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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篆刻到了清末民初时，登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分宗立派，强手如林。随着以西泠八家为主的浙派的影响，浙江一带多出印家，但大多在杭州及其附近和钱塘，后期又出现以赵之谦、徐三庚为代表的名家，甬上印坛受其熏染，随后而兴。此时社会上由于商品经济与印刷业的兴起，碑版及其他古物文字的大量出土，篆刻艺术显示出勃勃生气。宁波开埠以来，与外界特别是上海、杭州交流频繁，随着商品的交流、人员的往来，特别是西泠印社的成立和海上印风的逐渐兴起影响尤大，一向沉寂的甬上印坛开始兴起，出现像赵叔孺这样的领军人物，此后甬上印坛名家辈出。
一、赵叔孺
清末民初，以上海为中心的“海上印坛”是当时全国篆刻的中心，当时海上印家以吴昌硕、赵叔孺两家影响最大，二者齐名，有一时瑜亮之誉。赵叔孺（一八七四—一九四五），原名润祥，字献忱，号纫苌，后易名时，字叔孺，以字行，晚年别署二弩老人，鄞县人。家学渊源，早年曾为官，辛亥革命后挂冠隐迹上海，以鉴赏、精制书画印而自给。其印风渊雅合度，秀挺绰约，与当时名家吴昌硕、齐白石、王福庵、黄士陵被人称为民国印坛五大流派之一。赵叔孺书画金石皆绝，在清末民初之际，唯赵之谦、吴昌硕可相媲美。
赵叔孺先生精于篆刻，成就亦最大。年少时饱览古玺、秦汉印、九叠宋元押，又博涉明清诸名家；年稍长，取法赵之谦，旁参吴让之，撷两家之长，化为己意。早年于古玺汉印致力甚久，实因其精于鉴赏，商周铜器收藏亦富，又熟谙古文字，擅小篆，此为当时其他名家所不可企及。先生服膺赵之谦以碑版、镜铭、砖瓦文字入印的做法，也广采金石文字入印，均各具神采，古意盎然。成就个人印风，能于平实中寓生动，秀雅中见雄劲，在整饬一路印风中，近世可称第一。其最擅长圆朱文，多采用展势，笔画散开，用工精细。沙孟海在《印学概论》中云“鄞县赵时主张平正，不苟同时俗好尚，取之静润隐俊之笔，以匡矫时流之昌披，意至隆也。赵氏所摹拟，周秦汉晋外，特善圆朱文，刻画之精，可谓前无古人，韵致潇洒，自辟蹊径。”其印拓有《二弩精舍印存》，另著有《汉印分韵补》、《古印文字韵林》等。
关于其在篆刻史上的地位，我们不妨首先将其与吴昌硕作一比较：两人在近代印坛皆享盛誉，吴昌硕作为西泠印社社长，知名度尤高。相同处有两人均书画印三绝，为他人不可及；另外，两人均自成风格，门下继承者很多，后亦成家，俱成为当时一大流派；两人均学于赵之谦、吴让之，但取法途径却不一样，各取所学。不同处最明显的便是两者风格迥异：吴派风格古朴钝拙、浑穆安定；赵派风格则秀雅平整、简洁清新。吴昌硕在近代印坛开“雄厚”之派，赵叔孺则立“整饬”之宗，皆开一代新风，两人的治印风格直接左右着民国印坛。与当时其他篆刻名家比较，赵叔孺不如赵之谦之犷逸、齐白石之创造、黄牧甫之精能，但渊雅合度，别具风格。王福庵印风亦属整饬一路，两人相比，同工异曲。王偏流畅潇洒，赵则儒雅持重，皆不乏古拙，又不尽相同，均可称大家。但赵之工笔，与“浙派”大相径庭，晚清浙派日渐衰微，师徒相习，千篇一律，毫无生气，自吴让之、赵之谦出，印坛为之一振。赵叔孺主要“取法
叔，上窥汉铸印，朱文则参以周秦小玺，旁及币文、镜铭，故其成就，开整饬一派”（陈巨来《安持精舍印话》），取法与浙派相异。特别是宋元朱文印，秀润雅静，极富装饰性，但往往流于软弱板滞，因此问津者极少，但赵叔孺偏师独造，于此成就最高。其整饬秀雅的印风一直影响至今，当今平整一路印风，多以赵叔孺为宗，如今甬上印坛，也多此风，由此见影响深远。赵叔孺可谓“近代甬上印坛第一人”，奠定了甬上印坛的主要印风。
