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治史方法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现当代文学论文,史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丁帆（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讨论者：南京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
时间：2001年4月2日
地点：南京大学中文系圆桌会议室
主持人的话（丁帆）：当前，对20世纪文学的思考仍然是学界所关注的焦点。尤其引起我深思的是中国20世纪后半叶，即建国以来这段文学历史的命运走向，即在目前所流行的史学研究框架中，当代文学史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是什么？当代文学史讨论翻来覆去乏善可陈的原因何在？坦率地说，我对中国文学的研究现状，特别是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格局感到非常悲观。现在很走红的一批研究者只是把西方后现代理论一知半解地移植过来，简单地作为中国后现代派研究方法介入到文学史写作中。而在我看来，这种自80年代以后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来梳理中国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治史方式，与老化了的治史思维实际是一脉相承的。我深感在这种貌似很新的“操作”手段背后，隐藏的是低水平的学术重复。
面对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我们究竟该采取怎样的心态与方法来梳理文学史？改变思想方式的根本，我想是应该先审视一下当前文学史研究的三种格局：一是对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重新排列座次。这种研究方式一度在学界非常流行，而在我看来这种学术风气对研究生的培养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二是以“空白论”来回避历史。比如对待“文革”文学，不少研究者就采用把该段历史淘汰出局，抹掉它在文学史上任何痕迹的粗暴态度。三是把过去在文学史上因政治等原因没有提到的作家或在当时影响很小的一些作家纳入到了研究视野。实际上，第三种研究方式与第一种介入文学史的姿态在暗中是相契合的。
所谓的重写文学史，难道就是把过去没有涉及到的小作家重新从被遗忘的历史角落搜罗出来？文学史的写作有着多种方法，但我始终坚信，研究方法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史学观念的转变与研究方法的选择上。过去我们一直为使文学回归本体而努力，可回归本体后，到底该如何看待前30年(1949-1979)中的“非诗性”、“非文学性”的文本？除了上面所说的三种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更符合于文学史自身发展规律的治史方式？这可能是任何时候写20世纪后半期文学史时都回避不了的追问。
姜玉琴：是的，“重写文学史”的关键，是文学观念的调整与研究方法的确立。也许自80年代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两件大事是不能忘记的：1985年钱理群等人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这两次南、北呼应的文学观念的“革命”，无疑给我们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然而十几年过去后，我们蓦然发现本学科的实际研究成果并没有如预想中那么丰硕。尽管出现了不少新颖的研究思路及科研成果，但具有宏观意义上的新型史学研究格局还没有真正形成。其主要表现特征之一是，打通“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人为界限，而把整个“20世纪”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早已心照不宣地成为研究者们的共识理念与研究起点。前几年，“近代文学”的研究热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然而，就近几年所出版的并能看到的一些文学史专著而言，似乎还很少有把上述的三个历时性空间作为其史学架构与叙述空间背景的，即真正既能在时空上打通三者间的界限，又能在审美上体现出著作者独特个性的文学史专著还极为少见。我们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似乎落入了一个在意识思维上超前，但具体操作技巧尚落后的悖论之中。
刘丽霞：“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在80年代中期提出，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有机整体观，体现了一种大家风落。时至今日，当20世纪已成过去，重新审视这一概念却不能不说，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此概念由于先天地缺乏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观照，有予以修整的必要。对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来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系统，一个是现代性的，一个是后现代性的，大致以90年代为界。因此，站在80年代中期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虽在当时确有非凡的历史概括力，但却难以涵盖20世纪的后十年。
