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弗洛克的性爱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难题论文,普鲁论文,弗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些国内学者将《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以下简称《情歌》)视作体现爱略特艺术理论的文本，从“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和“非个人化理论”(The Impersonal Theory of Poetry)两个概念解读《情歌》。有学者更进一步把《情歌》和爱略特的“智性活动”联系起来，揭示作者如何通过使用“客观对应物”和“非个人化”技巧展现自身情感。他们都将诗歌主旨统归为反映现代社会和以普鲁弗洛克为代表的现代人的困境①。本文试图将这一困境具体化，《情歌》中困扰着普鲁弗洛克的是性和爱的矛盾，始终未说出口的那个“压倒一切的问题”是他无法得到认可的性欲；诗歌反映了与柏拉图精神之爱、基督教神圣之爱一脉相承的波士顿“文雅传统”对爱情“精神性”的强调和对性的压抑。
第10行提出的那个“压倒一切的问题”是诗歌的焦点，它始终困扰着普鲁弗洛克，是诗歌发展的线索。开篇，普鲁弗洛克要求同伴一道走上通往这个问题的“街道”(“将你引向一个压倒一切的问题……”)，但拒不透露问题的具体内容。但在一系列分散的意象之后，他总能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先是担心提出问题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我敢不敢/扰乱整个宇宙”，第38-46行)，后又考虑该如何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我该如何开始？”(第59行)，自己是否有勇气提出这个问题“是否我，在用过茶点、蛋糕和冰淇淋之后，/有力量把现在推向决定时刻”(第79-80行)，最后干脆开始怀疑提出问题的必要性“归根结底，这是不是值得”(第87行)②。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批评家对此众说纷纭。很多人认为普鲁弗洛克试图向某位女士表白爱情(甚至求婚)——《情歌》的题名佐证了这一观点③；林德尔·高登(Lyndall Gordon)认为普鲁弗洛克的问题并非关于爱情，而是伯格森提出有关“人们日益增加的经验”的哲学问题④；乔治·威廉森(George Williamson)则指出《情歌》中的主人公具有分裂人格，同伴“你”代表性和爱的欲望，“我”则是其“胆怯的自我”，两相冲突的自我造成了普鲁弗洛克的悲剧(Williamson，1955：66)。本文倾向认为：“你”并非爱之激情的象征，而是代表读者，或者一个沉默的倾听者或陪伴者(同罗伯特·勃朗宁的戏剧性独白相似)；普鲁弗洛克的问题并非仅仅关于精神之爱，而是爱情中不可或缺而遭受压抑的重要部分：性爱的欲望⑤。
细读诗歌，我们可以发现一组指向性爱欲望的意象：“雾”、马维尔诗中“娇羞的情人”、妇女的“手臂”、“一对爪子”。从第15行开始，在普鲁弗洛克提出那个“压倒一切的问题”不久，插入了一整节对“黄色的雾”的描写。雾与猫有几分相似：它磨背、擦嘴、舔舌头、徘徊、让烟灰落到背上、滑过台阶、猛然跃起、蜷在房子旁、入睡。显然，在这一系列动作中可以找到性的暗示。有批评家甚至指出，这根本就是在描写做爱的过程⑥。本文倾向将“雾”抽象化，认为其表现了性爱冲动从被激发，最强烈，然后停止的过程。意识到这是“一个温柔的十月夜晚”(第21行)，“雾”安静了下来。这让人将其同著名的黄昏像“病人麻醉在手术桌上”的比喻联系起来。这是诗中第二次出现的关于时间和天气的描写。这个温柔又让人沉醉的晚上，就像某种具有魔力的药物，压抑了人正常的欲望。