赵叔孺门下弟子有五十多人，卓然成家者有陈巨来、沙孟海、方介堪、徐邦达、张鲁盦等人。其子敬予，亦能传父艺。
另外，还提一下赵鹤琴和朱赤诚两位，皆是赵叔孺先生同县弟子，传其衣钵。赵鹤琴（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字惺吾，晚号藏晖老人，鄞县人，为赵叔孺先生从侄。少嗜书画篆刻，均得乃叔父悉心指授。其治印严守叔孺先生矩度，所人古玺印、汉白文印、元人朱文印及边款等，均极肖似，只朴茂渊雅稍逊，亦可成家。后在香港新亚书院任教篆刻多年，其与同友举办赵叔孺先生遗作展，出版印谱，劳绩卓著，尊师重道之意，人多称之。朱赤诚（一八九八—一九四四），字凝霞，鄞县人，曾从师赵叔孺先生，遗作有《赤堇山馆印存》一卷。其印风也走工整一路，但明显参杂西泠后期印风，切刀生辣沉着，有赵次闲、陈曼生等西泠后家之遗韵，虽然刀法精熟，继承有之，创新却不足。
二、马衡
马衡先生是继吴昌硕先生之后，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在学界声誉尤隆，人品学品为人所称道。马衡（一八八一—九五五），字叔平，别署无咎，号凡将斋主人，鄞县人。与其兄裕藻、弟鑒、廉俱讲学于南北各大学，一门俊彦，时人称为“四马”。一九一七年任北京大学新设的金石学讲师，为我国大学开先河者。曾任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故宫博物院院长等。其于学界之功，特别是抗战时期主持故宫博物院文物西迁，历经坎坷，为保护文物殚精竭虑，为人所称道。其发表的主要著作有《中国金石学概要》、《石鼓为秦刻石考》、《中国之铜器时代》等。曾辑自刻印成《凡将斋印存》二册；一九四四年，撰《谈刻印》于《说文月刊》，颇多己见。
马衡先生作为饮誉中外之金石学家、考古学家，所见金石铜器不计其数，虽余事治印，但出手不凡，整饬古朴，直追周秦两汉之遗风，深于法度。其印篆法平正，章法匀称，也属平稳整饬一派，用古含蓄、用刀精细，竭尽古法之规范。其印于秦汉之印取法最多，但也可见吴让之之韵，于浙派也有沾染，由此可见，马衡先生不仅学识深厚，而且好学诸家，取法多样。其印学论文《谈刻印》一文长九千余字，文中对文字与刀法关系申述尤为独到，特别强调治印“重在印文”，主张文字在治印中的重要性，认为“刻印家必出于金石家”，从一个金石学家的目光看篆刻艺术，可谓足论。与当时诸篆刻名家比较，马衡先生显得稍逊，平心而论，也不在西泠诸家之上。缶翁仙游之后，公推为西泠印社社长，实在敬重其人品学品之高及其在学界的声望。
马衡先生在当时篆刻家中，与罗振玉、邓尔雅、董作宾等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一样，虽不专门潜心印艺，但学识渊博，于文字造诣尤深，刻印尤重视文字之运用，格调古朴，颇具两周风度。后世篆刻名家虽技艺精湛，但在学识上却远逊于其。马衡先生乃是甬上名家中典型的“学者印风”。
三、潘天寿
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一些名家兼擅书画印，但论其成就，大多只论其绘画，与当时社会重视绘画有关，因此画名远扬。书法篆刻虽然出手不凡，但被画名所掩或相比略逊，潘天寿先生便是其中之一。潘天寿（一八九七—一九七一），原名天授，字大颐，号寿者，别署阿寿、古竹园丁等，宁海县人，为著名的中国画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同时又是书法家、篆刻家。