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经济百年巨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经济论文,巨变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一个人来说，百年意味着长寿人生。但是，对于一个拥有数千年灿烂文明的民族而言，百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只有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长的时期上才能够看清百年巨变的起点，才能够理解百年巨变的深刻含义。“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中国封建社会，曾经因铁制农具、作物轮作间套作和多熟种植等传统农业技术的发明采用而大幅度提高单产和土地利用率，使中国的传统农业遥遥领先于世界。但是，以“男耕女织”为代表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形成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变革和进步十分缓慢，致使中国的传统农业比西方延续了更长的时间。15世纪开始的闭关锁国进一步把中国与世界隔离开来，对外界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
在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于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首次碰撞封闭社会之后约半个世纪的1840年，封闭的国门终于痛苦地被鸦片和大炮轰开了。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入侵，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在早期曾经对外国商品输入起到强大的抵抗作用。但是随着甲午战争后外国侵略者获得种种政治经济特权，其经济势力逐渐深入到中国农村，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小农经济开始瓦解，农业生产逐渐与世界市场息息相关，中国的农业经济亦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方向转化。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再也遇不到政治上的丝毫抵抗，中国的农业经济彻底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而此后的一百余年，伟大的中华民族先是经过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政治独立，之后又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重新崛起于世界。中国的农业终于完成了为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资本积累的历史使命，也完成了几千年来农业剩余支撑国家运转的历史使命。百年来中国农业经济的重大变化可以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农业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农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背景下逐步走向衰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原料掠夺促进了农业的商品化，而以洋纱洋布为代表的洋货低价倾销摧毁了农民家庭手工纺织业，“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彻底瓦解，中国农民的命运在尚未形成国内统一市场的情况下被迫与国外市场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由于封建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的继续保持，农民生活走向极端的贫困化。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由于遭受帝国主义转嫁经济危机的种种压榨和打击，农产品价格急剧跌落，使本来已经濒于破产的中国农业经济更加一蹶不振。之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沦陷区农业经济的殖民掠夺以及美帝国主义和四大官僚资本对农业的掠夺和破坏，中国农业生产严重凋敝，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实行的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土地并通过开展互助合作运动恢复了农业生产力，农民生活得以改善。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半封建统治，在民族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基础上开始了自主追求现代化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担负了挽救农村、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历史使命。在经历了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与曲折之后，中国从1978年开始踏上改革开放之路。经过不到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重新崛起于世界，农业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日益提高，中国农业用不足7%的世界耕地养活了20%以上的世界人口，农民基本摆脱了贫困并走向小康。从1840年至1949年，中国人用了100余年的时间重新争取到民族独立和政治独立，之后又用了近50年的时间实现了经济的再度崛起。
二、从封建的土地制度到社会主义的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集中体现人地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人人关系，因而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与传统的农业技术相适应，朝代不断更替而制度保持不变。国家土地所有制、大土地私有制和小土地私有制的并存与相互转化是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典型特征。正因为存在这样一个各种土地所有和身份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的机制，使得中国的传统农业总能够获得一定发展，从而比欧洲封建制的农业更为发达。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的入侵虽然瓦解了中国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但是封建的土地制度依然保留下来。辛亥革命虽然在政治上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但是继之而起的是军阀、官僚、地主、高利贷者和工业资本家争相兼并土地。1927年，全国81%的耕地集中在仅占人口14%的地主富农手里，他们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农民耕种并收取占年收成量一半以上的高额实物地租。新中国成立后，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彻底废除。土地改革所建立的农民小土地私有制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之后，随着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相继临世，小土地私有制被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所取代。随着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施，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或经营权开始发生分离。1986年颁布并先后经过两次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把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之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承包经营。这样一种土地制度在赋予农民承包经营权的同时抑制了土地所有权的私人买卖。承包经营权的获得刺激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成为20世纪80年代农业增长的重要源泉。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亦为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现代农业教育科研与推广体系的建成和农用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为大规模农业经营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只不过因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尚不能转移到农业以外而抑制了经营规模的扩张。正因此，虽然集体所有权本身的边界还不是很清晰，但集体所有权的存在本身又确保了土地所有权私人买卖的无法实现。其意义十分重大：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尚未找到非农就业出路情况下，如果允许土地私有和买卖，那么土地集中与兼并的历史还会重演，大量失去土地而又找不到就业出路的农民将会流向城市，很容易形成拉美国家那样的贫民窟甚至社会动荡。在劳动力不能大量转移到非农产业情况下，土地集体所有与家庭承包经营相结合至少可以使农民获得基本的生存权和经营权。这恰恰是社会主义集体土地所有制历史意义之所在。