接下来的诗行以“时间”为主题，普鲁弗洛克对什么时候提出那个“压倒一切的问题”迟疑不决(第23-44行)。同是情歌，这与《致他娇羞的情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维尔诗中的求爱者一开始就摆出时间的问题：“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天地和时间，你这娇羞，小姐，就算不得什么罪过。”可是生命短暂，时间的战车轰轰而至，美丽的容颜终要老去，炽热的情欲也将化为灰烬，因此抓紧时间“尽情欢愉吧”("Now let us sport us while we may")；他正式提出了性爱要求：“让我们把全部的力气，把所有/爱情的甜蜜揉成一个球”("Let us roll all our strength and all/our sweetness up into one ball)⑦。爱略特1921年在对马维尔的评论文章中也承认：“马维尔关心的是更为粗糙、更为简单，或者说更为肉欲化的情感。”(Eliot，1950：258)尽管刻意掩盖，普鲁弗洛克相似的用词和表述方式暴露了他对这个求爱者的欲望的下意识的认同。不同的是，他所担心的不是没有时间享受性爱，而是如何提出性爱要求，甚至提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是不是值得/带着微笑把这件事情一口啃掉/把整个宇宙挤成一个球/让它滚向某个压倒一切的问题”(第90-93行)。再明显不过，“球”滚向的这个“压倒一切的问题”，就是“娇羞的情人”的求爱者的提议。
普鲁弗洛克觉得有足够的时间，因为他对求爱对象已经十分地了解和熟悉。他知道她们喝咖啡、听音乐，慵懒地过一天；知道她们的声音、眼神和固定的判断标准。对普鲁弗洛克而言，女性是有吸引力的：她们的衣裙散发香味，让他心荡神驰。但是她们的吸引力却是通过肉体魅力体现出来的。具体来说，是她们的手臂：这些手臂或横放在桌上、或裹着围巾，洁白、裸露，戴着手镯，但在灯光下，浅褐色的绒毛暴露无遗。值得注意的是，普鲁弗洛克的欲望并未指向一个特定的女性，他用的是复数“她们”(they)。也许他已经有过性爱的经历，对性有渴望，正在考虑向某位女性提出性的要求。接着，他试着开始提出这一要求：“我是不是该说，我在黄昏时走过狭窄的街道/那些穿着衬衫的孤独男人在窗边探出身子/我看到他们烟斗中缕缕轻烟升起……”(第70-71行)普鲁弗洛克与这些男人一样孤独、向往同伴，却不敢把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因为接着要表达的性爱欲望让他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就像“一对粗糙的爪子”，“急匆匆爬过宁静的海底”。“一对粗糙的爪子”的意象指向他的性爱欲望。前面的“绒毛”和这里的“爪子”都象征着性爱肉体、动物性的一面。普鲁甫洛克对肉欲的性爱有排斥，所以才反复考虑、犹豫不决。
一些批评家曾谈到爱略特早期诗歌中存在性的问题。例如，布鲁克斯就注意到从《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开始到《直立的斯威尼》(Sweeney Erect)，在爱略特的诗中性的问题始终“萦绕不去”⑧。戈登则直接指出：“很多早期诗歌都暗示出性的问题——并非缺乏性欲，而是性压抑、对女性不信任，还有某种对身体的恶心感。”⑨那么，《情歌》中性的问题体现在何处，又来源于何处？
在《神曲》中，谋士吉多·蒙特费尔特罗(Guido de Montefeltro)因为建议教皇博尼费斯(Boniface)欺骗敌手而被困于地狱第八层。批评家提出，但丁利用吉多的心口不一来代表一种“空间上的二元对立——内在的和外在的”⑩。与之相似，普鲁弗洛克从未对自己的性爱欲望进行公开说明，而是常常涉及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形而上问题的喜好。吉多可以对但丁坦白自己的罪行，普鲁弗洛克只有以模棱两可的意象释放他压抑的欲望。《神曲》中环绕吉多的火焰象征净化的力量，而普鲁弗洛克却必须时时忍受性爱之火的煎熬(11)。《情歌》以吉多的自白为题词，预演了比吉多处境更为悲惨的普鲁弗洛克的命运。
