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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4)01-0089-06
通货紧缩已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现象。资本主义在经历一段和平繁荣时期后，常常形成生产能力过剩的态势。
日本改良经济结构，在某种意义上虽然是解决日本面临的问题，但如果日本是先于其他国家面临此类问题的话，那么日本在这方面的相应政策，将会给其他发达工业国家和中国等国家在经济运行方面起到示范作用。
本文以此为研究线索，论述日本经济萧条的起因与过程、相应政策失败的经过、回到经济自发增长轨道的条件，并展望其前景。
一、日本不良经济结构的形成过程
1.问题的起因
新兴工业国家通过积极投资保持生产增长，但是其货币却被低估了。20世纪60年代，日元就是这种情况。日本保持投资而引发投资的高速增长，通过这一过程建立起了强大的生产能力，却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这就是日本至今为止依然存在供求分歧的起因。所谓供求分歧，一般被定义为：经济充分运行起来时实现的潜在GDP与现实有效需求所实现的GDP之间的差值。
此外，美国为降低相对竞争力，过高地估计了美元的价值。1971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制(Bretton Woods)的崩溃和1973年向变动汇率制度的变更正是尝试纠正低估日元和欧元以及高估美元的国际性行动。
在这段时期日本企业和政府的对策里，可以看到后来企业行动和经济政策的基本方针。企业开始将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生产转移到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等地，而政府则将扩大公共投资作为解决日元升值所带来的经济萧条的对策。这就造成了公共固定资本未达到8%以及不景气所形成的经济结构，跨越20世纪并延续至今。
2.广场协定的对策
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苦于巨额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里根政权放弃了招致权威人士反对的减少财政支出和增税的策略，而选择了通过提高日元汇率和扩大内需来试图减少美国贸易赤字和日本贸易黑字的方法。在1985年签订广场协定(Plaza Agreement)时，美元的汇率约为1美元兑240日元，到1987年春季则急速下降到150日元。日元汇率的高涨对日本经济的三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第一，由于日元高涨而导致日本国内制造业的预算结果不理想，于是急速向海外进行生产转移。虽然从促进亚洲各国经济发展这点考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日本，呈现的却是设备投资减少和随之而来的生产与劳动力雇佣状况低迷等负面后果。尤其是，克林顿政府对日元高汇率的压力，美元在1995年4月达到了相当于80日元的汇率。由此可以看到，日本企业直至现在对于国内大型新建项目的投资还有些胆怯和担心。
现在，日本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原因不仅在于高汇率。在20世纪60年代高速增长时期开始的泡沫经济中，形成了生产中的高成本和过多的管制，阻碍了全球市场经济时代的企业活动。与其它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较，这是显而易见的。这表明，日本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应该是强化日本作为投资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扩大内需而过度使用金融缓和政策引发了泡沫经济。地价和股价持续上涨的影响波及了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乐观人士则主张尽力使用日本的全部土地，企业大量投资，家庭大量消费。但是，土地的原始价格是基于土地利润的，长期维持大幅度超过原始价格的地价是不可能的。维持大幅度超过企业利润的股价也是不可能的。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剩下了生产设备和办公大楼等过剩资源、企业的过度负债以及相应的银行不良债权、过剩雇佣的劳动力。日本目前正苦于这三种过剩问题。
第三，作为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后解决萧条的政策，扩大财政支出导致了现在的财政危机。每年40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源于90年代初的日美框架协定。为了扩大内需，美国要求日本将公共投资提高到GDP的10%。其实日本当时的7%与美国的1.6%、西德的2.4%、法国的3.1%、英国的1.9%相比已经非常高了，因此进行了抵抗。但是，日本最终还是妥协了，将10年间260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提高到430万亿日元。8%的公共投资成为了国际性的约定。
