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全球化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 （2001）02—0005—05
“全球化”（globalisation）一词自20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在西方国家流行。到90年代， “全球化”逐渐取代了“国际化”（internationalisation）和“跨国化”（transnationalisation）的提法。 “国际化”主要是指各国经济通过国际贸易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跨国化”则是强调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或跨国机构同时在多国组织生产。无论在内涵上还是外延上，“全球化”都与“国际化”和“跨国化”不同。“全球化”是指一系列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变革，包括经济、军事、环境、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全球化。“全球化”这个概念更强调的是各个国家越来越深入地卷入跨国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全球网络。
那么，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是否就是国际贸易不断扩大呢？我们认为，用国际贸易不断扩大来概括经济全球化的特征，一是不准确，二是没有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19世纪是世界贸易增长的高峰时期；特别是1880—1913年，世界人均贸易量增长比世界产量增长快11倍。此后，世界贸易与世界总产量的比率都没有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因此，用国际贸易的扩大或增长来界定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是不准确的。
一、经济全球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信息和通讯技术手段
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是19世纪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和深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早在19世纪甚至更早就启动了。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开辟丝绸之路的年代就已经出现了经济国际化。我们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国际化起始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的资本向外扩张和市场经济下的激烈竞争是推动经济国际化的内在力量。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看到了经济国际化的现象和发展趋势，并对此做了分析。他们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今日的经济全球化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经济国际化的物质技术载体是不同的。19世纪的经济国际化主要是依靠铁路、轮船和电报把各国经济联系在一起，交通工具是国际贸易的桥梁或纽带；经济国际化的主要内容是商品贸易。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255页。）。
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飞机、电话、传真机和互联网把各国经济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虽然传统的交通工具在今天的国际经济交往中还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它的重要性已经让位于信息和通讯技术手段。并且，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的内容不仅有“商品重炮”，还有“货币炸弹”——金融全球化。因此，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是以信息和通讯技术手段为载体的生产、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
二、空间和时间相对缩小与扩大的对立运动
在经济全球化舞台上，唱主角的是发达国家，其中美国又是“一号”主角；发展中国家是配角，有些发展中国家则是“跑龙套”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主宰着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和发展方向。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苏联、东欧、中国等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以及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资本主义的地盘大大缩小了，世界资本主义的领土扩张和经济扩张阶段已成过去。因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相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直接控制的活动空间缩小了。
但是，由于以信息和通讯技术手段为载体的跨国公司、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资源利用和财富占有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人才流动和信息、技术交换，一个国家可以利用他国的资源，可以占有他国的财富。在今天的世界上，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拥有量的多寡不再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否发展或发展快慢的必要条件。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利用他拥有的体制优势、信息技术优势、价格优势和收入优势跨国、跨地区利用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这些方面拥有的优势越多、越大，他跨空间占有财富的能力就越大，他在世界总财富中占有的财富就越多。日本是一个资源贫国，但是却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美国不仅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利用他国的地上、地下和空间资源，还可以利用他国培养出来的人力资源。我们看到，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流向美国。在美国的原子能、航空航天、信息技术等科学研究领域和高新技术产业，大量使用的是来自中国、东南亚和欧洲等地的“人脑”。美国的比尔·盖茨之所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首富，一方面是他大量利用了他国的人力资源来为微软创造财富——微软公司一半以上的技术人员是来自东南亚，甚至在美国硅谷，不会说英语只会说汉语也能通行无阻；另一方面是他可以通过他所垄断的软件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积累财富。当中国公司或家庭购买微软公司生产的视窗软件和浏览器时，就意味着向比尔·盖茨的口袋里塞钱；世界各地使用微软产品越多，流向比尔·盖茨口袋里的钱就越多。因此，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源利用和财富占有的全球化。不过，与19世纪的情形不同，今天的资源利用和财富占有不再是通过军事掠夺来达到，而是通过“等价交换”的形式来实现的。由于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拥有跨国利用资源和占有财富的优势，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可利用的空间又扩大了。
