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内外需双轮驱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轮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年均增长9.9%的发展奇迹。2009年中国出口规模达到12017亿美元，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中国所创造的经济发展成就，以及出口占GDP比重的快速上升在世界上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后果的争论。
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在国际上比较流行，认为中国采取出口依赖型模式，通过实行重商主义的战略，维持低汇率，低估能源、土地和劳动力成本，高度依赖出口和投资，在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把产能过剩向全球输出，形成了较严重的内外部失衡，导致世界经济失衡加剧。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要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必须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并敦促人民币尽快升值①。另外，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采取内需为主的增长模式，每一阶段经济增长引擎的切换都是沿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路径展开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轻纺， 90年代的家电，2000年以来的汽车、地产，每次主导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的浪潮都是在居民从“衣食”到“耐用品”、再到“住行”的消费结构升级的带动下实现的。
这些观点往往似是而非。有的失之片面，仅仅强调中国依赖外需或内需的一面；有的流于晦文幽义，缺乏客观公正的事实依据。中国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模式？要认清这一基本问题，必须提供有力的证据。
一、衡量一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基准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需求和动力源泉。判断一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一般看两个重要基准：一是看三大需求对一国总需求的贡献；二是看三大需求拉动的国内增加值(GDP)对一国总GDP的贡献。
（一）从三大需求角度衡量外需对总需求的贡献
根据三大需求公式可以衡量外需对总需求的贡献：
总需求=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出口 (1)
1994年是划分中国内外需关系和动力转换的分界点。当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由内需驱动为主向内外需共同驱动过渡。从外需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来看，1994年和2002年上了两个大台阶。1994年之前外需贡献偏小且很不稳定，绝大多数年份低于20%；1994年之后外需贡献快速上升。2002～2007年的6年间我国外需贡献率年均达到40%，2004～2005年甚至接近50%。从外需占总需求的比重来看，1994年之前基本在10%左右，1994年前后开始接近20%，2002年超过20%，2005～2008年接近30%（见表1）。1994年汇率改革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扩大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在中国外贸数据上体现明显。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内需始终是我国的需求主体。2000～2008年年均消费、投资和出口②，占总需求的比重分别为43%、32%和25%。同时，外需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度较高。2000～2008年，年均消费、投资和出口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9%、32%和39%（见表1）。
（二）从国民经济核算角度衡量贸易盈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公式衡量贸易盈余（净出口）对GDP的贡献份额：
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出口-进口） (2)
从这个角度分析，可以看出贸易盈余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2000～2008年，年均贸易盈余占GDP的比重只有4.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10.6%（见表2）。但是，用这一分析方法来衡量一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则存在较大问题。它不能区分“大进大出”和“小进小出”这两种外贸情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公式(2)中由于把用于消费和投资的进口一并从出口中扣除，低估了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因此这一方法不能作为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外向型程度的基准。
（三）从“拉动的国内增加值”角度衡量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当前国际上普遍用“三大需求拉动的国内增加值”来衡量外需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③。既然经济增长以国内增加值GDP来衡量，那么评价消费、投资和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应以其拉动的GDP来衡量。根据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总需求＝总供给”、“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出口=国内生产+进口”，三大需求拉动的供给既可能来自国内生产也可能来自进口。由于进口的存在，三大需求既拉动了国内增加值，也拉动了国外增加值，而只有三大需求拉动的国内增加值部分才能算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三大需求在对国内增加值的拉动能力上存在明显差异④。
因此，要计算三大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需要从三大需求中剔除各自拉动的国外增加值份额（进口）。当前国际上的主流方法是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其核心思想是把进口进行分解：
国内增加值=（最终消费-用于消费的进口）+（资本形成-用于资本形成的进口）+（出口-用于出口的进口）=消费拉动的国内增加值+投资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 (3)
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在出口中占据半壁江山，而加工贸易出口对国内增加值的拉动效应远远小于一般贸易。考虑到这种特殊的情况，相应地将公式(3)中的出口部分进一步分解为加工贸易出口和一般贸易出口，建立反映加工贸易特点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
国内增加值=（最终消费-用于消费的进口）+（资本形成-用于资本形成的进口）+（加工贸易出口-用于加工贸易出口的进口）+（非加工贸易出口-用于非加工贸易出口的进口）=消费拉动的国内增加值+投资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加工贸易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非加工贸易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 (4)