一九一五年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一九二三年到上海并结识了吴昌硕、黄宾虹等当时名家，得到吴昌硕教益为多，并以诗联相赠，爱护有加。后一直从事艺术教育活动。曾任国立艺专校长兼国画系主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全国美协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等，著有《中国美术史》、《听天阁画谈随笔》等。
潘天寿先生深研绘事，书法四体皆善，于篆刻也有较高的水平。早年对篆刻下过很深的功夫，在一师时得到校长经亨颐、李叔同等名师的指点，遂以秦汉为宗，并参加“寄杜”之艺事活动，常有机会观赏西泠印社诸前贤印作，获益良深；至上海，又得吴昌硕的亲自指点，画风、书风、印风皆受其影响，风格走雄强浑朴一路。他还亲自担任过国立艺专的篆刻课，将讲稿编为《治印丛谈》，凡三万余字，惜多摭拾前贤，己见稍逊。后忙于画事，加之行政事务，治印并不多，但从留存下来的十几方自用印中，也可以看出其印风与其绘画书法的风格相似。
在他的印作中，可以看出受吴昌硕的影响较多，特别其章法布置与其书画一样追求险绝，刀法浑拙，融刀法于笔墨之中。其在《治印丛谈》中对印中朱白分布、刀笔之法多有论及，深有感悟。根据刘江先生的认为，在潘天寿先生的留存印作之中，基本可以分作二类：一种是平中寓奇，一种是险中有稳。前一种多为其五十岁之前所作，大多是在古玺汉印平实一路的基础上追求平中有奇，特别重视印面虚实疏密的处理；后一种多为其五十岁之后所作，这是受当时建国初期社会生活的启示和他的书画作品中刻意追求的那种奇险有致、意趣醇厚的风格影响。当然，潘天寿先生无论在印作数量还是在治印水平上，与吴昌硕、赵叔孺等篆刻大家很难相提并论，但作为书画印皆善的人物，确实很少见，其篆刻水平也不逊与当时的其他篆刻家。其篆刻之名虽不特显，但也可以传世，是甬上典型的“书画家兼篆刻家”。
四、沙孟海
在近现代，在书法、篆刻、金石、考古、古文字等方面都可以称家的寥寥无几，但沙孟海先生可堪，特别是其在书法篆刻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上的成就，被公推为“书坛泰斗”。沙孟海（一九○○—一九九二），原名文若，以字行，号石荒、沙村等，书斋榜曰“兰沙馆”，鄞县人。少时即已习篆法，闻名乡邑。早年从冯君木先生学习古典文字，从吴昌硕、赵叔孺学习书法篆刻兼治古文字学、金石学。历任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浙江美术学院教授，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西泠印社社长等多种社会职务。其在近现代印坛的地位十分重要，作为篆刻理论家和篆刻家，对印学的发展贡献巨大。
在以吾丘衍为印学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甘砀、周应愿等为第二座里程碑后，在近三百年内印学史上建树不多，直到沙孟海先生出，在印学理论研究上得到了开创性的突破。早在一九二八年，沙老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印学概论》一文，是其印学思想初成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印学史上以实用为主的“创制时期”和以艺术欣赏为主的“游艺时期”两大阶段，是为独创。三十年代很多印学著述多以其体例，录用其说，可以说开创了印学史论方面一个新纪元。