三、以农民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农业经营制度依然保持不变
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瓦解了延续几千年的“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纺织业被迫从农民家庭中分离出来。但是，农业生产仍然依存于农民家庭。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在各地也曾出现依靠租用土地从事农业经营的新式富农和依靠自有土地雇佣劳动从事农业经营的经营地主，但是家庭经营依然是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而且，在人口压力下中国的农业家庭经营一直具有户均耕地面积狭小且被分割成若干碎块的零细经营特性。新中国的土地改革在赋予农民小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延续了农业家庭经营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和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解决农民家庭经营基础上的生产合作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继之而来的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彻底否定了农业家庭经营，虽然实现了土地集中连片、解决了细碎化问题，但是由于监督成本过高以及缺乏对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有效激励，农业生产严重倒退。20世纪70年代末，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符合农民意愿，有力激活了农村生产力，不仅使农村社会经济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也为整个国民经济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家庭经营适应了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结合的农业生产特性，有助于实现那些外人难以观测的对生命对象的精心照料和生产过程的有机协调。不过，小规模家庭经营也有局限性。农田灌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应用均非单个家庭可以独立完成。在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销售和农业信贷等方面农民家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为了发挥优势弥补劣势，中国农村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和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但是，由于社区组织的封闭性和分散性，再加上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尚未明确，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依然较低。如何在农民家庭经营基础上通过农产品流通领域乃至农业生产领域的合作来降低单位产品成本、增强市场交易力量，依然是一个尚未得以解决的重大课题。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小规模农业家庭经营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因此，在家庭承包经营已成为中国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情况下，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高低将决定中国农业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继续生存与发展。
四、从以农为主的国民经济到完整国民经济体系下的农业
鸦片战争后，“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下逐渐瓦解，中国近代民族工业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了缓慢的发展。但是，除了1914-1927年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而放松经济侵略从而暂时使中国民族纺织业和面粉业获得一定发展空间以外，帝国主义在掠夺中国农村的同时，一直运用其政治经济特权压迫和抑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到20世纪初期，中国依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经济国家。即使是在30年代，农业和手工业仍然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0%。近代工业仅仅占10%左右，而且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十分薄弱。这种单一的农业经济体系在面对自然灾害和世界市场冲击时显得十分脆弱，农业生产的任何波动都有可能导致整个中国经济的不稳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摆脱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的中国民族工业才真正获得无限的发展空间。在经历了早期偏重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挫折之后，通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策略的实施，迅速建立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民经济整体实力迅速增强。目前，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不足15%，不仅农业本身具备了较强的抗击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农业生产变动（如自然灾害导致农业减产）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波及效应亦逐渐减弱。
五、以汲取农业剩余为核心的农业政策体系接近完成历史使命
在以农为主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农业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兴衰。几千年里，中国历代统治阶级主要通过租和税赋等方式从农业中汲取剩余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到了近代，落后的中国要想迅速实现工业化，也必须寻找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需要的原始资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帝国主义不仅通过索要赔款等方式掠走大量财富，而且通过商品低价倾销和农村掠夺使得中国的农业剩余十分有限，近代民族工业本身亦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制，因此工业化进展缓慢。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的首要课题。同大部分落后国家一样，由于人口增长较快和食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较高，人均收入提高将会直接导致农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而由于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农产品供给增长较慢，从而势必出现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潜在压力。在农产品价格上涨情况下，工人的货币工资必须增加才能够维持原有的基本消费水平不变。而工资的上涨势必侵蚀工业资本或企业的利润从而降低通过积累来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不利于工业化的发展。但是，压低工资又将引起工人的不满。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似乎应该是通过农业技术进步来促进农产品供给增长，但是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不现实的。虽然通过商业进口农产品也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但是有限的外汇更应该用于工业产品和技术的引进。新中国面对国外的经济封锁，依靠发达国家的食物援助来解决食品不足也不现实，而且即使可能也容易形成对外国的依附。饱受殖民统治危害的中国也不可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殖民地掠夺来获取廉价农产品。因此，唯一的出路还是需要从农业中汲取剩余。除了以农业税形式把延续几千年的税赋保留下来以外，中国采取了统购统销的办法强制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和零售价格，以确保工业化起步所需要的资金积累。为了使该制度得以实施，又采取人民公社化的方式来统一生产，以避免农民从事统购统销制度外的生产和交易。