具体说来，此概念的批判意义大于建设意义。可以说，这种对政治干预文学的批判抓住了以往文学史研究的要害，使得许多问题迎刃而解。但它的建设性却不及此。前面说过，由于9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后现代文化语境，价值系统发生变化，“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文学时期，因而缺乏以一贯之的评判标准。事实上，它提出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总主题，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等在90年代的文学中难以寻觅，而代之以大众文化情境之下的个人的暂时快感等。
丁帆：“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学如何与政治相疏离的问题。这是它的进步意义之所在；而“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则是研究者试图从纯粹的美学标准出发，对文本进行二度筛选；进入90年代以后，章培恒等人又提出了以“人性”标准来重新解读文学史。这都是治史价值观的进步。近年来，学界似乎又悄然兴起一个“中立”价值观念的风潮，即认为，研究者在介入文学史的时候，不需要把自己的价值立场贯彻到史学中去，只需客观、中性地描述文学史中所发生过的现象。所以，在目前已出版的某些文学史专著中，就出现了“说话人”想说什么，而又不说什么的暧昧叙事方式。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如果知识分子人文价值判断不解决，文学史写作就没有丝毫的意义。当然，在“话语霸权”仍然存在的今天，文学史的写作是不可能完全按照个人的意愿来展开的，但以“纯学术”、“纯客观”姿态介入文学史的目的能否实现，也是一个值得生疑的命题。或许我们能做到的只是，透过貌似中性、客观的立场，可以让人解读出很多的东西。我们南大在治学方面的一个口号恰好能说明这个问题，那就是：既要有深厚的文献功底，同时又要有自己的观点。
林华瑜：文学史的写作立场很大程度上与知识分子的自我价值定位相关。我比较同意丁老师强调主体精神渗透于写史的过程。首先，那种认为文学史写作可以重视历史之真的想法是一厢情愿的。历史只是一个映像，不同的人看到的是不同的历史侧面。现实的人总是被笼罩于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下，纯粹的“民间”是不存在的，“民间”也只是一种立场而已；其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即便存在“完整”的文学史实，那也只是零散的，片断化材料而已，人类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缺少、也不需要这样的“没有灵魂”的材料汇编。一代人应有一代人的文学史，不是对前人的复制也不是精确化。文学史的写作就是以当代人的思想对文学史进行再度“书写”，这是文学史写作的意义所在。故此我认为，文学史家就是批评家。
贾丽萍：事实上，在文学史的写作过程中，史学家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应该是文学史观的确立。是遵循既有的社会政治思潮史观，还是跳出窠臼？是沿袭意识形态思潮对文学的定位，还是另辟蹊径？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部文学史书写的成功与否。在文学史观念的选择上，我认为应该侧重于从“文学时代”的角度来规定文学史的历史阶段。因为文学史的“史”，实际上指的就是文学作品，是作品与作品之间的构成之“和”。因此，文学史的任务就是要对这些处于不同时代、不同美学范畴、不同风格类型的作家、作品，分别从叙事方法、结构手法、文体形式、人物形象以及题材范畴、主题指向等方面进行具体的参照比较，从而揭示出文学艺术演变发展的轨迹。这既能为我们宏阔把握中国文学的整体面貌提供崭新的思路，又能够扎扎实实地解决对于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取舍问题。
林婷：在现代文学的治史方法问题上，我特别倾向于治史者的个人眼光。一个时代的文学肯定不是一两部文学史所能够涵盖的，只有真正能够代表个人眼光的文学史才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层面，以不同的方式、方法，综合地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学面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资格写史。每一部文学史的问世不应当只满足于史料越来越充实、论断越来越公允，突破上限与下限、扩大地区与疆域，或者以不同的分期面目而出现，这可以成为每一部文学史自身的特色，但还不能代表它的价值之所在。真正的个人眼光在于文学史写作形式的创造性选择，文学史嬗变理路的敏锐洞察，文学现象的独到阐释，遴选经典作品的眼力，进入具体文本的能力，以及融会于这一切之中的结构文学史的个人思路等等。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进行重复性的文学史写作。一部具有个人眼光的文学史其实已经包含了时代的眼光，因为作为治史者的个人必然要吸收时代最新的科研成果来激发、补充、完善自己的写史工作，这当然有别于重复性的修史。
