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失灵与道德缺失_市场失灵论文

市场失灵与道德缺失_市场失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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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主义者不主张经济学讲道德,认为道德等意识形态是对经济学的束缚,经济学只有撇开这些“主观感受”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参见本报687期许桃芳《经济学是如何讲道德的?》)。对此,我不大赞同。

道德是“礼”,《左传》说:“礼者,理也。”因此,道德与科学(自然理性)一样也是人类的理性,叫社会理性。从历史唯物论看,社会理性作为历史的积淀、社会的共识和社会制度的安排,也具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并非纯粹的“主观感受”。社会理性与个人的自然理性之间(或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是可以通约的,公因子就是客观性。要不,斯密——这位最早使经济学成为科学的人——为什么写了科学的《国富论》后又写《论道德情操》?科学的经济学不应将客观的社会理性与客观的个人理性对立起来,相反,应将社会理性作为个人理性的约束条件。约束不一定都是束缚,客观性的社会理性的约束是科学规范,这种约束有利于实现帕累托最优,或社会效率的最大化。诺奖获得者赫尔伯特·西蒙提出“有限理性”,我理解“有限理性”就是社会理性约束下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科学的经济学能接受许多客观性的约束条件,为什么要拒绝同样具有客观性的道德约束呢?一些研究结果指出西方国家的经济比较发达与世界第一大宗教基督教(教徒超过20亿人)比较集中在西方国家有关,这就是道德约束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证明,因为宗教的核心就是道德约束。因此,我比较赞成经济学讲道德约束,赞成斯密,赞成阿玛蒂亚·森。也因此,我关注经济与道德的关系。

例如,我常在猜想一个命题,即道德完善是市场有效率或完全竞争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我发现道德不完善或道德缺失似乎是导致市场失效或失灵的一个根本原因。众所周知,现实市场的失灵有四大主因:不完全竞争、公共产品、外部性和不完全信息。而我发现这四大主因又都是市场主体的道德缺失或某种程度的不道德所造成的。

一、不道德造成垄断

现实市场失灵的原因首先是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的存在。垄断者不再接受无形之手——市场价格的调控而反过来操纵市场价格,于是市场用以有效配置资源的价格必然扭曲,造成市场失灵。

而垄断者对市场的操纵是不道德的。因为操纵就是限制他人的自由,包括消费者的自由和竞争对手的自由。自由是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标准之一,无论何时何地,限制人的自由都是不道德的。

现代垄断者不道德的一个实证是广告。垄断者利用广告这种大规模灌输的手段强迫消费者接受其产品。据调研,现在美国人平均每天被迫接触300多条大大小小的广告。广告已经大大强占了现代人生活的时间和空间。西方社会学家因此批评广告是侵犯人权的。垄断者还利用广告直接或间接地贬低竞争对手,破坏公平竞争的道德。

垄断者为了增强广告的灌输力,还在广告中渲染物欲主义、拜金主义、奢侈、不良癖好(烟酒)、种族歧视、国别歧视、阶层歧视、乃至色情、暴力等等,而这些都是不道德的,被西方社会学家称为“社会污染”。其中,广告的虚假性对社会诚信的破坏特别明显。如中国这些年的社会诚信水平不断下滑,以至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如电子商务或互联网经济就强烈地反映这一点),原因之一就是广告的虚假性随着广告的泛滥对社会风气的腐蚀。

垄断者广告的不道德性还表现在浪费社会资源。现在全世界每年的广告要消耗数以千亿美元计的资源,其中相当部分是无谓的“广告战”的消耗,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在全球资源日益紧缺的情况下,浪费资源是最不道德的行为之一。

现代垄断者的不道德行为还有寻租、合谋和不正当竞争等,限于篇幅,恕不赘述。

总之,垄断赖以生存的手段具有不道德性,正是这些不道德的手段限制了市场的自由竞争和使市场失效。为此,许多国家制定了反垄断法以及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用法律来震慑和遏制这些不道德的行为。

