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研究：回眸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徽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48；F129.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04）06-0631-13
一、徽商研究回眸
明清时期，徽商称雄商界数百年。其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资本之大、延续时间之长，可谓首屈一指，对社会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对这个如此重要的商帮，长时期内没有引起史学家的注意。1947年傅衣凌发表了《明代徽商考》[1]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徽商”的概念，论述了徽商所从事的各个行业，堪称研究徽商的第一人和奠基者。国外首先系统研究徽商的是日本学者藤井宏，1953年他发表了《新安商人研究》的长文，后被傅衣凌、黄焕宗译成中文分别发表在《安徽历史学报》（1958年第2期）和《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1期）上，该文以汪道昆《太函集》为主要资料，第一次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新安（即徽州）商人产生的背景、活动范围与经营项目，新安商人资本积累的过程与其经营形态，新安商人与生产者、消费者、国家和官僚的种种关系。此后，国内只有陈野（陈学文）的《论徽州商业资本的形成及其特色》[2]一文对徽商商业资本的形成、特色及其作用进行了论述。 60年代前期，中山大学叶显恩开始了对徽州农村社会和佃仆制的研究。他检阅了大量的徽州文献资料，先后两次到徽州实地调查，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徽商研究的拓荒者。以后国内政治运动摩肩接踵，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下，研究徽商已不合时宜。十年文化浩劫时期，徽商几乎被人遗忘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史学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83年，叶显恩出版了《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黄山书社1983年版）一书，研究了徽州农村的土地制度、乡绅阶层以及宗族制度、佃仆制度，并辟有专章研究徽州的商业资本和封建文化，为徽学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与此同时，安徽师范大学成立张海鹏教授为首的明清史研究室，组织学术团队开展徽商研究。王廷元、唐力行、王世华、周晓光、李琳琦等先后成为这个团体的成员。这是国内外成立最早，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研究徽商的团体。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出版了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3]，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徽商研究竖立了第一座里程碑。以此作为基础，徽商研究迅速升温。
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研究徽商的人员已达一二百人，日本、韩国、美国、荷兰也有学者研究。研究机构也逐渐增多，除安徽师大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明清史研究室前身）外，还有安徽省徽学研究会、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杭州市徽学研究会、黄山学院徽州学研究所等，上述这些机构和学术团体虽以“徽学”、“徽州学”、“皖南历史文化”冠名，但徽商无疑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二十年来，出版了研究徽商的著作有20多部，如《明清徽商资料选编》[3]、《徽商史话》[4]、《徽州朝奉》[5]、《徽商研究》[6]、《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7]、《富甲一方的徽商》[8]、《徽商与经营文化》[9]、《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10]、《左儒右贾——安徽帮》[11]、《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12]、《徽商与徽学》[13]、《绩溪徽商》、《绩溪徽商》 （续）[14]等。其中《徽商研究》，54万余字，“系统地论述了徽商的兴衰历史”，“准确地揭示了徽商的发展特征”、“精心挖掘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深入探讨了有关问题。”被认为是“徽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迄今为止国内传统商人研究篇幅最为宏大之作”。[15]1998年获安徽省第四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同年又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1999年更获得首届国家社会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除了上述专论徽商的著作外，还有《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16]、《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集）[17]、《中国十大商帮》[18]、《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19]、《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20]、《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21]、《两驿集》[22]等著作也有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徽商。论文据初步统计，国内从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已有500余篇。
