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国文献学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文献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据各类公开出版物统计，2012年国内发表的文献学论文约有4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部，从数量上说，基本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发展速率。与上年相比，论著的主题仍然集中在文献学理论、文献学史、专科文献学、文献学专题研究、藏书史等方面，古籍整理和古籍数字化仍是受到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以下将按照主题，对2012年我国文献学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回顾。
1 文献学理论和学术史
自1924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首创“文献学”[1]一词以来，中国的文史学者一直致力于文献学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的建设。通过对中国古代文献整理经验的总结，并在吸收西方学科理论的基础上，基本建成了中国文献学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张舜徽先生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是本领域承前启后的跨时代作品，基本奠定了文献学的学科框架。随后的三十多年中，虽有大量著作问世，但整体结构并未超越张书规定的范围，其后的文献学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个别问题和概念的辨析上。
1.1 文献学基础理论
广义的“校雠”学，是中国古代对文献学的称谓。近代以来，关于“校雠”一词的确切含义，一直是学者争论的焦点。2012年，邓骏捷在《“校雠”新说》一文中，引用了大量先秦文献和简帛文书，从词源角度对“雠”、“校”分别进行了探析，指出“雠”为古语的习惯用法，而“校”作改正文字之意，始于《国语·鲁语》，并在刘向校书过程中得以确立。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信息技术和文献载体形式的变革，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郑州大学的王晓璐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讨论了在技术变革、文献载体形式和传播方式变迁，以及文献利用方式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当代文献学的基本概念和学科体系[2]。理论体系虽尚显稚嫩，但仍是当代文献学理论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针对文献形态的变化，蔡先金、赵海丽[3]对电子文献“文本”、“超文本”的概念内涵进行了阐释，呼吁在古典文献学研究中，注重电子文本的作用，丰富文献学的知识体系。
上古文献，不仅是中国文献学研究的起源，也深刻影响了两千多年来中华文化的发展。台湾文化大学罗独修教授的《中国上古文献学》(台湾：兰台出版社)，以先秦文献为研究对象，对上古文献的目录、版本、辑佚、校勘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重点探讨了上古文献对中国学术和文化史产生的影响。
向宗鲁先生是民国时期著名文献学家，《校雠学》为1938-1940年间任教四川大学时的讲义，1942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4]，但年代已久，纸张漫漶，利用方面十分不便。2012年，陈晓莉以商务本为底本，重新校点，合《〈周易疏〉校后记》、《月令章句疏证叙录》两文，以《校雠学(外二种)》之名，重新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刊出[5]。《校雠学》按作者原计划当分为十二章，实际完成的只有七章，今本亦从缺。
其他方面，2012年4月16-18日，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武汉召开工作会议，听取各撰稿单位工作进展，研究名词审定中遇到的问题，布置下阶段工作，预计将在2013年5月左右，完成定稿。[6]
1.2 文献学教育及学科建设
按照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在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以及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三个一级学科下都设有文献学专业。由于文献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基础地位，文献学教育得到了各个学科的普遍重视，论者多从自身学科特点出发，结合文献学教育的特殊要求，从宏观和微观等多个角度，对新时代背景下文献学教育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
文献学是由校雠学发展起来的一门即传统又现代的新科学，是中国图书馆学的理论源头之一。它既是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图书馆学区别于西方图书馆学的表征，体现了现代图书馆学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然而，随着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学教育中比重的不断增加，文献学被日益边缘化，以文献学为代表的古典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针对这一现象，教育部图书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余光教授在台湾大学举行的“图书资讯学教育趋势与愿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中的文献学教育》主题演讲，呼吁重视文献学教育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中的重要意义，将文献学纳入基础课程，倡议在本科生阶段至少设置中国文献学和中国文献发展史两门课，在研究生阶段也至少应包括中国目录学、中国版本学两门课[7]。针对文献学教育的理念与方法，在《文献学家张舜徽论教育》一文中，通过总结张舜徽先生在教育与教师、教学与科研、通才与偏才三方面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今天的文献学教育提出期许[8]。
