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斯蒂格利茨教授与中国学者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贫富差距论文,斯蒂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314（2006）03—0028—03
2006年3月17日，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联合举办的“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约瑟夫教授，作为特邀专家出席了会议并作主题发言。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教授出席会议并作演讲。与会专家分别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单位。
会议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教授的主持下，围绕“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研讨。
一、俄罗斯转型为何失败
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一个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能够带来普遍繁荣，这是因为从长远来看，资本规模扩大、企业创新等多种因素均将推动经济增长。然而，实践表明，除了少数国家外，绝大部分国家的经济转型都非常令人失望。
斯蒂格利茨教授指出，转型过程中，俄罗斯经济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大幅度下降，衰退幅度大于40％。即便在发生严重的战争及巨大的灾难下，这种衰退幅度也属罕见。20世纪90年代后，俄罗斯经济总量只有丹麦的水平。某些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经济衰退幅度更大，甚至达到70％。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经济只是微小增长。在所有这些转型国家都没有出现预期的经济增长迹象。
随着国内生产总值不断下降，俄罗斯国内的收入分配也越来越不公平。俄罗斯产生了一批新的金融寡头，出现规模高达一万亿至二万亿的金融寡头“盗窃”现象，极大地破坏了经济发展。如果没有石油能源支撑，俄罗斯情况会更糟。俄罗斯曾经在制造业方面是个超级大国，而现在70％要靠进口。当然，在转型期间出现一定的收入差距是很正常的，这对经济增长能起到激励作用，但像俄罗斯这样资源丰富的国家，应该用资源带来的丰厚收入来缩小收入差距。
俄罗斯其他一系列指标也令人失望，比如全世界人口平均寿命在增加，而俄罗斯则在减少。俄罗斯原来在教育、科技以及人力资源上是有优势的，但近10多年来，随着俄罗斯教育体制的恶化，人才大量外流，这些优势已丧失殆尽。这些情况在一些东欧国家更加触目惊心。有些国家总人口的10％都移民国外，其中大部分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国家出现了“空壳化”现象。
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俄罗斯改革的失败，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1）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转型，采取的是“休克疗法”。他们在改革过程中，更多地强调私有化，而不是实行市场竞争机制。市场经济核心是竞争机制，而不是私有财产。在中国，乡镇企业竞争非常残酷，而俄罗斯经济总量集中在少数大集团手中。（2）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俄罗斯强调价格的平稳而不是新的竞争机制的形成。（3）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法律体系。在西方，企业内部治理依赖于复杂的法律体系，但这方面俄罗斯做得很差。（4）忽略了政府在改革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是俄罗斯改革中的一个致命错误。在教育、科技创新等方面，政府的角色是不可替代的。俄罗斯没有认识到，政府要提供公共产品就必须增加政府收入。忽略了向整个社会提供最低的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他们把精力放在经济增长上，忽略了人口贫困化问题，但事实上经济并没有增长，而贫困化问题却十分严重。
二、俄罗斯改革究竟是根本方向性错误？还是方法上的错误？
在谈及市场化改革路径的选择问题时，斯蒂格里茨教授认为俄罗斯最初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是没有错误的，但是，由于没有采取恰当的战略导致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俄罗斯改革采取的是“休克疗法”。“休克疗法”背后有一个思路，就是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体制转型。他们认为在没有建立起法制框架的国家，可以采取“休克疗法”使改革一次到位，并认为相应的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会随着改革的完成自然而然的出现。“休克疗法”这种思维方式，与理论经济学没有什么关系，其背后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因素。
由于没有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俄罗斯今天面临着非常棘手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如果法律承认当初私有化以及国有资产瓜分的合法性，经济的不公正就会得到进一步的延续；另一方面，如果法律挑战当初私有化的合法性，又会导致投资者对其法律缺乏信心。因此，在如何对待俄罗斯“金融寡头”问题上的分歧，是导致俄罗斯和西方国家政府之间不断摩擦的主要原因之一。
可以看出，建立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比原先一些学者预测的远远要复杂得多。它不是一个简单地用供求关系和私有产权的概念就能解决的问题。竞争机制以及复杂的制度、体制的建立，应该是更重要的。