一九六三年完成的《印学史》，可以说是沙孟海先生印学思想的集大成之巨著，也是近现代印学史研究领域的一座丰碑。全文分上、下两编，另有附录六篇，共十四万字左右，收录印章图例三百三十八颗。其中广泛引用近年出土的文物资料，征以史籍，不以陈说为准，故能开创新说，澄清了印学史上原来很多错误；还对明清以来的篆刻名家进行考证，对其创作实践、风格流派、师承关系及有关印谱的集录作了详尽的考察和阐述，其间既有精微的考证，又有精辟的阐述，建立了近代的印学体系，特别是站在客观的立场而不以个人偏好对印学史的评论体现了一位史家的高尚风格。另外一篇有分量的印论《沙村印话》是其早期对印学研究的贡献，发表在香港的《书谱》杂志上，用随笔形式，反映了当时印坛史实及当时文化心态、社会活动对篆刻艺术的种种影响，是绝好的材料汇集。写于一九八○年的《印学形成的几个阶段》是一篇关于印学史的足论，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印学发展的脉络。成文于一九八四年的《新安印派简史》可以说是沙孟海先生晚年的又一力作，无论从考证的详实严谨还是阐述的宏观博大，都为以后关于新安印派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另外还有《印学的发展》、《谈秦印》等论文也为印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对印谱的题跋、序辞，虽是短篇，但可看出其对印学的理解。沙孟海先生的印学思想概括起来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和分析，即博大和精深。其博大在于其体现出来的宏观的思想和开阔的视野，于金石、考古、古文字等方面都有涉猎，而且成就非凡；其精深在于其对印学史中很多问题都有精微的考证和详细的论述。沙孟海先生在近六十年的历程中，共有印学专著多部、论文十多篇，总字数在二十万字以上，这样丰硕的成果很难有人可比。
沙孟海先生在篆刻理论上著作宏富，很有创见，在篆刻创作实践上也很有成就，也是近现代名家之一。其早年学印，主要受同乡前辈赵叔孺的影响。一九二三年到上海不久，即列于吴昌硕先生门下习书印。其早期作品，受赵派影响明显。沙老曾云：余治印初师叔老，其为圆朱文、为列国玺，谧栗坚挺，古今无第二人，心摹手追，至今弗能逮。到上海后十多年间，在吴昌硕先生的指导下，以雄厚的汉印根底，上溯古玺，旁及邓石如、吴让之等人，视野进一步拓宽，用刀挺劲自然，面目已经初具。吴昌硕先生曾有“浙人不学赵叔，偏师独出殊英雄”之赞。抗战客居重庆至解放后，作印渐少，但探索精神不减，逐步舍去汉晋与邓吴之流风，直追古玺，取法高古、淳朴生动之姿质，用刀猛利坚挺，章法布局参差不一，错落有致，有郁勃雄奇之风。后因患眼疾，又忙于书学、文博、考古，加上教务繁多，少染指铁笔，印名不及书名显赫，篆刻成就也没有书法成就高。沙孟海先生在篆刻上的成就主要基于其学识渊博，尤其在金石文字方面功力，其印风与书风相似，虽也有平整一路的印作，但猛利浑健一路为主流，特别其取法古玺，造成古朴厚重、刚健雄强的印风是一大取法途径。编拓出版的篆刻集有《兰沙馆印式》、《沙孟海篆刻集》等。
沙孟海先生对甬上印坛有直接的、重要的影响，在宁波当地，仰慕而追随者众多。与乃师赵叔孺、吴昌硕比较，在风格意义上对甬上印坛的影响不及其师，但在西泠印社中也属出类拔萃。特别是其作为一位书法篆刻教育家，长期从事书法篆刻教育工作，桃李无数，与当代甬上篆刻家大都有师承渊源关系。
五、朱复戡
