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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把少数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乌古斯传》、《江格尔》、《玛纳斯》等纳入中国文学史框架，关于中国无史诗的习惯性看法发生了变化，但往往又说汉族文学无史诗。其实，《诗经》里就已有《生民》、《公刘》等史诗篇章姑且不论，现代亦有名副其实的史诗，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孙毓棠的《宝马》。
《大公报·文艺》副刊对《宝马》十分重视，第318、320期两次透露将刊载历史长诗，1937年4月11日，第322期以整版篇幅刊出760余行的《宝马》全文。此前，即筹划重点推介，请作者撰文谈写作情况，同时把校样送出，约请诗坛先进就此诗的艺术及史乘予以评论。1937年5月16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336期刊出冯沅君的《读〈宝马〉》与孙毓棠的《我怎样写〈宝马〉》。冯沅君以作家的体验与中国古典文学专家的学养来审视，认为史诗有不可缺少的三个条件——精博的史料，丰富的想象，雄厚的气魄，据此来衡量，“《宝马》确是首新诗中少见的佳作。这可以说是史诗”。孙毓棠适于作史诗，虽然关于史实的细节方面并非不可质疑，但对于“作者的想象力与气魄则只有欣羡与赞叹。”左翼文学界也肯定《宝马》在当时“史诗创作方面”“算是仅有的硕果”，“北方新诗人”中“国防性”长篇叙事诗“优美的收获”及代表作。这部“当年与曹禺《雷雨》、何其芳《画梦录》一样驰名的文学精品”，1939年9月与作者的另外36首诗作一并收入题名为《宝马》的诗集，由巴金主持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列入“文季丛书”出版。
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大陆的文学史叙述中，《宝马》却是默默无闻。倒是香港学者司马长风颇为之悠悠四十年竟默默无闻而鸣不平，称赞它“带着丰满而新鲜的民族的色与香，又焕发着西方史诗的神采与风格”，是“中国文学吸取消化西方文学之后的结晶”。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里，司马长风把《宝马》放在文学史的流脉中予以充分的肯定，称之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唯一的一首史诗”，“《宝马》打破了中国没有史诗的寂寥；但不能用‘物以稀为贵’来评断它的价值，它确是一首伟大的史诗，前无古人，至今尚无来者”，“写一首近八百行的史诗，竟也做到字字细致、句句精巧、行行谨严，这真是鬼斧神工了”。在这一点上，司马长风把《宝马》与“由精美的寸造积成的宏大，所以美不胜收”的《红楼梦》作类比：“写史诗，不但要先证解史实，并且要考明风习，衣饰，要有文化史风俗史的功夫，并且要究明和体会古人的境遇和心情，经过层层学术的劳作，然后再把生硬的资料，赋予血肉灵魂，写成精练的诗。史诗所以特别尊贵，原因在此。《宝马》特别值得赞颂，原因也在此。”
新时期以来，《宝马》逐渐进入了大陆文学史界的视野，先后被收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新诗选》第二册；198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年）第14集《诗集》。唐祈主编的《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与公木主编的《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11月版）也都列入《宝马》条目。1986年，卞之琳在《〈孙毓棠诗集〉序》中，说“孙毓棠受闻一多影响显然最深，俨然像实现了闻一多似曾想写古题材长诗的部分愿望”，《宝马》“一片五光十色，炫人眼目”。1989年初，唐湜《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些看法与设想》，在批评极左思潮的宗教性狂热泛滥成灾时，指出“还有些达到高水平的作品也一直没有得到文学史家的承认，如孙毓棠的》《宝马》，可以说是新诗中迄今为止艺术成就最高的史诗型叙事长诗。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就没有几首值得肯定的叙事长诗，只有冯至先生很早写过几篇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诗作。