李玟：我赞成“要把价值批判融入到学术研究中去”，但在具体操作上遇到了一些问题。批评必须立足于一定的价值标准之上，但我们这一代人走上学术之路时面对的是这样的局面：在经过解构主义、后现代的清洗之后，所有的价值标准都变得很可疑。对与错，好与坏，应当与不应当……所有这一切都是话语的力量，总与权力有关，或者说，这世界上并不存在先验的是非对错乃至真假虚实。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未经过“现代性”的浸泡，骨子里缺少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人文激情，一种“免疫力”，因而置身后现代的场景时，很难像上一代学者那样保持清醒冷静的立场。我们因为找不到一种可以信赖的批判的依据，而在批评的同时对批评本身不信任。批评可能是公正的吗？
或者，我们可以说我们选择的是一种边缘的立足点，以弱势群体的利益发言。但有很多时候，在觉得自己是在帮助“弱势话语群体”学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的同时，发现那其实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批评者是有能力操纵批评话语的知识分子，最终发出的仍然只是知识者自己的声音，不可能是农民、下岗工人和非人类的声音，也不可能是孩子的声音，因而很大程度上会成为批评者这一群体内部的独白。我在论文的写作中常有很深的感触。这种对价值标准的不信任和对批评自身的悲观，最终导致我们“把价值标准融入学术研究”的困境。
张根柱：学界自进入90年代以来，就沦入一种死气沉沉的局面。80年代以来学术界所表现出的书生意气似的慷慨激昂至此荡然无存。由于种种原因，学人动辄称“史实”，不愿或不敢在所谓的学术文章中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掩盖自己的价值立场，整个学术界呈现出一种被阉割后的宦官腔调。所谓的学术文章，不过成了“史实”的堆砌。
由于知识分子退出社会舞台，缩回到所谓的学院派研究圈内，再加上90年代经济大潮的汹涌而起，民众的眼中与心中满是金钱的眩光，人文精神空前失落。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就应该走出所谓的狭隘学术圈，勇敢地承担起社会良心的代言人角色，来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所谓学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中的人，然后才是学术圈中的人。
至于具体到文学史的写作，作者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也应该表露出自己的价值观，不应该在文学史中一味堆砌材料，使得文学史变成毫无生气的废纸堆。在文学史的写作中，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作者不能仅仅让我们看到一部文学发展的历史，还要让我们看到书中有一个活生生的“我”的存在。在这一方面，钱理群先生等所著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个好的范本。
郭媛媛：也不要把“史实”与“价值”这两者绝对化。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项，而是可以融在一起考虑学术建设的重要手段。我认为，在进行具体的学术操作时，可以根据情况有所侧重。比如说，在进行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层面时，因中国有着重考据、义理的学术传统，并且还历史地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学术规范。研究者如果置这些传统而不顾，一则有脱离现实之嫌，二者也丢掉了学术优势，而在进行现当代相关的学术研究时，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性，尤其是现代意识，就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20世纪的中国，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已在接纳和吸收异域文化的影响。在世界现代文化的大格局中，20世纪的中国文化不可能再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研究人员由此就不能作茧自缚。现当代学术研究因此需要知识分子更多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这里，重要的就不是阐释，而是用先进的思想和理论，用独具的价值理性进行引导。
林华瑜：当前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价值失据，即无法确认自我的社会身份与社会价值，这固然有社会的因素，但更多的在于知识分子主体自身的自我放逐。文学史的写作过程如果再缺乏一种积极的批评意识，那么治史的结果既远离现当代文学的上述本质属性，也使治史者本身属性发生异化。在我看来，后一种异化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更为令人担忧，因为对于前者，即使今天这一代人不能将之做好、做精确，但我们可以有信心地预知，在未来，在后人那里这些不足都是可以得到弥补。今天的信息与传播技术在不断发展，比如我们的报刊杂志、文献资料实现了规范化保存，光盘刻录技术、超大硬盘的生产等都对文字与音像实现了超规模存储。不难想见，未来人们认识历史“面目”毫无疑问比今天的人更方便、更精确化，甚至可以达到一种类似的再现。但一代人的主体“失踪”，却将成为历史无法弥补的遗憾。所以，当前的文学史写作不能仅着眼于传统的“学理”，更要有一种现实的思考和一种未来的前瞻意识，那种以“国学”自居的治史心态在现实意义上是缺乏价值的。