甬上近现代篆刻名家中，赵叔孺开创风格流派外，朱复戡先生可推为其次。其在印风上个性明显，其在篆刻上的地位已越来越被人重视。朱复戡（一九○○—一九八九），原名义方，字百行，号静龛，四十岁后更名起，号复戡，别署伏堪，鄞县人。曾任上海美专教授、西泠印社理事、中国书协理事、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等。幼承庭训，蒙师为前清翰林王秉兰，授以《说文》，涉猎《石鼓》、钟鼎款识，又师从南洋公学督办张美翊。幼有神童之誉，七岁作擘窠书石鼓文，吴昌硕见之惊叹不已，称之为“小畏友”；十八岁时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印集《静龛印集》，是其早期的代表作，出版后，风行海内外，名重一时。缶翁爱其才，时加指点，并介绍加入上海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为当时会中年纪最幼者，因而结识当时海上书画名流，得以求教，遂能转学多师。后游学法国，二十八岁后担任上海美专教授。五十年代后旅居济南，齐鲁之地商周铜器甚多，曾为之考证释文，致力于青铜器艺术研究，编有《商周艺文精华集》。
朱复戡先生博览群籍，学识渊博，金石书画，诗古文辞，青铜古玉，无所不通，无所不精，被马公愚评为“千年来一人而已”，虽过誉，但足见其水平。在书法上造诣尤高，特别其所作金文尤妙。朱复戡先生早年作书刻印兼学吴昌硕，上追赵之谦及浙皖诸家，渐而规矩秦汉，上溯两周；后注重以古玺入印，并融入金文秦篆、诏版权量，辑成《复戡印集》。沙孟海先生也以古玺入印，但赞“当今书刻尤以治古玺者，应推老兄第一”。朱复戡先生于艺术求变，早期治印已有盛名，然觉得缺乏个性，而毅然弃之，其后期印风形成，主要得力于拟古玺，沙孟海先生称其“拟玺之作，峻茂变化，殆欲雄视一世”，此言比较中肯。后期印作线条凝重，结体古朴，章法变化灵动，具古厚浑穆之象，似有出土文物之迹，自刻边款“假令簠斋见此总以为金村出土文物也”，此非妄语。部分阴文印用钝刀所刻，线条齿缺，更添古朴，饶有兴趣，不失为一种创造。其实，朱复戡先生虽然拟古几可乱真，但并非拟古不化，其印中有好几方便以诏版权量文字入印，意趣自然，别开生面。在其六七十年代的作品中，很多以当时社会上宣传口号或毛泽东诗词内容入印，但几乎方方面目都不一样，可见其求变之心，整体风格仍以古朴为主尚。到了晚年，因致力于青铜器研究，以金文入印尤多，面目又变，其老而犹变，可见其对艺术创新探索之态度。
朱复戡先生的边款处理也非常有特色，或篆或行草，喜用双刀刻，如同手书。其篆刻风格与其篆书书法风格很相似，这与其重视写的功夫，以书入印有关。在篆刻史上的知名度与其达到的成就尚不相配，其在风格上的意义尚未被印坛引起足够的重视。张大千评曰：“大千漫游南北数十年，所见近代名家书画篆刻，能超越时流，直入周秦两汉晋唐，熔合百家，卓然开一代宗风者，惟朱君一人而已。”此不免溢辞过奖，但朱复戡先生在近现代印坛应有重要一席，特别其取法古玺、金文、诏版、权量入印，与当时时流多以明清浙皖名家或汉印为宗相比，取法途径不同，而且形成自己独特的印风，在篆刻史上的意义非常重要，应可入大师之列。
六、已故的其他甬上篆刻名家
近代甬上印坛除赵叔孺、马衡、潘天寿、沙孟海、朱复戡等名家以外，还有吴泽、张鲁、秦彦冲等人，皆一时俊彦，在近代篆刻史上也有重要一席。