对于古典文献学，论者多从教学实践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具体的教学方法。师海军《〈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的方法论意义》[9]强调在汉语言文学本科教学中，开设中国古典文献学要注重教学方法，讲求教学效果。王若明、蔡虹《论文献学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应用》[10]也认识到文献学教育的重要作用，指出文献学是一种传统的治学方法，在日常的古代文学教学中应该有意识地给学生渗透文献学的相关知识，从而加深学生对古代文学作品本身的认识，并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
对于历史文献学，周少川[11]首先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认为在目前“文献学”还未能成为一级学科的情况下，将历史文献学定位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应是比较妥当的做法。回顾了历史文献学学科发展历程后，提出历史文献学科建设应该包括文献学基本理念、学科体系、学科运作和保障机制等几个方面。并对学科建设中的误区进行了辨析。针对历史文献学教学实践，滕兰花[12]提出《中国历史文献学》课程教学要通过课题研究带动课程教学改革，促进学生把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推动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
此外，专科文献学教育方面，郜峦、陆翔[13]介绍了在中医文献学教学实践中应用分享阅读法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雒有仓[14]回顾了前人关于音乐文献学研究对象，内容体系的不同观点，呼吁应当为音乐文献学课程编写统一的教材，并对音乐文献学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总结。
1.3 西方文献学
中国文献学成为独立学科，与上世纪初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不无关系。研究西方文献学，有助于我们取长补短，建立完善中国文献学的学术体系。但相对于文献学的其他领域，对西方文献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基本概念的阐释和辨析上。
何朝晖和李萍的《西方文献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及其启示》[15]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西方文献学的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特征。首先辨析了“文献学”及其各种相关概念的中英文对译问题。然后在回顾西方文献学基本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指出西方文献学的发展经历了早期文献整理活动、中世纪的文献传承、近代文献整理方法奠基以及文献理论的完善与科学化几个阶段。最后探讨了西方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方法特征，指出了近代西方文献学的科学化与思辨性倾向，以及语言学与解释学两种研究路向。呼吁中国文献学积极吸收西方文献学的成熟理论，以建成中国文献学的理论框架。
张强的《西方古典文献学的名与实》[16]介绍了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相对应的西方古典文献学，认为西方古典文献学也经历了由校雠工作而校雠学，由校雠学而文献学，主要是古典文献学的阶段性演变，总体上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沿革类似。并对与文献学相关的几个西文词汇追根溯源，揭示其各自含义上的微小差别，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西方文献学的话语体系。
1.4 学术史和研究进展
学术史的建立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近年来，随着文献学研究的不断推进，学术史的研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张昳，郭瑞芳在《我国文献学研究的“现代性”蠡论——基于外部视角的考察》[17]中，回顾了20世纪以来，我国文献学研究与社会环境、历史意识和观念表述等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通过对100多年来文献学发生发展的外部视角考察，希望能够提供一种研究文献学“现代”进程的新思路。
明末清初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转折期，文献学作为文史研究的基础，在此期间首当其冲地受到了影响，余绪波及其后的数百年。黄爱平在《明末清初学术潮流的转换与文献学的发展》[18]中，对明末清初文献学史进行了梳理，认为在这个时间内，随着朴学思潮的勃兴，文献学研究领域呈现出新的面貌，考证、辨伪等传统的研究方法重新受到学者的重视，书籍的典藏、刊刻逐渐兴盛起来，目录、版本等专门的研究领域出现转机。凡此种种，文献学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既促成了明清之际学术潮流的转换，也奠定了清代文献学发展鼎盛的基础。范凡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19]第七章《目录学》对民国时期出版的目录学著作进行了研究，将其划分为译作、新旧并行之作和传统目录学著作，客观反映这一时期目录学的发展状况。此外，魏晋时期的文献学史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胡明丽[20]总结了魏晋文献学的主要成就，张艳萍[21]则将关注点放在魏晋南朝土族阶层对文献学发展的产生的影响上，讨论了士族阶层藏书、文献整理成就等方面的问题。