贾丽萍：从具体的作家作品评价角度来看，一部文学史应该力求凸显写作者个人的审美感受与文学体验，或者说应该尽可能地使其成为一部真正由个人见解而不是集体合唱或时代共鸣建构而成的文学史。综观以往的小说史研究，不难发现，编写者们往往过分地看中对文学作品的地位和价值的评判，在某种“盖棺论定”意识的驱使下，文学史被改写成枯燥乏味的“政治鉴定”或“操行评语”。落后、平庸的“××主义”、“××观念”的堆砌占据了小说史的绝大部分篇幅，惟独缺少的就是最基本的个人审美艺术感受的传达。
丁帆：写史方法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研究可能又要步古典文学治学方式的后尘，即纯粹的乾嘉式治学。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搞一点资料就可以吃一辈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思维方式的现代与否决定了你在研究中的位置。有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对80年代以来的中国传统文论的研究现状非常不满，因而希望有一些“性灵”的东西渗透到研究中来。事实上，这不是“性灵”不“性灵”的问题，而更是一个是否要把“现代性”植入到古典文学治学方法中去的文化抉择——研究者只有用现代思想的烛光去审视古典文学时，才可能找到更多的亮点。
姜玉琴：用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去打量中国古典文学，的确是可以发现许多新问题。诸如我们已经非常习惯把中国古典文学的审美形态，总结为偏重于政治、伦理道德，抑制个性与情欲的释放，等等。事实上，如果用客观的心态来察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话，会发现除了汉代和宋代格外强化文学的教化作用之外，在其他时期内文学基本上还是较为自由发展的。更何况，汉代以后马上就出现了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之风；宋明理学之后，在明末爆发了强大的个性主义思潮。就中国文学传统的正宗载体——诗歌而论，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诗论、诗话和诗作几乎都不是附庸于政治教化与伦理道德的。相反，无论是“缘情”说，还是“性灵”、“神韵”等都无不闪烁着渴望自由之光芒。《金瓶梅》、《牡丹亭》、《红楼梦》等小说的出现也并非用“偶然”两个字就可以解释清楚的。中国社会形态是按照儒家思想模式展开的，但文学主流却一直处于与其相悖逆、对抗之中。
谭云明：方法论对于文学史的研究十分重要，方法不同有可能得出绝然不同的结论，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说来是否就没有统一的恒定的文学研究标准呢？我以为历史的审美的标准可以成为文学研究的恒定价值标准。倘若以此标准对历史上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文学批评等进行研究，就有可能得出比较公允的结论。比如，对历史上的御用文学、宫廷文学，过去人们更多看重它的负面影响，其实如果用历史的标准来评价它的话，它们还有一定的审美价值的。又比如，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参照价值，也应值得认真思考。
乔世华：我们一再讲到要重写文学史，但一直没有一本能让各方都满意的史本，也可能永远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本子。它就如同一个美好的理想诱惑着我们，而事实上这个理想永难实现。这并非坏事，任何一种角度介入的文学史，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包括我们今天已不屑的“左”的文学史本。现在应该是众声喧哗，这有助于我们不再以一尊为是，这可以激活我们的思想，使我们能随时聆听到不同的声音。我盼望着会出现这样一本文学史：它从文学的本体出发，探究文学形式的演变、体式上的叙事特点，这会有助于我们从另一角度重新认识20世纪的中国文学，看看它在纯粹形式上究竟与世界文学有什么样的差距。当然，这做起来很难——纯粹的形式分析向来不如内容分析那样伸展空间广大。我们常常无话可说，只能搬用西方的理论话语。
林华瑜：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与演进是在与社会文化思潮、政治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与相互渗透的过程中进行的。相对于古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它显出更多的外力作用，那种想通过清理“文学史料”的治史思维方式，在一开始就隐入了某种意图上的迷误。没有思想史的眼光照耀，没有批评家的意识自觉，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将成为一堆分类标准严重混乱的文本仓库。