吴泽（一八九八—一九三五），字公阜，号吝飞，鄞县人。早年跛足，性又孤峭，便闭户自学，通习经史词章金石之学。曾就学于张美翊、冯君木等师门下，才藻翩翩，治印则向同邑赵叔孺先生请益。后因肺结核，加之好学心切，用功过度，因病早逝，天不假年。其与沙孟海先生交好，常有书信往来，探讨书艺，在沙老的论文丛稿中多次谈及二人的友谊。一九四八年，友秦彦冲爱其所作，多方收集其遗印共八十余方，成《奋飞馆印留》一卷问世，沙孟海先生为之作序，其中云“公阜劬学媚古，文藻秀出。其书其印，蹊径之正，意境之高，尤迈等伦。余夙共邑里，久与交契，行趣多同，谈论相接。”其中还记载了吴泽的一些印语，从中可以看出其对印学的理解。其篆刻取法多样，广蓄兼收，于赵叔孺、吴让之及秦玺汉印，多有涉猎，可见金石文字之功力深厚，印中灵气可见，富有创新，可惜英年早逝，未及成自家印风，如果长寿，定可成为大家。
张鲁 （一九○一—一九六二），名咀英，宇鲁，以字行，所居曰“望云草堂”，慈溪人，是颇有建树的印学家，西泠印社社员。虽经商沪上，但尤好篆刻，家资丰厚，以收藏、临仿明清两代名家印谱闻名于世。乃赵叔孺先生之入室弟子，并受其启发，于古玺汉印临摹钻研既多；同时对明清诸家无不取法，于邓石如仿摹尤多，几可乱真，并辑所刻成《张鲁 仿完白山人印谱》二册问世。其刻印颇具乃师之法，工整隽雅，章法布局甚为得体，刀法精熟，可惜自家面貌并不明显。其对印坛的贡献主要在于印学资料之收集与流布，曾斥巨资收集历代名印及印谱，共得古今印章四千余钮，历代印谱四百余种，王福庵赞之曰：“为从来收藏家所未有，壮哉一奇观也，用力之殷，囊括之富，良足多矣。”其编印出版的印谱有《秦汉小私印选》、《退庵印寄》、《金罍印摭》、《黄牧甫印存》、《张氏鲁 印选》等九种十多册，对印谱传播贡献巨大。后人辑其所藏印谱，成《张鲁 所藏印谱目录》一册四卷传世。生前为西泠印社囊助奔波，多有劳绩，其作古后，后人捐其所藏给西泠印社，令人敬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还自制印泥，创制“鲁 印泥”，乃印坛通人，其对印坛的发展可谓全心全意，倾力而出。
在近现代甬上篆刻名家中，印癖之深，致力之勤，惟秦彦冲堪与张鲁 相比，两人于印乃同道，相互交善。秦彦冲（一九一四—一九六八），原名康祥，字彦冲，以字行，鄞县人，也是西泠印社社员。年少时即颇负才气，幼事慈溪冯君木先生，得其陶冶，能诗文书画，尤擅八分，后从诸德彝、赵叔孺两先生游，遂癖嗜金石鉴赏、精于篆刻，喜收藏名家印作。其于印坛的最大贡献也在于印学资料的搜集，广事收藏古玺印、名家印，并编拓成谱，有《睿识阁古钢印谱》九卷等；另外，为他人集谱有吴泽之《吝飞馆印留》、乔大壮之《乔大壮印蜕》、易大厂之《大庵印谱》等等。热心印学如此，印林多有传颂。其治印多从汉印出，兼治周秦古玺，印风淳朴，古意盎然，刀法精细老到，结篆优美，章法妥贴，也可称一代名家。
七、尚健在的甬上老篆刻家
甬上印坛最兴盛时在民国时期，现虽可称人员众多，但已无复当时之盛，且无大家领袖。或成名于沪杭，本地名家却是寥寥，此诚为憾。今甬上印风多为工整秀雅一路，多受赵叔孺或其传弟子的影响。因俱尚在世，或风格尚不明显，难以评论，所以也不多评。在甬或甬籍的篆刻家中，仅以高式熊、丁乙卯、周节之三位老先生略加介绍评论。
高式熊（一九二一年生），名廷肃，宁波人，旅居沪上，现为中国书协会员、西泠印社副秘书长等，出版有《高式熊篆刻集》、《西泠印社同人印存》四册等。其印风也走工整一路，用工精细，一丝不苟，章法平整，自然稳重，略加变化，能传海上印风中赵叔孺开创的整饬一路风格。
丁乙卯（一九一五年生），名逸，字乙卯，以字行，鄞县人。生平不求闻达，水平虽高，但名声却不显。其幼时即嗜书法，少年时便在宁波颇有书名，后旅居上海，订润鬻书，设馆授徒，时与马公愚、朱复戡等名家过往甚密。后因文革回甬，虽生活贫苦，仍临池不辍。于艺事书画印皆能，以书法水平为最高。篆刻虽为书法之余事，也多可观，其印取法多样，既有秦玺汉印之风，又可为浙派遗韵，总体上印风以工整为主。其一些印中又具徐三庚之象，线条舒展婀娜，并有所创新，这在当今印坛鲜见。
