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少数民族心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心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6)04-0096-05
西北少数民族的含义由三个概念组成：历史的概念、民族成分的概念、居住区域的概念。就历史的概念来说，西北少数民族指的是世世代代在西北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群体，不是指单个或者数量不多的非西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因此本文的西北少数民族的概念不包括临时来西北地区经商、打工、旅游、休闲或者与当地居民通婚的非原住的西北地区的外来少数民族，而是西北少数民族的原住民。就民族成分来说，西北少数民族由信仰伊斯兰教的回、维吾尔、哈萨克、塔吉克、东乡、保安、撒拉、乌兹别克、克尔克孜、塔塔尔等十个民族和信仰藏传佛教的藏、蒙、土、裕固、锡伯等五个民族所组成。就居住地域来说，这些少数民族大分散，小聚居，主要居住在甘、宁、青、新四个省区的2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统计表明，四个省区的少数民族人口达到近2千万，占西北四省区总人口的40%以上[1]。西北少数民族的心态则是一种心理倾向，其和谐的积极健康的主流勿庸置疑，这可以以文化、民族、爱国、变革四个方面的心态加以证明。心态的重要性在于能够与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相联系。不同的社会角色会产生不同的心态。因此，本文运用英国学者卡尔通(Kirtond)在1976年首次提出的适应型和创造型的角色的模式[2]，以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方法，通过对西北少数民族的公务员、学生、商人、农牧民四类角色样本特征的分析，发现缺乏足够的创造力则是其最大的心态“软肋”，这个“软肋”是妨碍西北少数民族进步的最大心理障碍。解决的方法是创造新的认知模式。
一、心态
心态(Attitude)是心理态度的简称，原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名词。现在已经成为研究民族、社会、个体的多样化和丰富性特征的一个重要的综合性概念。心态绝不只是简单的个人对外界存在和变化的心理反映，而是由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等熔铸而成的人的丰富的精神世界。换句话来说，心态是历史和现实、精神和物质、感觉与理性、知识和经验等多种多样的因素的沉淀和交错而成的人的丰富的心理世界。心态主要由三个重要的因素组成：观念、信念和行为。观念是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信念是人们对世界的态度，行为是观念和信念在行为中的表现。行为分为心理行为和外在行为。外在行为是人的心理行为即心态的表现。心理行为就是人的心态。心态是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的心理化的反映。心态也是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第一步。心态不是一张白纸，只能把世界原封不动地复印上去。心态对世界的反映是直觉的，更是知觉的，因此，心态第一个特点就是表现为做出一个决定后的心理状态。例如，一个人想买一部汽车，这是一个决定，但是，当这个人看到市场上汽车的款式比其计划的汽车的款式更好或者更差，这个人就会产生一种心理状态。心态的第二个特点是如果人的观念和信念与人所接触的事物一致，心态就是和谐的，如果不一致，心态就会失衡，出现不和谐。例如，国家政策强调尊重和保护西北少数民族，国家有责任帮助他们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这与西北少数民族认为政府处理问题是公正的观念和信念是一致的，那么，西北少数民族的心态就是平衡的、和谐的。心态的第三个特点是具有自我保护的功能。心态的自我保护功能决定了其通常趋向快乐的对人有益的感觉，避免不快乐的对人有害的感觉。心态的自我保护的功能还导致人们认同符合其价值观的事物，厌恶背离其价值观的事物。心态的第四个特点是以行为显示其状态。当观念、信念和行为三者一致，心态是平衡的、和谐的，三者不一致，心态就出现不平衡、不和谐。无论和谐还是不和谐，都以行为为标志。这个行为可以是语言的行为，也可以是非语言的行为，可以是动姿，也可以是静姿。不论哪一种行为，都是人的心态的表现。其内容和含义都是丰富和多样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沃斯特(Walster)[3]以“分阶段后悔”(regret phase)阐述了心态的历程。首先，心态是平衡的和谐的，但是，人们接触了外部的事物，特别是做出了一个决定后，人们就开始后悔自己的决定，因为决定与现实总是存在一个距离，现实和理想也存在一个距离。这是第一个后悔，实现这个决定后，虽然心态出现相对平衡与和谐，但是人还要评估这个决定，这又出现第二个后悔，因为决定的缺陷会很清楚地在评估中暴露出来。人就在后悔的交替中，在平衡和不平衡中、和谐和不和谐中，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认知系统，实现了自我的发展。
二、西北少数民族心态现状
西北少数民族的心态究竟怎样呢？总的看来，是和谐的，这表现在他们的心态是积极健康的，是与整个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民族的进步相一致，这可以从文化、民族、爱国、变革四个方面加以证明。
1.文化心态