如上所述，近年来日本的产业基础弱化、通货紧缩、财政危机都可以归结到广场协定。但是，进一步追究的话，应该说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日元的过低评估。强大的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一直认为日本是自己的威胁并达到了破坏日本经济实力的战略目标。
二、日本不良经济结构的本质与经济政策的现状
对经济萧条本质的正确认识是制定有效经济政策的前提。但是由于日本对此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所以经济政策也一直不够明确。
1.并非景气循环不良
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主要采取金融财政政策来解决萧条问题，至少是因为当时认为景气循环不良的人占了绝大多数。由于无法克服经济萧条所带来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出台了财政政策，但是经济一直没有回到自发增长的轨道。若不继续大规模的财政支出，经济就会急速减退，于是政府债台高筑而面临危机。虽然金融缓和政策已经达到极限，仍对萧条状况无能为力。
作为景气循环对策的财政支出和金融缓和政策对于彻底解决问题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但是仍有一部分经济学者主张更加过激的金融政策。这是政治家们用来将政治责任转嫁给日本银行的做法。之所以不能彻底抛弃对金融财政政策的幻想，是因为没有学会放弃金融财政政策这一在高速增长时期成功有效的手段。
1998年11月，穆迪公司(MOODY'S)将日本国债的等级从AAA级降为AA1级，并正确地指出，形成并维持与经济增长、减轻财政负担、健全金融体系三大政策目标相反的政治协定是困难的。但是日本政府官员与政治家们反对这一观点，继续执行景气政策。
2.资产通货紧缩政策的界限
认为所谓结构改革就是考虑处理不良债权的政治家、学者、新闻记者不在少数。许多企业苦于泡沫经济遗留的三大过剩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虽说现在的不景气大概是资产通货紧缩造成的，但这并不是不景气的本质。不仅仅是那些资产平衡表中没有什么问题的大型制造业企业，而且许多中小企业也在将生产向海外转移，由此可以明白问题的关键原因。
即便将银行与企业的资产平衡表重组(restructure)的话，并不一定就可以使经济回到增长的轨道上。这只是克服不景气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在2002年5月13日英国《金融时报(TheFinancial Times)》的报道中，小泉首相回答了结构改革的优先目标是道路资金机关（公团）民营化、邮政事业民营化以及解决不良债权问题。他的机构改革计划是处理不良债权等遗留问题。处理这些问题的紧急与优先程度高于税制改革和管制改革等强化日本作为投资市场的竞争力不可缺少的措施。
似乎为了吸收因处理不良债权所产生的通货紧缩的民间需求尚未创造出来，此时强制性实施加速处理不良债权的政策，必然会引起股票市场的负面反应。小泉政府上台2年来仍未使经济步入增长的轨道。
3.作为投资市场的竞争力的衰退
正如苏珊(Suzan Strange)所指出的，企业投资决定了各国的生产与雇佣水平，这意味着企业与政府的权力平衡(power balance)是变动的（注：SUZAN STRANGE著，
井公人译.国家の退场[M].东京：岩波
店，1998.）。政府的责任是提高日本投资市场的竞争力。
“冷战”结束后，发达工业国面临着原社会主义国家进入市场经济而带来的激烈竞争。当时的德国首相科尔曾警告说，原东欧各共产主义国家是德国门边的竞争者，会使惯于享受超越支付能力以上的优越生活条件、寅吃卯粮的德国人所处的产业环境变得非常危险。汉斯(Hans Willgerodt)曾指出：“资本一贯在测试着各国产业环境的优劣。政府通过管制和课税来虐待资本，而劳动者要求过高的薪酬会使资本收益率下降，于是资本便会向有利的环境逃逸。相反，收益率上升的话，追加投资便会发生，雇佣和支付报酬的能力也会增强。”（注：HANS WILLGERODT.Derfluechtige Diktator[M].Frankfurter:Allgemeine Zeitung,1993.）
不仅对于新兴工业国而言，即使与发达国家相比，因为管制、成本和税制等不利于经济的原因，日本的投资机会也不够理想。关于这一点，信越化学工业公司总裁金川千寻先生作了说明：“从防止技术外流到海外的角度考虑，的确希望在国内进行新型投资。但是，在日本，工业用地、电器费用、单位劳动报酬、运输费、税金等所有的成本偏高，无论怎样安排预算都无法盈利。”
据2002年6月经济产业部的《关于产业的中间投入的内外价格调查》，日本产业所获得的服务费是美国的2.7倍、德国的2.2倍、中国的9倍。产业使用的大规模电力费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依然是中国的3倍、韩国的4倍，而机场使用费用则是美国的2.5倍。
高成本的背后是落后于时代的管制机制。日本政府《2002年关于经济财政运营与结构改革的方针》中罗列了具体的项目，管制的繁杂和改革的迟缓令人绝望。