解放区也有几首民歌体的叙事诗，如果与《宝马》放在一起，叫现在的读者来评论，我看《宝马》的艺术水平是该数第一的。而且，《宝马》作为史诗的主题，也决不是毫无积极意义的，……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本现代文学史提到它。”唐湜为《中国新诗名篇鉴赏辞典》执笔的鉴赏文，再次称赞“诗人以历史家的冷静、深沉的气度勾描了汉天子的长安都城，更抒写了战争的曲折进展，西域诸国的人情、风俗，刻画了十分广阔、丰盈的历史图卷，应该说是自有新诗以来最光辉的史诗。……构思宏大、气势雄豪、文采富丽更是新诗中少见的”。但唐湜的文章有两处史实上的错误，一是把《宝马》说成是1934年写成，二是说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连载。
饶有意味的是，在上述文章中对《宝马》予以好评的卞之琳、唐湜是诗人，把《宝马》作为名篇的两部辞典的主编唐祈与公木也是诗人。直到20世纪末，在大陆200多种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只有极少数文学史才简略地提到《宝马》，但留有种种遗憾。如《中华文学通史》，在肯定《宝马》“用长句铺写宏大的、酷烈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场面”等长处的同时，也重复了司马长风的史实舛误，说《宝马》获《大公报》文艺奖金。
大陆文学史界的隔膜与淡漠反映出对这部作品的经典性质认知不足。究其原因，一则与曾经流行多年、而且至今仍然影响着文学史叙述的“左翼主流论”有关；二则题材上“厚今薄古”；三则诗论传统重抒情而轻叙事；四则这部长诗意义非常复杂。就目前所见来看，对其思想意义大致有如下五种看法：
第一种，唐湜认为，“诗人没有为汉朝廷辩解，天子的一怒不仅摧毁了西域的大宛、轮台等小国，而且汉军也有十几万人在沙漠、风暴与战争中丧生”。对汉武帝的大汉族主义的穷兵黩武颇多讥讽。
第二种，方克强认为，《宝马》通过汉武帝与大宛王之间的宝马之争，揭示了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以及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这种看法将征宛之战明确地定性为“非正义性”，而且注意到大宛王在这场“非正义”战争中的责任。
第三种，《中华文学通史》认为，《宝马》将士兵和百姓作为描写的主体（但充当皇帝和将军的奴卒），同时突出为夺取西域几十匹汗血马而劳师动众、征战四年、牺牲几万人性命的荒谬。
第四种，蓝棣之在《若干重要诗集创作与评价上的理论问题》中认为：“《宝马》的题旨，仅说它批评了汉家皇帝的‘穷兵黩武’，一定是很不够的。……《宝马》的题旨，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欲望在历史进程中到底起什么作用？二、历史的目标多少有些像汗血马。《宝马》是‘史诗’，但汗血马不妨可以是一个人类目标的象征，一个寓言；《宝马》叙述的，表层是一个西征大宛的历史故事，然而故事下面是关于人的可怕的欲望的故事。谁若不了解这两点，谁对于历史的真相就可谓一无所知。……《宝马》的题旨，用恩格斯的理论表述来说，可谓是：这个故事告诉读者，‘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同时也在诉说，空想是不好的，盲目的，奴性的乌托邦是不好的，因此从反面说明科学的理想主义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
第五种，王荣在《中国现代叙事诗史》中指出，“需要注意的是，和《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书·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里所记载的史实相比，在诗人所创造的虚构性故事情节中，宝马的获得与否，不仅成为艺术结构的中心，而且成为了牵动着国家的荣誉与尊严，将士与民众等个人命运的叙事主元素。所以，在主题思想方面，古代史实中穷兵黩武的意味被消解淡化，汉王朝与大宛国的冲突，汉军将士的浴血奋战，以至于普通民众付出的牺牲等，成了展示古代中国强悍刚健、不惧困难的民族性格与精神风貌的‘有意味的形式’。这在当时日寇步步紧逼，民族存亡危在旦夕的时刻，就成了作者……用以激发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爱国精神，‘迈步向伟大的未来’等创作目的的一种有‘意义’的‘实践’性艺术表达方式”。