根据计算，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对中国国内生产的拉动能力差异很大。如果消费、投资、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贸易出口各1元，它们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分别约为0.9元、0.9元、0.7元和0.3元。据此测算得到：2000～2008年年均外需（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4.7%，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9%（见表3、表4）。
上述的分析方法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是局限于静态的分析。而动态的分析应该考虑外需和内需的互相带动效应。一方面，外需对内需会产生带动效应。出口活动增加了国内的就业、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而居民收入会再进行消费，企业利润也会再转化成投资。这一系列的连锁效应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中没有反映。解决这一问题须要借助凯恩斯乘数模型⑤。另一方面，内需对外需同样会产生带动效应。中国的投资和消费活动带动了进口，从而增加了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国民收入和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同时中国庞大的、快速发展的内需市场也培育了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种内外需的互相带动效应必须予以双向考虑，而不能像有的国外学者那样只考虑出口对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单向带动效应，以此来夸大中国对外需的依赖⑥。由于内外需的双向带动效应会相互抵消，对最终结果影响不大，本文对此没有进行测算。
二，从内外需关系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模式⑦
（一）从贡献份额所反映的动力结构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双轮驱动的基本特征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由内需驱动为主向内外需“双轮驱动”过渡；由国际竞争力带来的外需和由居民消费升级带来的内需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双轮驱动”的力量，而且两股力量都很强劲。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大量熟练的制造业工人和技术人员，有效的汇率改革和加入世贸组织等政策措施，使得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的产品走向世界，经济的外向型程度快速提高。同时，中国拥有13亿人口的广阔市场，城市化率为46.6%，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农民工市民化的愿望迫切，城市居民消费升级加快，经济的内在需求旺盛。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既不是过度依赖外需的小国出口导向型模式，也不是完全以内需为主的大国封闭经济体模式，而是具有混合型特征。
从过去15年的历史来看，内需和外需这两股力量轮番交替，共同驱动中国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高速增长带动我国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我国经济往往表现为外需驱动为主的特征；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时期，则表现为内需驱动为主的特征。比如，2002～2007年世界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表现出明显的外需驱动特征；而1998～1999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阶段，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灭阶段，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阶段，我国经济则表现出明显的内需驱动的特征。从三大需求的角度分析（见表2），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外需对总需求的贡献率由1997年的38.5%迅速下滑至1998年的2.8%和1999年的16.5%。2000年稍有恢复后，互联网泡沫破灭又导致外需贡献率下滑至2001年的12.1%。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2002年以后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的景气周期。2002～2007年的6年间，我国外需贡献率年均达到40%。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需贡献率迅速大幅下滑至2008年的-0.9%和2009年的-83.3%。从三大需求拉动的国内增加值角度分析（见表3、表4），结论基本相同。
正是由于中国经济所具有的“双轮驱动”的动力结构特征，决定了中国宏观调控的空间和余地是比较大的。在外部环境恶化的时期，我们有条件从容应对，而不必自乱阵脚或过度刺激。虽然中国外贸依存度很高，较易受外部冲击，但是中国凭借庞大的内需市场，可以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有效启动内需，在若干年内走出低谷。中国既不会出现像严重依赖外需的小国经济体那样，由于外需萎缩而导致深度衰退，也不会像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封闭经济体那样，可以完全脱离世界经济的波动而独善其身。
1999年和2009年的两次外部经济危机，在外需大幅下滑的情况下，通过主要依靠内需，我国实现了7.6%和9.1%的经济增长。2009年成功拉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的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来自政府的大规模基建投资；另一方面则来自居民的购房买车消费。这与十年前基本类似。这里有一个重要的背景，2005～2007年由于外需爆发式增长，内需受宏观调控的抑制，这些被抑制的内需于2009年在政府一系列政策的引导下集中爆发出来，展现出惊人的力量。同时，上一轮经济繁荣周期较长，为本轮刺激计划提供了充分的政府财力保障。
图1 双轮驱动：1996～2009年内外需对中国总需求增长的贡献率
图2 双轮驱动：1996～2009年内外需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对于宏观调控而言，我们应该清晰地分析、把握这两股力量的强弱波动，很好地平衡这两股力量，以实现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地增长；同时加快解决困扰这两股增长动力的深层次的机制问题，比如财税体制、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办法、国有企业经营业绩考核机制、收入分配、汇率形成机制、产业转型升级、户籍制度等，使得这两股驱动力能够经久不衰。
（二）从比重份额所反映的需求主体来看，中国经济符合大国以内需为主的一般规律
内需是中国经济的需求主体。从三大需求来看，1983～2009年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从三大需求拉动的国内增加值来看，内需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一直在80%以上，2000～2008年年均比重为85.3%，2009年更是高达87.2%。
中国经济符合大国以内需为主的一般规律。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新世纪以来外需的比重明显上升的阶段，但是外需并没有成为中国经济的需求主体。从三大需求的比例来看，2000～2007年外需占总需求的比重从19.4%上升至29.6%，2008和2009年又分别下滑至27.4%和21.7%。从三大需求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2000～2007年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0.8%上升至18.2%，2008和2009年又分别下滑至16.9%和12.8%。如果剔除热钱因素，外需比重会进一步下降。2005年以后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大量套利热钱通过贸易项下涌入国内。这部分外需依存度的上升既不是中国贸易竞争力提高的结果，也不是中国汇率贬值操纵的结果，而仅仅是短期的金融套利现象。
