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兵：那场让我和中国站在一起的战争
□ 铃木继男
铃木继男
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这种兴趣的与日俱增，我结束了自己的求学生涯，于1943年报名从军，作为随军翻译来到中国。虽然这段经历只有短短的五个月，但我的心却被牢牢地拴在了中国，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自1974年起，迄今为止我已经38次造访中国。如果诸君对我因那场战争而起的缘由略感兴趣，那不妨听我为您道来。
打小接受“忠君爱国”的皇民教育，要去中国成就一番梦想
我于1923年生于日本东北部的青森县八户市。我出生的那栋房子原本是八户市市长神田重雄的财产，说来有趣，神田老人的雅号叫“兰州”。多年后，我和中国兰州结下了不解之缘，说不清这是不是冥冥中的一种缘分。
1930年，我在八户当地的小学就读。第二年“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编者注)爆发。对于这件事，当时被告知的是：日本出兵的目的是拯救被欧洲列强占领的中国乃至亚洲。对此我们深信不疑。1936年，我进入青森县立初中，第二年7月，发生“卢沟桥事变”，日中战争全面爆发。
日本在战争年代的教育方针是“皇国民炼成”，即培养效忠天皇的良民。在这种方针下，我们的中学生活几乎每天都是在无休止的军事训练和“灭私奉公”中度过的。总之，当时的日本，人人都是效忠天皇的子民。这种思想是在我们的大脑一张白纸、没有任何辨别能力时就被植入的。因此，我从童年到青少年的成长之路，就是在把“忠君爱国”当作真理中度过的。
3.1 加强协会建设，完善中介服务。加强种苗行业协会建设，建立健全各级林木种苗协会或社会团体，充分发挥其在行业服务、行业自律、行业协调、行业代表等方面的职能。行业协会要以当地龙头企业为中心，通过签订合同等方式，规定各方权利和义务，吸纳小型种苗基地和个体育苗户成立本地区的种苗协会或种苗合作社，收集对本组织有用的技术、市场、法规、政策信息，为组织自身及其成员使用。
看到这些，我悲哀、悔恨，从神田大尉和大川周明那里得到的“帮助中国”的信念也逐渐崩塌。虽然嘴里不说出来，心里却充满了对中国人的歉意。
1937年，作者（前排左四）和八户中学“剑笔会”成员在一起。“二战”结束后，图中18人中包括作者在内仅9人生还
为去中国而费尽周折
紧盯目标不松懈 撸起袖子实现安居梦（叶燕华等） .......................................................................................5-54
大川周明是当时日本国内的一位“精神领袖”，尤其是一大批青年军官的精神支柱。日本战败后，他在东京大审判中被起诉，是唯一一个被认定为甲级战犯的民间人士。对于进军中国这件事，大川认为这是为了亚洲解放运动，即便被看成是侵略也在所不惜。
说实话，其实信中这句“为了中国”才是挂在父亲心上的，至于他要加上“为了皇国”，我只能揣测是为了免去不必要的麻烦。战时日本，几乎所有的信件都要受到检查。无论怎样，这句“为了中国”牢牢地印在我的心里，以至于成为我日后的一个人生目标。
需要说明的是，预约裁定这一新型的行政解释与以往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解释——“由上级税务机关依据法律的明确授权或依职权就税法的适用执行向下级机关发布的命令、指导中有关税法条文、税法规范、税法概念、税法原则等所作的解释”[6]有所不同。税收预约裁定制度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解释相比，无论是从申请机制还是从效力约束来看都具有特定性，因而也更符合税法解释的目标。因为税法解释的目标“不在于探求法律文本的原意，而在于将立法中抽象的正义转化为适合于个案判决的具体的正义”。[7]
1938 年，作者（左一）与父亲（左三）等家人在一起
终于来到中国
不久，在我19岁那年，“到中国去”的夙愿终于实现了。1943年7月，我升入拓殖大学本科后不久接到通知：随军翻译的申请获准了。虽然我深知自己的中国语还远远算不上熟练，但去中国逐梦的激情最终战胜了这种不安。
临行前，我父亲在一封信中说：
……家中所有成员无事，请放心。你要尽快学好中文，为了皇国(即日本——编者注)、为了中国，早日贡献自己的力量。……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调整结构，从而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供给侧改革虽然属于经济改革范畴，但给农村养老模式的升级带来了机遇，主要表现在资源供给与制度创新。