2005年起，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组织专家开始编纂《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文献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18个子学科中的一部分，由北京大学王余光教授主持撰写文献学部分。截至2011年[22]，已经连续6年撰文对上一年度国内文献学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总结和回顾。2011年，该系列报告资助已经告一段落，但为了促进我国文献学研究的继续进步，及时总结本领域的最新成果，本项工作仍将继续进行。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级别最高的资助项目。2012年，在各种刊物上集中发表了四篇针对国家社科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的立项分析报告[23]。通过对近几年来本一级学科下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资助的课题，进行地域、主题、立项类别等方面的分类统计，分析和预测了本学科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四篇文章虽在文献学类别的项目占总立项数比例的统计数据上略有差异，但均得出近年来国家对文献学研究的投入持续加大的结论。文献学研究，特别是古籍整理和藏书史，将成为未来研究的热点。
2 文献学分支
2012年，文献学分支学科方面的研究热点集中在目录学和古籍整理及古籍数字化方面，论者从理论和实践的多个角度展开了讨论，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而文献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如校勘学、辑佚学，发表的论著相对较少，尚有很大的发掘空间。
2.1 目录学
目录学是文献学学科体系中发展最为完备的一个分支。2012年发表的相关论著，主题集中在目录学理论、目录学史、目录学家、目录学著作等方面。
目录学理论。近年来，随着大量简帛文书出土，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文献的早期形态。傅荣贤[24]根据对近年来出土的汉代简牍的研究，认为《七略》之前所谓的“目录”主要是指一书目录，且一书目录常常只有“目”而无“录”，学界应当加强对早期文献一书目录学的研究。辑录体目录是中国传统目录的三种主要形式之一。在《辑录体目录史论》[25]中，曹金发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辑录体目录的发展脉络，列举各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品，借以说明辑录体目录产生的思想根源，以及在历代目录工作实践中的变革历程。杨丽梅[26]等人则从辑录体目录的开山之作马端临《文献通考》入手，回顾了辑录体目录确定的过程和对后世的影响。四部法是中国古代目录中应用最广泛的分类体系，关万维[27]在考察了四部集部类目后，认为集部分类法的二元性、楚辞单一列类，以及在四库提要中加入宋元词曲类的作法，并非单纯从学术源流的角度考虑，而是受到了汉代以来的经学价值观的影响。
目录学史。白金[28]以北宋目录学为研究对象，从北宋目录学的发展背景、目录编纂工作等方面入手，总结了北宋时期的目录学成就和学术特点，并对《崇文总目》和《新唐书·艺文志》进行了个案研究。吕绍虞编著的《中国目录学史稿》是1949年后的首部目录学专著，2012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将此书再版，方便了学者的使用。近代目录学是中国目录学史研究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对这一时期的学术分期，学界向有争论。全根先[29]提出近代目录学应当分为孕育(1840-1895)、萌芽(1896-1917)、构建(1918-1937)、衰退(1838-1949)四个时期，并总结了各个时期的特点。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目录学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应对社会和技术环境的变化，充分发挥传统目录学方法的优势，是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周文博、傅荣贤[30]等人，通过对2005-2010年间发表的目录学论文进行统计，从引文量、学科种类、高被引作者、高被引论文数量及被引次数四个方面分析了目录学的发展现状，探讨目录学研究的不足之处。在另外一篇文章中[31]，对1949年以来我国目录学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进行共被引分析，绘制出目录学研究的知识图谱，直观展现这一时期我国目录学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其结论可供参考。而关于目录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胡唐明[32]等人认为当代目录学应当发扬传统目录学“辨”与“考”的传统，并注重与书目工作、西方目录学的融合与衔接。曾伟忠、董畅[33]则在概要介绍国内外数字目录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要从数字工具书、数字提要、索引、数字文化资源，以及数字文献信息编目四个方面入手，推进数字目录学的发展。
