渐由凯恩斯效应向非凯恩斯效应转变,从而产生了非线性效应;在不同消费者结构下,政府支出对产出始终保持正向影响,符合凯恩斯效应;但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具有负向影响,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考虑到财政政策效应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经济衰退时期和经济扩张时期)通常会发生显着差异,本文基于STVAR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联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周期波动导致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产生了非线性效应,但政府支出对产出和私人消费并不存在非线性效应。当经济衰退时,政府税收对产出、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作用方向在短期和长期恰好相反,但作用强度明显大于经济扩张时期,并且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政府税收对产出和私人消费具有非线性效应。政府消费对产出、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作用动态与政府总体支出的冲击响应较为类似,但政府投资对产出、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动态影响与政府消费差别较大。其次,在探究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微观与宏观形成机制基础上,本文又分别从全国和地区层面对财政政策冲击效应的非线性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从国民经济多个部门广泛选取变量,构建tvp-sv-favar模型对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我国财政政策冲击效应具有显着的时变特征,但财政政策对产出只有短期影响,没有长期影响,其中政府支出对产出表现为凯恩斯效应,而政府税收对产出产生了非线性效应。财政政策对私人需求同时具有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其中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和私人投资存在非线性效应,而政府税收对私人消费具有非线性效应,对私人投资仅有凯恩斯效应。与此同时,利用地方政府规模作为转换变量,通过构建pstr模型对地方政府支出与其产出增长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政府支出对产出增长具有显着的门限效应,在政府规模达到16.841%前后,政府支出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政府支出对产出增长的凯恩斯效应会逐渐弱化。我国大多数地区的政府规模仍然处于合理区间,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的省区基本分布在西部地区。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随着政府规模的变化,政府支出对产出增长的影响会在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之间发生转换,在西部地区,政府支出与产出增长之间关系的非线性变化特征与全国整体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就政府支出类型而言,政府消费对产出增长同样存在显着的非线性效应,当政府规模逐步扩大时,政府消费对产出增长的影响会从凯恩斯效应变为非凯恩斯效应,但政府投资对产出增长始终表现为非凯恩斯效应。最后,鉴于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真实存在,这意味着财政收支的调整过程同样具有非线性特征,继续采用传统的线性协整方法展开研究,便不能深刻揭示我国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实际状况。为此,本文在政府跨期预算约束理论框架下,分别从全国和地区层面,基于非线性协整方法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进行了实证检验。与门限协整模型相比,时变协整模型能够更加精准的捕捉到变量协整系数的时变特征,本文通过构建时变协整模型对我国财政收支协整关系检验后发现,我国财政政策具有弱可持续性,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不但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协整系数始终介于0到1之间。根据时变协整系数的变化特征,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和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时变协整系数曾出现大幅下跌,表明财政收支关系受到过强烈冲击;而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和经济“新常态”时期,时变协整系数表现平稳,基本维持在0.9以上,财政收支关系并未受到显着影响。在从全国层面考察我国财政政策可持续性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运用结构突变与截面相关面板协整模型研究了我国地方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结果表明,在考虑面板数据结构突变和截面相关性特征情况下,地方财政政策仍然具有弱可持续性,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之间存在显着的协整关系,同时基于dols方法得到财政收支的协整系数估计值为0.444。根据各地区财政收支关系结构突变时点估计结果,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对地方财政收支关系存在广泛影响。此外,非参数granger和异质性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均显示,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都具有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财政收支关系符合“财政同步假说”,为了保障我国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当政府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时,应同时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方面入手采取对策,将财政失衡逐步调整至财政均衡。综合上述研究,本文首先从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形成机制出发,分别基于微观和宏观视角探究了消费者异质性和经济周期波动与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关联性;然后从全国和地区层面,依次检验了我国财政政策冲击效应存在的时变特征和门限特征;最后在证实我国财政政策具有非线性效应的前提下,进一步考察了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杨晓妹[3]2014年在《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就业是民生之本,它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政治问题。如何实现充分就业,向来都是世界各国政府和经济学家面临的重点与难点问题。一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着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的现象。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失业问题严重,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以及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等趋势凸显。在国内外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就业局面更具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理论和实践表明,市场机制在解决就业问题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失灵,政府对扩大就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工具之一,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就业促进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将解决就业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出台了不少促进就业的财税优惠政策。财政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如何,预期效果是否达到,有待于进一步验证。本文力图从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理论与实践出发,在深入分析财政政策就业效应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实证检验财政政策工具及财政政策调整对就业的影响效果,为完善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体系做出有益的探索。