姜玉琴：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受到外力的影响很大，但我们也不能为此就忽略了与古典文学的血缘关系。从五四的那代新文学研究者，到黄子平等人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直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学科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沿着外来文学对新文学影响的这条单项思路前进的，而几乎连根斫断了与本民族文学的关系。当然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科学的分工与相应的研究范畴，而永远不可能合并成笼统的一体。然而，我们所面对的前提是，与五四新学的崛起几乎同时起步的古典文学研究，作为新文学的对立物，从一开始就天然地落入了扭曲与挨打的被动地位。中国古代文学的真实形态，到今天为止我们也没有真正地搞清楚。而这个问题又非常关键，犹如欧洲文学不知古希腊传统一样地荒唐。在这样一种对本民族文学传统理解存在着严重的错位，而与西方文学又不能直接接轨的文化语境中，怎能实现打通近代、现代与当代这样三个历时性空间的庞大课题呢？因为这三个首尾相连文学空间的最终源头都只能在古典传统中相汇合。一句话，“近代”、“现代”与“当代”文学所面对的其实都是同一个母体原型。所以说，如果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20世纪文学”史的写作，其建构基点必须是建立在“原型意象”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写文学史”的先决条件应该是重返先秦，把重新解读《诗经》文本作为“重写”的起点；重写古代文学史是目前更为急迫解决的问题：搞清楚中国文学的“源”与“流”。
萧成：关于中国文学的源流问题，我也有些类似的观点，但如何研究，我有一些想法。比如，在中国，对于浪漫主义的研究就不够深入。长期以来，人们对现实主义似乎情有独钟。过去就有“千家注杜”之说，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的杜甫的诗，注释的人特别多，学习杜诗的人也特别多，因为杜诗反映现实深刻、广阔；相反，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李白的诗歌，则注释者寥寥无几，学李白诗的人也很少。这似乎正可说明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其实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但是，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以为并非我们以前所认识的那样。至少我们可以将“现代性”引入对浪漫主义的研究中；同样，我们还可以将20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结合起来研究，或许能看出“现代性”是如何渗透到这二者之间的。我以为，这种结合“现代性”的动态研究或许比静态的、单纯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的研究更有意义。
丁帆：刚才我们谈的是史学家应具备的价值立场，以及如何把“现代性”引入到古代文学研究之中。现在还面临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如何与西方文学发展相接轨的难题。我的初步设想是，把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现象彻底纳入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即从文化结构入手，淡化当时国内政治背景，让文本的意义在两种文化的对比中凸显出来。譬如，研究一下40年代末，也就是“二战”以后，中国与欧洲平行期的文化与文学之间有何差异。50年代西方出现了“嬉皮士”，现代派蓬勃发展。而我们的文学却全方位地回归到了强权统治下，文学失去了独立的存在价值，变成了政治的舆论工具。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语境中，重新审视作家与作品可能会发现很多隐藏的问题。
“寻根文学”曾提出一个口号：越是本土的，越是世界的。认为这是与世界对话的途径。但是很多人对此提出了质疑，例如张艺谋的电影是不是给了外国人在民俗层面上的审美猎奇，满足了他们窥探苦难的审美需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日益进入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国别间的文学与文化交流，肯定要进入一种“对等”的对话层面。“对等”两字是“寻根文学”的最终目标，但在当时的背景下他们不可能实现。除了欧美文学参照系以外，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更加切合于我们文学发展的参照物——拉美文学。我的一个基本估价是，拉美文学走的并不是“越是本土的就越是世界的”路径。相反，它是在借鉴了欧美文化一百年经验的基础上崛起的。亦是说，当它在经过殖民化以后重新进入世界文化之林的时候，才构成了与欧美文化“对等”的关系。正像有人说的那样，拉美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殖民压迫以后，重新站了起来并成为了文学的巨人。当找到了不同层面的参照系以后，再来回溯我们的这段文学历史，或许从中可以发现很多文本问题。
