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左右翼政治划分面临的挑战及其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兼论西方左翼的发展前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右翼论文,发展前途论文,左翼论文,可能性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西方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首先必须对当前西方总体政治格局和形势的变化有整体上的把握，同时也必须对西方政治认知范式和范畴的变化有准确的了解。本文努力对西方左右翼政治划分在当前面临的挑战及其继续存在的可能性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和评价，同时对西方左翼在变化的现实环境和认知背景中的活动及其前途、西方左翼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梳理和探讨。
一、当前西方左右翼政治划分面临的挑战
在200多年的时间里， “左翼”和“右翼”的划分是西方国家认知和评价政治思想和活动的主要标识。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二者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但围绕和参照“左”与“右”进行的政治倾向定位、政治结盟、政治斗争与竞争，以及政党纲领和制定和宣传、政治讨论和辩论等等，基本上涵盖了整个政治谱系和政治话语体系。可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左右翼的划分越来越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质疑和挑战，“左右划分过时”说、“左右划分简单化”说、“超越左和右”说，在西方学界和政界此起彼伏。归纳起来，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以下方面：
第一，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把左右翼的政治区分同历史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联结甚至完全等同起来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日裔美籍人弗朗西斯·福山为主要代表的右翼理论家，抛出了“历史终结”论说，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已经战胜了其他与之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我们已“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受这种“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影响，一些人认为与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相联系的左翼理念和运动已变得没有任何理论阐释能力和现实意义。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如果还沿袭这种符号意义上的称呼的话，其共同的事业就是顺应和致力于自由民主理念的历史舞台上的独舞和普适性发展了。“左翼被劝说和建议加入到自由民主领域中那些寻找解决办法的人的队伍中来。”（注：Charles Derber (ed.),What's Left? Radical Politics in the Postcommunist Era,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95,p.18.） 如此，左右翼的政治划分就被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所淹没了，更进一步说，是左翼被右翼在意识形态和现实生活领域的胜利所排挤和融化了。
第二，政治现实复杂性的挑战。这种挑战在当前西方理论界显得较为普遍。它认为，在越来越复杂的现实政治世界中，简单的左右两分和参照是无法描述和说明任何问题的。现实政治舞台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政党、利益集团和其他群体，为了具体的利益目标相互竞争，有时彼此发生冲突或对抗，有时又彼此达成默契和联合；在一些问题和观点上可能形成一致，而在另一些问题和观点上又可能不一致。有人比喻在政治舞台上就像在舞厅里一样，参加者在一曲终了之后，在下一曲中就转向新的舞伴了。当代政治世界中各种各样的政治结盟，庞杂多样的政治问题，是诸如左右翼划分这样简单的参照标准所无法涵盖和包容的。例如，西方学者马克·斯库森在其文章《既不左也不右》中写道：“各种媒体还继续使用昨天的陈旧政治字典来进行着文字谋杀的游戏，但是我坚决抵制这种陈腐过时的和极具误导性的左翼—右翼／自由—保守的战线的划分。我根据每个学者、候选人和哲学家自己的价值来看待他们，而不是根据一些武断的标签。”（注：Mark Skousen,Neither Left Nor Right,http://www.markskousen.com/ article,2000.7.1.） 这种观点在所谓的“后现代”西方社会具有代表性，具有颠覆传统的政治认知标准和价值评判标准的倾向。同时，有许多理论家也在寻找能够代替左右翼划分的其他参照系和政治划分方案。
第三，“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兴起并渲染张扬的“第三条道路”，明确地打出了超越传统左右翼政治划分的旗帜，声称寻求一种既不同于右翼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也不同于传统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政治治理模式。尽管它的实际成效与渲染程度不成正比，难避“雷声大雨点小”之嫌，且在进入21世纪之后似乎又偃旗息鼓、不了了之，但是它对传统左右翼政治划分的影响和挑战是有持续冲击力的。当时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推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被政治领袖布莱尔“御用”践行，似乎要把西方延续二百多年的左右翼政治意识形态送进历史博物馆。他声称“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陈词滥调获得了新的知识和实践力量的支持。当然，右派和左派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总是混乱的和模棱两可的”。他的理论计划不是消极地抛弃左与右，而是积极地“超越左与右”，“如果摆脱或左或右的固有因果关系”，“考虑大胆地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并规劝传统左翼走一条新的保守主义道路，即“温和的激进主义”（注：[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2页。）。这种“超越”就是保持激进主义的基本价值的同时，从哲学保守主义那里汲取营养，形成的新的政治意识观念，它具有“世界主义”的普遍意义，再用传统的左右差别来看待已经毫无道理了。