全文共分为7章,由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叁部分组成。其中,第一章为导论部分,第2章为理论基础部分,第3章是实践分析,第4-6章是实证检验部分,第7章为综合评价和优化路径。第1章,导论。本章主要包括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对国内外文献回顾与评述,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具体的结构安排,指出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2章,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理论分析。本章阐释了就业的基本理论和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作用机理,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首先,就业的一般性分析。包括就业与失业基础理论、现代西方就业理论的历史演绎及述评、就业的影响因素；其次,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作用机理分析。结合就业的一般性分析,从整体和分步两个层面对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运行机理进行详细分析。第3章,我国就业制度与财政政策实践分析。本章回顾了就业制度和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的演变历程,并对就业现状及其成因进行分析,是本文的现实分析部分,为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提供现实依据。首先,对我国就业制度的历史演进进行回顾；其次,对我国就业现状进行总体判断和成因分析,并对就业的未来趋势进行预测；再次,对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第4章,财政政策就业效应：基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及均衡的实证分析。本章主要从微观层面分析财政政策的就业效应。根据内生增长模型,以家庭和企业的最优劳动供需选择入手,数理推导了财政政策工具对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以及劳动力市场均衡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宏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一,财政政策劳动供给效应的实证分析。主要从劳动供给总量和结构两个层面进行考察。首先,使用中国宏观经验数据对财政收支变量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其次,运用劳动供给模型和微观模拟方法,实证检验了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不同性别群体、不同所有制企业员工、不同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结构的影响效果。第二,财政政策劳动需求效应实证分析。首先,通过构造动态劳动需求模型实证分析财政收支变量对劳动需求总量的影响效果。其次,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实证检验积极就业支出和消极就业支出对缓解不同收入家庭的劳动需求的实施效果。第叁,财政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均衡影响的实证分析。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实证检验财政收支对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影响。第5章,财政政策就业效应：基于宏观经济均衡、增长及波动的实证分析。本章主要从宏观视角介入,分叁部分详细阐释财政政策的就业效应。第一,从整体层面上,通过宏观经济均衡分析框架,运用中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收支政策对就业的影响。第二,以经济增长为传导媒介,建立一个包括财政政策、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叁者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及结果,力图还原财政政策到经济增长,再到就业的传导路径。第叁,从动态角度,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财政政策、经济波动与就业波动的联动效应。第6章,财政政策就业结构效应：基于产业、城乡及区域视角的实证分析。本章主要是财政政策与就业的宏观效应的考察。从总体和结构两个角度,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研究财政政策对产业、城乡及区域就业结构的影响。第7章,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综合评价与优化路径。依据理论分析、现实分析以及实证结论,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就业效应进行综合评价,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阶段国家就业形势和经济目标,提出进一步促进就业的财政政策优化路径。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本论题进行了一定的拓展和深化,可能的创新性探索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研究视角的多维性本文从微观到宏观、从整体到结构、从静态到动态多个维度对财政政策就业效应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分析。①微观和宏观结合。一方面,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首先对财政政策的微观就业效应进行阐释,随后在微观效应基础上,结合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乘数原理等对财政政策的宏观就业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另一方面,实证部分也延续了从微观到宏观的脉络。其中,第四章从微观层面对财政政策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以及劳动力市场均衡效应进行局部均衡分析；第五章和第六章从宏观经济均衡、增长和波动视角对财政政策的宏观就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②整体和结构结合。在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作用机理分析中,先对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传导路径和理论模型进行整体概述,然后对财政政策工具对劳动力市场均衡、宏观经济发展及就业决定进行分步解析。在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中,也是从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两个角度分别展开。③静态和动态的结合。全文的实证检验以静态分析为主,在分析经济波动作为传导介质时,我们主要从动态角度以向量自回归模型来检验财政政策、经济波动与就业波动的动态联动效应,以更好的反映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影响过程。2.理论分析的拓展性本文在阐述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作用机理时,从财政政策对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行为模式的影响出发,传导到劳动力市场均衡调整,再到社会总供求及经济增长变化。由财政政策调整最终形成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进一步影响整个宏观的就业总量和就业结构。这一作用流程将社会经济中的企业、个人和政府有机联系在一起,打通了财政政策的就业效应从微观向宏观传导的实现路径,初步构建了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系统分析框架。从财政政策角度拓展了就业理论,同时丰富了公共经济理论。3.数理模型的拓展性(1)构建融入财政变量的托达罗模型。托达罗模型主要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决策过程。本文对该模型进行拓展,引入税收和财政支出变量,建立包含财政收支变量的劳动力流动模型,用于说明财政政策变量如何影响劳动力产业间的流动决策,为分析财政政策通过产业间比较收益影响就业结构的作用机理奠定数理基础。(2)拓展了含税收和财政支出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第五章构建财政政策与就业总量关系的数理模型时,在Barro模型基础上将税收和财政支出因素引入,进一步扩展了内生增长模型。将政府社会保障性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作为家庭效应函数的一部分；科教文卫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纳入企业生产函数。通过求解家庭、企业和政府最优化行为达到竞争性经济均衡时,商品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障性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就业影响的数理结果。