樊国宾：我猜测丁老师近几年来关注“17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的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写作本身蕴含着一个难题需要阐释：如果在共时的角度对照这一时期中西方文化与文学的不同行状，会发现同样的战争灾难却催生出了不同的战争文化心理与战争文学。为什么一方是检讨理性，重构个人，由原罪感走向荒诞感；另一方却赓续了战争崇拜，由受虐感走向了归属感？五六十年代，同样是通过话语寻唤体系来创造个人需求、利用个人需求，并日益取消私人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差异，从而有效地支持制度，在西方这一运作机制表现为“离心力”，在中国则表现为“吸附力”。如果今天重写当代文学史，这一个问题难以回避。遗憾的是，近二年几种“暴得大名”的文学史并未解决此一问题。就方法论而言，我感觉丁老师的治史思路是可能接近解决的。也就是说，在历史与逻辑的的辨证中，逻辑的基准比对历史理性的解释更具有力量与深度——正是考虑了人类与美学这些基准，我们在重写当代文学史时，才可以从容解释汉语主流文学在20世纪后半叶的奇特命运。
武善增：传统的当代文学史写作，都受制于政治分期的思维模式，而缺乏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大背景来透视中国当代文学审美变迁的锐利眼光。甚至一些具体的称谓，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都是因政治视角而产生。以文学表现的不同政治内容来给文学分类，这是文学评判长期存在的一个误区。
如果走出政治视野的制约，就必须把文学现象和作家创作投置于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中。如“文革文学”并不是陡然在1966年兴起的，它的上源应在1962年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强调，而这正是国际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一种反映。再如，当代文学进入90年代后，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文学的表现形态不仅不同于五六十年代，也大不同于80年代。在残缺的现代性同步进程中，我们已经遭遇了超前植入的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逻辑后现代主义。这种“时空错乱”的文化矛盾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是随处可见的。所以当代文学史的写作离不开国际文化的背景。
姜玉琴：在世界愈来愈趋于一体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史写作都将不可能再按照本民族文学这一条线索来构建了。尤其像中国新时期以后的文学几乎把西方几百年的文学进程都临摹了一遍。既然有这个事实的存在，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怎么能绕过对西方文学的辨析与指认呢？而辨析、指认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要牵涉到对“背景”的研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部研究。“新批评”派所强调的内部研究给我们分析具体的文本提供了方法论，但我想指出的是该派理论的狭隘性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负面价值，如大量的批评在琐屑、无聊的“小事”中徘徊，而理直气壮地回避所谓的“宏大叙事”。“宏大叙事”就一定是政治的代名词吗？一部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一个文学现象的凸显，无不是其时代思潮、社会文化的投影——它们的关系是血肉相联的。作为一个研究者，要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既要有敏锐的艺术直觉，又要有严密的逻辑思维，还要有敢于下判断的学术勇气。而内部研究的兴盛恰好给“庸人”、“笨人”提供了一个非常体面的借口。
丁帆：在前几年召开的一次现代文学讨论会上，我就曾提出自8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研究者从所谓内部研究入手，使中国文学的研究走了不少弯路。其实，外部研究应该始终是一个重要条件，因为它牵涉到思维视野能否打开。如果一个研究者连他所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结构、文化形态都不清楚，怎么能准确进入研究本体？我们以1949-1979的文学为例，只有在了解了这段社会文化形态在整体上体现为文化集权的前提下，才能解释清为什么49年以后的许多文人，会变成了御用文人，以及我们的诗歌为何只能发出“战歌”与“颂歌”。而内部研究恰恰顾及不到，或者说有意识地回避这些问题，这就导致了很多研究课题难以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20世纪后半叶的50年是一块亟待开垦的肥沃土壤，如“文革文学”是一段空白，前17年也需要拓荒。以往的治史方法与思维方式到目前为止，最多只达到用“中性”的方式来描述。到目前为止，当代文学的史学观念与思想史、文化史还处于分离状态。我们总不会再进行一个重新炒作与翻案来治这后几十年的文学史吧。
（整理人：姜玉琴 傅元锋）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当代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当代文学作家论文; 20世纪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