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的教育意义：培育服务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常常阅读论述大学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这一主题的论文，久而久之，自己也想到了一些问题，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即为其中之一。
一、服务概念的比较
在我国，讲高等院校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讲得比较宽泛。许多研究把大学千百年来所从事的传统教学和科学研究，都纳入“服务”的范畴之中。就整体而言，或以长周期进行考察，这当然不无根据。但这样讲并未对间接服务和直接服务加以区分。实际上，只有直接服务，才具有突破传统的意义。另一方面，对近年来开展的直接服务，却又较侧重于为经济服务的解释。并且一般地认为，其动因是我们国家的工作重点已转向经济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实际上，为“社会经济”服务，既可理解为为“社会的经济”服务，也可理解为为“社会、经济”服务。笔者认为，后一种理解比较全面而且更富有教育价值。第三方面，直接服务的主体，一般确认为知识和技术的成熟拥有者：学校的教师、其他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而没有包括学生的参与。这点，对于大学或其它高等教育机构来说，又是一个不够全面的理解。此外，在研究中，人们最重视的是科技服务，甚至只重视高科技服务，不太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服务；而且轻视一般性的服务，甚至担心服务的层次太低，会降低高等院校的办学质量和社会地位。
日本和德国很少谈及他们的大学为社会服务的经验，这方面的中译文献亦不多见。对日、德等国来说，高等教育机构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的思想，可能已自然而然地隐含于学校的教育宗旨和目标之中，这也是一种宽泛的理解。不过后面将要叙述的某些情况，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本文标题中所提出的论题。
美国的大学院校，虽然在为社会经济服务方面称得上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楷模；以直接为社会服务为特征的威斯康星思想，被认为是20世纪以来，美国人为世界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但是，以我国这样的声势和规模研究“服务”问题的情况却不多见。许多零星的研究和报告，都是和学生的教育相关联的。学生参与的这一活动，不仅重视科技问题，而且更重视人文和社会问题，更重视自身的人格树造。所以，当我们向他们的大学索取这一论题的有关材料时，得到的，多为学生为社会服务的材料。由此猜测，对于“社会服务”的这一研究论题，他们给予的是一种狭义的理解。
为了说明本文的论题，笔者拟从美国人的“服务”观念出发，粗略地考察一些著名大学学生参与社会、服务社会，并在其中培育服务精神的问题。
二、美国的情况
在发轫之初的100年间，美国大学一直仿效欧洲大学的模式，学生在“象牙之塔”中学习专门训练心智的古典科目，虔诚地准备为并不存在的上帝服务。在经历了先是欧洲、然后是美洲及其它地区的产业革命之后，许多人都倾向于抛弃那种刻板的古典教育，代之以学习更切合实际需要的知识，大学教育开始了广义的服务实践。例如，哈佛大学，直到1765年才开始注意数学、自然科学、英语及其文学，但古典课程仍占优势。此后，才慢慢地开设了一些如矿物、家政、航海、地理、测量、商业等方面的课程，开始迎合社会农、工、商产业发展的需要。1837年，哈佛大学开始大力推进选课制，并在埃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校长任职的19世纪8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这时大学所面对的社会环境，正是美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化的环境。在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正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杜威的工具主义和桑代克的行为主义产生、发展和流行的时代。整个社会的基调是乐天向上、积极竞争和注重功利的；应用科学比以前更重要，实践和行动也更重要。热烈的和富有竞争性的选课制，是这种社会氛围在大学里的反射；这一教学量制后来走向极端而出现的种种弊病，又是社会由于无休止、无节制的竞争而出现病态的必然结果。本世纪中叶，哈佛又发明了核心课程的方法，通过它的课程计划，对学生的选课加以指导。在核心课程中，有一大群可以称为“道德评断”(Moral Reasoning)的子类，旨在让学生了解人类经验中的伦理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意义和作用，了解先辈们所作出的种种选择的过程和是非曲直，使之能理性地对待诸如公正、义务、忠诚、勇敢、职责等观念，以及对他们的科学和实践活动的意义等。这是“服务”的理性基础。