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现在坐在办公室里或家里通过点击电脑鼠标就可以进行跨地区、跨国的商品交易、现金划拨和证券交易，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和交易可以在“实时”或一瞬间完成。新技术的使用使得以前受到空间限制因而被认为无法进入国际贸易的活动变成了“实时”活动。执行由北京到澳大利亚悉尼飞行任务的航空公司可以将乘客的名字和航班号输入位于美国纽约或英国伦敦的巨大的计算机网络。出版商可以使用世界各地的常规操作员把手稿转换成电脑可读文件，并把这些稿件以闪电般的速度发送回母公司。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可以迅速办理远在印尼、爱尔兰的投保人的保险申请，设在这些国家的子公司在接受投保申请和确定保费数量以后，可以立即通过计算机把资料发回美国公司本部。这就使得经济活动不但打破了距离的限制（这又使得“世界变小了，而活动空间变大了”），也打破了时间的限制。经济活动的时间现在大大缩短了。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变化，有西方学者认为，我们现在应该重新划分经济活动。经济学的传统做法一般是把经济活动划分为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即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国际经济学则把经济活动划分为高附加值的活动和低附加值的活动；现在则应该把经济活动划分为“实时”（real time）活动和“有形”（material）活动。 在“实时”活动中，距离和场所不再是经济活动的决定因素；在“有形”活动中，仍然存在某些限制距离和场所选择的“空间摩擦”（注： Cf.Hoogvelt, Ankie (1997),Globalis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p.121.）。
但是，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又使得经济活动的时间大大延长了。由于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厂商和消费者可以通过网上平台每天24小时获取信息、进行谈判、交易和结算；世界各地的证券交易所也没有了时差限制，可以每天24小时向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开放。
三、外部一体化向内部一体化转化
由于时间、空间缩小导致运输标准化产品的成本和交流这些产品的信息的成本不断下降，现代工厂和工艺机械水平几乎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安家落户。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的常规产品的生产者要和其他国家的成千上万的同类产品的生产者展开直接竞争。
计算机技术和电信的融合使得厂商把越来越多的生产经营操作和功能重新定位到在成本上具有竞争性优势的地方成为可能。因此，现在在某些产业部门，生产能力本身是充分流动性的，它现在成了一种商品或资源，可以在市场上不断进行买卖，然后重新进行组合和配置。
在多数产业，计算机辅助设计和计算机数量控制的应用意味着企业可以用最低限度的资本投资在世界各地建立有效运行的并且成本节约的小规模、独立的生产单位。这些生产单位可以在体制上和物质上与设计、营销和管理分开。这种独立的具有流动性的生产能力的提供者可以和母公司连成生产经营网络。他们为分包合同定单而互相展开竞争。这种网络被称作“内联网”（IntraNet），它不同于“互联网”（InterNet）。“内联网”是企业内部的一体化，是企业子公司或承包商之间的合作与竞争；而“互联网”是企业外部的一体化，是一个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
据联合国的《世界投资报告》（1994年）提供的材料，拥有年销售额近40亿美元的耐克（NIKE）公司，它的产品生产是百分之百地分包给世界各地的子公司或承包商的。1993年，耐克公司本部雇用的员工大约只有9000人，而将近75000 人是由它设在不同国家（这些国家差不多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独立的分承包商雇用的。耐克公司在它的计算机网络上有一个存货控制系统，它预先得到零售商的定单，并决定给零售商的发货时间和折扣幅度，这就使得它通过计算机网络组织在世界各地的生产者的实时生产成为可能。分承包商全部和母公司连成网络。母公司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营销、研究和设计公司。耐克公司也依靠其计算机网络来获得和发出定单，并管理销售。因此，跨国公司正在由公司体制向松散的邦联式的网络结构（全球网）演变，在这种结构下，多数分散的装配活动和服务在短期内被整合到一起。这免去了卖者本当需要承担的大量的创业成本。当代跨国公司所组织的供给者，往往不是他完全拥有的子公司，而是一些独立的经济主体，它们是母公司的分承包商。这种公司体制把市场竞争的优势与“行政命令”的优势结合起来了。
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一个报告提供的资料，在20世纪70年代初，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大约占世界贸易量的20%，但是到90年代初，这个比例提高到1／3，这还不包括公司内部的服务交易（注：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New York & Geneva:UN, 1993,p.143.）。
与微观上的“内联网”相对应，在国际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发达国家内部经济一体化水平上升，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水平下降。这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向的发展变化趋势看出来。
发达国家内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
资料来源年 份发达与发展中 发达国家内部 发展中国家
国家之间 内部
库兹涅茨 1876-1880 51.0 45.0 4.0
1961-1963 44.0 48.0 8.0
1953 43.2 37.1 8.0
1962 34.2 44.1 5.8
GATT
1973 25.6 51.7 3.5
1985 28.9 49.4 5.9
1990 26.6 55.4 5.7
Sources:1.Kuznets,S.Quantitative Aspects of the EconomicGrowth of Na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Change,15(2),January 1967.