前三种是多年来的流行看法，第四种带有一点历史哲学的意味，多多少少都能从作品中找到一些根据；而同样有所根据的第五种看法，很长时间内却不被文学史界认可。恰恰是这一点，可能是众多文学史家对《宝马》视而不见或者绕开这一点的重要原因。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对内要讲民族团结，对外要讲国际主义与和平共处，而《宝马》所描写的轮台等西域地区早已成为中国新疆的一部分，大宛则位于前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其都城贵山，一说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散赛，一说在今塔吉克斯坦的苦盏），肯定《宝马》的民族精神价值与历史积极意义似有损害民族团结与国际友好之嫌。
然而，既然是描写历史题材的史诗，就应该把作品放回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分析对待。现在历史学界通常把国家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原始国家——君主帝国——现代民族国家。君主帝国时代，奉行的是强势逻辑，强国凭借自己的实力兼并弱国或者使其臣服纳贡。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进入了君主帝国时代。秦始皇先后向周边地区攻城略地，由最初的三十六郡扩展至四十八郡，秦与周边异民族的关系也是帝国秩序的一部分。汉王朝继承了秦王朝的传统，承认外臣国的自主权、承认其统治者的王位并保护它不受外来侵略的同时，要求它称臣、遣使入朝和“入宿卫”（将王位继承人作为人质送往汉的朝廷）。秦汉之际，北方的匈奴强盛起来，不断南下攻扰。汉初基本采取守势，以和亲方式换取和平。尽管有过9次和亲，但匈奴总是轻易地“绝和亲”。所以，当汉朝经历了文景之治之后，国力雄厚，到了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变守势为攻势，以武力开道，加强向周边异民族地区发展势力。公元前127年至前119年，先后几次发动大规模战争，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将匈奴的势力赶到了大漠以北。对于大宛等“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的西域国家，希望“诚得而以义属之，但“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大宛国也因“汉去我远”、大军难至，而拒绝了持千金及金马前往请予汗血马的汉使。谈判既崩，大宛国令其东边郁成攻杀汉使，取其财物。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大怒，“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艰难险阻，饥饿困苦，未及大宛，而损失大半，只能无功而返。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再次动员数十万军队进攻大宛国。攻破外城之后，大宛国贵族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杀了国王向汉军投降，献出汗血马。打败大宛国，震慑了整个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新篇章，而且便利了整个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汉军班师凯旋之际，不少西域国家都派出王室子弟作为人质随李广利同行，向汉朝进贡，缔结朝贡关系。大宛国人出于民族自尊心与权利的考虑，当汉军撤退之后，杀了汉军扶植的国王，另立新国王，即使如此，也还是将新国王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往汉朝廷。大宛国之战后，汉朝“发使十余辈抵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并在敦煌置酒泉都尉，派“田卒”数百人驻扎轮台，“屯田”供给汉王朝使节，并“领护”臣服于汉的西域外臣国。在此基础上，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野云沟附近）设立西域督护府（辖玉门关、阳关以西天山南北，西包乌孙、大宛、葱岭范围内西域诸国——初为三十六国，后增至五十国）。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之后，清乾隆年间，新疆作为一个省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从民国开始，中国进入现代民族国家阶段。今天，我们尊重传统的西域范围内现有的民族国家，同时也必须肯定汉武帝伐宛之战的积极意义；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会陷入历史逻辑的混乱，进而产生现实的危机。