如何衡量一项改革的成功？与会者一致认为不能以GDP作为唯一的指标，还应该以社会公正作为考察指标。市场能够提供增长的途径，但是，市场规则必须得到恰当的设计，同时政府的政策必须保障这些规则能够实施。斯蒂格里茨教授形象地把市场比喻一部高效能的机器，认为它如果开得好，就比其它的车跑得快，如果开得不好，就会发生比其它的车更为严重的事故。
三、市场经济改革应该避免陷入“意识形态的陷阱”
市场经济改革不能陷入“意识形态的陷阱”，与会者对斯蒂格里茨教授提出这样一个学理，表示高度认同。
对于俄罗斯改革的失败，意识形态的作用很大。前苏联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采纳了“华盛顿共识”的一些政策，但实际效果并不好。关于经济政策过度意识形态化带来的恶果，在蒙古共和国表现的最为明显。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蒙古由政府提供兽医服务，后来政府突然不再提供这些服务了，由此造成了是整个畜牧业产量大幅度减少的后果。在实行私有化若干年之后，蒙古牛羊总数较私有化前萎缩了25％。
对于中国和越南改革中经济政策的务实精神，斯蒂格里茨教授给予高度赞扬。中国改革的成功远远突破了许多人的预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行价格双轨制，当时，代表“华盛顿共识”的一批学者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结果却与他们的预测相反。按照他们的预测，中国早期实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可能成功，因为农民的土地产权没有得到解决，但事实上也相反。他们还预测中国的乡镇企业也不可能取得成功，认为这些乡镇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私营企业，而是集体企业，但结果，他们的预言也破产了。他们还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如果没有实行自由化，国际“热钱”不能自由进出中国市场，中国吸引外资也就不可能取得很大的成功，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是吸引外资的最大热点。正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完全实行自由化，使得一些带有投机性质的国际“热钱”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必要的震荡。同时，他们还认为中国如果在贸易政策方面没有实行100％的自由化，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增长，事实是中国的贸易增长速度很快。在所有的这些例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华盛顿共识”的一些经济学家，所作的预测是不正确的。中国实现的如此惊人的经济增长速度，恰恰是因为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
斯蒂格里茨教授认为，理论分析的假设和前提很重要，“华盛顿共识”并不代表一个好的经济理论和意识形态，因为目前经济学界对于“华盛顿共识”背后所依据的一些结论和假设，持有不同的看法。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中国在未来的改革中不能掉入意识形态的陷阱。邓小平同志当年讲过，市场经济没有姓“资”姓“社”的问题。但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意识形态的陷阱”确实是存在的，“华盛顿共识”对中国理论界和政策、决策层面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今天，我们要按自己的国情，去解决市场经济过程中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问题。
四、关于转型过程中政府职能问题
韩康教授认为，市场经济体制和原理不能自然地解决转型国家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的问题。这里隐含着政府的作用问题。
在经济转型时期，需要“重新发明政府”，即政府要认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政府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要认识到市场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应当担当起来。斯蒂格里茨称，他在克林顿政府任职期间，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重新发明政府”，即看联邦政府各部门原先设定的角色是什么，任务是什么，在新的情况又应该作什么调整。“重新发明政府”不是一步到位的，它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过程。今天的中国如何“重新发明政府角色”？答案在中国和美国显然是不同的，在今天和未来以及在政府的不同层面（比如中央级别和地方级别）的答案也是不一样的。不过，有两项工作是所有政府都应考虑到的：一是每个政府都应该明确其目标和角色；二是政府要明确划分其权力和责任，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对于中国目前从一个“经济建设主导型”的政府转变成“公共服务型政府”问题。韩康教授指出，目前我国中央政府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还没有真正破题。有学者认为，目前的焦点问题主要是政府公平、公正地向民众提供的社会公共品不足。政府需要意识到服务社会、服务市场、服务大众就是自己本来的角色，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目标的客观要求。
五、关于产权制度改革问题