目录学家和目录学著作。本年度受到关注的目录学家包括：刘向刘歆父子、僧祜、王俭、荀勖、陈振孙、祁承爜、尤袤、梅文鼎、孙星衍、莫友芝、严复、梁启超、余嘉锡、刘咸炘、汪辟疆、王庸、王重民等，论者多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介绍上述目录学家的主要成就，并对其目录学思想来源与特点进行考证和总结。如彭锋[34]通过对《汉书》和《史记》的对比研究，认为刘向父子叙学术源流的传统，是受到了司马迁的影响。史小军、潘林[35]辑录了余嘉锡对郑樵目录学思想的评价，认为《目录学发微》继承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核心，反对空言著述，强调类例划分。戴丽琴等人[36]则针对梁启超古代目录学研究成果不多的现状，从四个方面总结了梁启超古代目录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和突出贡献。陈香萍[37]梳理了王重民先生的目录学实践活动和主要成就，并对王重民、姚名达、余嘉锡的目录学思想进行了比较。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专科目录学家的研究，如对梅文鼎历算学、王庸地学目录学成就的总结，这应当是在未来研究中受到继续关注的一个领域。
对目录学著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史艺文/经籍志，以及个别私家藏书目录上。杨新宾[38]认为《汉志·诸子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著作，而是出于图书整理需要的分类，在讨论《汉志》价值时，不能片面强调其在学术史研究中的价值。任莉莉[39]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揭示《隋书·经籍志》“梁有”的正确含义是“南朝梁阮孝绪《七录》著录有”，并以具体事例说明《隋志》大量采用了《七录序》的原文。杜云虹的《〈隋书经籍志〉研究》[40]分上下两编，上编就《隋书经籍志》的性质、编纂目的、著录特征，以及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进行了探析。下编则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隋志》的不当之处进行了逐一梳理。王燕[41]撰文介绍了晚清来华传教士伟烈亚力所著《汉籍解题》，比较了该书与《四库提要》收书范围的不同之处，揭示了中西学术视角的差异。马学良[42]以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所附《四部分类源流一览表》为例，论述了中国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具体表现形式。此外，钱谦益《绛云楼书目》、近代目录学家李正奋的史志目录、尤袤《遂初堂书目》等均有专文论述。
2012年尚有两种目录出版，分别是郝润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古籍目录提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张晓《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北京大学出版社)。
2.2 版本、辑佚、校勘学
版本、辑佚、校勘、辨伪，在中国文献学史上的历史都十分悠久，是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基本方法。但从古到今，在这些学科领域，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一直存在，虽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缺乏系统的梳理和对学科体系的构建，这也是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且相对于目录学，文献学其他分支学科受到的关注较少，有分量的成果不多，这应当是文献学研究中新的学科增长点。
版本学方面，成果集中在专书版本流变考证上。乌兰[43]分洪武十二卷刻本，《永乐大典》十五卷钞本两个版本系统，介绍了《元朝秘史》的存藏状况。曹炳建[44]的《〈西游记〉版本源流考》探讨了《西游记》小说从古本、明刊本、清刊本一线的发展脉络。
校勘学方面。针对文本形式的变革，苏芃[45]列举实例说明了数字时代的到来对他校法产生的变革性影响，并就电子文本时代他校资料的获取与利用，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展开了讨论。徐玲英[46]通过对戴震校勘实践活动的研究，认为戴氏开创了以古音为钤键的校勘方法，后经其徒段玉裁等人而发扬光大，并认为陈垣《校勘学释例》的研究思路亦取法于戴震。石祥[47]概要介绍了鲁迅文献学思想及实践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指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邓怡舟[48]梳理了民国校勘学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介绍了这一时期的代表学者和主要著作。石立善[49]总结了日本幕末、明治时代两位日本学者校勘《论语》的方法与特色。此外还有赵阳、谢倩分别撰文对陈垣校勘学思想进行的研究，以及李晓明以《说文解字注》为例，对段玉裁校勘学经验的总结。
辨伪学方面。朱晓梅[50]对张舜徽先生的辨伪学思想和理论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并认为张先生是近代将辨伪学学科化的第一人。
2.3 古籍整理与数字化
近年来，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和古籍保护的实际需要，古籍整理出版以及数字化建设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以经验介绍和个案研究为主，理论构建则相对薄弱，是在未来所应特别注意的环节。
2012年7月3日，由新闻出版署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组织编制的《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正式公布，是本年度古籍整理领域的标志性事件。《规划》共分九个门类，标志着未来十年国家级古籍出版体系初步建成。8月，《光明日报》[51]组织专家学者以笔谈的形式，解读《规划》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并对未来的实际工作提出了建议。
