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性统一观和全面发展观的伟大实践——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与成功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多样性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发展观论文,创造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0)06-0005-07
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同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成功地解决了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一整套特色鲜明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当我们即将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回顾和总结90年代特别是十五大以来的发展历程，完全可以这样说，我们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胜利，是新的党中央坚持多样性统一观和全面发展观的伟大胜利。
一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就本来意义讲，它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研究对立面是怎样能够统一，又怎样成为统一的。所以对立统一成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对立统一的绝对要求，一是全面性，二是动力性。全面性要求人们必须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物都要坚持两点论，既看到矛盾双方对立排斥的一面，又看到其依存、贯通的一面，既看到其长处、有利的一面，又看到其短处、不利的一面，坚决摈弃孤立、片面、静止的形而上学，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动力性则要求人们把事物间相互对立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实地看作是一种互动、互补的关系，是在对立统一中，既有克服，又有保留，此长彼消或此消彼长，促进事物向前发展。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实践时，放眼世界多样性发展的历史潮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善于用全面、发展的观点认识和处理问题，坚决反对孤立、片面、静止的形而上学；特别强调和重视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合和”关系，以及相互推动、相互补充的动力关系，集中体现了对立统一的本质要求，既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基本原理，又在成功运用中形成自己的鲜明特点。这一特点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存在，强调事物间的互动关系，着眼于矛盾各方的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多样性统一观和全面发展观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两个基点。这一新特点是由时代特征、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所决定的，也是同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密不可分的。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观察世界、观察中国，对影响中国发展走向的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重要的理论判断，为党在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例如，关于当今时代的特征。邓小平同志早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确定为我国外交的根本目标，把创造一个和平、和谐的外部环境，作为国内发展的先决条件。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并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国际战略思想，把求和平提到世界人民“第一需要”的高度，认为，“没有和平，任何建设事业都无从谈起”，提出了“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流”的新的科学论断，在国际范围内，正确处理和平、合作、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努力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互利合作，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再例如，关于世界发展的趋势，作出了“世界多样性发展”的新论断，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人民走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实现自己追求的理想，这是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基本标志，因而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上述关于时代特征、国际形势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和主张，无疑为新时期辩证法思想的高扬和提升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赋予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辩证法思想以鲜明的时代特征。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正在成功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同志都作了明确回答，他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主要矛盾的论断，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重要方针等等，都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到新的科学水平。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邓小平理论，并结合新的实践，在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上，进一步深化了邓小平理论，赋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新的内涵。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特点，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形态，是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由此出发，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它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和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特点就在于，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换句话说，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有效地协调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真正做到两个文明的全面发展、共同进步。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问题，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认为，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只有牢牢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观察和把握社会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进各种社会矛盾的解决。”同时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矛盾虽然还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大量的则是人民内部矛盾，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因此，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应当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基点”。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完全符合并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特点在哲学上的反映和集中体现。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辩证法思想的特点也深深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长期的文明发展和历史劫难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美德。这是五千多年来推动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激励中国人民自强不息、不断前进的强大力量。江泽民同志曾把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概括为：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毫无疑问，这些优良的民族精神，对新时期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不了解中华民族的特性，就难以理解中国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也难以把握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辩证法思想的真谛。