4.实证分析的延展性(1)应用微观模拟方法深入分析个人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结构的影响。①对个人所得税调整劳动供给效应的多变量分析。2011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既提高免征额,又调整税率级次,故本文将以往学者的单变量(免征额)分析拓展为多变量(免征额与税率同时变动)政策效应的微观模拟分析。②对个人所得税调整劳动供给效应的结构分析。现有文献只对个人所得税调整劳动的性别供给量进行了分析。本文将以2008年和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为研究背景,深入探寻这两次个人所得税改革对不同性别群体、不同所有制企业员工、不同收入群体劳动供给的结构影响效果,以期更全面地诠释税改对劳动供给结构的影响。(2)运用因子分析方法研究财政收支对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影响。为了深入分析财政政策的就业效应,我们尝试使用因子分析法对影响劳动力市场均衡的诸多变量(包括财政政策变量)进行降维处理,用少数几个公共变量代替原始变量来解释问题。通过计算财政政策具有较高载荷的公共因子的得分函数,分析财政政策与公共因子的关系,进而判断出财政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影响。(3)使用联立方程模型将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纳入统一的经济系统中,综合分析叁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及结果。现有的实证文献一般分析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或者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或者财政政策与就业的关系,很少分析叁者间的传导及联动关系。而且财政政策、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一个经济系统。如果通过单方程分析则会割裂叁者间的内在联系,估计结果不够准确。由此,本文构建了一个融入财政政策、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联立方程模型,描述叁者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及路径,以更贴近现实的方式验证经验事实,得到的实证结论也比一般分步实证更可靠。(4)细化检验了就业支出、个人和企业社会保障负担对劳动供求的影响。本文将政府就业支出细分为积极就业支出和消极就业支出,并分别检验了其对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我国社会保障收入作为企业和个人的一项经济负担,呈现大幅提高趋势,有必要分析其对微观个体的劳动供需决策的影响。因此,本文在测算企业和个人社会保障负担率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实证分析,延展财政收支政策劳动供需效应的深度和广度。
刘毅[4]2012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在宏观调控中二者的协调配合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关注的焦点。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是保证宏观经济稳定、产业结构协调、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前提。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如何协调配合使用两大政策，使之形成最佳合力，从而充分有效地发挥其对经济积极的调控作用，是目前理论界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因此研究后金融危机时代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通过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比较分析，阐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的必要性，选择方式及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其次，回顾了中国所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1998-2010年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式及在经济增长中作用，并指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针对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进一步论证两者协调配合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与此同时，采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单位根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检验，对中国实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在长期和短期中，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与国内生产总值正相关，即两者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的结论。最后根据中国经济“稳中求进”要求，提出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具体建议。
张信柱[5]2010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针对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反周期的财政措施,它被世界各国用于在经济衰退时期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已经实施两轮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国家第一轮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一直实施到2004年,随后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2008年底我国针对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复杂国际经济形势开始实施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到2010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抑制经济衰退,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国际经济形势依然不明朗,财政刺激计划在社会产品供给过剩的情形下导致了物价的上涨,于是,现阶段政策一方面需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需要防止生产过剩再现和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扩大等财政风险。同时,随着经济下滑趋势得到稳固,世界各国也都在考虑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在此背景下,我国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面临需要调整的压力,并需要为将来退出铺好道路。鉴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需要综合考虑政策的效应、实施效果和政策风险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因素,本文将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情况和政策效应进行研究。考虑到政策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本文将在分析积极财政政策基本原理和实施情况的基础上,从拉动经济等正效应和带来风险等负效应两个方面研究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并检验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通过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研究,理清反周期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总结我国两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教训,结合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调整的基本思路及其退出机制,并对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创新进行讨论,以丰富我国财政理论和政策的内容。本文首先总结我国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与进展,并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为进一步分析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和实施政策调整铺下基础。