除了严格的课程学习要求之外，哈佛学生还参加许多社会活动，其中不少活动都是学生自发组织的。例如，建立最早和最有影响的菲利浦斯·布鲁克斯舍友协会(Phillips Brooks House Association)，完全由学生掌管。目前，它设有35种服务项目，有1000多名学生在其中充任服务使者。其它还有：为坎布里奇的小学生教授舞蹈的、拥有200多名成员的“都市步伐”(CityStep)计划，新生服务计划，新生社区服务计划，“睦邻关系发展”计划等。三前年，哈佛学生与坎布里奇市还联合组织了一次名为詹姆斯·泰勒的义演音乐会，筹款25万美元，为许多无家可归者解决了永久性居室问题。名为“红色铜匙”(Crimson Key)的另一个学生组织，则免费为哈佛的新到朋友提供校内旅游服务，让游客们可以饱览旖旎多采的哈佛校园风光。据统计，哈佛出过6位美国总统，到1990年止，得到过30项诺贝尔奖，得主共33人。这与她的学生乐于做平凡的工作，乐于为普通平民的事业服务，并在其中培养了服务精神，发扬了哈佛的优良传统的种种事实可谓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只可惜我国的研究者多称道前者，对后者却不甚注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目前，哈佛的自愿者网络(Volunteer Network)，是一个设于哈佛信息中心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它使人们能够随时掌握和查询全校自愿者的情况，包括他们能对社区提供何种服务的信息等。在这里，个人自愿性质的、富于能动性的服务，采取了更有效、更富效益的组织化、信息化形式。
耶鲁大学，是美国另外一所世界著名大学。它具有深厚的人文学科教育传统。今天，在这复杂而迅速变化的世界里，耶鲁的教育目的已不再单一化，而具有多重性了。在某一阶段，耶鲁培养学生为社会服务的实际能力；在深入阶段，她确保学生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万花筒中有应付自如的本领；而最关键的阶段，则是教育学生热爱学习、主动地学习，并树立包括为社会服务在内的正确的道德观。
在实践上，耶鲁学生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努力实践从人文教育中获得并认可的思想和信念。60年代，美国侵略越南，耶鲁学生曾走出校园，作反战游行。1986年，学生们在校园内搭起棚屋，静坐、集会、示威达半年之久，以抗议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在5月26日的授学位典礼上，他们竟抬着木制小棺材，放在主席台上，提醒校方不要忘记南非的种族主义者残害黑人的罪行。耶鲁大学有个德怀特大楼，在这里，学生们制订无偿为纽黑文（耶鲁大学所在地）市民服务，志愿到医院、精神病院或城镇旅店内服务的计划；学生们还组织起来参加各种法律事件的调查，讨论如何为老人、为家庭、为儿童服务，讨论协助纽黑文文化事务办公室实施艺术计划，如何为成人接受基本教育作出贡献等。德怀特楼对耶鲁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实际上现在已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学生服务机构，成为美国大学服务社会并培育服务精神的象征。
在美国的其他著名大学，类似的服务计划、服务组织还很多，并且各自有着自己的特色，有着值得称道的成果，限于篇幅，不可能一一描述。
不去先验地设定只准搞科技服务或高科技服务，也没有服务层次问题的忧 思，认可学生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这些都是美国大学和学院开展直接服务的显著特点，这也是美国高等教育中最值得我们探究和借鉴的经验之一。
三、日本的情况
这里有一种被默认的事实：东京大学是培养上层官僚的；在学生中，的确难以找到学生直接服务于下层平民社会的典型材料。日本的大学与先起的工业国家不同，“从创办近代大学时开始，就致力于以有助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为目标的大学构建。”[1]他们虽然也学习西方，但总以“西学为用”，始终保持着本民族传统精神与敏感性，始终保持着高昂的竞争与向外发展的热情。确定教育目的，基本上以社会本位论为依据，强调学生应学好本领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服务。个人的发展和为了个人的服务都是次要的，整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和治理国家才是首要的，特别是像世界一流的东京大学这样的国立大学，要说他们的学生也有自己的个性，那也就是这种眼睛向上看的个性。