从世界范围来看，内需比重下降和外需比重上升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结果和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随着关税壁垒降低、信息技术发展，经济全球化带来市场一体化、生产过程分散化，跨国公司大量出现，产业内贸易迅猛发展，生产要素全球配置，国际贸易在过去50年快速增长。1970～1990年的20年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及其成员国，国际贸易占GDP的比重都翻了一番，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全世界GDP的增长速度⑧。中国内需比重的降幅相对世界其他国家是比较大的，但是这必须考虑到中国对外开放起步晚、起点低。1990～2007年的18年间，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中国下降了15个百分点，亚洲的韩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分别下降了8个百分点、11个百分点和15个百分点，欧洲的德国、法国、俄罗斯、挪威、瑞典和芬兰分别下降了13个百分点、4个百分点、10个百分点、15个百分点、14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拉美的阿根廷下降了10个百分点。
中国外需比重的大幅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是加工贸易出口的大幅上升所致，是其他国家和地区将附加值较低的部分生产转移来中国的结果。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加工贸易迅猛发展，加工贸易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全国进出口平均增长的速度。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从1981年的5.1%上升至2007年的50.7%。中国大陆加工贸易出口的订单大部分来自日本、韩国、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它们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工序转移到中国大陆（内地）来。这部分生产环节的附加值很低。结果发达国家和地区是主要受益者，对中国大陆（内地）生产的拉动程度较小。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内需的比重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尤其近年来以较快的速度下降。因此中国在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方面还须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内需占总需求的比重在70%～80%之间。美国内需的比重偏高，在90%以上；英国、法国在80%左右；印度在83%左右；俄罗斯在75%左右。中国、德国、韩国等国家内需的比重较低，近年来在70%左右。
综合来看，在需求主体方面我国以内需为主，在动力结构方面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双轮驱动的典型特征。立足内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积极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这既是我国双轮驱动模式的重要特点，也应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坚持的基本方向。依靠成功的制度改革，依托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禀赋，中国有效启动了内需和外需两股增长动力动力的增长机制，并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和就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
注释：
①参见：(1)Paul Krugman,Chinese New Year,The New York Times,6.January,2010.(2)Paul Krugman,Take on China,The New York Times,17.March,2010 .(3)Stephen Roach，“中国增长模式缺陷”[J].《财经》，2009年第11期。(4)“中国为何在贸易保护中受伤最深”，来源：新华网，2009年12月22日。(5)“美智库接连预测中美摩擦”，来源：《环球时报》，2010年1月6日。(6)“美国敦促中国升值”，来源：中国新闻网，2010年9月17日。
②投资与资本形成、消费与最终消费支出的统计方法并不完全相同，但内涵相近。为了表述方便，本文对两者不作严格区分。
③参见：(1)Hummels D.,D.Rapoport and K-M.Yi,Vertical Speci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Trade,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Economic Policy Review,vol.4,no.2,1998.(2)平新乔等，垂直专门化、产业内贸易与中美贸易关系[A].载《中美贸易顺差结构分析与对策》[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该研究获得2007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3)陈锡康，中国1995年对外贸易投入占用产出表及其应用[A].载《中国投入产出理论与实践2001》[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4)刘遵义、陈锡康等，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及其应用——中美贸易顺差透视[J].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该研究获得2008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5)Robert Koopman,Zhi Wang,Shang-Jin Wei,How Much of Chinese Exports Is Really Made in China?：Assessing Domestic Value-added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NBER Working Paper.(6)沈利生，“三驾马车”的拉动作用评估[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
④单位出口拉劝的国内生产往往比单位消费和投资需求拉动的国内生产要低，尤其是出口中的加工贸易出口对国内供给的拉动能力远远小于消费和投贤。根据国内外学者的测算，加工贸易出口拉动的国内供给不及—般贸易出口的一半，比消费和投资更是小很多；近年来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在50%左右。
⑤关于在投入产出模型框架下引入乘数机制，参见(1)Peter W.J.Batey & Melvyn J Weeks,The Effects of Household Disaggregation Extend Input-output Model,in:Frontiers of Input-output Analys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119~133。(2)陈锡康：《中国城乡经济投入占用产出分析》[M].科学出版社，1992。(3)刘起运：《结构式凯恩斯乘数模型研究》[J].《统计研究》，2004年第1l期。(4)任泽平：《结构式乘数及其对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
⑥参见：(1)Paul Krugman,Chinese New Year,The New York Times,6.January.2010.(2) Paul Krugman,Take on China,The New York Times,17.March.2010.(3)Stephen Roach，中国增长模式缺陷[J].财经,2009年第11期。
⑦国内学者也有称为“双引擎增长模式”、“混合型增长模式”。参见：(1)江小涓，大国双引擎增长模式[J].《管理世界》，2010年第6期。(2)张平，宏观政策有效性条件、运行机制、效果和复苏后的抉择[J].《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2期。
⑧Feenstra,R.C.,Integration of Trade and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2(4):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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