在分析积极财政政策效应时,分别对政策的正效应和负效应进行分析,其中,正效应中分别考虑了政策实施对经济增长、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拉动效应,并且每个效应都对1998年和2008年的政策效应展开讨论,一方面为分析两轮政策效应提供证据,另一方面通过比较也可为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提供参考意见。为了评价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实际效果,本文从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李嘉图等价以及自动效果和人为效果等几个方面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价,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政策效果进行考察,一方面为新一轮政策提供丰富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也是更加全面地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功效。另外,鉴于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中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实施调整以从根本上调节国内结构性矛盾、减少对政策调控的依赖和开发国内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本文从政策工具之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协调配合以及政策退出机制等方面进行讨论。本文基于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针对我国1998年和2008年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研究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情况和政策效应,主要结论有：(1)我国1998年和2008年两轮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都取得显着效果。两轮积极财政政策,都受到外部因素的强大冲击,都有政府支出的扩张,但是新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扩大政府支出,还实施减税政策,更加注重国内需求、民生工程和经济结构调整,并且积极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占有主导地位。(2)积极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投资和居民消费方面具有积极效应。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发挥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1998-2003年每一元的政府购买支出,可以拉动GDP增加5.29元,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政府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效率还是较低。2009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支出对进出口的影响是显着的,但是政府支出对于月度的工业产值增长率的影响是不显着的,可能与2009年以来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投向了基础项目建设和民生项目中有关。第二,1998-2003年间,我国这一期间采用发行国债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拉动了经济的增长：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在2007-2009年的叁年间是上升的,尤其是2009年我国采用发行国债、地方债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显着的带动了经济的增长。第叁,1998-2003年间,积极的财政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国内消费需求,但这一期间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极大地带动了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作用,政府主要依靠撬动国内经济的需求来带动经济增长,我国这一期间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2008年底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后居民消费受到国家民生工程的影响,消费意愿大为增强,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拉动还是很显着的。(3)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依赖政府支出,税收对政策效果具有反作用。第一,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效果逐渐减弱,积极财政政策的“紧缩效应”逐渐显露,积极财政政策需要进行转型。第二,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作用主要依赖的是购买支出的人为效果,税收和转移支出的效果刚好被抵消。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初期的效果很好,随着时间的发展效果就会变弱。积极财政政策的人为效果多为正数,而自动效果多为负数,使得积极财政政策的整体效果大打折扣。第叁,对我国财政支出、财政赤字与民间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后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在中国不成立。(4)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实施导致财政风险等负效应加大,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挤出效应。第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我国的赤字规模迅速增加。巨额的财政赤字,可能引发相应的债务风险。第二,政策效用呈现递减效应。我国的国债发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递减,同时,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与国内消费刺激效应也在递减。另外,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还具有挤出效应。第叁,新一轮积极财政带来了通货膨胀压力。另外,由于扩大支出和减少税收的原因,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中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加大。2010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实现经济复苏的目标基本达到,随着财政风险的加大政策效果弱化,政策如何调整从而避免“过早”或者“过晚”带来新的风险是政策制定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积极财政政策的择机逐步调整,不仅包含四大政策工具的组合优化,还有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而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则需要考虑财政、货币的先后顺序以及财政政策工具的使用,尤其是政府财政支出政策的退出战略。本文给出的建议有：(一)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第一,优化结构与政策调整。经济“V”型复苏模式下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一个扩张性支出措施和调整性支出措施的综合体。这轮积极财政政策要求注重短期“保增长”和长期“调结构”的结合、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的结合、振兴产业和加强科技支撑的结合、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结合、深化改革与转变发展方式的结合。一是财政支出政策调整,应适当调整财政投资结构,加大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财政投入力度。二是税收政策调整,对现行税制中的不合理环节进行规范和调整,如取消部分高耗能产业的出口退税,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结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等方式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叁是完善财政投融资体系、加强公债管理,完善地方债的发行和管理机制。第二,完善政策带动效应。财政政策应坚持公共财政的方向,通过政策刺激带动消费需求,尤其国内消费需求来缓解这些矛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公共财政制度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公平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发展需求。