研究视野不断扩大。众多的论著深入探讨了徽商兴起、发展、衰落的历史，具体研究了徽商所从事的盐、典、茶、木和粮食、绸布等主要行业，还涉及到墨业、旅馆业、瓷器业、刻书业、药业等；不仅研究了徽商的主要活动范围，如长江流域、江南一带、运河沿线和京城北京，还涉及到江西、广东、福建、四川、东北，甚至日本、朝鲜以及南洋地域；不仅研究了徽商作为一个商帮的整体特色、性质，而且具体解剖了一些典型的徽州商人个体；不仅研究了商业本身的诸多内容，而且研究了徽商的经营理念、商业道德、商业文化和心理特征；不仅研究了徽商的商业发展的历史，而且还探讨了徽商与土地、徽商与宗族、徽商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关系，尤其是探讨了徽商与徽州艺术文化的关系；不仅运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还使用了不少文书资料。
二、关于徽商的若干问题
1.徽商起源于何时。学术界有下列观点： （1）东晋说。叶显恩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逃避战乱和种族压迫，北方士族纷纷渡江南徙，地势险阻的徽州成为他们的避难所。这些具有经商传统的世家大族迁来后，因当地山多田少，不可能兼并大量的土地，所以仍兼营商业，故早在东晋，徽商就兴起了[23]。李则纲[24]、汪绍铨[25]也持同样观点。（2）南宋说。刘和惠认为徽商这一实体肇始于南末后期，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期，盛于明嘉靖以后至清康雍时期[26]。（3）明中叶说。王廷元认为，徽人经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的年代，但是徽商的历史则应该是明中叶开始。徽商，是指以乡族关系为纽带所结成的徽州商人群体，它与晋商、陕商、闽商、粤商一样，是个商帮的称号。所以徽商始于何时的问题，就是徽州商帮何时形成的问题。徽州商帮的形成必须有两个条件：其一是一大批手握巨资的徽州富商构成商帮的中坚力量；其二是商业竞争日趋剧烈，徽州商人为了战胜竞争对手，有结成商帮的必要。而这两个条件只有到明中叶才能具备。[27]
2.徽商资本是如何积累起来的。藤井宏认为是通过7种形式形成的：（1）共同资本。即若干人共同出资，合伙经营的形态；（2）委托资本。即由资本者授予资金给商人，直接委托经商；（3）婚姻资本。即借婚姻关系由妻家直接提供资本和以妻的嫁妆转化为商业资本。（4）援助资本。即依靠亲戚、同乡、同族、友好等富裕者的援助或贷予资金儿形成的资本。（5）遗产资本 （继承资本）。即由父祖的遗产而变成的资本。 （6）官僚资本。即官僚（包括宦官）所提供的资本。（7）劳动资本。即白手起家，专恃自己劳动所得，积累而成的资本。[28]叶显恩认为，徽商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根植于佃仆制的基础之上。身兼地主的徽商将从佃仆身上榨取来的杉木、茶、漆等土特产，以及用以承担商品运输的劳役租直接转化为原始型的商业资本，并使用佃仆营商或充当行商的保镖，这对徽商资本的形成和发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并且指出，以封建政治势力作后盾，是徽州商人资本得到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23]王廷元则认为徽州大贾出自缙绅之门者并不罕见。这种商人当然可以把他们的封建剥削收入转化为商业资本，并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佃仆劳动。但如果把徽商资本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此，那就未必符合实际了。徽商中出自地主缙绅之门者只是少数人，出身于贫下之家者则占绝大多数。后者都是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出外经商的小商小贩，他们虽然资本无多，但却能以小本起家，在商业活动中逐渐发财致富。徽州的豪商巨贾往往出自他们之中。就这些商人而论，他们资本的来源和积累都是与剥削佃仆的制度没有关系的。[29]
3.徽商兴起的原因。不少学者认为是综合因素决定的：1）徽州山多田少，耕获三不赡一，民人不得不远徙他乡，求食四方；2）徽州境内水路交通发达，方便经商；3）徽州地处经济发达地区附近，尤其是宋室南迁杭州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为徽商兴起创造了条件；4）徽州自然资源（竹木等）丰富，为徽商互通有无提供了物质基础；5）徽商“贾而好儒”，官商结合等。王珍在此基础上又补充几点：一是徽民素称勤劳，不辞山高路远。二是经商方式多样：走贩 （长途贩运）；团积（囤积居奇，贱买贵卖）；开张（广设典肆，开展竞争）；质剂（经营典铺）；回易（以所多易所鲜）。三是经营项目广泛，除盐典茶木外，还有布匹、丝绸、粮油、陶瓷、漆器、药材、茶馆、钱庄，以及南北杂货、京广百货等。四是资本筹措和运用灵活。五是徽人宗族、同乡观念重，结成徽帮，有利竞争[30]。唐力行认为宗族势力在徽商形成和兴起过程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因为徽人经商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徽商所雇用的伙计，大多为族人。由于宗族势力在资金与人力上的支持，使徽人经商的势力历久不衰。徽商的兴起得力于宗族势力，徽商在商业竞争中的进一步发展，更离不开宗族势力的支持，他们借助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展开商业竞争；控制从商伙计；投靠封建政权；建立徽商会馆[31]。葛剑雄指出，考察徽商兴盛的原因离不开当时的地理环境（自然地理，尤其是人文地理）。对徽商来说，最幸运的是，在离徽商不远处就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一个大市场——长江三角洲。在当时条件下，水运是最便利的运输手段，从徽州出发的路线非常方便，便于将徽州的土产如竹、木、石料、药材、纸、茶叶等外运，回程则可运输丝绸、百货等相对价高质轻的商品。有这样一个稳定的大市场，徽商的生存和发展就不再受到徽州本地的制约，以后逐渐发展到以“两头在外”的商业为主，即从外地采购商品，在外地销售。在这些商品中，对徽商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食盐，徽商依靠已积累起来的财富和敏锐的商业眼光，在盐业经销上抢占先机，获得垄断地位。当然，其中也离不开政治权力的庇护和合作[32]。