二、不道德造成公共产品供应的失效

市场失灵的原因其次是公共产品的存在。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实际上并不受市场价格的调控,因为他们的消费常常“免费”或“搭便车”,因此,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公共产品的价格常常失效和公共产品的供应者无法从交易中获利,即公共产品的市场常常失效。

而公共产品消费者的“搭便车”是不道德的,就像路上拾到他人的财物自己“侵吞”一样不道德。“搭便车”者破坏了公平交易的道德,而公平也是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标准之一。任何破坏公平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

公共产品消费者的不道德(“搭便车”),造成公共产品市场供应的失效。因此,公共产品通常转而由政府来供应,政府用税收支出来支付公共产品的消费,以此来抵消“搭便车”给公共产品供应者带来的损失。税收支付对公共产品消费较少的消费者来说是不公平的,但他们人数通常是较少的。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政府用税收支付公共产品的消费通常还是公平的。

但政府通常只是公共产品的供应者而不是实际的生产者,公共产品通常要由政府委托下的供应商来实际地生产和提供。这样又把公共产品与市场联系起来了,又会出现公共产品供应的失效,这叫“政府失灵”。政府供应公共产品也会失灵。其实,政府失灵的背后还是市场失灵,因为政府最终还是要通过现实市场将公共产品交到消费者手里,而公共产品一接触市场就有可能供应失灵。事实上,消费者中的不道德因素不会因为公共产品供应者由私人变为公家而得到抑止,相反,有可能通过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对公共产品的侵占、浪费、骗取和破坏等行为。也就是说,由于公共产品供应的政府失灵归根结底还是市场失灵,因此消费者的不道德同样会造成公共产品供应的政府失灵:

例一是免门票公园。现在一些城市推出了免门票公园,就是完全由政府税收来支付费用的公园。可以看到,虽然免门票公园的消费者规模扩大了,但生产效率和消费效率(效用)却降低了。如上海从去年开始取消了公园门票,这下可苦了公园。因为随着游客的剧增,树木、草坪、长椅甚至假山和雕塑被损坏的情况严重,垃圾污染严重。有的居民小区干脆把临近的公园作为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的场所,整天播放歌曲、舞曲,造成严重的噪音污染。甚至还有商业公司利用公园的场地进行员工培训和商贩在公园兜售商品,公然地占公为私。

例二是医保卡。医保卡是由政府税收和医保基金支付的公共产品。但现在医保卡的供应是不足的,政府对医保卡供应(开药金额)是严格控制的,医保消费者的需求不能得到很好地满足。而政府控制医保供应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医保消费者中“骗保”现象的存在,政府此举是一项不得已的“逆向选择”。如有的全家老小用一张医保卡开药,还有人将骗取的药品卖给药贩子。可见,医保消费者的道德缺失造成了医保卡供应的失灵。

例三是高教政策。高教政策是由政府税收(占主要比重)和学校基金(归根结底还是政府基金)支付或补贴的公共产品,但高教政策也会因为政策产品消费者的道德缺失而失效。如一个政策产品是名牌大学保送生,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德育评分肯定很高的保送生居然会不道德地违约。原来,据报载,现在越来越多的保送生在取得保送资格后,马上备考境外或国外大学,考上后就不去原保送的国内大学报到。他们的不守信或不道德行为造成名牌大学宝贵的保送生名额的浪费。去年北大就浪费了69个保送名额。又如一个政策产品是贫困大学生低息或免息助学贷款,但也遇到“好心恶报”的产品消费者:一些大学毕业生“人穷志短”,不还助学贷款,如最近就有中国石油大学的23名毕业生因欠还贷违约被银行告上了法庭。可见,消费者的道德缺失造成高教政策产品的失效。

总之,公共产品消费者中的不道德或道德缺失者的存在,导致公共产品市场的失效。如果公共产品消费者的道德比较完善和都能自觉地为享受公共产品付费(即不会“搭便车”),那么公共产品就可以让市场来供应和调控,公共产品的价格就能起到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公共产品的市场就不会失效,从而不必由政府来供应。公共产品市场失效的根本原因是公共产品消费者的道德水准普遍低于甚至远低于公共产品所要求的道德水准(或公共道德水准)。