(二)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机制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注定了在采取退出策略的方式上要采取全球协调的方式,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金融稳定委员会将作为退出策略的主要协调者。对于国内经济政策的退出机制,要做到：第一,坚持宽松货币政策先退出。在目前经济形势逐渐变暖的背景下,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无疑为未来的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因此,未雨绸缪地制定好货币政策的退出机制是各国央行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第二,缩减政府支出、完善税收调整。为了减少财政风险和配合货币政策的执行,积极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需要转型甚至退出,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和转型是必然的选择,主要的方面就是要缩减政府支出和完善税收政策的调整,一方面控制赤字、增收节支,另一方面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叁)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创新2010年国内经济由于财政扩张带来的物价上涨趋势很明显,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创新,通过调控手段的转变,充分发挥杠杆作用来促使经济结构调整。第一,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今后的财政政策应采取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的策略,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和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作用的重点应转变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提升人力资本、培育长期增长机制、努力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等方面。第二,引导社会公众预期。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建设,根据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和公共服务的不同特点,探索有效的财政保障方式,建立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以此为基础,稳定和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即期消费,拉动消费需求带动经济长期发展。
李丹[6]2017年在《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文中认为政府债务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特殊的财政范畴,且具备一定金融属性,作为不同层面的重要交界点,备受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虽各有侧重但尚未就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达成共识。本文将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定位为“如何在通过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合理量化实现风险有效防控基础上,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研究”,按照“确立问题→剖析问题→理论框架→理论推演→实证检验→理论拓展→现实总结”的逻辑架构展开系统性分析,侧重于如何实现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量化展开,基于政府债务负担和政府债务限度的综合考虑,构造一个有利于宏观调控的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系统框架,结合我国政府债务问题的现实特殊性采用财政反应函数展开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经济、财政以及金融不同层面的良性循环确保政府债务可持续,实现我国经济平稳持续增长。本文的主要工作如下:(一)本文的第1章首先确立研究的核心问题“如何实现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合理量化”,并对此进行叁个层面的思考,第一,如何理解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以及其研究的主体或具体为政府债务范畴?第二,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框架,或具体为如何体现我国政府债务属性?第叁,契合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理解的具体研究手段以及逻辑架构?按照此脉络,本章系统给出文中采用的政府债务相关概念以及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本质的理解,并按照“政府债务研究的财政视角、经济视角以及金融发展视角”对国内代表文献进行归并概总,以及遵循“政府债务风险、政府债务经济效应以及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主线对国外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进展进行梳理,最后结合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理解、我国政府债务属性以及契合研究手段,梳理全文研究逻辑。具体地,对应第一层次的思考,文中将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实质归结为政府债务负担和政府债务限度的综合体现,前者是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的基础,后者是政府债务风险的上限标准,两者间的空间即宏观调控在政府债务方面的政策回旋余地,作为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量化体现;同时,考虑到我国存在地方债风险转嫁中央政府的潜在可能,文中使用纳入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广义政府债务概念。对应第二层次的思考,将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定位为一个涉及经济-财政-金融的综合性命题,不囿于就债务论债务,放置于大宏观框架中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基于财政反应函数确立从“政府债务负担和外生政府债务限度的研究”到“政府债务负担和内生政府债务限度的研究”的路线,并进一步纳入经济、财政以及金融层面的不同因素实现对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拓展,对应第叁层次的思考。(二)本文的第2章对应“政府债务负担和外生政府债务限度的研究”,纳入经济景气情况对我国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测度,并结合外生静态政府债务限度分析,风险可控则政府债务可持续,将其作为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初级层面的量化。文中充分考虑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基于政府债务负担率遍历分布测度我国中央政府债务风险,并进一步基于马约经验风险外生上限测算出地方债风险临界值,间接测度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现对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初级量化。此外,通过政策模拟分析经济景气变化、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发展等因素对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影响。具体地,首先,通过宏观经济指标的聚类分析获得我国经济景气变化分布,具体划分为经济低迷、经济过热和经济常态。其次,基于经验递归模型获得我国中央政府债务负担率遍历分布,发现我国中央政府债务风险较小,但风险分布呈现出一定不对称性,当经济处于常态时,主要呈现出短期公共资金配置效率低的问题,而当经济低迷时则表现出债务螺旋倾向。最后,基于地方债风险临界分析发现,我国地方债实际存量整体上不断靠近临界点,扩张空间收窄,但风险尚处于可控范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地方债增长呈现出快于实际经济增长的超常规增长趋势,在未来十年存在风险集中爆发的可能。此外,经济景气是决定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本质因素,同时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受金融市场、政府预期与经济增长不同程度影响。