第四，政党趋同和实用主义的挑战。如果说前面的三种挑战还是理论上的话，那么西方政治舞台上的传统左右翼政党或联盟在实际政治活动中的表现，看来为左右翼政治划分的瓦解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西方成熟稳定的议会民主制度中，根据选举“游戏规则”逐渐发展乃至成为主导规则的实用主义做法，使得人们似乎不再相信左右翼党派在纲领中的意识形态立场表白，而且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政策陈述，使选民难以辨别和选择哪个政党明确代表了自己的意愿。例如作为英国传统左翼政党的工党，在20世纪中期进行再造“新工党”的过程中，实际上秉承了许多保守党的政策，在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撒切尔夫人在回顾执政生涯时，宣称自己的最大成就就是塑造了布莱尔及其新工党。目前西方各主流政党都努力争夺“中间”地盘和大多数中间群体的选民，这使得主流政党的纲领要适合这一群体的要求，这样就显得既不左也不右了。政党派别的趋同和选举中的实用策略，似乎使左右政治划分仅停留在理论家的分析中。
综上看来，西方传统的左右翼政治划分无疑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不是具体层面上的，而是深层根本性的。如果不能明确地回答这一前提性的问题，就无法对西方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命运进行正确把握和深入研究，甚至无法对整个西方政治的发展趋势作出明晰判断。
二、西方左右翼政治划分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西方左右翼政治划分不仅不会消失，而且还会在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上继续存在。进一步说，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在西方还有属于其自身的发展前途。
第一，“意识形态终结”论本身就是一种理论虚妄，它的挑战是肤浅乏力的，为实际的政治发展趋势所证谬。以福山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借用和歪曲黑格尔的历史发展理论图式，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左翼力量受到削弱的情况下，借风造势，迎合了新自由主义右翼理论家和政客的需要。事实证明，再没有什么东西要比这种“意识形态”终结论更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和含义了。的确，20世纪80年代以来，右翼在西方政治舞台上占了上风，左翼处于守势，中左力量过于妥协而丧失了自己明确的身份特征，但这并不等于说左右翼政治划分本身就不存在了。实际上21世纪初的西方政治格局，并不是右翼一统天下之后左右划分不存在了，而是出现了左右极化的发展趋势，这正是左右翼政治划分的极端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左翼和右翼都发生了变化。美国学者詹姆斯·彼得拉斯这样描绘说：“当前从事选举活动的左翼被边缘化，以前的中左翼加入了右翼。今天的主要斗争发生在议会外左翼运动和专横的政权之间。”（注：[美]詹姆斯·彼得拉斯：《世界左翼和右翼政治力量的极端化趋势》，载《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8期，第10页。） 也就是说，传统的右翼政党走向极右统治，传统的左翼政党（如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也向右转，而激进左翼则对现存的议会民主制度失去信心，走上街头发起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和抗争。面对新自由主义右翼力量的全球统治，激进的左翼发起了诸如“世界社会论坛”这样的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运动。
可见，苏东剧变后的世界并不是“意识形态的终结”，也不是左翼被右翼完全摧垮和融化，而是左右翼政治划分和斗争出现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正如西方学者阿伦·卡梅伦所说的那样，“一旦被讨论的党派从言辞争论的领域转向实际的政治领域，所有这些主张取代左右翼划分的观点都不切实际的。它们都回避了为什么左右翼划分被证明是持久存在的这个问题的实质。”（注：Allan Cameron,Introduction for Norberto Bobbio,Left and Right:The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Distinction,Polity Press,1996,p.ix.）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在现代西方社会，左右翼政治划分及其竞争与斗争不仅仅还存在于政治选举领域，而且在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以更趋激化的形式继续存在着，左翼力量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进行着新的组合和建构，同右翼竞争和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也在发生转变。
