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失误及其基本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策论文,科学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家的失误，一般是指在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出于种种原因，由科学家个人及社会因素而导致的错误的科研操作，以及这些过错给科学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的行为过程[1]。总结科学家失误的历史事件，就是希望人们能正视科学绚丽面纱后的苦涩、悲哀与遗憾；从历史的悲剧中吸取教训，获得经验，努力使科学事业在新世纪沿正确方向前进，进一步发挥其巨大的社会杠杆作用。特别是对处于新一轮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来说，要真正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就必须重视和加强科技人员队伍建设，统一和规范科学共同体行为准则；以史为鉴，积极应对，避免和防止人为错误造成的损失，走一条符合时代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行之有效的科技强国之路。
一、尊重真理，避免“马太效应”导致的失误
科学史家罗伯特·默顿指出，科学界也存在着“马太效应”，即对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做出的科学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未出名的科学家则不承认他们的成绩。“马太效应”的存在使许多不出名的年轻人或“小人物”的科学创见和研究成果难以发表，即使发表了也常常难以得到科学界的重视。某些学术权威利用此种效应巧取豪夺，把合作者或学生的科研成果占为已有。当前，这种失误造成的最大的负面影响是科学研究成果的水平普遍下降。对处于第一线的“小人物”来说，由于预知自己将无法获得科学发现或创造的第一署名权或科学界的承认，极可能产生粗制滥造敷衍了事的念头；而对于没有参加整个研究工作却拥有第一署名权的“大人物”来说，则很可能明知其中缺陷却置若罔闻，从而导致科研成果含金量下降。
科学的“马太效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学术权威自以为是的学阀作风，即学术权威把自己绝对化，看不见或看不起别人的成果或贡献并进而压制科技新人的坏作风。例如，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却遭到一些声名显赫的数学家的攻击。对他攻击最猛烈、最长久的居然是他的老师、著名数学家克隆尼克。克隆尼克自以为是地认为，康托尔关于超限数的研究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数学疯病”，并用各种尖酸刻薄的语言进行攻击。由于克隆尼克的横加阻挠，康托尔失去了在柏林担任教授的机会。他的学术论文也因为老师的压制而被延误发表。晚年的康托尔由于长期遭受不公正的打击而患上精神病，不得不经常住进精神病疗养院。一个数学家的后半生就这样毁于权威之手，是数学史上发人深思的重大事件，也是科学家失误的一个残酷案例[2]。
当今世界，随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科学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科技创新从产生创新思想火花到科研成果产出的周期不断缩短，科研人员出成果的年龄更加年轻化。反观当前我国科学界，虽然近几年国家不断加大对年轻人才的培养使用力度，但“小人物”无缘科技创新，得不到必要支持的不公平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马太效应”是科学共同体内权威结构产生的一种外在表现。科学共同体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处在塔的顶端是科学权威，其下的层次分别是一流、二流……的科学家，底层是普通科学工作者。科学共同体的金字塔结构客观存在，其原因是科学家们所取得的科学成果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不平衡。从社会心理角度看，人们对权威形成心理积累优势，信奉“权威”的一言一行，关注权威的研究成果，自然忽视“小人物”或年轻工作者的发现。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科学权威本人过分的名利欲望。某些科学权威明知新人研究的成果价值，但由于生怕合作者或学生超过自己，降低了自己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威望和地位，于是在虚荣心的催化作用下，利用自身已有声望进行压制。再次，科学家本人认识上的缺陷也是一个根源。有些功成名就后的科学家骄傲自满，以学术带头人自居，受传统观念束缚，以保守、怀疑的心态对待科学新发现，不承认新人的成果，以致封杀新人的成长。
科学是追求真理的事业，其基本原则是“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科学上谁正确，就服从谁”。所以，一项理论正确与否，并不以科学权威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权威的评判为最后依据，而是通过科学的实践进行检验。作为成功的科学家，尤其应当保持谦虚谨慎，注意与科学发展潮流保持同步，坚持用科学事实评价科研成果。努力扶持符合条件的科技新人是削弱“马太效应”负面影响的一项有效举措。科学共同体中高水平的评审专家，应当及时鉴别出新的发现，发掘科技新人，将帮助年轻人才成长看作是对科学事业的另一重大贡献。科学技术部部长徐冠华院士在“中国科学家人文论坛”上作《科技创新与创新文化》的主题报告时表示，在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和管理机制时，应遵循“开放、活动、公平、竞争”的原则，“支持有独创精神的‘小人物’和青年人才”。作为科学管理机构，应当积极创造开放的体系，鼓励年轻人或小人物多出新成果；通过必要的制度和立法，为科技新人的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对那些扶持年轻人才贡献卓著的前辈专家予以奖励，而对那些人为制造的压制科技新人的人和事给予应有的限制和惩戒。