(叁)本文的第3章对应“政府债务负担和内生政府债务限度的研究”,探讨如何深入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量化,实现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的有序推进,其中关键在于如何体现政府债务限度的内生性。文中在考虑政府财政调整能力存在限度的基础上,基于我国基本财政-政府负债具体特征构建适用非线性财政反应函数,并结合政府预算约束获得内生性政府负债上限,进而通过分析财政反应阶段性变化、政府负债均衡点情况以及不同经济状态对应财政空间测算深化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量化研究。具体地,结合我国政府负债历史较短、负债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以及表现出的基本赤字率随政府债务负担率先轻微上升后下降的财政反应特征,将其界定为“财政疲劳”初始阶段,即我国初现“财政疲劳”迹象,发现采用政府债务负担率的二次项函数能更好拟合我国财政反应现实。同时,我国财政调整成本尚未达到一个必要水平难以维持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即现阶段我国仍存在财政空间配合宏观调控。文中结合1981年-2012年经济景气情况对我国财政空间进行估算,发现我国财政空间呈加速缩减趋势,2010年出现触底倾向,且经济低迷时经济增长滞缓会进一步缩减财政空间。进一步结合经济仍处于相对低迷状态,对2016年我国财政空间进行估算,在1%显着性水平下,纳入经济增长的情形下存在10.45~10.65个百分点的财政空间,而未纳入经济增长的情形则存在10.63~10.83个百分点财政空间。(四)本文的第4章至第6章则对应我国政府债务是一个涉及经济-财政-金融综合命题的定位,基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的基础框架,进一步纳入不同层面的因素,将我国政府债务属性和理论框架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拓展研究。具体地,文章主要包括财政后备设置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居民储蓄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以及金融市场发展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研究,分别对应第4章、第5章和第6章,在梳理不同层面各因素影响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机理的基础上,具体围绕财政后备的合理配置、居民储蓄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净效应以及金融市场发展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间关联展开,并通过各因素对财政反应特征、财政空间产生的影响以及与财政调整间联动性,分析不同层面如何影响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具体地,本文的第4章侧重于财政层面纳入财政后备因素,政府进行财政后备资金的配置需考虑“收益性”和“成本性”共存的现实,即在缓解不确定性带来政府债务风险扩放的同时,也可能面临更加沉重的财政负担,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释放财政政策空间,改善资金配置效率,但也面临资金安排过量降低使用效益的风险。研究发现,目前我国财政后备尚未达到最优存量,随财政后备金率提高,我国财政后备上升改善财政反应的“垂直效应”加速抵消增加财政调整成本的“水平效应”,纳入财政后备使得经济低迷时的财政空间上升8.85%,经济处于常态时上升8.59%,且现阶段提高财政后备改善财政反应的边际递减效应并不显着,政府可提高财政后备金率作为后危机时期我国财政缓冲构建的有效尝试。本文的第5章侧重于经济层面纳入居民储蓄因素,考虑居民储蓄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两面性,既具有作为政府债务融资的储备金职能,弥补财政账户,增强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同时又可能因过度储蓄削弱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使得经济总量和不断上升的政府债务难以匹配。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存在过度积累倾向,居民储蓄的“储备金”效应被过度居民储蓄削弱经济增长动力的“资源闲置”效应覆盖,综合呈现出缩减可用财政空间趋势,当经济处于非常态时,居民储蓄呈现出财政调整的顺周期性进一步降低可用财政空间,和经济处于常态相比,使得财政空间缩减量增加1.33%。因此,有效转化我国居民储蓄,使其不断向既能作为财政赤字的国内资金缓冲项以保障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同时又能避免储蓄过高而难以实现系统内资金有效配置的最优值靠近,通过资源优化促进经济发展,是增大可用财政空间实现我国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第6章则侧重于金融层面纳入金融市场发展因素,基于金融市场流动性梳理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直接渠道,包括稳定金融资产价格、改善中央政府融资环境以及缓解地方债到期偿付压力,展开金融市场发展与政府债务可持续性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主要通过“筹资能力”影响政府债务可持续性,无论是长期均衡还是短期动态调整均表现出改善政府融资环境、扩大政府债务相对规模的积极效应,且不易受财政政策冲击,不仅可缓解经济景气变化带来的长期均衡震荡,实现对周期性风险波动的主动防控,同时有助于改善财政调整,提高政府可承担的长期负债水平。同时,现阶段纳入金融市场发展使得政府财政空间上升2.4%,且不易受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时的消极影响。此外,历史上较大危机后,我国财政防范措施的不同会造成政府债务风险短期波动的显着差异。
孔晓桐[7]2016年在《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效应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的换档期,因此需要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剧烈的经济波动会阻碍经济健康发展,降低经济增长质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其重要目标就是熨平经济波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但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控是否真正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如果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促进效果不佳,其原因是什么?如何提高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调控效应?需要结合我国实际状况进行深入研究。基于上述背景和问题,本文利用1952-2014年的年度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调控效应进行了分析。首先,在理论回顾与评述基础上,对财政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稳定性的调控机制进行了分析。其次,考察了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演变历程,并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及其波动性分别进行了趋势性相关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最后,利用H-P滤波法对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进行计算,在Feder(1982)总生产函数模型的基础上,推导了财政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实证模型,并采用VAR模型、协整方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检验两大政策的调控效果。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论文得到的研究结论主要有:(1)理论研究表明,财政货币政策是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调控工具,不仅可以通过需求侧作用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而且可以通过供给侧作用于经济的稳定增长,但主要是通过需求侧对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发挥调控作用。(2)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稳定性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从长期来看,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负向的作用比较明显;我国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稳定性存在正向促进作用;投资的波动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通过协整方程可看出,财政支出的波动系数为负,不利于经济增长稳定性。