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思想建设为统领铸就领导干部坚强党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建设论文,党性论文,领导干部论文,坚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5)01-0014-06 “人的思想是万物之因。”[1]这是一位西方哲人留给后人的箴言。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因此，马克思指出：人们“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2]P247。历史经验也证明，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作为以“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3]P679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每当处于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关键时期，就会结合不断发展的实际，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式，把“思想建设问题”作为“党的建设最主要的问题”[4]P327，“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思想政治上特别纯洁、特别过硬、特别坚定”。[5]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6]P77。在古田会议上则提出：“要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注意“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的先锋队地位”，“使党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7]P620-621在延安时期，又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8]P1094。如果以古田会议为一个重要的标示，那么，我们党在经历过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生死考验之后，依然始终如一地持续践行着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基本原则和工作举措，进而在前进的胜利道路上不断地竖起了一个又一个标志着不同发展阶段的伟大里程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会址选在古田，选在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诞生之地，寓意深远，意味深长，对于继承和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思想建党推动政治建军 86年前，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在福建上杭古田领导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问题，开辟出了一条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之路。从理论上看，大会直接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奠定了基础，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最重要的思想准备。从实践上看，大会改变了国民革命军时期把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次要的、附属的位置的做法，批评了“司令部对外”的错误口号，并明确指出：“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9]P78，强调若“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9]P94。 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我们党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的伟大纲领。从内容上来看，决议第一次从政治高度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提出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9]P79。同时，决议还从分析党的思想状况入手，列举了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意识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突出强调了党内教育的重要性：“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9]P94。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具体途径，提出区分教育对象层次设置不同教育内容，坚持集中教育与随机教育、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注重启发引导，采用“启发式”等“教授法”，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实行马克思主义”，“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9]P78这些观点对于开展思想教育、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操作性。据统计，在决议文本中，“教育”一词共出现26次，成了重要的关键词。同时，决议也具体地规定了详尽细致、操作性强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集中地解决了“为谁服务、怎样服务”，“听谁指挥、怎样指挥”，“谁来管党、怎样管党”，“为何教育、怎样教育”等重大问题。古田会议及其以后所开展的党内及军内教育活动，推动了党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为革命理论所武装，成为一支具有远大革命理想、信念坚定的人民军队。 二、整风学习修炼坚强党性 马克思指出：“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10]P3-4古田会议就是我们党的建设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也足以成为“判定党的运动水平”，尤其是党的思想教育、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水平的界碑。古田会议彪炳史册，贡献十分重大，影响十分深远，作用十分巨大。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超拔的政治品格，对各种错误思想“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进而开辟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光明新路。 延安时期，如毛泽东所说，党总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党的工作也取得了成绩。但“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11]P811。问题主要体现在“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11]P811-812。其表现形式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其实质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这种主观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12]P361。延安整风，我们党首先针对的就是党内、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主观主义。对此，毛泽东慎重地指出，我们开展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而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克服主观主义要从政治局同志做起，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后又亲笔致函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八路军留守兵团，要求把《古田会议决议》作为整风必读文件，发给连以上干部，当做课材加以熟读，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11]P819,827。再一次掀起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热潮，通过强化教育、小组学习、党内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方法，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学习马克思主义，彻底打破“共产党内理论水平不平衡”的状态，切实“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去同各种非共产主义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4]P121。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在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上，在抗战之前我们党一直没有解决好。尽管党内少数同志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但就全党理论水平和理论素养来说还比较低下，在实际斗争中，表现为不易甄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不易彻底消除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关键是没有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到底是教条还是行动的指南这一根本问题，以至对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一次次的重大损失。全党的血的教训，毛泽东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要解决这一问题，其根本办法就是普遍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与学习马克思主义。而这种研究与学习又不应该是从书本到条条，不联系实际，不研究中国革命规律的学习；而应当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此，他特别明确地把树立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称作“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看做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当做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提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要求“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11]P813希望通过改造我们的学习来改造我们的学风，改造我们的党风，改造我们的文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希望我们党能够“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6]P277。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为学习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实践者，充分发挥了表率作用。他们不仅亲自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干部学校授课，还撰写《改造我们的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中央领导同志以及高中级领导干部带头先学一步，学在前面，为全党学习树立了光辉榜样。当时，从组织上看，专门成立干部教育部、中央学习研究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中央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中央书记处将在延安的48名高级干部编成9个小组，由中央领导同志直接领导学习。