对性爱的困惑是爱情中肉体的一面和精神的一面相冲突的结果。在《情歌》中，我们可以发现与象征性爱的意象相对立的另外一组意象：“施洗约翰”、“拉撒路”和“哈姆雷特”。《情歌》中提到两个圣经人物：一个是施洗约翰，一个是拉撒路。一方面，普鲁弗洛克对何时求爱犹豫不定，另一方面，他显然担心自己是不是有提出这个问题的魄力和勇气。在《圣经》中，施洗约翰四处布道，希望人们通过受洗表达忏悔、免除罪过(Luck，3：3)。他谴责希律王娶其兄嫂希罗底为妻，被希律王投入监狱，遭到希罗底的憎恨。希律王生日，希罗底之女莎乐美舞技出众，大悦王心，希律王允诺将实现她的任何愿望。于是，在希罗底的示意下，莎乐美得到了施洗约翰的头(St.Matthew 14：1-12)。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的戏剧《莎乐美》(Salomé，1894)讲述了另一个故事：莎乐美爱上了狱中的施洗约翰，但施洗约翰因为害怕亵渎肉体，而拒绝了她的求爱。莎乐美请求父王将约翰杀死，临死前亲吻约翰的头颅。而《情歌》中的普鲁弗洛克虽然也曾经“哭泣”、“斋戒”、“祷告”，还是难免被误解、被拒绝。“我看到我的头(有一点秃了)用盘子端了进来”(第82行)，普鲁弗洛克将自己比作施洗约翰，但具体是指的哪个约翰，不得而知。可不论如何施洗约翰都是笃信上帝和精神之爱的象征。既然施洗约翰因为说了真话而被杀害，普鲁弗洛克也因为害怕坦白自己的欲望遭到世人嘲笑。况且，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并不是先知，一己之欲也不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接着，普鲁弗洛克将自己比作拉撒路，进一步怀疑提出问题的必要性。《圣经》中，已经死亡的拉撒路被耶稣复活，有了先知的能力。他的得救证实了对上帝虔诚信仰的重要性，“信仰于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将复活。”(John，11.1-44)但是，同施洗约翰一样，拉撒路虽然信仰上帝，得到上帝的恩宠，却不被世人理解。某位身处地狱的富人想让返回阳间的拉撒路警告其弟兄死后的报应，但遭到亚伯拉罕的叱责，因为“既然他们不肯听摩西和其他先知的话，也不会被一个死而复生的人说服”(Luke，16.19-31)。普鲁弗洛克预感到，说出自己的欲望，不但得不到人们的理解，还会遭受他们的轻视，甚至嘲笑。此外，先知约翰和拉撒路笃信上帝和精神之爱，普鲁弗洛克次次引用他们的事迹，又次次否认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因为他知道，肉体的欲望是不被上帝认同的。接着，普鲁弗洛克举出哈姆雷特的例子。这次，他从一开始就否认自己同思考存在问题的忧郁王子有相似之处，而是把自己视作《哈姆雷特》中的大臣波洛尼厄斯(Plotinus)：一个“恭顺”、“精明”、“谨慎”、“小心翼翼”，喜欢“高谈阔论”又“有几分迂腐”，有时甚至“荒谬可笑”，几乎是个“小丑”的“侍从大人”(第111-119行)。其实，哈姆雷特和普鲁弗洛克还是有几分相似的，他们都犹豫不定，没有行动能力(12)。爱略特本人在著名的《哈姆雷特和他的问题》(Hamlet and His Problems，1919)中也提出，“哈姆雷特被一种无法表达的情感所控制”(13)。
《情歌》中性爱欲望的困扰来源于何处？要知道，创作《情歌》之前，爱略特并没有真正的爱情经历。他在1913年才遇到初恋情人爱米莉·黑尔(Emily Hale)；1914年才和第一个妻子薇薇安(Vivienne Eliot)相识(14)。如果没有对爱情的切身体会，深受情欲折磨的普鲁弗洛克这个人物形象又从何而来？让我们重温《情歌》写作前后可能影响爱略特创作的事件：1906年10月，爱略特被叔叔引入波士顿的社交界，同时学习有关但丁《神曲》的课程；1908年他读到了令他终身受益的《文学中的象征运动》(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Literature，1899)一书，对法国诗人拉封格和马拉梅的创作思想和手法深感兴趣；1909年到1910年在哈佛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他选修了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现代哲学史》和《历史的哲学：历史发展中社会、宗教、艺术和科学的理想模式》，以及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有关仍然存在的历史和传统的价值的理论》；1910年9月到10月，爱略特在巴黎听到了博格森(Henri Bergson)的讲座，并开始写作《情歌》第一部分；次年7月到8月作品完成(Behr,1983：2-6)。但丁、博格森和象征派诗人对《情歌》主题思想和创作技巧的影响早已经得到批评家的重视；波士顿社会、桑塔亚纳和白璧德则指向同一社会思潮——“文雅传统”。