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对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_邓小平理论论文

世纪之交对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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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和斗争,无疑是本世纪最为重大的政治主题,也是影响深远的世纪之战。经过八十余年的较量,西方资本主义在90年代取得了阶段性的优势。这是一切社会主义者不得不面对并深思的严峻现实。

一、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奥秘

回顾资本主义潮落潮起的历史行程,透视其层层包裹的复杂形态,我们可以对资本主义的特质作如下描述:资本主义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以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为上层建筑,其政治制度则以维护这一经济和文化的统一结构为根本目的,由此构成其政治、经济、文化三要素相互作用的整体。

西方资本主义至今腐而不朽的奥秘在于:1、 善于操纵物质利益的杠杆,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投入创造财富的活动之中,从而形成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2、 具有成熟的市场竞争体系,能够运用统一的竞争规则,为每一个参与者提供均等的机会和“公正”的待遇。3、善于协调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 形成有序的权力更替和政治运作机制,保障社会的平稳运行。正是这一切的综合作用,推动西方资本主义不断拓展市场,不断扩大投资,不断创新技术,不断增殖利润,从而使社会的物质财富急剧膨胀,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当代文明。

人们曾过低的估计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自调和再生能力。经验老道的西方资本主义在经受多次战争重创和多次经济危机中,真正成熟起来。它们及时调整了内外政策,革新了统治方式,并在悄无声息中吸收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巧妙地淡化了阶级分野和阶级矛盾,使其重新获得了生机,创造了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神话。

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一派祥云瑞气和歌舞升平,我们需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需要深入地研究和借鉴,但无须顶礼膜拜,更不必邯郸学步。实际上,私有经济和自由竞争创造出的不仅是巨额财富,也同时制造出贫富的两极,导致富人和平民的不平等。目前,这种两极分化的趋势正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日益演变为富国和穷国的对立,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从而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扩展为世界范围的冲突。这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消除的痼疾,也是当今世界种种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如果跳出眼前的狭隘局限,放眼人类长远的发展目标,我们坚信,社会主义仍然是一种理想的选择。

二、勿忘社会主义的辉煌

社会主义的最初蓝图是对资本主义的愤怒声讨和理性批判中绘就的。这个蓝图既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合理否定,又代表了人类对未来理想的美好期盼。社会主义的实质和要义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中宣告:共产党人的一切理论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废除私有制,并同传统的私有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列宁、斯大林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人,他们率先在俄国把社会主义的蓝图变成了现实。

遵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描绘,社会主义的苏联用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用计划经济取代了市场经济,用按劳分配取代了资本剥削,用劳动者的民主取代了剥削者的专制,在思想文化领域则以集体主义取代了个人主义。这是一个完全同资本主义模式相对立的新型制度。

新生的社会主义在其最初的实践中,的确显示出较之资本主义的巨大优越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千百万受尽屈辱的奴隶一旦翻身成为主人,压抑千年的巨大劳动热情和创造力,就如同冲破地壳的火山一样喷发出来,威力无比,势不可挡。

正是在社会主义的牵引下,俄国这辆几百年来始终保持慢腾腾节奏的旧式马车迅速转动起来,其速度之快,势头之猛,令那些最具活力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望尘莫及。从20年代到30年代,苏联用不足20年时间实现了工业化,而这一进程在一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往往需要百多年!又过20年,当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苏联已经一跃成为雄踞世界的超级强国。

从本世纪中期始,在苏联的带动和示范下,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给饱受资本主义蹂躏之苦的人类带来了一片希望的曙光。当时,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独立国家也纷纷效仿,扛起了社会主义的大旗:许多进步人士一致看好社会主义的前景,认为社会主义的浩荡东风必将吹散资本主义的乌烟瘴气,并最终把它送入坟墓。

50年代到70年代,尽管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严重分裂,消耗了整体实力,也足以遏制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势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在朝鲜失利,后又长期陷入印度之那的战争泥潭,不可一世的美国人终于被自己点燃的战火烧得焦头烂额。

三、安泰不可离开母亲大地

遗憾的是,伴随苏联的崛起,其内部的种种弊端开始出现。其中最要命的就是党内特权阶层的逐步形成和官僚主义的日益弥漫。

执政党是社会主义列车的发动机。一旦执政党内部发生故障,形成沉沉暮气,社会主义的朝气和优势就不复存在,其运转的效率也势必急剧下降。这是比缺乏市场机制更这可怕的病态。

不幸的是,面对这个关乎党和国家兴衰存亡的问题,列宁和斯大林的后继者们麻木不仁。他们忽视了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忽视了主人对公仆的监管和控制,对损害党的威信和形象的腐败问题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任凭党政干部日益脱离群众,任凭党群关系日益疏远甚至恶化。当党内的经济蛀虫成群滋生,政治投机分子大量繁衍,而忠诚正直的党员干部横遭排斥打击时,党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民群众也就自然而然地将共产党视为异己的力量。在这种情势之下,苏共就如同希腊神话中的安泰脱离了母亲大地一样,其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上述理论的分析和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一致。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在反复的拉锯战中占据上风,加强了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攻势。苏东社会主义各国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起来。在内外交困中,给苏共最致命一击的,正是那帮早已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投机分子。他们或者撕下社会主义“改革派”的伪装,亮出叛卖者的真面目;或者本来就是当差混饭吃的乌合之众,没有战斗力。于是整个党组织就像害了软骨病一样,毫无反抗地交出了政权。而此时的广大群众,早已失去对党组织的最后一点信任。整个社会几乎在一片宁静中接受了苏共倒台、遭禁和解散的结局。更有甚者,在波兰,则是以工人为主体的团结工会推倒了执政的共产党。在东欧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用双脚行使否决权,将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逐出了国家政权机关。

曾经给全人类带来福音的俄国十月革命,走过了轰轰烈烈的七十年路程,创造了骄人的业绩之后,终于半途夭折,变成了一场梦!