二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和成功实践，主要体现在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方针和指导原则上，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其主要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创造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鲜明地提出了“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也一定不能僵化，僵化了就阉割了它的灵魂，只能以创造性的科学态度，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把继承与发展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谈到如何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时，江泽民同志深刻指出：“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但是今后的路具体怎么走，要靠我们自己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开拓，总结新的经验，形成新的认识。只有这样去做，才能创造性地继承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才能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这就告诉我们，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就必须坚持创造性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的辩证统一。没有创造性地继承，发展就没有基础、失去方向；没有创造性地发展，继承就是一句空话。多年来，特别是十五大以来，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遵循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原则，以实践为基础，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作出了许多新的概括，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全党全国人民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二）审时度势，把握大局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政治动荡、风云变幻的特殊时刻，成就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刻。面对复杂的局势、重大的使命和艰巨的任务，党中央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冷静观察，审时度势，驾驭全局，沉着应对，带领全国人民开拓前进，充分显示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善于把握大局的高超的领导能力和灵活的宏观调控艺术。善于把握大局，树立大局意识，是新的党中央一贯坚持的重要思想。回顾九十年代的历程，特别是十五大以来，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放眼世界来规划中国的发展，不失时机的提出重大方针和指导原则，作出重大决策，部署重大工作，使我们渡过一个个难关，取得一个个重大突破。例如，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形成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思路；确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科教兴国、以法治国的方略；实施可持续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制定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总揽全局，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具有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其中最根本的、带有总括性的一条就是鲜明地提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始终坚持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保证了方向的正确性和决策的科学性。
树立大局意识必须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是党和国家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全国经济的协调发展。对此，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一个总的原则：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挥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有维护国家宏观调控权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各部门在处理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与国家全局的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上将面临着新的课题和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决不能把局部利益推向极端，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出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必须明确，增强全局观念，自觉地在大局下行动，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是实现党和国家全局利益的保证，也是做好地方和部门工作、实现局部利益的前提。只有把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统一起来，保持上下的思想统一、行动一致，才能确保经济和社会既生机勃勃又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三）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统一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总揽全局，于1994年1月提出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20字方针，以此作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作为总揽全局的长期指导方针。党中央紧紧抓住现代化建设中改革、发展、稳定这三个根本性问题，一再强调并下大气力处理好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善于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江泽民同志1995年曾深刻论述了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的十二大关系，其中，居于首位的就是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不发展就没有出路，就没有希望；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发展和改革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没有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而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最终要靠经济建设的成果来保障。当前，鉴于国际上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西化、分化的颠覆图谋日益加剧，国内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的关键时期，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日益加大，各种矛盾日益凸显，保持稳定更加艰巨和重要，必须把加快改革和发展的紧迫感同科学求实的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的推进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必须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改革、发展、稳定的结合点，做到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同改革、发展、稳定同步增长。
（四）抓住重点，兼顾一般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其矛盾的复杂性、不平衡性是世界其他国家所少见的。面对这一客观现实，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一方面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另一方面又必须坚持重点论，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起来，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决不能顾此失彼走向极端。江泽民同志曾深刻指出：“把握全局，就要求在工作中既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又善于照顾全盘，能够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四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坚持重点论，反对均衡论，熟练地处理了矛盾主与次的辩证统一关系，提纲挈领，驾驭全局，抓住重点，照顾全盘，体现出高超的领导艺术。例如，反复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一定要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决不能离开、干扰这个中心。强调“四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把教育和科学技术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在经济制度方面，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确立了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既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又要强化宏观控制体系，还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方针，把国企业改革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突出强调了思想道德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培养“四有”新人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根本，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作为社会的主旋律。在党的建设方面，要求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严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确保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等等。
（五）尊重多样性，坚持统一性