2.GATT,International Trade,1962,1973,1990—1991.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到，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这100 多年时间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在国际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率是不断下降的，由51%下降到27%；而发达国家内部的贸易比重是不断提高的，由45%提高到55%；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贸易比重没有大的变化。这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依靠他们内部经济交往和相互贸易的扩大，而越来越少地依靠外部——发展中国家。这也说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核心—外围”关系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核心”的凝聚力在增强；另一方面，“外围”在分化重组，一些原来属于“外围”的国家或地区现在进了“核心”，如“亚洲四小虎”的新加坡、韩国、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另一些“外围”国家离开“核心”越来越远，他们成了全球化经济的“边缘”。
20世纪后半期，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向在地理分布上有了新的变化：流入“外围”国家的比率在下降，流入“核心”国家的比率在上升，也就是说，一定比率的外国直接投资由“外围”国家转向了“核心”国家。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在1960年以前的殖民地时代，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中的一半流入第三世界国家；1966年和1974年，这个比率分别下降到1／3和1／4；到1988—1989年，这个比率进一步下降到16.9%。这个16.9%中的一半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又是流向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注：转引自Hoogvelt,Ankie(1997).Globalis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World,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p.77.）。
四、全球金融深化
全球金融深化是指国际金融交易的增长大大超过生产、贸易和投资这些实体经济的增长，或者说，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大大超过了商品市场的一体化。从1982年到1988年，世界金融资产存量平均每年大约增长38000亿美元，而同期世界固定资本形成平均每年大约为23000亿美元。国际银行市场规模与全球总的固定投资比率在不到10年内翻了一番。据克莱尔蒙特（Frederic F.Clairmont）估计，全球个人、 企业和家庭债务总额已经超过31万亿美元，并且每年以9%以上的复利速度、 或比世界 GDP和世界贸易快3倍的速度在滚雪球般的增长（注：Clairmont,F.F.(1996),The Rise and
Fall
of
Economic Liberalism.Penang:Southbound/Third Network.）。今天， 比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时候大不相同，金融资本的利润是来源于“虚假的”资本形成，即来源于债务和债务的指数增长。
20世纪80年代，在OECD国家，金融经济或“符号”经济或“泡沫”经济的增长比投资和贸易这些实体经济的增长高出7倍。 根据一个保守的估计，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每年的总交易价值是世界生产总价值的2 倍（注：Crook,C.(1992),Global finance,in The Economists. 19, September.）。德鲁克（Peter Drucker）认为：“90%或90%以上的跨国经济的金融交易不是服务于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经济功能。”（注：Drucker,P.(1989),The New Realities.London:Heinemann, note 18,p.121.）
这说明，货币愈来愈多地从货币流通过程中被创造出来，而不受传统的空间和时间限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金融革命以放松金融管制和信息技术革命为特征。这场革命的结果是带来资本的国际流动的急剧增长。这种国际资本流动与以往不同，一是它的流动速度和自由度迅速提高了——现在只要一敲计算机键盘，货币就能跨国移动；二是资本流动与实体经济、社会关系日益分离。正是这种“分离”才使得经济全球化需要在全球体系内有一个经济联系不断深化的过程，这种深化过程尤其表现为核心国家的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而与深化过程对应的过程是“边缘化”（peripheralisation），这是一个跨区域、 超国界的游离和被驱逐的过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各国可以明确地划分为债权国和债务国。当时欧洲的少数国家是债权国。到1913年，这些国家向其他国家贷出的总额达440亿美元，占当时国际贷款总额的85%，其中近44 %流向后来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国家，其余的大部分流向美国、加拿大和俄罗斯。