网上有人说,中国社会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公共产品的供求失衡。此言有一定道理。可以再加上一条:中国公共产品的供应失效比较严重。因此,要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但要增加公共产品的供应,也要提高公共产品供应的效率,而要达到这两个目标都有赖于中国人公共道德水准的提高。

三、不道德造成外部成本和不完全信息

市场失灵的原因还有外部成本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外部成本的产生和难预见性使得现实市场的交易决策容易犯错,因为现实市场的交易者容易只重视交易的收益和内部成本,而忽视交易的外部成本。而交易决策的失误就意味着市场效率的损失,即市场失效。信息的不完全也使得现实市场的交易决策容易犯错和市场失效,这一点容易理解。而外部成本和不完全信息的产生都与交易者的不道德或道德缺失有关。

外部成本就是社会成本。如果交易者的道德比较完善,交易者的社会责任感就比较强,由此在交易决策时就会比较充分地考虑社会成本,就会作出比较理性的决策,即避免产生社会成本的决策,或有社会成本但同时有社会利益作为补偿的决策,一句话,是帕累托最优或次优的决策。而如果交易者的道德缺失,就很难有社会责任感,因而就很难顾及交易对交易以外其他人的影响,于是就很可能作出反帕累托效率的错误决策,即产生决策的外部成本。因此,交易者的道德缺失是导致外部成本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

例如,产业污染是一个典型的外部成本问题,而产业污染问题的决策直接与决策者的道德因素有关。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决策者将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就是一种不道德行为。西方决策者在决策环保问题时喜欢标榜“社会责任”或“道德责任”,但他们的“道德责任”实际上是很有限的,是只对本国或西方发达国家集团内部讲的,而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并不讲“道德责任”的。劳伦斯曾用帕累托次优模型解释过上述污染产业转移的合理性,其中一个关键的假定或依据是:发达国家的人的命比发展中国家更值钱,这个荒谬的假定显然无视和有辱发展中国家的道德人格(参见任小军等:《经济学中的科学与人文》,光明日报2006年2月14日)。从这个假定中也可以看出,西方决策者转移污染产业的真正原因(依据)是他们的道德缺失,即对发展中国家可以不讲道德责任,而不是什么“帕累托次优”。

不完全信息的产生也与交易者的道德缺失有关,按信息经济学的说法,是交易者遭遇道德风险的表现。有两类导致不完全信息的道德风险:一类是交易伙伴向交易者隐瞒自己的信息,一类是交易伙伴向交易者隐瞒自己的行为。而隐瞒是不诚信即不道德的行为,因为交易诚信也是人类社会普遍的道德标准之一。

如前所述,不诚信或诚信的缺失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的一个瓶颈,而隐瞒自己的信息或行为这种不道德,是中国市场不诚信的一个主要表现。例如,中国上市公司对上市前信息的隐瞒导致中国股市的圈钱“黑洞”,对上市后行为的隐瞒导致中国股市价格的扭曲或泡沫。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股评家也参与或帮助上市公司对信息和行为的隐瞒,这说明中国市场道德的缺失已经与学术道德的缺失“同流合污”,成为中国股市失效的一个根本原因。

四、结论与简短的解释

综上所述,市场主体的道德缺失是导致市场失灵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个结论的推论或另一种表述是:市场主体的道德完善是市场有效或达到帕累托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

那末,为什么市场这只威力无比的无形之手遭遇道德会失灵呢?因为道德或意识形态是人类的精神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物质产品不同:它本质上不受物质化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或外在力量的调控,而是由人自我调控的。政治(执政思想和政策)、法律、哲学、艺术、宗教和道德对人的行为的调控归根结底都是人的自我调控。换言之,物质化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对精神产品生产的调控是失灵的。虽然无形之手的威力巨大,但面对精神产品却无用武之地。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此话反过来也是对的:兵若闯入秀才讲理的领域,也无用武之地。这就是马克思所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因此,作为人类的外在力量的物质市场本身无法医治(调控)作为人类精神毛病的道德缺失症,即市场遭遇道德问题必然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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