江泽民同志总结了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刻指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出现了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式，这些新情况带来了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对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必须高度重视并正确处理，以防止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在这里，江泽民同志关于经济和社会多样化的新概括，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和处理一与多的矛盾关系提供了总的指导原则。世界是多样性统一的世界，而多样性则是世界统一的前提，“没有多样化，就不成为世界”。然而承认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必须坚定不移地保持社会主义的主体性地位，正确处理自主性与灵活性、先进性与广泛性、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以便协调关系，化解矛盾，使各个方面、多种力量，各得其所，相得益彰，聚集起各种优势，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为了统一的社会主义奋斗目标，各显神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首先，多样性意味着自主性和灵活性。在国际范围内，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就应当允许各国人民自主选择适合本民族的发展道路。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自己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承认、不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是必定要碰壁的。”在国内的各项改革中，承认多样性，就应当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尊重群众的实践，让群众自主选择改革的具体路子，决不能强迫命令，搞一阵风、一刀切、一个模式。经济体制改革，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对个体、私营经济要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以满足人们多样性的需求。国企改革，既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鼓励各地积极探索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等等。其次，多样性又意味着广泛性。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尤其要善于处理好先进性同广泛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使之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江泽民同志在谈到思想道德建设时就明确指出：“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第三，多样性还意味着差异性。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懂得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用“求同存异”的基本原则去处理各种矛盾关系。在国际问题上，“主张兼容而不歧视，交流而不排斥，对话而不对抗，共处而不冲突，在彼此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发挥各种文明的积极作用，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世界各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进步。”在国内，在经济生活领域，要承认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承认东西部的差别，在东部发展起来之后，把西部大开发作为重大战略提上议程。在分配上，要承认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要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带动和帮助后富，走共同富裕的路子。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既要增进共同性，又要注意差别性；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在民族问题上，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随着社会的发展，“共同因素会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将长期存在”，必须坚持平等互助、团结合作、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在社会主义文艺问题上，既要坚持“二为”方向，又要坚持“双百”方针，把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统一起来，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流派相互了解、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如此等等。
（六）既要自主创新，又要借鉴吸收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对外开放方针，始终注意处理好坚持自力更生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系，强调：讲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锁国、盲目排外，讲吸收借鉴，绝不是兼收并蓄、盲目照搬，必须把自主创新同借鉴吸收结合起来，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江泽民同志早在1989年就深刻指出：“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吸取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成果、先进经验，引进技术，引进人才，从我国实际出发，进行消化、吸收、提高、创新。”这就是说，对引进的优秀成果必须进行消化、吸收、提高、创新，把外力转变成内部活力，形成自己的发展优势。
大胆吸收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在思想观念上的一大突破。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在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许多人曾陷入思想困惑或走向极端，“利用资本主义”更是一大禁区。对此，江泽民同志以唯物辩证法的深邃眼光曾进行过科学的分析。他说，只要两种制度同时存在，那么它们的对立和斗争就不会消失，在这一点上必须保持应有的警惕性，“但在看到对立和斗争一面的同时，也应充分看到学习、借鉴、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只看到前一面，而看不到后一面，就陷入了认识上的片面性。这种认识上的片面性，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进步。”因此，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利用国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人才和先进技术，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以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不敢借鉴，拒绝利用，只能延缓我国的四化进程，进一步拉大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坚持借鉴吸收，必须以自力更生为前提，立足于自主创新。“求实是科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从长远的发展的观点看，一味地依赖于吸收引进是没有出路的，只能跟在人家的后头亦步亦趋，最终变为人家的附庸。只有立足于自主创新，着力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才能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由此可见，创新是时代的呼唤，民族振兴的要求，党中央不失时机地制定了国家创新体系，这一伟大工程正在启动，我国两弹一星早已研制成功，最近，我国科学家又参与了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的绘制工作，成功完成了1%的测序任务，同美、英、德、法等国并肩登上了生命科学的巅峰。这些都雄辩地说明，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是我国真正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基石。
三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把唯物辩证法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纯熟地应用于各个领域，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唯物辩证法的新境界。这是当代中国最科学的理论思维方式，是共产党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典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新贡献。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而且也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供了新鲜经验和有益的启示。
第一，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教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是严密而完整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始终是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一样，保持着它的勃勃生机，对推动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尽管同一百年前相比，世界局势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动，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但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但是有些人并不这么看，他们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面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思潮的影响，在认识上陷入了许多误区。例如，苏东剧变、中国十年动乱，的确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沉重打击。面对这种严重挫折，有的人不去理性地总结经验教训，而是从个人的感性、感情出发，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认为马克思主义“消失了”、“没用了”。殊不知，苏东剧变决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造成的，而恰恰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结果，是指导思想的偏离，才导致了无产阶级政权的丧失。中国的十年浩劫，主要也是因为在理论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搞阶级斗争为纲，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使中国人民陷入沉重的灾难。再例如，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有的人就错误地认为，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对此，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种误解”。殊不知，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任何一种专业知识所无法替代的，越是搞改革开放、搞建设，越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越需要打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底，否则，在政治上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走向邪路，在思想上就会陷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泥潭，甚至成为封建迷信、歪理邪说的俘虏。一些老红军、老党员、老干部竟然成为“法轮功”邪教的痴迷信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所以，结论只能像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共产党员的指导思想、方法论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条不能变。”党在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党在理论上的提高，是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科学性的根本保证。因此，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必须把坚持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提到全党面前，突出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广大党员。早在1989年，江泽民同志就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个基本”教育的问题，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教育。他说：“在党内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中，要提倡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这既是时代的要求，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要求，也是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能力、提高党员领导干部思想理论素质的要求。