这一制度在早期确实迅速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大量剩余，但是过度的汲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而导致农业生产严重衰退并进一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业经济又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之后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不仅扭转了经济衰退而且促进了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急剧下降，依靠农业剩余来获取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需资本积累的必要性逐步降低。随着废止统购统销、实行双轨制、分品种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确立粮食最低保护价收购制度、通过各种方式支持和保护农业等政策的逐步实施，通过控制农产品生产和交换来汲取农业剩余的程度逐渐降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地方经济的发展还得益于另外一种特殊类型农业剩余的大量汲取，即通过低价征购农业土地的方式来获得非农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低价征购土地不仅意味着对未来若干年农业剩余的一次性汲取，而且意味着对土地农转非增值收益的大量转移。以延续几千年的农业税取消为标志，中国农业即将完成为国家机器运转提供剩余以及为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资本积累的历史使命。
六、从被动接受世界市场冲击转变为主动应对全球化挑战
延续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中国农业经济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民族的统一国内市场尚未形成、对国际市场一无所知、没有任何自我保护能力的情况下被迫因帝国主义入侵而卷入国际市场的。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和农产品商品化主要由帝国主义的原料掠夺而引起，民族工业的原料需要微不足道。正因此，中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命运乃至中国农民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而不是国内市场。茶和甘蔗等早期的出口经济作物因遭受帝国主义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而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蚕桑、棉花和烟草等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原料以及专门用于国内的鸦片。在殖民者控制区，中国的民族市场无法发育，完全受殖民者摆布。又由于交通落后和封建的地方割据，国内各地市场间的联系十分微弱。这种因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所导致的民族的国内统一市场难以形成，使中国农业和农民面对着极大的国际市场风险。其危害在20世纪30年代因帝国主义转嫁经济危机而导致中国农业恐慌的过程中暴露无遗。这一悲惨命运直到新中国成立、民族和政治独立后才得以摆脱。在外国对华经济封锁的背景下，中国不得不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在经历了共和国早期计划经济所带来的短暂繁荣之后，其危害逐渐显露。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不懈探索。在经历了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探索之后，终于在1992年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此后，不仅国内农产品市场体系日臻完善、国内统一市场逐步形成，而且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亦日趋紧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在经历了被动卷入国际市场、被迫与国际市场隔绝、国内统一市场形成之后终于开始主动地溶入国际市场。中国农业开始在具备一定生产力水平、拥有国内统一市场和一定自我保护能力的基础上主动应对国际化挑战，开始通过提高竞争力和发挥比较优势来参与国际市场的分工与交换。
七、现代农业教育科研与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
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曾经领先于世界。但是自19世纪中叶欧洲现代科技兴起后，中国依然固步自封，农业生产技术停滞不前。戊戌维新之后，中国现代农业教育与科研开始萌芽。杭州蚕桑学馆(1898)、湖北农务学堂(1898)和直隶农务学堂(1902)的诞生，以及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筹办(1905)，标志着近代农业教育开始萌芽。而上海育蚕试验场(1898)、直隶农事试验场(1902)、南昌农事试验所(1904)和中央农事试验所(1906)的先后设立，标志着中国开始从经验农学转向试验农学。此后，虽然不断经受战乱的冲击，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中共根据地都能够在困难中尽力发展农业教育与科研，为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农业教育与科研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导致农业教育与科研严重衰退外，一直致力于现代农业教育科研和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经过近50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基本上建成了包括高等农业教育、中等农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在内的现代农业教育体系，建成了包括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内的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体系，建成了包括农林水各部门技术服务组织、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所属技术服务组织、农村供销社服务组织和农民专业协会在内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各类专业人才之培养，新品种之育成，作物栽培、施肥和灌溉技术之改进，土壤改良技术之不断发展，病虫害防治技术之研究与推广，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和自动化水平之提高，畜牧兽医科技之进步，淡水和海水养殖技术之改进，农作物和畜禽种质资源之收集保存和利用，有力地促进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抗御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日益增强。
八、农业系统由封闭走向开放，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长
中国传统农业的增长来源于土地、人口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扩张以及传统农业技术的不断改进。由于没有来自农业系统以外的物质和能量流入，传统农业在技术水平达到顶峰、土地扩张和人口增长达到一定限度后开始陷入停滞不前的局面。这种封闭的“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因帝国主义入侵而解体后，为了适应帝国主义原料掠夺的需要以及微弱的民族棉纺织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开始设立各种试验场以引进或改良棉花、蚕桑、茶和小麦等品种。来自传统农业系统以外的现代生产要素开始引入，中国开始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漫长历程。国民党统治末期曾经大量从美国引进机械、农具、化肥、农药、种子、种苗和种畜等现代生产要素，但是在民族工业发展十分脆弱的情况下过于依赖外强并不利于本国农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农业关联产业发展和现代农业教育科研与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基础上，从供求两个方面共同促进了现代生产要素向传统农业系统的引进。随着系统外能量和物质的流入，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农业转变。伴随农业系统由封闭走向开放，中国农业的产业链条亦不断延长，农业与上下游产业间的关联程度日益加深。一方面，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初级农产品直接消费比重不断下降，加工食品和在外就餐比重不断上升，农业逐渐演化成主要为食品工业和纺织业提供原料的部门，因此受到下游产业发展的制约。另一方面，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越来越依赖于上游产业所提供的优质农作物品种、畜禽品种、化学肥料、农药、兽药、微生物制剂、饲料及添加剂、农牧业机械与设备，以及电力、水利、技术指导和质量检验检测等服务的供给。农业剩余和农民利益的状况从原来主要取决于农产品销售环节的市场公平程度转变为同时受到农业投入品购买环节和农产品销售环节市场公平程度的共同影响，农业发展本身也受到上下游产业发展的共同制约。此外，随着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生物产品开始应用于医药、能源乃至信息产业，消除农业与工业的界限、将农业与工业统一起来的生物经济初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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