在古籍整理理论方面，董恩林[52]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建立文献编纂学的必要性，并认为汇纂、类编、抄辑、选录是古文献编纂的四种主要形式。林嵩[53]通过对《平妖传》各版本进行校勘，提出了古籍整理中异体字的处理原则。曹宇飞[54]列举实例说明古籍标点错误的主要类型和致误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陈红彦、刘家真[55]概要介绍了“十一五”期间我国古籍保护工作的成就，通过问卷和文献调查的形式，总结“十二五”期间我国古籍保护工作应由外延式发展走向内涵式建设，并针对这一目标提出相应的实施策略。陈福蓉、李健霞[56]则通过对1994-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古籍保护立项课题的分年数量、主题内容、地区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据此对本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展望。邓秋菊[57]对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的意义、方法、翻译、人才建设、数字化五个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梳理。
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保护，是本年度的一个研究热点。2012年6月26-27日，古籍整理作品版权保护——《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座谈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就古籍整理作品是否存在版权及如何保护的问题展开了讨论[58]。张今[59]认为古籍整理作品属于演绎作品，具有完全的著作权。姚泓冰[60]和毛建军[61]等人则在各自文章中提出了数字出版时代古籍点校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途径。
古籍整理实践也是论者关注的一个议题。南江涛[62]对2011年全国新编丛书出版情况进行了统计，并按类别予以逐一介绍。叶当前[63]梳理了鲁迅辑校《嵇康集》初版后校勘与再版始末。刘坤伦[64]介绍了民国三大丛书《四部备要》、《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的编纂过程，并对各自的特点和不足进行了总结概括。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和国家支持力度的加强，古籍数字化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过了长时间的实践积累，业界对古籍数字化学科建设的要求日益迫切，从业者也开始注重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总结经验。
针对数字化古籍检索中遇到的困难，孙显斌、李伟[65]认为实现文本语义的“本体化”是提高数字化古籍检索准确性的重要方法，并举例说明了“本体化”的实现方式。也有学者注意到古籍数字化给学术研究带来的弊端。吴夏平[66]通过分析古籍数字化在现代学术进程中的作用，认为古籍数字化是导致数字鸿沟等学术异化现象的原因之一，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西方发达国家古籍数字化的进程要早于我国，毛建军[67，68]在两篇文章中，分别介绍了韩美两国古籍数字化工作的进展和主要项目，在中外对比的基础上，对我国相关工作提出了建议。胡良、林珊[69]则从馆藏古籍数据库建设、古籍电子资源购买情况、古籍特色数据库建设三个方面，对我国49所“211”高校进行了调查分析。
古籍数字化实践和专科古籍数字化也是学者重点关注的议题。朱开忠[70]对安徽省各类图书馆，博物馆等公藏单位古籍数字化工作进展进行了总结，针对工作中的不足，提出了改进意见。任红辉[71]介绍了天一阁所藏古籍数字化的流程和进展情况。钱智勇[72]从技术角度构建了楚辞文献实体层次结构和对象属性，实现了可视化关联检索。黄玮夏[73]介绍了境内外中医古籍书目、全文数据库建设现状。程静、杨朝晖[74]以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中医古籍数据库建设为例，探讨了中小型图书馆古籍数字化的路径和策略。曹霞、裴丽[75]提出了基于B/S模式的本草古籍数字化信息平台。蓝韶清等人[76]则对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的古籍数字化建设进行个案研究，介绍了建设内容，系统构建方法等。陈冬梅[77]总结了回族古籍的类型和特点，就回族古籍数字化建设的路径、建设步骤进行了探讨。张伟丽[78]介绍了国家图书馆制作古籍缩微胶卷的流程，以实例说明了本项工作中的难点和要点。
3 专科文献学
文献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将文献学方法用于某一专门学科文献的研究，就形成了专科文献学。2012年，专科文献学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特别是少数民族文献、地方文献以及宗教文献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
3.1 少数民族文献学
少数民族文献学主要是指以少数民族语言书写的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只有藏、蒙、满及云南部分少数民族的民族文献研究成果较多，除此之外的其他民族文献，关注程度和研究力度都有待提高。
专业理论方面，本年度张铁山的《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基础教程》[79]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是首部系统梳理少数民族文献学理论和历史源流的专业著作。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按语种来源介绍了少数民族古文字，下编依语系分述各民族文献概况。