第二，社会大变革时期，尤其需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创造性地应用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在实践上获得巨大成功，这一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哲学的命运取决于它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哪里有哲学的需要，哲学就会在哪里生根开花。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殊国情下进行的，国际国内的各种矛盾犬牙交错、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极需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指导，以便寻找一条不同于俄国的新的革命道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矛盾论》、《实践论》等伟大哲学著作的问世，成为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同样的，70年代末，面对“十年动乱”留下的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中国向何处？今后的路怎么走？在这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特别需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指导。邓小平同志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紧紧把握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毅然决然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实行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形成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从此，把中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的鲜明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在实质上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大变革，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革命。在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面对国际上由两极对立向多极化转变的新的政治格局，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走势；面对国内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和旧的经济体制向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转变，只有走改革的必由之路，中国才有希望，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一位伟大的哲人有一句名言：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同样，辩证法也应当成为改革的“代数学”。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应当成为指导改革的最高级最科学的辩证思维方式。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后，邓小平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唯物而又辩证地解决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奠定了发展的基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邓小平同志之后，又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于新的实践，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了突破性进展，获得了巨大成功。这说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呼唤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又有效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只要我们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充分发挥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发挥其普遍规律的预见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会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我们从实践中获得的又一条宝贵经验。
第三，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学习并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不断提高辩证思维能力，防止和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至关重要，其中包括加强对全体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在执政的条件下，尤其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不断改造世界观。否则，世界观就会偏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而世界观的偏离就会导致理想的淡漠、信念的动摇以及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扭曲。近年来，有的党员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之所以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大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最终成为党内的腐败分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世界观出了问题，放松了主观世界的改造，让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占领了自己的思想阵地。正如江泽民同志所尖锐指出的那样：“这些年，确有一些干部包括有的高级干部，忽视和放松了主观世界的改造，经不住金钱、物欲等诱惑，不仅自己身败名裂，而且给党和国家造成很大损失。中央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增强党性锻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根据当前党内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方法论，只有努力学习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才能认识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全面理解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避免思想和工作中的片面性。当前，一方面，世界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本质上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共同进步的事业。面对国际国内这种新情况，最可怕的是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的形而上学片面性，最需要的是唯物辩证法的全面性。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忽视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以至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在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身上还有一定市场，片面性盛行，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到惩罚的，搞简单化、一刀切、单打一、走极端，必然要碰壁、摔跤，最后以失败告终。针对党内存在的这种严重现状，江泽民同志不止一次地号召全党：“一定要反对形而上学，努力学习辩证法，深刻领会列宁所说的辩证法这一‘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他又说：“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全面性。掌握全面观点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极为重要。”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一定要学好唯物辩证法，把握全面性，防止和克服形而上学的片面性，下决心解决方法论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把方法生动地比喻为过河的桥或船，指出：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肩负着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历史重任，一定要掌握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以不辜负人民的信任和历史的重托。
当前，我国正处于关键时期。新世纪之初，我们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新的发展阶段，这将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新起点。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胜利地跨入21世纪，关键在党，关键又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提高。我们一定要重视理论学习，加强理论学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根本保证。
[收稿日期]2000-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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