由于清朝官员的腐败及民族政策的失误，19世纪新疆各地起义频仍，沙俄与英国趁机插足新疆，企图将新疆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经左宗棠等率清军奋战，终于收复了新疆，于1884年开始实行与内地一样的省制。清朝为民国所更替之后，国家的版图完整地继承下来。但是，1921年7月外蒙古宣布独立，对边疆稳定形成巨大的冲击。1928年到1933年，围绕着新疆最高权利的交替，新疆也进入了一个社会动乱和政治动乱持续不断的历史时期。新疆的政治独立性与财政独立性激增，中央政府在新疆的政治影响力明显下降。政界与知识界对新疆问题都十分关注，知识界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派遣大员论”，以宣抚为基础；再一种是“派遣军队论”，主张以武力镇压为基础。孙毓棠一向关注中外关系，学士论文即为《中俄北京条约及其背景》，此时，他作为专攻两汉史的历史学者，对新疆问题决不会漠然无视。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全面侵华战争一触即发。在这种情势下，闻一多建议他以李陵故事为题材写叙事诗，他自然难以接受，反而很容易想到李广利征大宛国的故事。最初，他试写了几次，由于题材与当时他所教授的欧洲历史相冲突，未能成型。后来，回到中国古代文献里去，用心体会历史情境与民族精神，在内忧外患的重重危机刺激之下，终于仅用十几天工夫就写成了这首大气磅礴的长诗。
孙毓棠在《我怎样写〈宝马〉》里袒露了自己的创作动机，他说，伐宛“这件事在中国民族的历史中当然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张骞的凿空及汉政府推行对匈奴强硬政策的必然的结果，这次征伐胜利以后，汉的声威才远播于西域，奠定了新疆内附的基础。在今日萎靡的中国，一般人都需要静心回想一下我们古代祖先宏勋伟业的时候，我想以此为写诗的题材，应该不是完全无意义的”，“已往的中国对我是一个美丽的憧憬，愈接近古人言行的记录，愈使我认识我们祖先创业的艰难，功绩的伟大，气魄的雄浑，精神的焕发。俯览山川的隽秀，仰瞻几千年文华的绚烂，才自知生为中国人应该是一件多么光荣值得自豪的事。四千年来不知出头过多少英雄豪杰，产生过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回想到这些，仿佛觉得中国人不应该弄到今天这样萎靡飘摇，失掉了自信。这或许是因为除了很少数以外，国人大半忘掉了自己的祖先，才弄到今日国中的精神界成了一片荒土。当然，到今日的中国处处得改善，人人得忍苦向前进；但这整个的民族欲求精神上的慰安与自信，只有回顾一下几千年的已往，才能迈步向伟大的未来。这话说出来似乎很幼稚，但这是我个人一点幼稚的信念，因此我才写《宝马》这首诗”。
正是在30年代的特定背景下，基于如此动机，对祖先宏勋伟业的自豪感贯穿了《宝马》全篇。第一节写汉朝“天下第一处富丽堂皇的国度”时，字里行间流溢出叙事者发自内心的赞叹，后来又借姑师王之口称赞“大汉的威严”。诗中说到“他们要囊括四海，席卷八荒，都因为／这是先祖先宗遗留的责任”，这里用的是复数，可见不只是汉武帝的个人意志，而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猛将忠臣”所代表的强势民族的集体意志。所以，当大宛国拒绝献宝马且有辱汉使的消息传来，天子下令西伐大宛后，“鼍鼓一声敲，万人的欢呼直冲上／云霄，旌旗摇乱了阳春的绿野”，将士喊的誓词是：“为争汉家社稷的光荣，／男儿当万里立功名。这一程／不屠平贵山，无颜再归朝见天子。”虽说“万人的欢呼”不无奴性的服从与庶民的盲动，但也确有民族尊严感、社稷责任感在起作用。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我们才能听到将军对玉门都尉的回答：“丈夫该终生以塞外为家，有钢刀／还怕什么天地的灾异！”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唐代边塞诗“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迈气概；我们也才能理解汉军何以能够闯过征途上的暴风狂沙、冷风寒冰、天山大雪，在攻城中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硬是从尸体堆成的山陵登上城堞，迫使大宛国降汉。