“文雅传统”在当时的波士顿上层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桑塔亚纳是“文雅传统”的命名者和尖锐的批评者；白璧德宣扬的“新人文主义”被他视作“文雅传统”的最新继承(15)。普鲁弗洛克对自己的描述也让人联想到“文雅传统”中的谦谦君子。其实，在1962年的一次访谈中，爱略特就指出：“我总觉得看起来栩栩如生的戏剧人物身上有作者的影子”，并承认“普鲁弗洛克这个形象部分是对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的戏剧性创造，部分是我自己情感的表达”(16)(Bush，1983：241)。因此，本文作者认为，《情歌》除表现青年爱略特对肉体之爱的好奇和渴求外，其中“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的情爱困境也反映了当时“文雅传统”下对爱情精神性的过分强调和对性爱欲望的否定。
桑塔亚纳把“文雅传统”看作老朽的、属于“父亲的信仰和准则”，与之对立的是“年轻一代的天才、实践和发现”(Santayana，1912：186-215)；其实质不过是一种“新的清教理想主义”，源头是“加尔文主义”(17)。实际上，“文雅传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确是从清教传统演变而来，同时也包含贵族文化的成分。虽然随着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不断发展，“文雅传统”受到越来越多批评家的攻击，逐渐衰落，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统治波士顿上层社会文化的依然是“文雅传统”，因为“波士顿是美国唯一知道如何创造财富和如何使用财富结合起来的地方”(18)。
追根溯源，清教的爱情观与古希腊柏拉图对爱情的见解一脉相承。在柏拉图看来，爱就是永远占有善(绝对的美)的欲望。《会饮篇》中关于爱情起源的神话也说明了这一点：爱是对完整的追求(19)。柏拉图思想的精髓是理想主义、是对至高无上的精神性的“理式”的向往，而身体的欲望会影响对智慧的追求。正统基督教则将柏拉图的理想主义具体化，上帝成为人们全部热情的唯一对象，信仰上帝应该是信徒唯一的精神追求。而性爱是人类堕落的根源，目的只不过是繁衍后代。清教徒虽然对性的态度更为宽容，承认性冲动，并将性爱看作维系婚姻关系的重要因素，但依然倾向于将肉体的性爱和精神的爱情分离开来，对婚前或者婚外的性爱关系十分严厉。在性爱方面，“文雅传统”继承了柏拉图精神之爱、基督教神圣之爱的思想，倾向保守，甚至“过于拘谨”(Howe，1974：246)。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妇女在“文雅传统”中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女性尊严”(the dignity of womanhood)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女性“缺乏性欲”(asexuality)，从而可以帮助约束男性过于强烈的欲望；女人更倾向精神性、更超脱，具有更高尚的道德责任感。
《情歌》虽以“爱情”为名，却与传统情诗迥然不同。爱略特也认同这一观点，“我想，恐怕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所拥有的称不上是爱情生活”。在浪漫主义爱情中，女性往往是受爱慕的对象，她们出身高贵、美丽多情，男性则是英雄般的人物，英俊潇洒、身怀绝技、具有高尚的骑士风度，往往营救女性于危难之中。性爱在浪漫主义爱情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性不仅仅是爱情的体现或者工具，而是“先决条件”；只有性才能释放出足够强烈的能量，象征与神灵神秘的结合(Singer，1987：10)。《情歌》中唯一重复出现的对句是描写女性的：“女人们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谈论米开朗基罗”(第15-17行，第35-36行)。出现在房内的女性是上层阶级妇女的代表、是“家庭生活崇拜”(the cult of domesticity)的主角。她们物质富裕，生活悠闲，谈论雕塑、绘画、诗歌等高雅艺术(20)。