文化是观念与工具的结合，由此，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角度划分其结构和层次。总的说来，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伦理观、审美观、思维观等各种观念的集合，也是科学、哲学、文学等各个学科知识的总和。工具文化则是人们以观念文化来适应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方法，表现为人们对各种观念和知识的运用。文化心态指对一种文化现象的心理反映和心理认同，通常表现为喜欢和厌恶、赞美和批评等感情。要确定西北少数民族的文化心态，就不能脱离西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无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北少数民族，还是信仰藏传佛教的西北少数民族，其文化心态的核心都是向善。这个善凝集了西北少数民族对世界、人生、社会以及世间所有具体事物的看法，也是西北少数民族的处世态度和处世方法。善是这种文化心态的最通俗的描写。善在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北少数民族那里，首先被解释为一种服从真主、在真主的指引下的坚守穆斯林道德的信念和意识。此外，还表现为对《古兰经》《圣训》等伊斯兰教经典著作所规定的品行的严格遵守[4]。这就是说，善既是每一个穆斯林必须具备的素质，也是每一个穆斯林必须表现的道德行为。《古兰经》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圣训》要求穆斯林施舍、行善、济贫、救助弱者，劝告穆斯林勿为非作歹。伊斯兰教要求穆斯林应该坚持公正、宽恕，克己的原则，做人讲诚信，讲原则，言必信，行必果，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强调天下穆斯林是一家，注重兄弟姐妹的情意，维护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以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团结。强调善待客人，施舍时既不吝啬，也不过分[5]。藏传佛教对善的理解是这样的：“害人终害己，而致自他俱害，故为恶。利他终利己，而成自他俱利，故为善。”[6]这种善表现在实践上就是慈悲为怀、为本。慈悲不是一时一事引发的冲动，不是做给他人看的样子，是一种植根在内心的信念、信心、信仰，也是心理活动与情感活动统一的人的素质。所以，藏传佛教认为心为善恶之源，行乃有慈悲之举。藏传佛教还把善分为自性善、相应善、等起善、胜义善等四类，这些善的基本内容排除了“我”这个会引发“贪”、“瞋”、“痴”等恶的出现的障碍。这种从本质上来讲是“排我主义”的善的思想突出强调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强调对佛门戒律的遵守：不杀、不盗、不妄语、不饮酒、不邪淫。二是强调“无贪”、“无瞋”、“无痴”。三是强调布施的重要性。布施为“四摄”、“六度”的第一条，分为财施、法施、无畏施。财施又具体分为外财施、内财施两种。以金银财宝、饮食衣物施舍叫做外财施，以自己的体力、脑力施舍叫做内财施，包括以自己的生命和身体救助众生的舍生取义之举。说法教化叫做法施，救人所急、帮人所难、解危救困叫做无畏施。
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北少数民族的文化心态，首先表现为宗教信仰的坚定性、牢固性和持久性，并由此表现为尊崇宗教对人的要求的各种宗教仪式，以及强烈的修身养性的向善的追求。我们看到的穆斯林的礼拜、佛教徒的烧香拜佛的虔诚和恭敬，就是一种追求善的努力和为积善成德的永无止境的追求。这种把自己完全置于宗教信仰的控制之下、与信仰须臾不可分开的心态，充分表现了西北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风采和文化内涵。
2.民族心态
西北少数民族的民族心态可以概括为对自己的民族身份的认同。这个层面的心态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第一，以宗教信仰显示其民族的特点。众所周知，西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对于这些民族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伊斯兰教从唐宋时代开始由阿拉伯世界传入中国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先有了宗教，才有了穆斯林的民族，是中国穆斯林民族形成的过程和特点。此外，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是除真主外，再无神灵，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围绕这个核心层次，是伊斯兰教一整套观念构成的思想体系。与这个思想体系相适应的和把这些观念表现出来的是各种宗教仪式、典章制度、教派组织。而宗教学校、宗教场所、宗教典籍、宗教建筑、宗教艺术品则是伊斯兰教的物质的层面。伊斯兰教的信仰、观念层面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北少数民族的民族心理的思想层面的部分，伊斯兰教的制度层面是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心理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层面的部分，伊斯兰教的物质层面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北少数民族心理的生活层面的部分。这三个部分构成了信仰伊斯兰教的西北少数民族的民族心理的精神和物质的基础。藏传佛教则强调显密兼修，先学显宗，后学密宗，以密宗为主。