由于藏传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藏文文献是少数民族文献中保存最为完整，流传脉络最清晰的一种非汉语系文献。余光会在两篇文章中，先后总结了自吐蕃时期至清代藏文文献的构成及其总体特点[80]，以及藏文《大藏经》目录从形成之初到清代的发展历程[81]。杨莉[82]在回顾藏文文献目录编纂史的基础上，补充了1949年后藏文典籍的目录学进展，并呼吁尽快编制藏文古籍联机目录，借助现代技术手段，更好地利用和保护藏文古籍。
在蒙古文文献研究方面，宝音的《蒙古文古籍整理与研究综述》[83]，介绍了目前收录蒙古文古籍最多最全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的编纂和收录情况，对近年来蒙古文文献收藏和研究概况进行了梳理，最后提出了蒙古文古籍保护和修复的建议。高迎春[84]则以蒙古文撰写了《蒙古文古籍收藏研究》，对目前蒙古文古籍的收藏整理现状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
除藏、蒙二族外，关于其他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尚有：陈春勤《羌族历史文献整理研究的内容和意义》[85]，羌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并未形成自身的语言，但是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遗留下的各种记载并不少见。因此，作者将羌族历史文献定义为以汉文献形式记载与羌族民间口碑文献为主，记载和反映羌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地理、人物事件、风土人情、民间习俗等不同内容的文献资料。这种观点对其他无独立文字的民族文献研究具有启示意义。戴翥[86]则以傣医药古籍文献为研究对象，简述了此种文献整理发掘成果及编目现状。张次第[87]从社会发展价值的角度重新阐释了北方少数民族文献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对社会经济、文化生态，以及民族融合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吕立汉《浙江畲族民间文献资料总目提要》[88]，将知见畲族文献按照谱牒、图册、文著、宗教经文四类逐一著录。沈峥的《云南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89]，则分别对云南地区的彝、傣、纳西、藏、白、瑶、壮族古籍文献收藏和保护现状进行了介绍，提出了针对性的保护机制。
此外，2012年12月，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九次学术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回顾了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和研究的现状，介绍了目前正在进行的相关项目，并对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的发展方向提出期许[90]。
3.2 地方文献
清水江文书是继徽州文书后发现的数量最为庞大的一批地方民生文献，张新民等的《共同推动古文书学与乡土文献学的发展》[91]，是对2009年以来清水江文献研究方面专家观点的汇总，就清水江文献的价值，研究方向等问题提出了意见。王安培[92]则介绍了徽州民生文献的研究和收藏现状，提出在历史文献研究中应重视图情档一体化建设。
方志研究方面，冯东、贺莲[93]在调查了国内外主要图书馆中国方志收藏情况和藏书量的基础上，介绍了目前各图书馆方志整理的现状，根据现状对未来的工作提出了建议。黄露的《赣南地区明代方志考述》[94]，对赣南地区旧志的存佚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该地区明代方志的编修概况，文献价值等问题进行了考述。
此外的区域文献研究成果还有石志锋的《论杨同桂东北史地著述及其文献学贡献》[95]。杨同桂，清同光时人，曾任东三省地方官，石文对杨氏的东北史地著述逐一考证，并揭示了现今的存藏状况。
3.3 宗教文献
中国古代宗教文献的传播，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历代流传至今的宗教文献数量也十分庞大，对于学术研究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道教文献方面，周作明的《道教典籍选刊与道教古籍整理》[96]，主要针对中华书局计划出版的《道教典籍选刊》，以实例的形式提出了一些道教文献整理的基本规则。
佛教文献方面，张焕粉[97]从敦煌五台山文书的整理与研究等三个方面，对近百年来敦煌五台山佛教资料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崔光弼、龚文龙[98]以《高丽大藏经》为研究对象，介绍了该书产生的时代背景、刊刻雕造、经板移安的过程。《楞严经疏解蒙钞》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钱谦益晚年的佛经注疏力作，前人多关注钱氏《绛云楼书目》及其藏书史的研究，王彦明则特以本书为例，梳理了钱氏在佛教文献学方面的贡献[99]。《〈清藏〉研究》[100]是作者借2011年亲自参与北京市文物局《清藏》经板整理工作之机，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完成的，介绍了《清藏》(《乾隆大藏经》)的名称来源、装帧形式、卷册数，以及版刻流传过程，最后对民国以后《清藏》的印刷情况进行了专题研究。
3.4 其他
法律文献学方面，2012年，张伯元的《法律文献学》[101]修订再版，是迄今为止该领域唯一的一部理论专著。
哲学文献学方面，李申的《中国哲学史文献学》[102]分为上下两编，分别从资料和整理的角度对先秦以来的哲学文献进行了梳理。舒大刚《儒学文献通论》[103]则从数量统计、类型分析、体系构建、文献源流等方面，对中国历史上的儒学文献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郑伟[104]撰有该书的书评，可参看。