她们具有固定的道德标准，眼睛就像钉子“那些用一句公式化的短语对你下定论的眼睛”(第56行)，能把普鲁弗洛克一眼看穿。所以，他明白，就算提出性爱要求，也可能被拒绝，她们只需要轻蔑地在头下放上一个枕垫、掷下披肩，或者把脸转向窗户，“……说：‘那可不是我的意思；/那可不是我的意思，一点也不是’”，就可以把他击败(第96-98行，第107-110行)。《情歌》中唯一的男性主角是被情欲折磨的普鲁弗洛克。他与风度翩翩、英勇无畏的英雄形象相距甚远：头发中间有块秃斑，胳膊和大腿不够强壮；礼服的领子紧紧扣起；领带虽然贵重、朴素，但别针太过简易；他甚至坦白承认自己缺乏勇气，不但不敢提出性爱要求，对梳怎样的发型，是不是吃下桃子都小心翼翼、犹豫不决。这样一副形象，简直就是“模仿英雄滑稽诗”的主角。在“文雅传统”的统治下，浪漫的爱情是不可能实现的(21)。普鲁弗洛克向往浪漫主义的爱情，但是不得不对现实感到失望。他周围的女性远不是浪漫爱情中多情的淑女，她们有严格的行为准则，不放过任何道德规劝的机会。他自己不是浪漫爱情中无畏的骑士，他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欲望。普鲁弗洛克是“文雅传统”中一个清醒的反浪漫主义者，但是同时又抱有对浪漫爱情的理想，这也是他痛苦的原因。
诗歌最后八行引入了美人鱼的意象(第124-131行)。美人鱼最初来源于古巴比伦和叙利亚有鱼尾的女性海神，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化身爱神阿芙罗狄蒂(Aphrodite)和维纳斯(Venus)，后来被基督教看作诱惑和邪恶的象征(22)。她们富有性的魅力：身披长发、带着鱼尾、手持镜子和梳子。在《奥德赛》中，美人鱼(赛壬)唱着致命的歌曲引诱水手，让船触礁。她们的歌声摄人心扉，具有性诱惑的含义。在很多神话故事中，美人鱼爱上凡人并将他带到海里，导致对方的死亡。《情歌》中的美人鱼头戴花环、梳理波浪、互相歌唱。普鲁弗洛克虽然不敢承认美人鱼会向自己唱歌，但却想象自己被她们带到海里的宫殿，暴露了其内心对诱惑的期望。最后，象征“文雅传统”的“人类的声音”唤醒了他，他的性爱幻想破灭了。
一些批评家认为爱略特的“厌女”表现在他对性的厌恶、反犹太主义和阶级仇恨(Dekoven，2000：178)。如果了解到他后期对宗教中圣洁女性形象的倾慕，也许我们可以将他对女性和对性欲的厌恶归因为对传统性爱观和女性角色的反叛。在《情歌》中，爱略特并不是简单地憎恨女性，而是在探讨将精神的爱同肉体的欲望结合起来的可能性。置身于传统中的爱略特意识到了传统性爱观的问题，因此希望通过普鲁弗洛克之口说出现代人对性的困惑。普鲁弗洛克的疑问和不确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爱略特对现代社会中性爱完美结合的悲观态度，也预示了他后期将转向对上帝的神圣之爱。
注释：
①彭桂芝和曾新认为《情歌》反映的现代社会困境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精神。另外，张礼龙也提出《情歌》展示了“现代人的自画像”。但两篇文章都只是较为概括地指出诗中现代人犹豫不决、空虚无助的精神状态。
②T.S.Eliot.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ck.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 of T.S.Eliot.London:Faber & Faber,1978,13-17.以下标明行数，不再加注。文中引用的诗句皆由笔者翻译。
③普鲁弗洛克非但不敢求爱，还反复怀疑自己，证实他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爱情之歌”实际上诉说的是现代人的“爱无能”。持有此观点的批评家包括伊丽莎白·施耐德(Elisabeth Schneider)、巴拉臣德拉·乔许(Balachandra Rajan)和张剑。
④此外，戈登认为诗歌反映了早年爱略特对于精神和肉体冲突问题的思考。本文认同这一观点，但并不将困扰普鲁弗洛克的中心问题视为哲学问题。
⑤布鲁斯·海曼(Bruce Hayman)从读者批评角度出发，提出诗歌的多种解读取决于读者对普鲁弗洛克年龄和意图的设定；他自己则认为普鲁弗洛克是一个想要向某位女士提出性要求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本文同意海曼关于普鲁弗洛克性欲的结论，但仍然将诗歌叙述者看作一个四十多岁中年人。