当时，我也是被大川思想所吸引的那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中的一员，这也是我报考大川塾的重要原因，我想这会是进入中国的一条捷径。可是，考试的难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我被淘汰了。在大川的建议下，我于1941年到拓殖大学商学部预科支那语系学习，并于次年提前毕业，升入商学部。
出于“到中国去”的目的，1940年，我在中学毕业前夕报考了由大川周明掌管的“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附属研究所”，俗称“大川塾”(私塾)。据说大川塾是当时日本在搜集、研究中国方面最权威的情报机构。这次是为了培养“亚洲问题专家”，特地从全日本初中毕业生里选拔20人，进行封闭教育。其实，该机构多少带有培养间谍的味道。
勤务兵一定要致大尉于死地的原因至今是一个谜。他是不是因为对大尉、对日本人积怨已久之下的一时冲动呢?或者说他其实早就策划好了，只是为了不伤害我，才等我离开才见机行事呢?C君和我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日本人，在当时那种非友即敌的情形下，谈不上是朋友，但我们年龄相仿，许多想法也颇相近，因此尽管我对此只是揣测，但我宁愿这样想。C君给人年少老成的感觉，他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五个月的见闻让我此前的信念开始崩塌
这16名随军翻译大都被配属给日本军队，我则被分配到在镇江一带驻防的汪精卫第三师团，工作主要是在随军军事顾问的手下做翻译兼助手。所以，在偌大一支部队里，只有我和军事顾问菊池少佐两个日本人。
部队在白天一般是军事演习。虽然也常常协同日军攻击中国军队，但由于当时战争已呈胶着状态，因此也很难有什么战果。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或许他们自己的父亲、兄弟就在中国军队里，因此汪精卫部队的士气十分低落。我虽然不是战斗人员，但也参加过两次战斗，所了解的情形就是：汪精卫的军队一接近“敌人”就胆战心惊，于是干脆故意弄出声响以被发现，然后常常一枪不发就返回营地。
2016年国家统计局重新调整了CPI八大类的分类及权重，食品类权重虽有所下降，但食品在八大类中的权重仍居首位。食品主要包括农产品及农产品加工的产成品，因此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会直接推动食品价格的上升，从而带动整个CPI的上升［10］。
两个月后，菊池少佐被调离，新来的是S大尉。S大尉是典型的蛮横毒辣之辈，他每天晚上10点左右便会把我从床上踢醒，大喊道：“起来，要出门了!”很快，S大尉在当地也“名声在外”。他喜欢找女人，和他有那种关系的可不在少数。他的衣柜里堆满了到处抢来的女人衣服，用来送给他中意的女人。如果他看到自己看中的女人和别的男人在一起，就会极度抓狂，不仅会抡起日本刀将那个男人赶得连滚带爬地逃走，还会对那女人连打带踢地施暴。
9月23日，我按照《学生动员令》要求去上海接受应征体检。一周以后回来，发现S大尉不见了踪影，同时失踪的还有那个叫C的勤务兵(中国人)。我见大家表情肃杀，其中一位告诉我：“大尉为了军人的荣誉而战死了，勤务兵则是由于严重违反军规而遭到枪毙。”可是，周围的神情告诉我，这并不是事件的真相。后来，我从人们私底下偷偷的议论中得知：C趁大尉熟睡时，抢走了他的枪并打死了他，而C也很快遭到逮捕并被枪毙了。
当时，我们频繁给远征中国的日军官兵寄慰问信。其中有一位叫神田俊雄的大尉，是学生们的“偶像”，并且因为也是八户人，我们对他自然就感觉更加亲近。打小起就对中国的向往，和对“偶像”神田大尉的崇拜，令我更加下定决心要去中国成就一番梦想。
枪击事件之谜
这个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在1943年10月。
每次我陪S大尉去那些吃喝玩乐的场所时，我被告知只能在门口等着，因为这是招待S大尉这样的大“大人”的，而我只是小“大人”。或许因祸得福，那些地方的中国人却对我出奇地好，总说：“你是个好人，别再带那个鬼子大人来了。”不光是日本士兵，就是许多日本民众也会在中国人面前狐假虎威，喝酒之后尤甚，吃完东西常常不仅不给钱，甚至还会掀翻老百姓的饮食摊子。这样的事屡见不鲜，中国老百姓表面上看起来很顺从，实际上内心不知道怎么厌恶我们呢。