令许多人困惑不解的是,拥有上千万党员的苏共为什么不堪一击?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问题的实质是,此时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当初那个率领工人勇敢起义、一举拿下冬宫的布尔什维克:已经不是那个创造过“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共产党。究竟是共产党脱离了劳动人民,还是劳动人民背叛了共产党?历史自会作出公正的裁决。

当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这些铁的事实、血的教训不应成为过眼云烟,它应当永远铭记在我们共产党人的记忆中,成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长鸣不息的警钟:安泰不能离开母亲大地!

四、中国社会主义的启示

毛泽东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开创者,他具有天才的哲学思维和战略远见。还在苏联如日中天时,毛泽东就看出了苏共内部的要害,并预见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惨结局。因此,他对共产党自身的建设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他执政的数十年时间里,各种整党整风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从未停止。事实上,毛泽东是用指挥“三大战役”的胆略和气魄,组织了一次一次围剿党内官僚主义的人民战争。

群众运动抑制了官僚主义的滋生和泛滥,各级公仆不得不在群众的监督下摆正位置,谨言慎行。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一方面群众运动的社会成本过于巨大、极易导致社会运行的无序。另一方面,“群众运动”也会强化个人的权威,有悖于现代社会的民主与法治精神。

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第二代领导人。鉴于群众运动的各种负面影响,他设计了与毛泽东有所不同的治国方略。最根本的是把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点放在发展经济上。邓小平认为这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可靠保证。按照这种治国方略,中国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实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推动了生产力快速发展。改革开放20年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人民群众深受其惠,国家实力大为增强。但一些深层的社会矛盾也日渐积累。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一、怎样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嫁接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二、怎样在商潮滚滚的冲击下,保持共产党队伍的纯洁?三、怎样在内蛀与外蚀的双重夹击中,保住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这些都是仍然没有完整答案的难题。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使命,也建构了自己的理论系统。综而言之,毛泽东思想以革命为主,邓小平理论以经济发展为重。在毛泽东的思维框架中,政治问题——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始终占据中心地位,因此毛泽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高度警惕党和国家的安危。其中虽有重大失误,然而秉公而论,却不能不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因为他毕竟身处新中国的创建初期,千百万人用鲜血和生命刚刚换来的政权能否巩固,不能不是他殚精竭虑的头等大事。否则,一旦政权丢失,经济建设又从何谈起?邓小平终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苦苦奋斗,虽年近九旬,仍风尘仆仆,巡视南方,并频频告诫全党:“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虽然看起来朴实无华,但却反映了时代的趋势。因为当今社会与昔日的火红岁月已不能同日而语,时势变迁,人心务实。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当十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尚不能完全解决时,怎能离开经济建设的实绩去支撑政权的大厦!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成功的领袖。他们不仅把一个稳固的国家政权交给后人,而且留下了丰富的理论成果。特别是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独立自主的民族骨气和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建设路线、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以静制动、沉着应变的外交艺术,更是中华民族的永久性财富。

五、必须站在时代的制高点

环顾苏东那片社会主义的故土,反观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特风景,我们由衷地感到,中华民族是幸运的。因为中国在20世纪出了个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在毛泽东之后又出了个稳健务实的邓小平。正是经过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两代人在同一条大道上相继开拓,特别是他们在各自的侧重面上艰难探索,为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创造了丰富的经验,积累了足够的教益和启示。中国的社会主义走到今天,客观上已经具备了充分的条件,使新一代人能够站在前辈的双肩上,以更高的境界认识社会主义,以更精确的尺度把握它的规律,从而更自觉地把社会主义推向一个新阶段。

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当我们举目前瞻时,中国人的目光透露的并不都是豪情和自信,也夹杂诸多不得其解的茫然。当前,我们面临大量繁重任务,但最紧迫的是摆脱历史性的迷茫,定准前进的座标。只有这样,我们迈向新世纪的方位才能更加明确,我们前进的脚步才能更加踏实。为此,就必须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以宽广博大的胸襟,继往开来的豪壮,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两代伟人的思维成果,并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在实践中加以丰富和发展。这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立足于创新的时代制高点,中国社会主义就能够在新的世纪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共产党人就可以大展身手,在解决新矛盾的过程中造就新的业绩,积累新的经验,熔铸新的理论。当然,这个新的理论不应是脱离前人成果的标新立异,也不应是照搬前人结论的简单重复,而应是坚持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创新,是更加完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值得欣喜的是,近十年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我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已经启动了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进程,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可以预期,随着这一进程的继续深入,必将取得更大的成果,并最终完成这一光荣的使命。这是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希望所在,也是所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心所在。我们相信,即将到来的21世纪属于社会主义,也属于继往开来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12亿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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