这主要是因为:长期来看,财政政策会产生挤出效应,现阶段在制定政策时对挤出效应并不能进行合理预估,造成经济调控的过度或者不到位,不利于经济增长稳定性;同时缺少对政府行为必要的制度约束,财政预算体系不完善以及相关制度薄弱,会出现经济调控失控和政府行为的随意性,也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而货币供应波动性的系数为正,表明长期内,货币政策能促进经济增长稳定性,有熨平经济波动的作用。在协整方程中,投资的波动性系数为负,因此长期来看,投资的波动不利于经济增长稳定性。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政府投资在社会投资总量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加之各级政府受到政绩的影响而产生投资冲动,导致政府投资效率低下,甚至出现盲目投资,加剧经济波动,降低经济增长稳定性。(3)从短期来看,货币政策不利于经济增长稳定性,货币供应具有外生性,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调控存在较长的时滞性;财政支出的剧烈波动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从误差修正模型结果来看,货币供给量的系数为负,因此从短期来看,货币供应波动对经济增长稳定性存在负向影响,同时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对货币供应波动的影响系数并不显着,说明在短期内我国货币供应具有外生性,货币供应并不能根据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水平的变化而及时进行调整,货币供应促进经济增长稳定性的效应存在较长的时滞性。财政支出波动对经济增长稳定性有负向作用,说明财政支出波动在短期会加剧经济波动,降低经济增长稳定性。由于财政支出对产出的影响比较直接,因此财政支出的剧烈波动将会较快地导致经济增长稳定性水平的降低,同时在趋势分析中可以发现,我国财政支出波动频率和波动幅度一直较大,反映出财政政策在使用力度和频率上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因此应避免过度使用财政政策引起的剧烈波动,注重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使用。(4)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程度更加稳定和显着,短期来看,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程度也十分突出,效果要强于货币政策。通过方差分解的结果可见,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贡献程度在短期内要小于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贡献度,而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作用更加显着,因此需要注意二者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协调配合。基于以上结论,论文提出的政策建议主要有:第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完善财政预算体系,加强财政监督与管理,加强政策效应预测工作,及时评估“挤出效应”和政策时滞。第二,加强货币供应量总量控制,采取灵活多样的货币政策工具,提高其定向调控能力;深化市场金融制度建设和市场化改革,提高央行独立性,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能。第叁,实现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健全经济波动预警机制,提高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反馈的时效性。本文的特色在于:运用H-P滤波法对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进行推算;然后在Feder(1982)总生产函数模型的基础上,推导了财政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实证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胡琨[8]2004年在《中国财政政策有效性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前财政政策有效性问题不仅是中国财政理论中的前沿课题,同时也是关系到政策选择、调整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财政政策有效性取决于以下相互密切联系的叁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财政政策能否影响实际经济;第二,财政政策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实际经济总产出和经济增长,或者说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是什么?第叁,如果财政政策的变化对实际经济产出的影响是显着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如何?本文在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应用国外时间序列经济计量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中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和探讨。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如下内容:1.引言。提出了本文研究的选题背景和现实意义;系统综述了财政政策有效性问题的相关研究文献。概括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结构安排以及创新之处。2.财政政策有效性理论剖析。简要阐述了有关财政政策一般性概念;在AD-AS模型框架下剖析了西方经济学领域各学派关于财政政策有效性问题理论分歧所在;借助于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财政结构政策的经济增长机制;在IS-LM模型框架下,分析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以及各宏观经济因素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机制。3.宏观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和周期性波动的特征;分析了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财政政策的实施情况,为全文的研究提供必要的现实背景。4.中国财政政策与产出关系实证分析。在对改革开放后1978-2002年中国财政政策与经济总产出进行基本判定后,实证分析了财政总量政策与经济总产出之间的动态关系;实证分析了财政结构政策与经济总产出之间的动态关系;实证分析了居民消费、民间投资和净出口叁因素对财政政策产出效应的影响。5.中国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实证分析了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利率和价格水平等叁个宏观经济中介变量的影响;通过建立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函数、国有经济和民间资本投资函数、净出口函数,实证分析了财政政策传导的中介变量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消费行为、投资行为的影响,并据此提出财政政策调整方向。6.财政政策效果的IS-LM模型分析。静态实证分析了中国IS-LM模型,测
肖炎舜[9]2017年在《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16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开始,经济学就一直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发展和演进,并基于不同经济思想提出不同的财政政策主张。20世纪3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结合当时的经济问题,对经济运行采取了很不相同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特征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对财政政策的阶段性具有决定性影响,执政当局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不同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式和方法,经济运行周期则决定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方向和力度。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和任务,国家运用财政政策调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良好成效。在这一过程中,受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转轨、经济运行周期等因素影响,我国财政政策调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对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显着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处在准备起飞阶段,解决温饱问题是核心目标,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处理“吃饭”与“建设”的关系,推动总量平稳扩张。