“应化开说，名曰显教，言显略逗饥，法佛谈话，谓之密藏。”密宗的道理在显宗上就是“悲悯”、“菩提心”、“正心”三者，显宗则要证明密宗所倡导的去恶从善，言行如一的原则。在这种宗教思想的影响下，信仰藏传佛教的西北少数民族形成了由九世班禅大师所概括的“信解行证”的民族心态。所谓信就是相信佛教的经典，坚持佛教的信仰；所谓解就是要理解佛教的道理；所谓行就是按照佛教的要求去身体力行；所谓证就是通过个人的实践来证明佛教的信仰和道理的正确性[7]。第二是以其身份的独特性显示他们的民族特点。伯芮(Berry)在1966年出版的《民族关系》一书中认为民族的概念包括十个方面的含义：一个国家的居民、固定的语言、宗教信仰、内部的等级制度、人种、一个类型、一个被划分的物种、民族的意识、文化和传统[8]。首先，共同的历史、宗教、地域、环境、语言，形成了西北少数民族的共同心理特征，培养了他们独特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和独特的观念、意识。因为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格外爱护，对于贬损本民族的言论格外敏感。此外，他们非常喜欢穿戴民族服装，按照本民族的特点打扮自己。伯芮认为，身份的特点可以从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观察出来：一个民族的成员习惯把自己民族的成员称作“我们”，而把另一个民族的成员称作“他们”。三是风俗习惯的独特性。西北少数民族在民族信仰的熏陶和影响下形成了注重道德修养、讲究文明礼貌、喜欢卫生清洁的民族心理。酗酒、偷盗、抢劫、背信弃义、为非作歹、不讲礼貌、不敬重长者、不爱护幼小则是西北少数民族最为厌恶的恶习。伊斯兰教法对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的约束已经由外在的戒律变为内在的道德要求，成为人人遵守的基本要求。在严格的戒律的影响下，信仰藏传佛教的少数民族的戒、定、慧三学既是道德准则、生活纪律，也是人生的追求和人生的目标。西北少数民族尽管居住、饮食等条件不是很好，但是，待客热情，彬彬有礼。凡是去过民族地区的人对此感受很深。西北少数民族讲究卫生是出名的。这一点著名记者范长江在他的《中国西北角》一书中赞不绝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北少数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做了吸收和融化。刘智在《天方典礼》中对此做了精彩的论述：“人伦之理，本乎三，尽乎五。三者：男女也、尊卑也、长幼也；五则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也。”这等于把宗教的伦理与儒家的伦理等同起来。
可以说，西北少数民族的民族心态就是从宗教信仰的独特性、民族身份的独特性、风俗习惯的独特性表现出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的心态。
3.爱国心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居住和生活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较为流行的认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多元就是民族多、信仰多、风俗习惯多，一体就是各个民族共同创造和构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中华民族。西北少数民族的爱国心态就是对祖国的认同的感情。这种心态的形成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民族关系的原因。从时间上看，西北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西北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既有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联系和交往，也有战争和斗争的一面。这种全面发展的民族关系为我国形成多元一体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北少数民族与汉族形成了互相依存、互相信赖的稳固的民族关系。这就决定了西北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和睦关系是在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关系。二是地域方面的原因。西北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地域始终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论各个少数民族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和什么形式的王朝，都是在中国境内建立的，都是中国疆域里面的政权的更迭和变化，与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的西北部是中国西北各个民族共同建设和开发出来的中国的一个部分。元代是西北少数民族逐步形成和各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明清时代，西北少数民族都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居住区域、固定的风俗习惯、固定的生活方式。世世代代居住在祖国大西北的少数民族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生养自己的土地，也热爱自己的祖国。所以，西北少数民族反抗外来入侵的历史与中国近现代史是结合在一起的。新疆各个少数民族积极参加1871年反击沙俄入侵、保卫伊犁的战斗。锡伯族人民从1764年迁入新疆伊犁驻防，就没有停止与分裂祖国的行为作斗争。1867年，他们与阿古柏的“苏丹汗国”展开长达两年的斗争。西北少数民族积极参加抗日战争，为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涌现了一批马本斋式的抗日英雄人物。为西北的解放做出重要贡献的回民骑兵团的事迹可歌可泣，团长马思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值得一提的是班禅九世以佛教领袖的身份呼吁信徒爱国爱民，努力为国家的强盛作出贡献。其爱国之情，令人肃然起敬。