不过，日本大学生干临时工，可能有参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并为之服务的间接含义。日本经济起飞之后，大学生干临时工的特别多，就连东京大学也不例外。日本大学生常开玩笑说，“干临工是我们的选修课”。据80年代初的统计，在东京，大学生中干临时工的约占78%，其中走读生占67%，至于东京大学的学生是否也有大体如此的比例，不得而知。大学生做临时工，主要是当家庭教师，约占60%；到公司、到商店搞服务工作的，约占12%；到工厂企业干重活的，也约占12%；其它还有到工厂搞技术工作的、到公司帮助搞社会调查的，等等。干临时工的目的或动机，就学生们自己来说，主要是为了参加社会实践，得到工作能力的锻炼；其次是为了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
早稻田大学，是日本另外一所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与东京大学不同，它培养官僚以外的领导人、地方精英。学校的这一倾向是由它早期的“在野精神”、造就模范国民的教育宗旨演化而来的。创办人大隈重信当初就把这所学校建立在东京郊区的一片稻田里，以便专心致志地培养模范公民，使学校具有平民色彩，更多地接近自然，接近平民的生活。以前，大学和农民、稻田、林木发生各种关联；现在，学生又和当地的市民、工人、商人、士绅打交道，彼此间很融洽、协调，形成了以邻为友、和睦相处的小社区。学校本部虽然围墙也造起来了，这种平民倾向则基本保留着。
至此，笔者坦率地承认，有一个问题仍旧没有很好地解决，即无论是学生临时打工也好，抑或是早稻田的在野精神也好，是否都包含有我们感兴趣的对大学生们的服务精神的培养意义？在这个问题上，妄加推断或拔高，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虽然我们都很希望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四、其他国家的情况
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学生为社会服务的教育，虽然由于各自的社会文化传统不同，在内容、方式和指导思想上互有差异，但都在积极地加以推进。
约建于公元970年的爱兹哈尔大学，是现存于世的最古老的一所埃及大学，也是伊斯兰世界最负盛名的大学。为了实践其保存和传播伊斯兰文化的使命，培养专业工作能力和组织能力，每年的伊斯兰斋月，爱兹哈尔大学的学生都要前往各地乡村和城镇，举办宗教座谈会、宣讲会，为不识字的伊斯兰教友朗读《古兰经》。学校还组织学生到麦加朝觐，到边远地区进行巡回医疗、扫盲，组织学生走出宿舍，举办夏令营等。爱兹哈尔大学不仅在埃及，而且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享有崇高的声望，这和学校及学生们深入实际社会生活的教育、学习和服务活动，也有很大的关系。
初建于1829年的南非开普敦大学，现有学生14000多人，教职员工4000多人，共有10个学院，100多个系科。今天，它也是一所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学。除了传统的教学、科研之外，该校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学生社会服务活动，当然有许多活动是与教师的研究和服务活动相结合并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例如，他们在农村特别是电力资源缺乏的地区，进行替代能源的研究；实行农村地区公共药剂师的培训计划；开展法律咨询及法制教育和普及活动；在黑人聚居区开设数学知识教学的课程；对黑人妇女进行经商能力的培训；为工人开设技术培训课；提供环境改造和建设方面的建议和教育，等等。它的医学专业四年级学生，由优秀教师指导，组织医疗队或流动医疗诊所，在黑人贫民区巡回医疗和诊治，并向那些不能去医院就诊的病人提供各种建议等。
社会服务是墨西哥大学生的必修课。例如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初创于1551年，目前有学生27万人，各类学术人员共3.4万人，其中大学教师2.5万人，是拉丁美洲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该校的社会服务制度已实行了55年，早已名符其实地成为了课程体系中的一门课程、专业学习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严格的规定：学生必须完成社会服务，才能取得学位证书；一般学生专业课学完70%以上，医科和护士专业要100%完成课堂教学的学分，才有资格参加社会服务活动。