在转型过程中，竞争机制与产权制度改革哪个更重要？斯蒂格里茨教授认为，在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竞争机制比私有产权更重要。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形成了市场竞争机制。中国早期农村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中国农民拥有一个不完整的产权，只是获得经营权。历史证明，中国当时农业产量大幅度增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大大增强。如果给中国农民100％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多大的效益与成本？产权改革的效益体现在，农民如果100％拥有土地所有权的话，就会对土地进行长远的投资。产权改革的成本必须跟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联系起来考虑。在目前中国农村没有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一旦农民生病了，他就有可能拿这块土地去做抵押贷款而变得一无所有。因此，中国农民不拥有100％的产权，就不存在将土地作为财产卖出去。
针对最近媒体报道一些乡镇企业和地方政府，征用农民土地卖给开发商，但却没有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斯蒂格里茨教授强调，农民应该有获得合理经济报酬的权利，并建议中国政府能否探索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即农民获得合理的报酬，又不是100％拥有土地所有权，中间有没有中间地带？
六、中国在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内资和外资的关系
有专家提出，对中国经济来说，目前已经不是能不能增长的问题，而是如何解决经济安全和保证经济增长质量问题。这集中地体现在如何利用外资问题上，比如中国企业上市时，到底是在境外上市还是在国内上市？这涉及到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导入型增长还是自主型增长的关系问题。
斯蒂格里茨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要区分长期投资和短期游资问题，短期游资对一国经济增长没有实际作用。中国目前拥有8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外资需求并不是很高。引进外资会带来几个方面的好处，比如先进的技术、国际市场的信息，有利于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外资进入有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政策），目前相当多的境外资金进入中国，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多大的促进作用。还有一些所谓的“外资”，实际上是中国的资金流到国外注册后又流回中国。中国目前应该考虑逐步取消引进外资方面的各种优惠政策，内外资要同等对待。当然，有的领域例外，比如中国非常需要高科技的投资。
七、其它国家政府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方面值得借鉴的经验
韩康教授认为，市场经济原理并不能自然解决转型经济国家在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双赢”，即同时实现两个政策目标。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问题，既是转型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世界性难题，更是我们中国在当前持续高速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中国27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国外专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去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两个问题涉及到中国：一是未来75年，世界最大的经济联合体是中国、欧盟、日本还是其他国家？大多数人回答，毫无疑问是中国；二是未来最有发展潜力国家的经济政策正确性如何？他们也认为是中国。
然而，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方面却是我们的弱项。韩康教授给出了一个比较数字：按照中国政府的计算，我国贫困人口的总量只占13亿人口的几个百分点——8000多万，这是一个很低的贫困标准。但是，如果按世界银行两个统计标准计算：一是按相对贫困标准——日消费2美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就不是8000万，而是2亿。二是按照绝对贫困标准——日消费1美元，中国就有4亿贫困人口。中国在解决贫困问题上成绩很大，但我们是在较低水平上解决的。在经济高速的发展中，如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到我国能否持续发展的一个巨大挑战。
斯蒂格里茨教授介绍，国际上有些国家在处理收入差距与平等方面做得非常优秀，比如北欧国家不仅收入趋向平等，而且在高科技开发方面也做得很成功。芬兰50—60年前是个农业国，现在发展成为高科技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提供相当完备社会服务的同时，还提供就业和再就业方面的培训。有些国家如果单看GDP总量也许不是很突出，但是其一系列社会综合指标都名列前茅，智利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智利政府决策的中心思想是，所有的投资从国家长远发展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该政府在医疗、公共健康、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董小君整理）
收稿日期：2006—04—18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贫富差距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休克疗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