第二，政治现实复杂性的挑战具有积极意义，但因此完全否定左右翼政治的划分，则是在“反对简化”中走向另一种简化。其一，左右翼政治划分作为考察政治谱系的一种参照，它并没有否定现实政治生活的复杂性。在左和右的两个线段端点之间，是连续的点的连续，每个点都可以根据两个端点和中点来确定自己的位置。所以，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人们经常谈论“中左（右）翼”、“温和左（右）翼”、“极左（右）翼”。而且，左右翼的划分还可以同其他标准结合起来对政治倾向进行定位，如“自由主义的左（右）翼”等。所以，无论作为对政治倾向进行认知和判断的参照，还是反映现实政治多样性本身，左右翼的划分都是一种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为便捷的方法。它并不否定和排斥其他的划分，反而能够同它们结合。其二，左右翼政治划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指向。比如在左右翼划分起源的法国大革命时期，代表“第三等级”也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是左翼，而僧侣和贵族则是右翼；随着资产阶级的统治牢固确立后，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和力量成为了右翼，而代表下层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一般被认为是左翼。在不同的国家，情况也不相同。在美国，左右翼政党的划分在政治选举中一般很模糊，人们倾向于把共和党看作是右翼，而把民主党看作是左翼。实际上，真正的划分存在于议会选举之外，即共产党等激进左翼政党同整个政府的对立。在西欧，尽管目前左右翼政党的界限变得模糊，但相对来说，像英国的工党与保守党、法国的社会党与保卫共和联盟、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等，一般都有传统的左右翼政党之分。总之，左右翼政党趋同或纲领内容的变化，正是政治复杂性的体现，而不是左右翼划分的终结。在复杂的政治世界，左翼和右翼并不代表着两组固定不变的思想，而是整个政治生活围绕其变化的轴线。
第三，“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的挑战也未能摆脱对左右翼划分的参照，它们的出现却正是这种划分的复杂性和相对性的集中体现。在历史上，声称走“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的党派和理论并不鲜见，但它们的每一次出现，甚或在造成较强效应的时候，也从未终结左右翼的划分。意大利学者诺贝托·鲍比欧在其著作中，研究了声称既不左也不右的“第三条道路”或其他类似观点产生的政治条件，一般在两种力量的对比相差悬殊的时候，处于弱势的一方为了适应或妥协于较强的一方，而声称自己既不左也不右。比如二战结束的时候，在欧洲一些国家，左翼力量处于强势地位，一些传统的右翼政党为了适应形势和赢得社会支持，掀起了一股支持集体主义思想观点的风潮，大量吸收左翼的纲领主张。像作为右翼政党的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在当时就宣称自己即不左也不右。鲍比欧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我们可以看到，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右翼力量逐渐占了上风，而左翼力量却逐渐削弱，特别是在苏东剧变后，二者的力量对比相差悬殊，处于弱势的一些传统左翼党派，如英国的工党及其一些理论家，便也声称超越左与右和走“第三条道路”了。
退一步讲，即便走“中间道路”的努力在现实中取得一定的成效，它本身也是以左右翼划分为参照，对左右翼政党的理论纲领或折中、或融合，而不可能独立于这一划分之外而存在。正如鲍比欧在其论述中设喻所言的那样：“灰色划分了黑与白，黄昏划分了白天和黑夜。但是灰色却没有丝毫改变白与黑的划分，黄昏丝毫没有改变白昼与黑夜的划分。”（注：Norberto Bobbio,Left and Right:The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Distinction,Polity Press,1996,p.5.） 当然，上面的论述并不否定“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探索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们的提出总体上是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而修正自己的理论，以融入变化了的政治环境中而有所作为。本文所否定的，只是那种根据“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的出现否定左右翼政治划分发这一认知范式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观点。
三、当前西方左翼的变化调整和发展趋势
对左翼涵盖的范围，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观点。首先要确定一个判断基准，即属于左翼的力量有什么一致的特征，或者说把它们联系起来的纽带是什么。笔者认为从当前西方左翼力量分化、重组和理论调整变化情况来看，把反对资本主义既存秩序、主张某种形式的变革、改良或替代的实体力量和文化力量作为界定左翼的基线，是较为适宜的。以此为准，无论服膺和倡导社会主义的，还是提倡其他反资本主义方案的，无论是正式的政党，还是团体组织或独立于党派之外的人士，无论是实际的政治活动力量，还是思想文化批判力量，都可以纳入反对资本主义既存秩序的左翼范围。这些力量大体上包括：调整变化中的西方社会民主党、调整变化中的西方共产党、调整变化的“新社会运动”（绿色运动、女权运动等）、新的大规模抗议力量（如反全球化运动、反体系运动（注：Immanuel Wallerstein,Aleft Politics for the 21[st] Century? Or,Theory and Praxis Once Again,www.transformaties.org/bibliotheek/wallersteinleftpol.Htm.2003.9.28.） 等）、独立左翼人士的批判理论（市场社会主义、社群主义、经济民主理论等）。
目前西方左翼仍然处于过渡转折期，困难挑战与变革创新的努力并存。在理论纲领上，许多传统的观念、范畴、范式和价值或被认为是过时的而弃之不用，或认为应被赋予新的涵义；在实际活动上，实践目标、斗争方式、批判方式、民众动员组织形式等方面，都不同以往。与此同时，过渡转折期的不确定性和混乱等特征，也表现得非常明显，特别是在左翼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更为如此。