周节之（一九二○年生），原名礼、礼予，字节之，后以字行，号息柯，晚号雪柯，宁波人。幼承家学，祖及父皆为印人，早年参加龙渊印社，受业于葛夷之、沙孟海先生门下，为翰墨林印社第二代传人，出版有《周节之印存》。其书法也十分精湛，篆刻尤为出色。早期印作较工整，线条精细，章法平稳，可以看出基本功很扎实，此时尚未成自己面目；四五十年代是其创作的高峰期，个性风格逐渐形成，中晚期则风格明显，所作之印笔墨意味很浓，印文与其所写之篆法相似，看似支离破碎，实则跳动变化，破边处理妥当，笔画左粗右细，微向右下倾，章法布置生动，不拘一格，似有缶翁之意，却潇洒隽雅。特别是其用切刀法刻，而线条婀娜多姿，章法变化，意境空灵，为以前所未见，实在是一大创造。后期印风又有所变化，以横粗竖细为特征，风格上已不如以前明显。周节之先生在当今印坛是一位风格独特、富有创新的名家，他的成就将越来越被人认识和重视。
纵览近现代甬上印坛，可谓人才济济，名家辈出。赵叔孺先生是近代甬上主要印风的奠基者，也是篆刻史上一代开宗立派的大师，其工整精细的印风在甬上印坛一直为主流，影响至今，近代甬上名家多出自其门下或受其指点。沙孟海先生在近代印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在篆刻理论方面是近代数一数二的大师，同时在创作实践上也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另外可称大师的是朱复戡，其取法独特，以古玺、金文入印，用刀大胆，结篆古朴，在风格意义上的影响很大。另外还有马衡、潘天寿、吴泽、张鲁、秦彦冲、高式熊、丁乙卯、周节之等人，在篆刻史皆可以称名家。
但是，甬上印坛地域内部其实并不平衡，其中鄞县籍的占绝大部分。沙孟海先生在《沙村印话》中说道：“吾县摹印之士，今日尤盛。赵叔孺、马叔平两先生年辈较先，赵先生兄子蕙厂（天贶）、吴公阜、朱百行（义方）、张千里（辟方）、周节之（礼）皆致时誉。”将近现代甬上的篆刻名家大多罗列在内。这种明显的地域性现象的产生与同乡前辈篆刻家对地方后学的提携指导和风格影响有关。
甬上印人对西泠印社的发展可谓贡献巨大，马衡、沙孟海先生先后两任社长，潘天寿先生也担任过副社长，另外还有理事多人，先后加入西泠印社者有二十余人，皆可称家，几占全社四分之一强，这在近现代地方篆刻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其对西泠印社的贡献不仅在于社员的数量众多，而且在印学资料的搜集和保存，特别是张鲁、秦彦冲两人对印学如痴如醉，倾其所有，收购名印名谱并编拓出版，对印学资料的整理、流传无疑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而且影响深远；他们还为当时名家集谱，促进了近代印学的交流，对印谱传播也贡献巨大。另外，沙孟海先生的印学理论无疑是西泠印社的理论基础。
甬上篆刻家是海上印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波与杭州、上海一起构成的“海上印坛”与北京、广东印坛三足鼎分，甬上印坛对海上印坛的形成和发展作用巨大。而且在印风上，赵叔孺与吴昌硕是近代海上印坛最主要的两大流派，在风格意义上影响至今。其弟子或再传弟子是近现代海上印坛的中坚力量，如沙孟海、朱复戡、潘天寿、高式熊、周节之等人也是海上印坛的风格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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