二、淡泊名利，避免争名夺利导致的失误
科学史反复证明，过分的争名夺利使科学家失误的情形很多，其中不乏大名鼎鼎、受人尊敬的大科学家。美国病毒学家、197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巴尔的摩就是其中一例。其助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分子免疫学资深专家特里萨·嘉丽伪造实验数据，与巴尔的摩联名于1986年4月在美国享有盛名的权威杂志《细胞》上发表了题为《在含重排Mu重链基因的转基因小鼠中内源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方程式的改变》的论文。在此后长达5年的指控与反调查过程中，巴尔的摩利用自己的声望和权威庇护特里萨·嘉丽，压制敢于揭发、敢于斗争的小人物玛戈·欧图丽，甚至借科学神圣之名，公开威胁调查者，反对外界和国会的干预。最后，真相大白，对社会造成极其恶劣影响[3]。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引起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人的追求呈现多元化，个人利益受到重视。这些变化也给中国科技工作者带来观念和行为的转变。在我国，改革已将竞争机制引入科研经费的分配制度中。提供资金的原则是对研究课题择优汰劣。没料到，这在某种程度上却成为夸大和虚报成果的动因，已经涉及研究人员弄虚作假的举报不乏其例。
从个人角度看，对名利的过分追逐来自科学家本人内心膨胀的私欲。诚然，我们还处在绝大多数科学家依靠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维持生活的商品经济时代。随着科学家的职业化进程，从事科学工作可以获得比以往更丰厚的薪酬和待遇，得到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这些既是科学家生存所必需，也是科研价值被肯定、科学家劳动成果被认可、科学家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社会标志。但是，对名利的过分追逐将导致失误。某些从业动机不纯之人为获得科学发现和创造背后的掌声、鲜花和“金元宝”便不择手段混迹于学术界。还有不少功成名就的大科学家，由于身份、地位以及周围环境的变化，滋长了虚荣心理，失去了对待名利的正确态度而迷失自我，在名利的漩涡中越陷越深。
从社会角度看，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评判如果片面着眼于众人皆知的成就、个人对财富的占有和所取得的社会荣誉，而忽视了成就背后那些脚踏实地、默默无闻、甘做铺路石的“幕后英雄”的话，必将导致人们过度关注现实可见的名利而忽略成功背后艰辛的付出，并产生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有些人甚至还会采取弄虚作假、抢占他人成果的恶劣手段去骗取科学荣誉。至于某些经济组织、社会团体或个人利用“名人效应”进行炒作以谋私利，或以经济利益为诱饵致使科学家出卖科研成果更是危害匪浅。
针对这一失误，提高科学家自身个人修养是关键。在外界社会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科学素质和科学道德是决定一个科学家是否会失误的关键因素。科学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探索性事业，需要从业人员满怀兴趣，一丝不苟，忠于科学，正确对待名利，乐于在艰苦中求索，善于在失败中取胜，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坚决制止科研中的弄虚作假行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为我们树立了优秀榜样。丁教授坦言自己“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思考“阿尔法磁谱仪2号”科研项目。他谢绝99%以上的社会活动邀请，也不担任任何别的顾问等职位，作为这项重大国际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丁教授严格地要求项目组的成员。他认为“这样大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参加的国家、单位和科学家这么多，文化背景、作风习惯都不同，必须要有严格的制度、规定、要求”，“要把真实情况说清楚，不能隐瞒，不能欺骗”，“遇到各种复杂问题，不能允许相互推诿、相互扯皮。在科学上，谁正确，就得服从谁”。丁教授很注意合作者的发言，与以往陈述内容有什么地方矛盾了，尤其是数据如果前后不一致，一定要说清楚其中的理由[4]。丁教授的这番言行折射出一位科学家实事求是、一丝不苟、淡泊名利的崇高人格。正是这种品质使丁教授本人不断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也正是这种品质带动合作者和年轻一代科学家激情面对挑战，友好合作，确保科研项目的顺利进展。