俗文学文献研究方面，钱光胜[105]以文献学方法，通过对比从敦煌卷子到明《西游记》小说之间的十数部俗文学作品，考察了唐宋之间冥界观念的形成与演化。李占鹏[106]则对百年来清升平署戏曲文献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历史回顾。万建中[107]通过对张勃《明代岁时民俗文献研究》写作思路的分析，提出了民俗文献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
艺术文献学方面，刘怡君[108]以汉画为例，提出应当重视文字以外其他类型文献的历史价值。吕玉红[109]以唐虞世南《北堂书钞·乐部》为研究对象，从音乐文献学的角度揭示了此书的史料价值和对后世音乐史的影响。朱天曙[110]则提出了书法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应当包括书法古籍整理、书法史料汇集、中国书法学工具以及中国书法史料学几个方面。
此外，王云等的《中国运河文献书目提要》[111]，汇辑了元代以来百余种关于京杭运河的著作，分作“治黄保运”、“运河工程”、“运河水利”、“漕运关志”四大类，每种撰写提要，为本研究领域打下了良好的文献基础。王晓平《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对日本所藏的《诗经》古写本和印本的基本情况加以介绍，辑录了大量中日文的相关史料，是域外汉籍研究的重要成果。
4 藏书史
藏书史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论述的视角也非常广泛。按照收藏主体的不同，可划分为官府、私家、寺庙等不同类型，按照时代和地域的不同，也可进行断代或者区域藏书史的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论者选取的视角各不相同，但论述的主题基本集中在藏书思想、藏书文化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由于缺乏对研究对象深入细致的分析，结论流于泛泛，未能体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这应当是在未来研究中着力提高之处。相对于藏书史，书籍史的研究则要沉寂得多，现有论著多是从刊刻流通的角度展开论述，而对书籍本体形态的研究还远未展开。
4.1 藏书文化和藏书理论
中国古代的藏书行为，除了在文献流通史上的价值，还折射了藏者的学术视野和人文关怀，一定程度上也展示了所处时代的整体文化风貌。故而对藏书文化的研究也是本领域的一个热点。谭燚、相廷礼[112]从古代藏书楼命名含义、建筑风格、空间布局、环境营造的角度，讨论了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任莉莉[113]则讨论了私家藏书与目录、校勘、版本诸学之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也有学者关注古代藏书楼制度。刘思嘉、朱薇薇[114]从建筑环境、建筑材料、建筑样式、建筑装饰等方面探讨了古代藏书楼的档案保护措施。施薇[115]以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古籍钤盖的藏书印为例，对古代藏书印的类别进行了阐释，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藏书印在古籍鉴定和研究方面的作用。
4.2 区域及断代藏书史
区域藏书史方面，本年度得到关注的地区包括：湖南、江西、山西、山东、浙东地区、宁波、徽州、扬州、虞山、昆山、京杭运河沿岸。虽然区域藏书史研究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但大多数论文只是简单介绍了该地区历史上著名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并对其藏书思想略作分析，并未体现地区特色。
江浙一带自古就是我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藏书史研究中，这一区域也是学者的重点关注对象。姚柏年[116]通过考察宁波(甬上)历代藏书名家和藏书楼的历史概况，总结出宁波藏书文化的五个特点。胡松庆、曹培根[117]分析了虞山学派形成的原因，总结了该学派的藏书思想及学术成就。顾志兴、吴吴[118]认为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人为代表的浙东学派的形成，与本学派代表学者拥有的私人藏书，以及丰富的藏书活动是密切相关的。韩梅花、罗军[119]统计了明清私家藏书楼的地域分布后，得出80%以上的著名私家藏书楼集中在京杭运河沿岸的结论，并对这一区域私家藏书的特点，藏书思想的流变进行了分析。薛贞芳[120]总结徽州藏书文化的特点为宗族藏书、徽商藏书盛行，种类繁多，影响深远等几条，并对徽州藏书的历史地位进行了阐述。
相对于江南地区，北方藏书史的研究要薄弱得多。孙文学[121]对北朝至清代山西藏书家形成、发展脉络及地域分布进行了统计，得出历代藏书家人数由南向北递减等四条结论。这种研究取向是值得继续提倡的。
断代藏书史方面，从秦汉至民国时期，都有相关论著发表。两宋是私家藏书快速发展的时期，张建东[122]将视角放在宋代私家藏书与教育事业的关系上，认为宋人利用藏书进行校勘，创办书院的活动，促进了宋代教育事业的发展。王照年、罗玉梅[123]则对北宋的馆阁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元丰改制后，馆阁统归秘书省领导，使得以馆阁为核心的国家藏书制度进一步完善。江向东[124]通过对《扬州州学藏书楼记》的分析解读，认为“藏书楼”一词在南宋已经出现，考察了扬州州学藏书楼修建的原因、重建过程等。薛静[125]讨论了明代藏书文化与函套设计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了明代书籍函套的种类和审美特征。柳素平[126]通过对晚明社会形态的考察，认为晚明出现的藏书热潮给当时的社会女性带来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生存空间。苏全有、秦磊[127]的文章回顾了近三十年来学界对海源阁等近代四大藏书楼研究的主要成果，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
4.3 私人藏书家
