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斯巴达是古希腊最为重要的城邦之一，在古代希腊历史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从法律上看，元老院和国王拥有相当的权威，可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他们的地位并不是很显赫，检察官对国王形成了有效的监督，公民大会在选举、宣战、媾和等重要问题上享有决定权。在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中，体现出了许多民主因素。它是一种特殊的寡头政治。下面我们将分别对斯巴达政治制度中的主要机构：元老院、国王、检察官及公民大会进行更进一步的阐述。
【关键词】斯巴达；元老院；双王制；监察官；公民大会
一、斯巴达的元老院制度
斯巴达的元老院起源于荷马时代的长老会议。莱库古改革后，元老院由28名元老和2名国王组成，初步摆脱了血缘关系的束缚。元老是具有丰富行政经验和较高道德水准的年满60岁的男性公民。元老通过选举产生，选举主要由公民通过呼声的次数和高低来决定。国王在元老院中处于主导地位。元老院与国王一起拥有向公民大会提出议案的权力。同时元老院和国王也拥有否决公民大会决定的权力。元老院主要负责死刑、剥夺公民权、没收财产等国内重大的政治事务。
二、斯巴达的双王制
在斯巴达城邦政治中，双王制是一项颇为独特的制度，斯巴达双王制是在多里亚人入侵伯罗奔尼撒的过程中形成的。两位王分别来自两个相互独立的王族——阿基斯族与欧律蓬族。王位在两族内部世袭继承。而且他们地位平等掌握相同的权力，并享有同样的特权。斯巴达王具有宗教权力，它源于其作为共同体首领的地位，两王族出自共同体内不同的部落，他们首先是氏族的家长，其次，他们是部落的首领。最后，他们才是共同体的领导者。氏族家长掌握着家族的祭祀权。当他们成为部落首领、共同体领导者，他们进而掌握了部落共同体的祭祀权。军事权力是斯巴达双王的重要职司与基本权力。因此，斯巴达双王的军事统帅地位是其王权的重要基础。除上述两项权力外，早期斯巴达王权还具有一定的司法权力、管理共同体公共财政的权力和处战利品的权力。莱库古改革对斯巴达双王制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改革破坏了斯巴达双王权力的原有基础——种族部落。但是，同时“瑞特拉”也明确规定了双王在斯巴达城邦政治中的地位。使斯巴达双王制作为城邦正式制度的地位得到了法律保障，为古典时代的斯巴达王制奠定了法理基础。同时双王是元老院的成员的合法地位也被确认了下来。但是在改革中，元老院的设置实际上又增添了斯巴达城邦中制约双王的政治因素。在“瑞特拉”中，元老与双王是并举的。也就是说，元老院既可以与双王合作又可以与其对峙。从制度上来看，当双王与元老对峙时，他们在元老会中处于弱势。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可见对于斯巴达双王而言，元老院无疑是一种强有力的制约。其设置起到了限制王权的作用。在修昔底德的记载中，监察官拥有直接拘捕斯巴达王的权力。由于监察官在斯巴达城邦生活各个领域拥有强大的监察权与非常权利执行手段，故而构成了对双王职权的全面威慑。继检察官的设置之后“公元前506年军事法案”的颁布也令斯巴达双王在军事领域的许多权力遭到了削弱。法案规定双王不能同时出征，开始对斯巴达王的军事统帅权进行制约，这也最终促成了古典双王制的形成。
三、斯巴达的监察官与公民大会
公元前七世纪前半期，斯巴达设置了代表平民利益的监察官，它是古典时代斯巴达城邦的最高行政长官，共为5人，从全体民众中选出，所有公民不分贫富均有权当选。任期一年，权限极大。斯巴达的监察官虽不像雅典的四百人会议或五百人会议那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但它同样属于一个代表平民利益的集体性的权力机构。监察官设置后，逐渐获得了监察权、提案权及裁决权等重要权力。从而对斯巴达双王的权力构成了制约。不仅如此，主持公民大会也是监察官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古希腊城邦体制形成的过程中，随着平民等社会下层的社会地位的提高，公民大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国家政治中的重要的权力机构。根据“瑞特拉”，斯巴达公民大会成为拥有明确权力、固定会期和会所的政治机构。这使得民众和公民大会的政治地位都得到了提高。这些规定也使得公民大会初步摆脱了贵族的控制。推进了斯巴达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瑞特拉”规定公民大会需要定期召开，享有表决权。公民大会可以表决的问题，大到有关和战的大计，小到国王娶妻生子。公民大会享有选举权，一些重要的官员，包括元老会的元老和监察官等都由斯巴达公民大会经过相对固定的程序选举产生。总之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以后，斯巴达公民大会失去了以往的政治影响。原因主要是斯巴达贫富分化加剧，公民队伍解体。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社会土地兼并严重，公民人数急剧减少。随着公民人数减少，国王的权力日益突出，监察官日益成为王权的附庸，公民大会的权力已经微乎其微了。总体来说，在斯巴达的历史上公民大会毋庸置疑是一个重要的权力机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公民大会所拥有的权力与地位并不完全一样，大体上斯巴达国家建立之初，公民大会已经产生，之后公民大会在斯巴达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与监察官一道构成了古典时期斯巴达的立法机制的核心。自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公民大会逐步失去了政治意义，至公元前3世纪，完全退出了斯巴达政治舞台。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62.65页.
[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61页.
论文作者:张振南
论文发表刊物:《成功》2019年第2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6/24
标签：斯巴达论文; 公民论文; 权力论文; 大会论文; 王权论文; 政治论文; 城邦论文; 《成功》2019年第2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