为早日实现主要港口24小时完全开放，国家做出了比2002年更大的努力。但是，已经形成的高成本和繁琐的手续使企业不得不将物流据点设在临近的亚洲各国。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的调查，日本港口使用的总成本是新加坡的4到10倍。
另外，在上述《方针》中，记述了通过IT产业的集聚来改善区域经济活力。但是，中国珠江三角洲等地的IT集聚在逐渐吸引着日本和亚洲各国的企业。在日本，制造业向海外的生产转移导致了东京都大田区和东大阪市等地高技术集聚区的衰退。正如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指出的，集聚一旦失去就很难再恢复。（注：PAUL KRUGMAN著，北村行伸他译，脱“国境”の经济学[M].东京：东洋
社，1994.）。
向海外的转移伴随着企业事务处理、设计和软件开发等，因此在服务领域强化竞争力也是不可缺少的。
向海外转移的同时，国内投资不足和经济活动低迷给生产和雇佣带来了压力。低价格的进口商品压低了国内相关商品的价格，通货紧缩的后果渗透到经济活动中的每一个环节。一物一价的规则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贯彻。进而，由于投资低迷，土地需求减少、工厂关闭等使得土地的供给增加、通货紧缩进一步恶化。
如上所述，现在不景气的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日本作为投资和生产市场的竞争力的衰退。因而，日本经济政策的核心应该是恢复这种竞争力。
三、对小泉结构改革的改革
1.小泉改革的基本缺陷
小泉纯一郎是在不见经济结构改革、经济也未能恢复增长的时期，说服国民而开始执政的内阁总理。在他的结构改革计划中，将日本经济再生所必要的改革的各种论点分为解决不良债权问题、雇佣政策、金融系统的稳定、民营化与制度改革、新型企业的援助、地方自治、财政改革等七个方面，但并未指明经济回归增长轨道的途径。日产汽车公司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将增强竞争力作为目标，明确规定该目标通过削减成本等重组策略和开发有魅力的商品两个途径得以实现，因此容易得到市场和公司员工的理解。该公司1999年清还了逾2万1千亿日元的有息负债，2002年实现了历史上最高的7000亿日元的合并经常利润。
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目标不明确，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也不明了，注意到的事情却不加约束地全部去做，这样的改革实际是容易失败的。
2.改革过程的重新构建
以小泉改革计划七个方面的各项改革作为强化日本国际竞争力的手段，按照优先度调整其内容和时间的顺序，就可以显示出经济回归增长轨道的途径。
解决过去的不良债权等问题、改进缺乏约束力的制度并改变高成本的经济结构等增强竞争力的策略是达成目标方案的一个部分。要解决过去的不良债权等问题，需要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有必要在对将来的展望中明确对过去问题的解决计划。
为什么说不单单是“日本经济的再生”，而必须是“作为投资市场的日本的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呢，因为其结果是明显不同的。
第一、税制改革的方向需要确定
日本政府提倡经济活性化，同时在2003年度的税制修订方面，制定了比国际上更高的法人税率，并且实行了外形标准税。所谓“外形标准税”就是对贷款和资本征税。它使日本的经济成本变得更高。因此，不仅日本产业界，就是在日的美国工商业协会也从根本上反对这一危害日本经济的策略。要提高作为投资市场的日本的国际竞争能力，应先明确对这一税制进行修正。
第二、期望能有效改善日本的高成本问题
有效改善日本高成本问题的具体目标是在电力、通讯、运输等产业的基础设施方面的费用应该达到国际水平。例如，日本一台卡车寿命周期（10年）的税收负担为3,600万日元，是其它发达工业国家的2至4倍。降低成本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为恢复日本的国际竞争能力，通过使各领域的各项不同改革措施落实到位，可以显示出在包括投资市场和企业经营市场恢复国际竞争能力的途径。其中必要的财政支出应该从国民及市场中积极地取得，税制、养老金以及医疗等方面的改革也会得到国民的支持。结构改革和恢复景气政策是并存的。这就是原本的雇佣政策和通货紧缩政策。
结构改革就是削减优先度较低的支出，用来充抵减少的税收或者增加的财政负担。
遵循增强日本在投资领域国际竞争能力的原则，在汇兑政策方面，作为环境条件，确保日元与美元的比价稳定在一个既不过高也不过低的水平是必需的。美国将日本经济视为世界经济的重要风险，对此非常担忧。小泉上台时，受到了以布什为首的美国政府的欢迎，并表示了支持改革的态度。那时正是在达成广场协定以来首次到来的提出建立日元与美元相对稳定结构的绝好的机会，而以小泉为首的日本政府似乎没有那样的构想。
3.阻碍改革的政治状况
小泉首相结构改革的三个优先目标中，道路公团民营化和邮政事业民营化的过程和结果都表明政治是改革的障碍。通过正当权益的抗争，虽然形式上有所进展，但是都只取得了很少的实质成果而最后不了了之。