中国古代的私人藏书活动在清代之后达到了一个高峰，与此对应的，私家藏书史的研究也基本集中在清初至民国这个时段之内。在近年来的研究中，我们注意到一个新的趋向，就是在继续深入发掘著名藏书家藏书活动的同时，越来越多声名不彰，但颇具特色的藏书家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论者更加注重利用地域优势，挖掘乡邦藏书家的相关史料。这对丰富中国古代藏书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郑幸[128]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将随园藏书的总量考订为五万卷左右，并对乾隆三十八年(1773)为修四库全书，随园献书之事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考证。刘鹏[129]总结了乾嘉时期著名藏书家顾之逵藏书、校书、刻书的活动，统计顾氏刻书共计48种。该作者另有专文论述顾之逵的生平事迹与藏书题跋，对藏书家进行立体全方位的研究。富厚堂为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家族藏书楼，刘金元[130]撰文介绍了《京师藏书目录》、《利见斋书目》、《求阙斋书目》、《公记书目》、《芳记书目》、《朴记书目》等曾氏家藏书目，其中不乏未刊的抄本，可供富厚堂藏书研究参考。皮学军[131]通过对《李秀成自述》的追寻，考证了富厚堂藏书的下落。望云草堂是李鸿章幼子李经迈所建藏书楼，向文钦[132]根据《合肥李氏书籍清帐》等文献资料，梳理了望云楼藏书概况以及后来的流传状况。鲁先进[133]据绍兴图书馆所藏史料，考证了晚清藏书家董金鉴的藏书概况及抄刻活动。金晓东[134]利用海宁蒋氏未刊文献，考察了晚清海宁藏书家蒋光焴衍芬草堂的藏书源流、交游情况，并以蒋氏藏书研究为例，提出了藏书研究所应注意的问题。赵红娟[135]考述清末湖州归安姚觐元父子的生平事迹、藏书活动、藏书概况等。
近代藏书家方面。会稽十四经藏书楼，名见蔡元培《会稽徐氏十四经楼藏书记》，但长久以来其名不彰，钱斌、宋培基[136]通过查证徐氏家谱及蔡元培的相关记载，断定藏书楼主人为徐嘏兰，并略考其生平事迹。韦庆媛[137]讨论了卢木斋先生创立的私立木斋图书馆的兴建缘起，藏书归宿，藏书特色及价值等问题。骆伟[138]介绍了早期协助海源阁主人刻书的两位学者山东许瀚、浙江高均儒，考证了海源阁钞刻书的数量和种类，并据实际整理情况，辑录了140枚海源阁藏书印名号。沈俊平[139]详细考证了叶德辉的生平事迹，以叶氏的刻书活动为中心展开研究，就其刻书动机、刻书数量、刻书形式和内容、刻书特色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此外，本年度受到关注的藏书家和藏书楼尚有：辽宗室耶律倍望海楼、钱曾述古堂、吴骞拜经楼、陈鱣向山阁、清麻溪姚氏、徽州鲍廷博知不足斋、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陆心源皕宋楼、丁丙八千卷楼、成都严雁峰父子的贲园书库、河北永清朱柽、福建龚易图、黄遵宪人境庐、缪荃孙艺风堂、康有为万木草堂、梁启超饮冰室等。
5 文献学家和文献学专集
从广义上说，对文献学家的研究属于文献学史的范围，但由于此类论著数量较多，故单列一类予以说明。在专门著作而外，本年度也出版了不少论文集，收录作者与文献学相关的各种论文，亦附于后。
5.1 文献学家
2012年受到关注的文献学家有数十位之多，值得欣喜的是，除了郑樵、章学诚、张舜徽等著名文献学家继续成为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视角扩大到之前并不知名的学者身上，撰文介绍他们的文献学实践和研究活动，对学科史的建立具有积极意义。
韦昭，三国时吴人，王寒冬[140]在全面搜集韦氏作品的基础上，从校勘学、训释等方面考察了其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及对后代的影响。贵州省图书馆藏有莫友芝题跋手稿一卷，为世间孤本，吴鹏[141]通过对此本的研究，考察了莫友芝的交游情况及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成果。杨栋、李广龙通过对顾颉刚[142]先生《缓斋藏书题记》的研究，讨论了顾氏藏书及古籍整理方面的活动。
2012年是古文献学和科技史学家胡道静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发表了多篇纪念论文。其中，郑丽芬[143]以胡氏《上海图书馆史》、《上海图书馆协会十二年史》为切入点，全面展示了胡氏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系。毛志辉[144]则从报人、编辑、史学家的角度，系统梳理了胡氏一生的学术成就。白金[145]考察了李嘉言先生唐诗文献学研究方面的成就，认为其研究方法起源于清代朴学，而学术脉络则继承了清华学派的传统。毛建军[146]介绍了刘殿爵先生在古籍索引编纂、古籍校勘、古籍数字化三个方面的贡献。何周[147]从史料学、辨伪、目录、历史编纂、历史考证等几个方面出发，总结了吕思勉先生文献学思想和主要成就。许欢[148]介绍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张荣起先生在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中的成就，认为张氏在小说研究中引入考据、校勘等文献学方法，促进了本领域的发展。
本年度受到关注的文献学家尚有：孔子、胡应麟、郑樵、王阳明、潘耒、钱谦益、朱彝尊、翁方纲、章学诚、郑文焯、五世达赖、叶德辉、王文进、章太炎、余嘉锡、鲁迅、阿英、张舜徽、萧一山、王树民、王献唐、徐行可、谢国桢、张元济、董治安、傅璇琮等。
5.2 论文集
2012年出版的论文集有：陈垣《陈垣四库学论著》(商务印书馆，集合了陈垣先生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有关《四库全书》的全部论著)、潘树广《潘树广自选集》(江苏大学出版社)，戴建业《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戴建业自选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崔健英版本目录学文集》(凤凰出版社)、陈智超《陈智超历史文献学论集》(社科文献出版社)、孙维城《占代文献与文学探论》(安徽大学出版社)、《历史文献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文津学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三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