西北少数民族的爱国心态突出地表现为对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维护。
4.变革心态
西北少数民族长期在环境艰苦、自然条件恶劣的大西北生活，形成了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克己忍让的良好品质。穆斯林的“五功”、“斋戒”更是对穆斯林意志的磨炼。藏传佛教严格的戒律也是对佛教徒的意志的磨炼。所以，西北少数民族特别能够吃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北少数民族就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因为心态是动态的、变化的，不是静止、凝固的。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西北各个少数民族不甘落后，发愤图强，顽强拼搏，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变。穷则思变，变则通。这已经是西北少数民族群众的共识。西北少数民族之所以会有要求变革的心态，原因在于泰勒(Taylop)等在2000年出版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所论及的心态三要素的重要影响。这三个要素是affecttive component（影响要素）、behavioral component（行为要素） cognitive component（认知要素）[9]。从心态的影响要素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极大影响了西北少数民族的思想和行为，改变了他们的旧的观念、旧的思想、旧的行为；对党和国家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的积极评价的态度又影响了他们的行为，增强了他们与祖国的亲密感情，促使他们积极贯彻改革开放的政策，努力改变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实现各个民族共同富裕的理想。认知要素在其中的作用尤为巨大。认知与认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是建立在知识和经验基础上的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理解能力和理解水平的体现，也是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感情态度、感情倾向。西北少数民族世世代代居住在祖国的大西北，通过与其它民族，尤其是与汉族的历史和文化的交流，谁也离不开谁的观念，深入到他们的心中，根深蒂固。通过吸收和学习汉族的先进的一面，比较彼此之间的社会状况，他们产生了更加急切的发展和变革的观念和行为。例如，元代的“回回满天下”的局面，今天仍然是一个现实。这是回族富有变革精神的表现。现在，西北的富有回族特色的小吃、饭馆、民族手工艺用品已经走向全国，经商的回族，包括回族妇女不仅全面介入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且遍布全国，声势浩大，参与了整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至于西北草原的牧民，广泛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处理牲畜的喂养、畜产品的加工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更令人赞叹的是，许多富起来的西北少数民族投资兴办教育，资助贫困生入学，送子女出国留学，形成了一道新时代的亮丽的风景线。据统计，在马来西亚留学的1.2万名中国学生中，西北少数民族的学生占了一成左右。
综上所述，西北少数民族的心态表现在观念上是爱国、爱教、爱家乡，表现在信念上是信教、信党、信政府，表现在行为上是守教规、守传统、思变革。
三、心态和角色的关系
角色理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一般来说，角色指对担当特定职位的人的一套期待和规范。期待指对于担当某一特定角色的“可能”如何表现，规范指它“应该”如何表现。角色也可以看作担任某一职务的人的权利和义务。角色所涉及的内容和活动领域的多样性决定了某一个人的角色的多样性。例如：一个人既可以扮演国家公务员、行政领导、上级等等的角色，也可以扮演学者、父亲、朋友、消费者等角色。角色与心态存在密切的联系。这可以从奥泡特 (Allpott,1935)的定义来认识。奥泡特认为[10]，心态是实践中人们对与个人有关的东西的一种直接和生动的反应。显然，这个定义至少包括了两个假设。首先，心态是一种承受。人们总是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并且对这些事情表示自己的态度。无论这个态度是对还是错，人都要把它承受下来。另一个假设是：心态总是会直接和强有力地影响个人的行为。因此，心态就是已经显示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它决定着个人如何对待面对的问题和怎样有针对性地采取必要的行动。角色的扮演与心态的联系就表现为心态对角色包含的要求的承受、对角色所涉及的责任和义务采取的态度和作出的反应。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是心态表现为人们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态度和反应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决定了人的角色的扮演是否成功。