道路公团民营化，是通过重新审视在泡沫经济时代的高速公路的建设计划，从而达到削减财政负担的目的。但是建设业界、被称作“道路族”的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家们和国土建设部的官僚对此项改革非常抵触。建设业界希望得到公共事业的定单，政治家希望从建设业界得到捐款，官僚希望在退休后由机关领导指派到道路公团或者建设业界任职。这样一来，建设业界、政治家和官僚们结合在一起形成子利益共同体。
作为政府事业的邮局的公社化虽然向民营化迈进了一步，可是被称作全国邮政网络以及作为其支持基础的“邮政一族”——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家和官僚们团结在一起对此进行了抵制，贯彻执行了民间业主事实上不可能参与邮政事业的法案。
认可股份公司参与学校和医院管理的方案也受到了阻碍，因为它妨碍了既得利益者。科学文部省认为，盈利目的的股份公司参与以后，教育服务水平会下降，授课费也会上涨。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与现有大学相比，如果教育服务不佳或者授课费高，则很难被生源市场所接受。委派到全国大学的科学文部省的官员和被称为自由民主党的文教族的政治家联合起来形成抵抗势力反对这项改革。
在医院管理方面，日本医师会由厚生劳动省的官僚和医师团体组成，它和被称作“厚生族”的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家也从根本上反对医疗服务的低下以及医疗费用的高涨。竞争原理在可能促进现有医院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抑止医疗费用高涨方面并没有发挥作用。小泉内阁终于放弃了全国范围的改革，决定在少数特区范围内限制性地允许股份制公司参与学校以及医院的经营管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小泉的改革中包含了，自由民主党既要以小泉为首进行改革，又要维护既得权益而抵抗改革的矛盾。日本国民为了结构改革要改变自由民主党，带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热情支持小泉首相，可是小泉首相也不能无视支持其政权的基础——自由民主党的政治家们的要求。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就无法成就经济结构改革。
4.日本进退两难的困境
小泉首相把强化国际竞争力作为核心思想，重新构筑结构改革计划，在此之上还必须形成能够坚决实施改革的政治条件。可是，如前所述，前景并不明朗。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日本有必要为改革失败而提前做好准备。在2002年2月27日的众议院预算委员的听证会上，我也表达了对小泉改革成功的希望。可是我认为，如果一旦改革不能成功的话，必须紧急制订并施行其他主体的新的改革计划。
问题在于我们现在还看不到这样的新的主体的出现。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的代表——菅——迫使小泉首相尽快出台实现恢复景气的结构改革的一系列措施，但是在民主党的网络主页里也看不到这样的改革计划。
当一个政权失去了国民信赖的时候，另一个政党将会取而代之，这样的两党制是担保一个国家社会安定的机制。在英国，保守党和工党提出了表明政权构想的声明，问信于民成为惯例。那么，日本在野党的责任就是，就有关日本将来的具有说服力的理想和改革战略及早与国民展开对话。
假使小泉政权或者取代他的其他政权都不幸遭遇改革失败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会进一步恶化，为此必须采取更为激进的改革。日本的政府债务余额已经处于危险状态，可是如果每年不使政府债务再增加至少30万亿日元的话，经济将无法承受。而这一状况也说明了上述观点。
要满足实现结构改革成功的两个条件，一是提出令人信服的回归经济增长轨道的改革进程计划，二是建立能够进行改革的政治局面，而这一点是不分执政党或在野党的政治领导者的共同责任。
四、结 论
以市场经济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资本自由流动，虽然促进了亚洲和原东欧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工业化，然而世界的有效需求并没有及时赶上工业产品供给能力的增长，却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全球范围内的通货紧缩倾向。
不仅日本失败了，世界各国在传统的金融财政政策方面也都表现出了相应的姿态。人们不久就会发现，这不是解决经济结构问题的根本办法。实际上，美国的财政已经处于急剧恶化之中，进一步降低利率的余地也非常有限。即便欧盟各国修改“财政稳定协定”，被迫扩大财政支出，其效果也是有限的。
各国寄希望于金融财政政策，或者结构改革以谋求幸免，但这始终不是解决全球范围供求差距的根本途径。20世纪30年代，人类选择了战争来破坏生产力。当然这不能成为允许战争的理由。但是，国际共同体还没有就如何经营世界经济这一问题达成共识。21世纪的人类背负着这一重大课题。
（收稿日期2003-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