其次，加强对科技管理的研究。巩固和完善科技体制改革，实行科学的决策、管理、监督机制。建立现代科学研究院所管理的制度，包括明确国立科研机构的方向和任务，发展和完善科学基金制和重大项目竞争制，建立和完善“国立科研机构年度预算拨款制度”、“科研院所研究理事会制度”、“科研人员聘任年限制度”、“科学合理的评议制度”，切实加强监督保障，责任到人，奖罚分明[5]。推行积极的奖酬制度是科学家共同体内的社会控制的有效途径。一旦科学家在科学发现上有所突破，就应进行嘉奖，包括物质奖励和荣誉奖励。在评选过程中，要坚持学术标准，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第三，从立法、宣传、舆论等方面，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对科学家的贡献做出合理的评价。社会和个人应尽可能减少安排科研工作者参加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让科研工作者全身心投入工作。社会成员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理解科学家，支持科学事业，形成崇尚真理、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
三、倡导学术自由，避免科学政治化导致的失误
科技发展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和重要推动力。阶级社会中，不同政治势力都希望借助科学维护自身利益。一旦某一科学成果触犯其阶级利益，他们便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强硬措施扼杀科学成果。这方面前苏联有过深刻教训。前苏联曾出现过超越学术讨论和科学争鸣范围，用行政命令对相对论、控制论和共振论等理论大肆攻击、围剿的政治行为。一些具有科学家和政府科技管理官员双重身份的人员的行为失误，导致了对科学真理的错误批判，严重阻碍了科学理论的传播、研究与发展。部分科学家遭到残酷的政治迫害，身心憔悴，严重削弱了科研兴趣，最终导致前苏联科学发展止步。
科学政治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其根源在于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统治关系，倚仗政治权势，借科学的权威性，调控社会大众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进而实现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统帅与控制。有的科学家为达到个人目的，迎合领导政治意图，视科研为斗争工具，不惜调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个学派，禁止另一个学派，甚至借此以残酷手段迫害竞争对手，排除异己。这种行为从本质上讲是反科学、反人性的。科学政治化将导致科学为政治全盘服务，丢弃科学的真正终极目标，阻断科学理论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最终把科学引入畸形发展道路。
我国学术界也曾走过这样的弯路，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因其在知识分子和民盟中的活动以及重议社会学、重访开弦弓村等问题遭到批判。他所倡导的“独立和批判地研究社会”、“在报刊上广泛讨论国家大事”和“向世界开放”的“三个坚持”在新中国未能实现，特别是在百花齐放政策结束后的二十年里，连“社会学”这一名词也在新中国的字典中消失了。费孝通先生受到贬黜，无法进行学术研究，也不能为新中国的建设施展才能。据非官方统计，“反右”运动中有十一万多人被捕，他们在监狱一直呆到1978年[6]。整个学术界笼罩在一切为阶级斗争服务、一切为政治统治说话、一切迎合当权派的令人窒息的阴云之下，正常的学术活动几近瘫痪。
在科学的认识过程中，错误认识和正确认识、谬误和真理相互纠缠，难解难分。尤其在新观点、新学说刚被提出时，其中的真理与错误更是不易分清。如果未经论证与检验，就武断地认为自己说的句句是真理，人家都是错误，都应批判斗争，那就犯了独断论的错误。我国的反右斗争、“文革”浩劫是最深刻的教训。周恩来同志说：“为了寻求真理，就要有争辩，就不能独断。……只有通过争辩，才能发现更多的真理。[7]”因此，倡导学术自由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一个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必须经过自由的意见争论。大家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互相纠正，对各种意见进行分析、综合，找出相互的矛盾、差异，分析其中的必然与偶然、现象与本质、正确与错误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再通过实践加以检验。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弄清问题的性质，明辨是非，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8]。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今天，科技界必须杜绝科学“一言堂”、“家长制”作风，倡导学术自由，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保护科学家表达意见、发表成果的权利和自由。领导者必须首先转变思想观念，提高自身科学素养，正确处理政治与科学的关系。通过制定各种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管理制度，为科学提供自由宽松、合理有序的研究氛围。对于学术界、理论界的问题讨论，切忌以政治为评判标准，采取鲁莽的行政干预，不经论证、检验就粗暴简单地下定论、判别真理与错误。
科学家的失误既来自科学家个人无限膨胀的私欲、落后的思想观念、错误的行为方式，也来源于社会方方面面的局限，是人性弱点的又一次暴露。失败的教训固然惨痛，斗争的过程固然惨烈，但这种教训、这种斗争促使人类清醒地认识自我，不断克服自身的狭隘与偏见。科学家本人、科学共同体、政府、社会等各个层面应共同努力，确保科学事业良性发展，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