1992年邓小平重要谈话后,我国经济进入加快发展、开始起飞阶段,围绕实现整体小康目标,财政政策对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并重,把促进总量扩张摆在优先位置。新世纪头10年,我国经济处在快速发展、探索转型阶段,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在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并重的情况下,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摆在优先位置。从经济体制转轨的角度看,我国1978年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抉择,1992年提出并在上个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世纪以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开放大致可划分为叁个大的历史阶段。财政政策受经济体制变化的影响,从调控主体、调控对象、调控手段、调控目标、决策过程、传导机制等方面,都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聚焦国家和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计划、财政、银行叁者关系等“叁大关系”,重点分析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发育程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等“叁大因素”,可以清晰地看出体制转轨对财政政策调控阶段性变化的基础性影响。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调控也有着十分显着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注重“逆经济风向而动”,具有比较明显的反周期特征,较好地起到了抑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作用。从中国财政政策决策的实践角度来看,中国财政政策取向转变与经济周期的波峰或波谷高度一致,始终注意相机抉择,较好地运用了“补偿性财政政策”。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发生了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大的阶段性变化。特别是进入工业化成熟期,经济增速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准确把握财政政策调控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并重,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调控的作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舒志彪[10]2016年在《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研究》文中指出财政政策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但关于财政政策,人们不仅在理论上没有取得统一认识,其实际效果也一直受到质疑,有关财政政策不能有效稳定经济和促进增长的研究成果时常出现。理论认识的不一致和实践效果的不理想,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还没有充分揭示出来。本文的主要任务,就是基于现有研究的不足,从真实的经济过程出发来阐释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本文认为,财政政策是否能够对经济发展带来有利影响,关键在于其基本逻辑是否与经济活动的基本逻辑相匹配:当财政政策与经济活动在逻辑上相匹配的时候,财政政策就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当二者不匹配的时候,财政政策就不能促进甚至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以财政政策与经济活动在逻辑上相匹配为研究主线,通过对财政政策影响经济活动入口和基本过程的分析来阐述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本文认为,货币流通是连接财政政策与经济活动的基本桥梁,是二者在逻辑上匹配起来的结合点,货币是财政政策影响经济活动的基本入口。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叁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财政政策的实施直接带来货币分布的改变,影响居民、企业、政府等不同部门实际占有的货币数量比例,即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第二个阶段是货币分布的改变会带来货币流通速度的改变。由于货币在不同部门中的流通速度不一样,因此货币分布的改变,就会带来货币流通速度的改变。第叁个阶段是货币流通速度的改变会带来实际产出的改变。货币流通速度的改变,会带来货币流通量的改变,从而带动商品流通量的改变,并最终影响商品生产和实际产出。因此,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通过改变货币的空间分布从而改变货币流通速度来影响经济发展的。这是财政政策作用机理的关键。本文的创新性观点是,财政政策要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必须要能够改变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流通速度是评价财政政策效果的基本指标:如果一项财政政策的实施提高了货币流通速度,就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如果一项财政政策的实施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就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阻碍作用;货币流通速度达到最高水平时的财政政策,就是最优的财政政策。因此,增加财政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一定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同样的道理,减少支出的紧缩性财政政策也不一定对经济增长起到阻碍作用。一项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不能以是否增加政府支出或减少税收等为标准,而是要看其怎样改变了货币流通速度。从货币流通速度出发,不仅可以对财政支出增加带来的“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的综合结果进行评估,而且可以对有关财政政策的各种争论进行解释。除导论外,本文共分五章对上述基本观点进行了论证。第一章重点介绍财政政策作用机理和效果评估两方面的文献,并总结了现有研究成果的特点和不足。第二章从货币流通速度角度阐释了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本章以经济活动的基本逻辑分析为起点,指出财政政策要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必须通过改变货币的运动形态从而改变货币的流通量。而财政政策改变货币流通量的根本途径,就是改变货币在居民、企业和政府等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布。第叁章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数学分析。本章构建了财政政策的传导模型,并以传导模型为基础,对财政政策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五种情形以及最优财政政策的约束条件进行了分析,在理论上回答了如何判断财政政策是否达到最优状态这一基本问题。第四章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本章对扩张性和紧缩性等不同类型财政政策下财政支出、货币流通速度与总产出的关系进行了检验,进一步验证了前面的基本结论。同时,本章还以部门货币流通速度的分析为基础,揭示了财政政策的具体作用过程,并从货币分布与货币流通速度关系的视角进行了解释。第五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财政政策的基本依据和改进财政政策的具体建议。本文的最主要贡献,就是提供了一个看待财政政策的新视角,增进了对财政政策作用机理的认识,从而能够更好地认识当前关于财政政策效果的各种争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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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财政政策有效性实证研究[D]. 胡琨. 天津大学. 2004
[9]. 中国财政政策调控的阶段性变化研究[D]. 肖炎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7
[10]. 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研究[D]. 舒志彪.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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