二是心态从人的自我实现等高级需要能否被满足方面来决定人的角色的扮演是否成功。
奥斯卡姆(Oskamp,1977)等人[11]认为：人们重视自己的心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心态可以给人们一个需要被满足的感觉。这就是说，如果对角色的心态有问题，往往意味着自己想要的东西在所扮演的角色里没有出现，或者是自己的需要没有被扮演的角色所满足。
进一步来看，心态的功能影响着角色的功能。根据卡卢斯[12](Kraus,1966)的看法，心态的功能和角色的功能的一致性，表现在下面四个重要方面。
第一，角色和心态的效用和方法的一致功能。心态可以帮助我们激励自己和减少我们做事的成本。在一些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上，保持一种心态可以让我们从另外的人那里学习和接受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个功能可以简单表述为，心态可以帮助调整自我在社会和组织中所扮演角色的关系的功能。
第二，角色和心态在保存知识方面的一致功能。心态能够使我们取得我们对角色的感觉和更好地理解我们扮演的角色的意义。这是因为心态可以让我们避免不愉快和不舒服的感觉，从正面和负面解释和反应我们面对的问题。角色依靠心态的这个功能可以让人们更成功地发现角色的意义和价值。
第三，角色和心态的自我保护的一致功能。人们经常以自己的方式来感觉和反应那些威胁到自己的事情，心态可以帮助人们免除那种苛刻、不好的感觉的折磨。偏见的态度也容易导致自我封闭的心态的出现。角色同样需要心态的自我保护以免除角色利益受损，避免偏见的心态对角色的功能的误解。
第四，角色和心态的评价的一致功能。这个功能可以使我们把心态集中在有意义的事情上，以积极的态度和正面的评价去思考角色的含义。这可以促使人们把角色的扮演与所从事的工作价值和意义联系起来，努力完成角色所要求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四、西北少数民族的心态与适应型角色和创新型角色的关系
研究角色，离不开两个重要的模式，一个是英国学者贝尔宾在1981年发表的《管理团队，为什么他们成功或者失败》[13]一文中首次提出角色模式的理论，他认为个人在组织里能够扮演8个角色。经过多年的使用，他在1992年又把个人在组织中的角色由原来的8个增加为9个：计划者、成型者、资源使用者、执行者、全面完成工作者、工人、专业者、监督者、协调者、管理者。这个模式起初是用来证明组织里的个人角色类型，后来，被广泛运用于组织中的角色分析。现在，凡是研究角色的学者，都离不开这个模式。
另一个就是英国学者卡尔通(Kirton)的认知模式。卡尔通在1976年首次提出的角色的认知模式后，又在1989年发表“适应者和创造者”一书，对适应型角色和创新型角色在认知模式上进行了全面界定。他认为适应型角色的特征是六个：准确、可靠、效率、慎重、纪律和规则。这些特征决定了适应者在组织中扮演着润滑和维系组织的角色。他们坚持原则，遵循规则，工作勤奋，不知疲倦，对工作的细节了如指掌。他们谦虚，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严守组织的秩序和规则。这些优点都证明了适应者是组织正常运行的齿轮和润滑剂。卡尔通认为在一个组织里，适应者适合扮演执行者、全面完成者、单位工人、专业者的角色[14]，经验也表明：如果要成功扮演适应型的角色，就应该不折不扣执行上级的指示，全面完成工作的任务，埋头苦干，讲究工作效率，严格遵守组织的规定。
卡尔通对创新型的角色也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创新型的人在一个组织里适合扮演计划者、成型者、资源使用者的角色[15]。他把创新型的角色的特征描绘为具有反规则的意识、善于提出创意的方法。他认为一个典型的创新型的角色对问题的认识达到一定的深度，能够对问题进行创造性的分析，甚至能够以独特的见解颠覆组织的决定。在追求组织的目标方面，创新型角色不太关注现成的规则，工作的随意性较大，可以在无规则的情况下控制工作的进程。他们经常从细节方面挑战组织的规则，很少有自我怀疑倾向，他们倾向追求组织的完美，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是组织的改变者、也是组织里不和谐的声音，常常带来组织的振动。创新型的角色是组织变革和进步的齿轮和润滑剂。他还以足够的创造力、效率、团体规则三个重要因素分别代表了创新型角色和适应型角色的特征。足够的创造力是创新型角色的最重要的特征，效率和团体规则是适应型角色的最重要的特征。适应者的效率来自对组织的惯例、尺度和传统的遵从，相反，创新者的效率则来自对惯例、尺度和传统的改变。集体规则是适应者的法律，而创新者的法律是创新的价值。这样看来，一个典型的适应者是一个解决组织问题的范式。因为，其对固定的认知模式的使用高于创新者。一个典型的创新者是一个能够提出许多新的思想而可能缺乏实现这些思想的能力的人。这与创新者不断更新旧的认知模式有关。自从麦卡斯(Mcgrath)在1964年首次提出了单位效率的产入和产出的理论以来，研究者开始重视对组织中的角色的研究，特别是注意了组织成员的构成、分类及其特征的研究。卡尔通的“适应—创新模式”则从认知模式方面发现了角色模式和认知模式的关系、角色的类型和其基本特征的关系，对我们划分角色、认识角色的本质，更重要的是认识心态与角色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这个模式发展了之前的研究成果，代表了当前这方面研究的最新发展。