作为战争题材的史诗，《宝马》如实写出了轮台屠城、郁成扫荡的残酷，描叙了汉军遭受夜袭后、为克制淫欲而将营中宛女杀戮焚烧的暴戾，但作者在《我怎样写〈宝马〉》中解释说：“也许有人说我此诗有些写得太残忍，如屠轮台后的情形；但读者若翻开《魏志》的《董卓传》，或《晋书》的《石虎载记》看一看，就知道这是由于古人与今人的气质的不同。”况且轮台屠城和郁成扫荡是对前年被劫的报复与此番遭阻的施威，正是轮台的消息传开之后，西域流传起“云朵里有紫影的／天兵护着汉军扫过轮台飞过葱岭”的传说，七八座小城国“一路都结彩搭长坛赶着献牛酒”。汉军并非一味滥杀无辜，沿途看见牧人、商旅、猎夫，都能秋毫无犯。在到达宛国边境时，将军发令“进宛国不许扰乱平民，剽劫良善”。宛国翕侯来劳问汉军：“为什么万里从东方来到荒外？”汉军道出原委，说：“汉天子本着仁德原／不想动于戈；你们快去禀告宛王，／叫他迎飨天军，三日内快献出宝马。”汉军如约“静静地屯驻了三天”，等不到丝毫回讯之后才举兵开拔。可见，作者在不回避残忍复仇的同时，也注意描写出汉军仁义之师的一面。
《宝马》在追怀汉朝开疆拓土的宏勋伟业时，对大宛人没有刻意贬损，只是讽刺了宛王毋寡的盲目骄傲、无穷爱欲及冥顽不灵，而对大宛人的勤勉、勇敢、机智则予以客观的描写。面对“像一只苍鹰遮着天扑下四野”的汉军，“胡骑也卷着狂风迎上前”；“汉军的后应黑浪样涌上阵锋，／贵山城也四路奔流出灰铁甲”，“到辰刻将尽，宛兵似顶不住狂涛，倒退向／城根，汉军更压着残颓排砸下凶狠”。请注意这里用的是“似顶不住”，而不是真顶不住。紧接着就有后援接应的描写，“忽然左面赤松林里猛一片杀声，／飞腾出一鏖军，截断追兵的左臂，／护着残师似一阵旋风旋进了城门去”。两军对垒，僵持了月余之后，既然宛王不肯为几十万人民而牺牲宝马，大宛将士就出城夜袭“去拿生命换点威风”。当外城被攻破后，大宛人面临着灭顶之灾终于由对宛王的服从变为质疑和怨愤：“汉兵并不要打，汉兵要的只是几十匹宝马和威名”，于是，他们为了大宛的根本利益——几十万生命，决定向汉军献出宝马及宛王的头颅，“汉军要不依从，那时再拼着血肉来买／我们的生命”。这种选择有让步也有坚持，有理智也有气节，为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提供了一种迥异于中国忠君传统的新的可能。在这场伐宛之战中，汉军与大宛，可谓棋逢对手。贵山孤城快要弹尽粮绝，而汉军十几万部队也只剩下三四成人，所以大宛求降，汉军许约，歃血盟杯。汉军得到了宝马，更为重要的是远播了威名。大宛国虽然城下结盟，臣服于汉，但在抵抗中也显示出强悍的性格。
也许与历史学者深邃的洞察力和超越性的思考有关，《宝马》宏大的结构与精致的细节所蕴涵的内容极其复杂。这里没有偏激的情绪宣泄，没有单一的歌颂和贬抑，多条线索相互交织，多种色调浑融一体，雄浑苍凉的画卷展示出历史的原生态，但分明已经经过了理性的烛照。战争是残酷的，和平是美好的，战争在破坏安宁之后赢得了更大的安宁。冲锋陷阵是可敬的，但血肉之躯的毁灭又是何等的凄惨。胜利是光荣的，但光荣的代价又是多么的沉重。盟约时，“两军哑着疲惫的喉咙欢呼出万岁”；凯旋回到玉门关时，当初浩浩荡荡出关的十六万八千四百多壮士及十三万匹牛马、无数的驴骡与橐驼，只剩下“瘦马七千，和一万来名凹着颊拖着腿的像幽魂的老骑士”。将军捧牒封侯，校尉除官加爵，宝马也敕封为“天马”，而“残伤的兵卒人人也都拜奉了皇恩：／四匹帛，二两黄金，还有轻飘飘的／一页还乡的彩关传”。更有十几万父兄长眠玉门关外。结尾的两个传说更加强化了征宛之战的矛盾性：一个肯定了征宛的功绩，葱岭东西、天山南北，都传说大汉人皇是上帝的儿子，三头六臂，“会说一种／神奇不可解的语言：他说要风，／大漠上就卷起了昏黑的风；他说／要西征，半天的黄云里就飞落下／千百万神兵和雨点儿似的箭；／他说要神山，大海里真就飘出了／三座神山，飘进黄河，泊在昆明池里。／西国的烂兵马那能够敌得他强？”另一个关于天马保佑中国，保佑百姓安居乐业的传说，则表现出黎民百姓对和平安宁的由衷期待。宝马是征宛的由头，关于宝马的描写既有历史的象征意义，又流露出诗人回首历史时的一种荒诞感。当汉宛盟约后，“叫御苑中牵出宝马，将军抚摸着那／黑鬣，红鬃，空空地望着李哆，摇摇头，／想不出说甚么来称赞”。凯旋启程时，执驱校尉“拣选了几十匹血汗的千里驹（只愁／找不出比六郡的黄骠有什么奇特）”。凯旋玉门关时，守关都尉诧异道：“怎么，宝马？没留神宝马也混进了关，／怎么没看见玉眼，金蹄，脊梁上汪着血？”
如此复杂的社会意蕴，显然不能简单地评断说《宝马》是歌颂汉武帝的或是讽刺“穷兵黩武”、反战的。它是一部真实表现历史原生态的史诗，一部深邃洞察历史复杂性的史诗，一部寄托着诗人忧国之心与民族性格理想的史诗。除此之外，关于西域自然环境的描写，不仅提供了比古典诗词更为宏阔而细腻的画卷，而且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哲学层面。至于这部史诗的艺术成就，更有言说不尽的话题。
从《宝马》即可看出经典重读是如何的必要，而且有着怎样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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