1943年7月，我们拓殖大学的翻译兵(不算正式军人)一行16人，在震天的校歌声中被欢送出东京火车站，来到下关。然后乘坐关釜渡轮抵达朝鲜(今韩国——编者注)釜山，再搭乘北上列车穿越整个朝鲜半岛并到达中国天津，最后来到南京——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我们一行在向畑俊六总司令报到后，就地解散，分别到达了自己的所辖部队。从这时起的五个月里，我的人生经历了强烈的刺激和体验，这对我日后如何看待中国的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铃木继男与妻子亚
铃木继男（中）与为其口述著作「私の愛する中国」（《我心爱的中国》）而尽力的吴之东（左，旅日华人画家）和大平透（右，现任日本八户市副市长）
我的同类是中国人
我去上海应征体检的结果是甲种合格，获准入伍。由于此时正值我毕业前夕，因此我的母校——拓殖大学的校长建议我先回学校，回国后在原籍入伍。事实上，此后我再也没有以军人的身份踏上过中国的土地，尽管如此，在中国五个月的随军生涯却完全改变了我一直以来的想法。
尽管并非在中国的日本人都不好，但我随处可见的却确实尽是那些恶毒霸道之徒。在亚洲，受欧美列强蹂躏最深的就是中国。在我起先的信念里，日本人来到这里正是为了帮助中国抗击列强统治、赢得亚洲和平与稳定。可是，我所见到的却都是侵略，是为了占领而占领的赤裸裸的战争，根本就不是什么为了中国、为了亚洲。我为接受征兵检查而去上海的日本租界时，那里堂而皇之地贴着“狗和华人不得入内”的通告。
我来到南京时，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六年了。尽管街面上已经看不到发生屠杀时的蛛丝马迹，尽管有人说屠杀的事根本没有发生过，但是从我亲眼看到的日本人把中国人当成臭虫一般对待，和在对方国土上肆虐横行的情形时，便很容易断定屠杀一定发生过。
我从日本军人那里听到了杀害被俘中国士兵的事，甚至还听说了让俘虏自己挖坑埋自己的惨剧，即一个中国俘虏被斩杀后，日军命令下一个俘虏来盖土，然后再将之斩首，如此一个接一个地继续。实际上，日军的残暴行径绝不仅在南京当地，恐怕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此血雨腥风之中吧。中国人把这一切叫做“三光”——杀光、抢光、烧光。
由式(22)可见，计算结果中消除了端口反射互调发射功率分量.对于|n||m|来说，保持了Pe最终收敛于Ptt0的性质；对于|n|=|m|+1来说，当d0→0时，Pe→Ptt0+2kt1ltjclttcPtj0，消除了一个误差项.
相比于初中物理的教学，高中阶段在知识深度、能力要求上的确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初中阶段，学生所学习的物理知识都比较直观且形象，而且很多内容都和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的体验息息相关.但是高中物理就非常抽象，比如运动学，初中只要研究简单地匀速直线运动，在高中我们要研究更加复杂的匀变速直线运动，而且不仅要描述运动的基本特点，还要结合加速度、初速度等特点，预测运动的发展，最后还要结合力学来分析运动发生的原因.此外，高中阶段还涉及到很多过程复杂的物理情境，很多学生无法明确具体的物理场景，自然也就陷入一头雾水的困境，最终只会备受打击，学习一落千丈.
为此，我的整个思考在来中国的这短短五个月里发生了彻底颠覆——我的同类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这一信念至今未变。
我即将回国的时候，和那些已经建立了友情的中国百姓告别是最为难受的。当我听他们说：“先生，你要坚持为中国做事情啊!一定再来啊!死后就埋在这里吧，我们每年给你扫墓!”的时候，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说不出话，只有频频点头回应。
幸运且欣慰的是，多年后当我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终于不是因为侵略，而是为了友谊而来。接下来，希望有机会再为中国的读者讲讲后来发生的，我和“我心爱的中国”的那些故事。
“今儿个呢，王爷？”晚饭毕，眼看着王爷已跨出饭馆门，戏班子几个人赶紧起身，用手胡乱抹几下嘴，追了出去。
（摘自《纵横》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