还有专门的组织机构，加以管理和协调。大学当局特别重视在农村地区的服务，认为它同整个国家的发展，同改善几百万农民和印地安人的艰苦生活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学生们已经在164个农村公社或印地安公社进行过这种服务。他们在那里建立诊疗所，帮助农民建立养鱼塘和家庭菜园，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有的小分队还用印地安土语录制预防霍乱的录音带，进行防病治病的宣传。学校当局认为，社会服务的直接目的，是使学生把业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自己的专业学习与国家当前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巩固课堂教育的成果，提高学生的专业工作能力；同时，使社会发展更广泛地得益于科学、技术与文化。因此，它是培养专业人员的学院式教育的补充。而它的哲学和道德依据，则是对社会尽义务，并加强学生对人民群众的责任感，以便能培养出履行公民义务、具有民族感情的专业人才。
在其他国家，如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有“学习旅行”计划，挪威的卑尔根大学，有学生社团的社会咨询活动；在荷兰的莱顿大学，有主要由学生负责的法律咨询中心，等等。
五、几点认识与评论
本文只是就事论事地提出了一个尚不十分清晰的问题；此外，还有几点没有十分把握的认识和评论，一并呈于读者诸君，以便相与分析。
大学，正如所期望的，确是一个通往有价值人生的最佳通道。但是，人不是孤立的个体，人生是由一系列现实生活事件组成的，并且总是在社会中行进的。没有社会，没有个体之外的他人和群体，大学生的人生航船、大学教育的航船，必然难以通达光明的彼岸。所幸，在今天的世界上，即使那些通常被认为以“实现自我”为目标的国度，他们的大学，都程度不等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如上述，即使那些著名的或第一流的大学也不例外。这是现代大学最有价值的教育经验之一。
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看，我国的一些著名大学，也有许多学生参与社会服务，并且也确实在服务中培养了一些好品质，体验了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笔者之所以仍然选择这一题目，是因为对现状还不满足，对目前我国大学生的道德面貌，特别是对他们为别人、为社会做好事的总体品格，仍有深深的忧虑。
我还希望借此反思一下，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和实践中的一个基本状况，即正确地注意了解决教学、研究、服务、体制、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国际化等大问题，但却较少注意被称为“道德失准”这样一个同样至关重要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没有面对学生轻视为人民服务的实际状况；服务，却又只重经济、技术功利，没有认真注重其教育学生的人文价值。当然，这是一个事关全社会的教育意识问题，不能够仅靠几篇研究文章来解决，也不是学校采取几项硬性措施就能迎刃而解的问题。
许多国内同行的研究已正确地指出，非智力因素，是学生成长、发展，成为社会有用之才的根本因素，智力因素只有在非智力因素的协同作用下，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笔者以为，具有毛泽东所教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精神状态、以及躬行实践的强烈愿望，是一类最重要的非智力因素。因此服务问题，是一个能否培养出真正有用之才的教育根本问题。服务精神这一非智力因素，是一个超越纯粹道德品质问题的成才因素。
最后一点：虽然笔者本意想把研究聚焦在“通过服务，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这一论点之上，然而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特别当我试图以实证的和比较的方法讨论这一论题时，我却很难作出令人满意的概括。的确，如果我将“大多数行为都是由多种动机促成的，……只由一种动机促成的精神往往只是例外”的这一断语[2]，具体应用到解释学生“服务”这一行为上，则未必都是由“培养服务精神”的动机所促成的。如加以反推，“培养服务精神”的动机，未必只有通过“服务”的行为才能达到。至少，这是需要加以证明才能肯定的。所以，笔者始终作就事论事的叙述，而不能进行高度的理性概括。作为引玉之砖，笔者希望高教界的有识之士都来关心、讨论这个问题，使之得到一个较为令人满意的理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