概括地说，西方左翼的变化调整呈现出如下基本特征：（1）主体类型纷杂。苏东剧变后，西方左翼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分化和重组过程，但原来的左翼实体力量类型在变化和相互转化中基本上保留下来，同时形成了较新类型的左翼力量，如不断发展的反全球化运动，多种反体系运动，提出诸种替代方案和模式的独立人士等，在很大程度上使左翼的主体类型趋于纷杂，以至于有分析家认为难以用“左翼”这一概念把这些力量包容进来。（2）层次增多。在个人层次、社区层次、地区层次、国家层次和国际层次上，左翼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目前都较为活跃。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左翼的跨国界活动及规模也有扩大的趋势。（3）目标和价值追求多元。传统的左翼斗争主题，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福利国家、集体主义、反资本寡头专制等，尽管遭到右翼的持续进攻和新自由主义蔓延的强烈冲击，但仍以一定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着，如西欧的重建共产主义运动和“新共产主义”理论等。同时，多种多样的社会抗议活动也纷纷发展起来，如反战、反帝国主义霸权、反资本国际垄断、反全球化、生态运动、公民权利运动、社群运动等等，无论在类型和规模上，都超过了上个世纪60—70年代，使得左翼活动的主题和价值诉求更加多元化。（4）活动方式多样。倡导阶级政治和阶级斗争的传统左翼虽然减少，但在西方仍然存在并以新的形式发展着；议会政党政治框架内的活动，仍然是西方左翼的主导性活动方式；街头广场的示威、抗议活动尽管不全部是左翼活动，但多数左翼参与其中；另外许多左翼学者主要从事理论批判活动，其中一些思想和观点成为左翼活动的指导性资源。总之，多种活动方式并存、交叉、结合，目前还是较为活跃的。因为，伴随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整个世界的范围、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和展开；新自由主义虽然大行其道，恣意蔓延渗透，但它在许多国家造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破坏性后果越来越严重。这种形势和环境为左翼的继续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但是，西方左翼在渐趋活跃的情况下，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1）过于非意识形态化，造成自身独立性和实际批判力量减弱。许多西方左翼派别和人士在苏东剧变后总的政治立场取向可概括为“放弃革命，保持激进”。这种取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处于弱势情况下的一种活动策略，但由于抛弃以往过多，在调整变化中矫枉过正，这样，或者使自己成为“温和的改良主义者”，或者把自己的批判拘囿于抽象的道德价值裁判，缺少现实的斗争勇气和信心，左翼激进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没有政治内容的空洞论辩，这大大削弱了左翼的独立性和战斗力。（2）过于崇尚多元化，缺乏明确的、有凝聚力的纲领目标。 目前由于多数左翼倡导各种形式和内容的多元主义，以多元性作为自己理论和实践的合理性依据，使得它们没有统一的目标，缺乏采取一致行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在“绝对的”自由市场理念和肆无忌惮的新自由主义攻击面前，左翼的支离破碎的分散倡议与替代方案显得无足轻重。由于抛弃了自己曾经树为旗帜的目标，左翼各自为战，彼此冲突龃龉，难以形成凝聚的力量。（3）重政党派别或自身行为，轻民众日常活动。 许多左翼党派倾力于议会席位的争夺，也有许多独立左翼人士满足于书斋中的理论批判，这样使左翼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民众实际斗争的真实要求，轻视社会领域的群众斗争，其战略理论同现实社会变革的实际需要脱节。（4）多否定批判，少积极建设性方案。左翼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存秩序以及各领域存在的弊病方面，提出了许多颇有启示意义的见解和理论，有的能够直指症结，揭示出问题和矛盾的深层根源。与之相比，左翼在提出自己面向未来的纲领和设计变革社会的替代方案上，却显得薄弱，缺乏明确的建设性纲领。
从左翼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来看，它们并不是同一概念。按照一般的理解，社会主义运动属于左翼运动的范围，另外左翼中还包括不服膺、不信奉社会主义但却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组织、活动和人士。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变化本身就是西方左翼调整变化的主流内容，而整个左翼多层次、多视角的探索，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从历史上看，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力量及其活动逐渐发展成为西方左翼的主流，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一些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新左翼”的西方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运动提出了挑战，因为这些运动提出了新的斗争议题、新的理念、新的范式和新的活动方式。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尽管30多年来各种主题的新抗议运动轰轰烈烈，却并没有像一些研究者断言的那样将传统社会主义运动取而代之。苏东剧变之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等传统左翼政党及力量正在调整和探索新的理论与实践战略，原来的新社会运动力量也在调整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二者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的现象，并在实际政治舞台上取得了一定成效，如绿党在左翼政党联盟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共产党和社民党也在自己的理论纲领和实践活动中更注重和吸收生态运动、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观点和力量。它们之间从冲突对立态势向共生共存方向的转变，有利于整个左翼力量的恢复和发展，也有利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斗争。另外，随着反全球化运动、反体系运动等许多新的力量对左翼阵营的扩展，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扩大自己力量的有利契机，关键是制定出参与和引导的适宜战略与策略。总之，目前西方左翼的调整和变化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环境和机会，同时也向社会主义政党及力量提出了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新挑战和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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