下面，对卡尔通的“适应型－创新型角色”所涉及的三个重要因素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进行检测分析，以便证明西北少数民族心态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这个检测分析的资料通过调查问卷、面对面访谈、小范围座谈、不拘形式的交谈等方法搜集。为了保证检测分析的真实性、准确性，分别从甘南州、临夏州政府机关随机抽样100位少数民族国家公务员，从西北民族大学随机抽样100位少数民族大学生，从新疆的乌鲁木齐地区随机抽样100位少数民族商人，从新疆的南疆地区随机抽样100位农牧民。调查样本的男女比例各为50%，年龄从20-55岁不等，民族成分包括了西北的15个原住少数民族。其中回、藏、维三个人口多的民族占到调查样本总数的60%。其它12个民族占到调查样本总数的 40%。调查样本的平均数是.96，接近卡尔通的“适应—认知模式”的普通人员调查样本的平均数95-.96，具备了统计检测的条件。下面是对调查资料整理后，所进行的皮尔逊级差相关系数(The Pearson product momentcorrelation coefficient)统计检测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到足够的创造力、效率、团体规则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
项目
足够创造力 效率
团体规则
公务员
-304**.230**
.299**
学生 -.210**
.228**
.227**
商人 -164* .296**
.299**
农牧民
-180* .228**
.165*
*P＜.05皮尔逊级差相关系数。（信赖水准为95%）。**P＜.01皮尔逊级差相关系数。（信赖水准为99%）。
-为负相关，*和**分别为在95%和99%的信赖水准上相关。上述图表表明，效率和团体规则这两个属于适应型角色的特征与所调查的对象是一致的、无冲突的，但是，足够的创造力这个属于创造性角色的特征则与所调查的对象呈现了负面的联系。学生可能最不需要创造力，因为学生的任务是学习，其消化知识的任务远远超过创造知识的任务，但是，公务员、商人、农牧民则应该表现出来足够的创造力。可是，调查结果表明公务员、商人、农牧民与足够的创造力的联系是负面的。正因为缺乏或者没有足够的创造力是西北少数民族的心态“软肋”，所以，比较沿海地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差距。资料表明：2002年－ 2003年，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GDP低于东部地区0.2-1.1个百分点。2000年－2002年，全国、东部、西北民族地区人均GDP是7078、11334、6443和8184、14159、7027[16]。这里还可以以一个例子证明：2005年中国的外资企业的产品的 2%出口到国外，排在世界第一位。这些外资企业几乎全部集中在沿海地区[17]。沿海地区可以把外资企业吸引过去，固然与那里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等有联系，但是，沿海地区的心态的优势也是一个重要条件。事实上，西北民族地区和沿海地区的真正的差距最主要的是观念的差距，也就是心态的差距。西北少数民族最缺的就是心态的创造力。从认知的角度看，就是缺乏创新的思维观念和思维模式。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对新的、重要的、可能会改变民族地区的有用信息的错失。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证明：一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相对闭塞，心态是人对事物的态度和评价，是决定个人行为的内在动力。心态可以使人很快接近相关的信息和产生相关的态度。因为相关的信息与人之前储存的信息存在对应关系，双方的连接是很容易的。西北民族地区的开放度还不够大，所以，那里的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度低，对新的信息也不够重视。不善于利用资讯捕捉有效的重要信息。对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可能会视而不见。二是西北少数民族对新的信息的敏锐程度不够高。心态能够使人很快作出决定，因为，心态有一个重要的功能，这就是借助原有的观念，选择适合的信息，放弃不适合的信息。由于缺乏创新的心态，西北少数民族也相应缺乏筛选信息的决断能力，所以很多可能产生财富和机遇的信息就被忽略了。三是西北少数民族是对过时的旧信息的过分依靠。心态理论告诉我们，当现实与人的认识产生矛盾时，如果没有创新的心态，人很容易回到旧的思维模式、旧的传统习惯行为上去，津津乐道与之相关的信息，而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去发现与建立新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相关的信息。今天的社会，是信息社会，信息是开放的、公开的，接受和理解信息则需要一个由认知模式支撑的心态。没有这样的心态，将导致对新信息的发现权、使用权的错失，这正是制约西北民族地区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按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沃斯特的观点，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建立新的认知模式，其核心是观念的更新和知识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