⑥约翰·哈卡(John Hakac)认为雾象征世俗化的爱情，与后来普鲁弗洛克在爱情上的失败相对应，加深了他的悲剧。
⑦sport在古英语中有“做爱”的含义。
⑧布鲁克斯认为情欲是爱略特在找到宗教信仰之前寻找的第一个精神寄托。其他寄托依次为：宗教上的、艺术上的和哲学上的。
⑨本文认为《情歌》中的性问题更多的是来自于对性的传统观念，并且对爱略特厌恶女性的说法持保留意见。
⑩但丁以此影射人们外表言行和内在意图的不一致造成了意大利政治混乱的局面。
(11)火的象征意义十分丰富。火能让生命重生，也可以带来死亡。火作为激情和欲望的象征在文学作品中十分常见。
(12)史密斯在对爱略特诗歌中出现的哈姆雷特形象进行分析时，认为《情歌》中爱略特综合了历史中的各个哈姆雷特形象，同时肯定了普鲁弗洛克“对性爱的疑惑”。
(13)爱略特认为莎士比亚在剧中没有为哈姆雷特的情感困境给出一个适当的理由，是一种艺术上的失败。
(14)关于爱略特的情感生活可以参见Lyndall Gordon.Eliot and Women.In Ronald Bush(ed.)T.S.Eliot:The Modernist in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9-22.
(15)批评家关于桑塔亚纳和白璧德对爱略特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已多有论述。但本文着重考察“文雅传统”性爱观部分，因此只将桑塔亚纳和白璧德作为“文雅传统”影响力的佐证，并不意在具体阐释他们的思想。有关桑塔亚纳和白璧德对爱略特的影响可以参见M.A.R.Habib.The Early T.S.Eliot and Western Philosoph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15-27.
(16)戈登侧重从爱略特生平考察其诗歌创造，他对《情歌》的分析可以看作对爱略特“部分是我自己情感的表达”一语的阐释。
(17)桑塔亚纳认为“文雅传统”不像看起来那样是一种“人文主义”，它宣扬的是神权至上，是一种严格明确的神权哲学。
(18)除了桑塔亚纳，门肯也是“文雅传统”尖锐的批评者，认为其虚伪、喜欢道德说教、在政治和审美上过于保守，并且一边倒地亲英。波士顿有清教传统，19世纪中期的“波士顿文布拉明”团体(The Boston Brahmin)就是文雅传统的一个重要阵地。
(19)古代神话中起初人类具有三种性别：男人、女人和双性人(雌雄同体)。他们的身体是圆形的，有四只手、四条腿，头上有两张脸。他们非常强壮，同时也很骄傲。他们攻击神，但是被打败了。宙斯为了保持对神的供奉和尊敬，没有消灭他们，而是将他们砍为两半，这样就削弱了他们的力量。由此，每一个身体的一半都想找到另外一半。这种渴求完整的愿望就是爱情。
(20)米开朗基罗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成就卓著的雕塑家、诗人和画家。他著名的大卫像是男性美的完美体现；同时《圣经》中大卫战胜歌利亚的故事也可以证明其对上帝的信仰。
(21)对于普鲁弗洛克到底是不是浪漫主义者的问题，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A.G.乔治认为，普鲁弗洛克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困惑的原因不仅仅因为残酷的现代社会，同时还因为他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思想：“不和谐之处在于普鲁弗洛克浪漫主义的生活哲学，这让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成为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另有批评家则认为普鲁弗洛克的悲剧在于他的性格不能和浪漫主义的环境相适应。
(22)国内有批评家认为，美人鱼象征了理想的爱情、社会和生活，与现实中的女性形成对比。本文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情歌》中的美人鱼同之前出现的莎乐美一样，属于“致命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