中央总学委组成巡视团，派出巡视员，定期抽查参加中央学习组全体同志的学习笔记。中央思想方法学习小组，要求从政治局同志做起，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从制度上看，实行每天两小时学习制度、学习小组制度、学习指导制度，还将马克思的诞辰日——5月5日定为“学习节”，要求高中级领导干部一律参加学习竞赛。从方法上看，要求对症下药、因材施教，对待思想上、政治上的毛病，采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不允许采用鲁莽的方法。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高中级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下，无论是在“无期大学”，还是在“窑洞大学”，党员干部都能发扬“挤”和“钻”的“钉子精神”，工作忙时就“挤”，看不懂时就“钻”，人人都是学生，人人皆可为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人人处在学习之中，时时体现学习之风”，延安真正变成了一个大课堂，办成了全党的“一个大学校”，使党员干部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彻底肃清了过去“左”和右的错误思想的恶劣影响，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史上的一个巅峰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使中国共产党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三、教育力度影响思想深度 延安整风，是古田会议“重在教育”的思想在党内学习和党内生活中的具体运用与升华，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开展的第二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其规模远远地超越了第一次的古田会议。如果说古田会议意在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无产阶级先锋队，保持党的先进性；那么延安整风则意在如何以学风、党风和文风为突破口，彻底清除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保党思想上的先进性和组织上的纯洁性。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13]在古田会议召开86周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重回古田，重温古田会议精神，并结合近年来反腐败斗争、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作风建设的实际，深刻剖析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要求大家从思想政治工作角度，认真总结教育者本身受教育不够，对领导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监督体系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制度建设存在漏洞的教训，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训，彻底肃清影响。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震撼很大，教育很深，受益很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十分注重思想教育力量，以“四风”为突破口，狠抓思想理论建设这个根本，狠抓党性教育这个核心，狠抓道德建设这个基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错误的教条式理解，不断深化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的科学回答，不断用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但是，正如习总书记所指出的，当前，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当前改革正处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以往渐进式改革积累的深层次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呈现，早期“帕累托改进”式改革已难重现，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风险性显著增强，我们“试错”的时间和空间十分有限，给我们的思想理论教育特别是党性教育增加了难度。在新形势下，一方面，部分受教育者不愿学、不勤学、不真学、不深学、不善学甚至学而不思、学而不信、学而不用的问题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教育者本身受教育不够”的“本领恐慌”问题也日益凸显。有的不善教，教学思路不开阔，形式单一，方法简单，缺乏吸引力、说服力、感染力。有的不深教，为教学而教学，为理论而理论，为感性而感性，没有深度、高度、广度，列举事例只讲负面现象、表面现象，分析问题时不解渴、不解惑，体验教学不震动、不震撼。有的教育活动形式大于内容，不是“空对空”，就是“客里空”，甚至“雾里看花”、“乱花欲坠”，“以其昏昏”不能“使人昭昭”，针对性不强，实效性不佳，受教育者不满意，教育工作目标难以实现。其根源还是思想“缺失”、思想“苍白”造成的。 四、思想高度决定党性强度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学习型政党。党的建设和党的发展的伟大历史告诉我们，思想建党要靠学习，政治建军要靠学习，作风整顿也要靠学习。好学才能上进，好学才能明理，好学才能修养党性。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因此，要防止“讲信仰的灵魂不纯，讲信念的‘钙质’不够，讲品德的品行不端，讲艰苦奋斗的贪图享乐”，防止“台上他讲、台下讲他”，切实做到“教育者先受教育”、“培训者先受培训”，当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努力造就“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3]P532-533，这个任务今天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为此，应当做好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必须加强思想教育，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问题，防止思想腐败。思想松一寸，行动散一尺。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如果说要变质，那么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14]P316主观主义就是一种庸俗化的思想，“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11]P812-81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一直把形式主义看做是党内存在的“四风”之首，认为“形式主义害死人”，形式主义助长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助长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其实质还是一种主观主义。因此，要彻底解决领导干部身上的“四风”问题，就必须切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扼住形式主义的“咽喉”，以脚踏实地的行动洗涤官僚主义的“大脑”，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束缚享乐主义的“双手”，以勤俭节约的作风遏止奢靡主义的“脚步”。 二是必须加强理论教育，集中解决“坚持以什么为指导、怎样坚持”的问题，防止思想混乱。恩格斯认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15]P39-40。刘少奇则认为“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4]P220。历史的经验永远要汲取，历史的教训也永远要铭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没有先进的理论武装，就不会成为先锋的战士。因此，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要真正弄通马克思主义，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特别是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不迷失正确的方向，不犯颠覆性的错误。同时，还要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应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做教条看待，而应看做是行动的指南；不应只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应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应只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应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共产党员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11]P827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更加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领导中国13亿多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两个一百年”伟大梦想的科学，而绝对不人云亦云，成为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者的“俘虏和应声虫”。 三是必须加强党性教育，集中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问题，防止政治灰尘。在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党性的概念。列宁虽然第一次提出了党性问题，认为“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16]P63，但仅仅只是共产党人认识党性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延安时期，刘少奇则提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体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体现”[17]P224-225。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党内对党性最普遍、最经典的解释。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党性问题，但他却把“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长期以来，我们党都把党性修养看做是共产党员“由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变成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革命规律的革命家”[4]P99的必经之途，特别是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看做是党员干部思想的“总开关”，把党性教育看做是解决党员干部身上这个“总开关”问题的“金钥匙”。今天，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要更加突出党性教育，帮助干部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定”，就必须用好党性教育这把“金钥匙”，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深学、细照、笃行”，要用“总开关”把党员干部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理正树牢，把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中的“弊垢”扫清除净。这既是党性教育的重中之重，也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收稿日期]2014-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