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债权国和债务国的区分日益模糊了，债权国本身也是债务国。金融资本的交叉渗透编制了一个复杂的全球金融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难以理清债权、债务关系中的最终所有者。因此，现在每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都需列出“净”资本流出量和流入量。金融资本的交叉渗透说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在不断深化，这个深化过程尤其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这种不断深化的资本的国际流动表明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进行的是内部扩张（implosion）， 而不是向外扩张（expansion）。
我们应当看到，世界金融深化带来的是国际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
例如，当美国的一家基金投资于香港股票交易所时，如果股市上涨，那么他们就可以从股价上涨中获利。如果他们是精明的基金管理者，他们会在股价下跌前夕把投资从香港股市上撤出来，投到股价看涨的其他股市上去。对于这些投资者来说，不需要介入实体经济就可以获得利润，只要他们投入和撤出资本的时机选择恰当，不论实体经济的绩效如何，他们都有利润可赚。如果香港股市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印度一些地方政府把本当是用来救济受灾农民的钱投资于香港股市，那么，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美国的这家基金在香港股市上赚的钱越多，印度挨饿的农民将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投资者是通过全球金融网络从印度农民身上榨取剩余的。我们看到的一个真实例子是， 20 世纪80年代，美国消费市场和金融市场一度非常火爆，美国人大量借贷消费导致利率上升；由于巴西与美国的经济联系密切，美元利率上涨引起巴西的利率提高，这使得巴西人偿还欠款时所付的利息增加，由此损害了巴西人的生活状况。
五、全球竞争规则和市场纪律的形成
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在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着比较明确的国际劳动分工，因而在不同国家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之间存在国际市场交易。这种国际贸易本质上是互补性的，即专门出口某种产品的国家将用这种产品交换他们本国不生产的其他产品。60年代以后，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展和组织演进，这种产品之间贸易（inter-product trade ）模式逐渐让位于产品内部贸易（intra-product trade）模式。现在， 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不再存在明确的劳动分工，存在着的是在不同的国家用相同的生产线生产的同一种产品的出口竞争。于是，我们看到，美国、德国和日本是小汽车的出口大国，同时又是小汽车的进口大国。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经济自由化和技术进步逐渐改变了国际生产的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采用“简单的”一体化战略——在国外设立子公司生产那些以前一直用于跨国贸易的相同的标准化的产品，技术则来自母公司。同时，母公司从它设在国外的子公司那里获得特定的、更富有竞争性的投入。到60年代，跨国公司采用的是“复杂的”一体化战略——将地理上分散的子公司和零散的生产系统转变成区域性的甚至全球性的一体化的生产销售网。在这种生产经营方式下，跨国公司把生产过程的不同部分（或环节）分派给设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每个子公司都参加生产过程，但是单独一个子公司不能从头到尾生产出完整的产品。这种生产过程的全球分散和功能一体化的特点在零配件和半成品的国际贸易中最为突出。这种生产方式所生产的产量的增长在70年代就超过了国际贸易自身的增长。
这种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它为“全球化经济”的出现准备了结构条件。建立在这种全球一体化生产经营方式基础上的全球化经济客观上要求有一个全球市场规则，这就是在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质量和效率方面的统一标准，这个规则不但支配着为国际贸易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而且支配着国内消费品、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生产，支配着技术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供给。由于产品之间贸易向产品内部贸易转换，全球性竞争加剧了。国际贸易不再是“互补性的”（complementary）了，取而代之的是“掠夺性的”（predatory）或“敌对性的”（adversarial）。全球性竞争的必然结果是， 即便是在一个国家内部生产、交换的产品和服务也必须满足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的质量标准和所耗费的生产成本。这种结构一体化和贸易内在化使得经济主体——企业家或工人，消费者或生产者——的行为内在化了：经济主体必须服从相同的“市场纪律”。全球性竞争约束了个人、集团甚至政府必须去遵守价格和质量的国际标准。除非遵守这些标准，否则我们将失去竞争的机会，失去市场，失去工作。比如，如果印度孟买的工人不接受耐克公司的工资标准，要求提高工资，耐克公司可以把子公司迁往工资标准较低的吉隆坡，于是孟买的工人就会失业。事实上，这种公司迁移无需实际发生，公司只要“威胁”说要迁移生产场所就够了，这样就足以把工资水平降低到全球竞争性的水平。
全球市场规则和全球市场纪律正在支配着全球经济活动，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家或哪个地区的生产者、消费者还是集团、政府，都要受这种规则和纪律的约束。由此我们明了，为什么现在人们常说“要和国际惯例接轨”，“要按国际标准（例如ISO9000标准）组织生产”。
标签：全球化论文; 经济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贸易金融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际人才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