4.徽商的特色。张海鹏、唐力行认为，明清时期的徽州，是一个“以贾代耕”、商人足迹“几遍宇内”的经济活跃之区，又是一个人才辈出，“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的文风昌盛之地。因之，徽州商帮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徽商之家多延师课子；不少徽商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还是好学不倦，“俨然有儒者气象”；富商之家，在“富而教不可缓”的同时，又毫不吝惜地捐资助学，振兴文教等等[33]。但张明富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列举了一些事例，说明在同时期的江浙、山西、广东以及陕西、江西等地的地域商人中，“贾而好儒”的习性也甚为流传，而并非徽商的特色。[34]王世华不赞同张明富的观点，认为之所以说“贾而好儒”不是江浙、山西、广东等商帮的特色，是就其整个商帮的基本倾向、基本特征而言的，并非在这些商帮中就找不到“贾而好儒”的例子。认为“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是说它反映了徽商整体的基本特征、基本倾向。这一判断也是得到同时代人认同的，如明人谢肇涮认为“新安人近雅”。明人汪道昆认为徽人贾与儒“迭相为用”、“转毂相巡”。清人戴震也认为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上述都是对徽商的整体印象。而对其他商帮，就难以找到这样整体性的评价[35]。
5.徽商的性质。叶显恩指出，徽商不仅身兼地主、官僚，形成三位一体，具有封建的特征，而且，总的说来，他们是服务于封建制度的。从其利润的封建化就可说明这一点。徽商赚取的巨额利润，既没有多少向产业资本转化，又缺乏更多的供其贩卖的商品与更大的市场，因而很大部分被封建王朝在捐输报效的名目下囊括而去，从而加强了封建国家的财政经济；或则耗费在“无妄费”上；或则用之于“肥家润身”，尽情享乐。徽商的巨量利润投入捐纳、捐输、建祠堂、修坟墓、建会馆、义庄、置祠产、族田、叙族谱、订家法宗规，开办学堂、书院、义学、试馆等等。一方面，他们力求向封建官府转化，跻身子缙绅的行列；一方面力倡程朱理学，强固封建宗法制，培养封建人才，扩大其封建政治势力。徽商投入这方面的资金愈多，封建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祠堂族长的淫威就愈发加甚，封建宗法制的经济基础祠产族田，就更为膨胀，商人与官府、地主结成三位一体也就更为牢固。一言以蔽之，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势力就愈加雄厚。这对坚持落后的生产关系起了恶劣的作用。因此，徽商在历史上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基本上扮演了一个保守的角色[36]。杨明明认为，通过对徽商经营方式、特点、资本出路等多角度的考察，徽商虽在一定范围内搞活了经济，但究其实质，搞活的是封建经济，他们丝毫没有西方早期资产阶级对封建制无情的批判性，也没有不妥协的斗争性，更缺乏系统而完整的经济思想，他们是典型的东方封建商贾[37]。
6.徽商的经营行业。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盐、典、茶、木、粮食、棉布、丝绸、墨业等等。
盐业。盐商是徽商的中坚，故论述徽州盐商的文章最多。刘淼探讨了徽州盐商的经营特点，认为明末实行纲运制以后，以徽州盐商为主体的明代内商，完全成为受封建朝廷庇护的盐商垄断集团；在清代，徽州盐商已成为专营盐货的盐业资本集团，其内部的专业分工及其组织机构较之明代更加细密；在两淮总商中，徽人所占比例最大，势力亦最强，从而淮盐产销方面的各个环节，亦为徽商所把持[38]。张海鹏分析了徽州盐商进入两淮的几个阶段，认为从元末明初开始，徽商便陆续到达两淮经营盐业。明清时代，徽商连袂而来两淮有两次。第一次是明中叶，即叶淇变盐法和李汝华、袁世振实行纲运制以后。到了明末清初，由于矿监、税使以及战争动乱，两淮盐业经历一段前所未有的衰败时期，盐商纷纷“撤业”。到了康乾时期，由于清政府实行一系列“恤商裕课”政策，徽商第二次云集两淮。他还分析了徽商两批涌入两淮的缘由[39]，指出徽州盐商在明清三百多年中，之所以能在两淮扎根，而且同最早进入两淮的西商相比，后来居上，就在于地缘优势、文化优势、政治优势和宗族优势[40]。范金民则认为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两淮，基本原因当难以归之于实行并不长久的弘治叶淇变法，也很难归之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突然实行的纲运法，而很可能应归之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叶淇和袁世振的变法只是为各地域商人发展实力提供了契机，而迎接这种契机作好准备则凭藉长期的运作。明代开中法由正常到败坏，救编补弊而维持，终未废止，有利于作为内商和内之有力者囤户的徽州盐商的活动，而不利于作为边商的山陕盐商的活动。清代行纲盐法，徽商一枝独秀，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41]。扬州淮安河下曾是明清时期徽州盐商的聚居地，过去，对这里的徽商研究尚属空白，王振忠利用收集到的一批未刊乡土文献，揭示了河下镇徽州盐商的迁徙、占籍、定居以及生活状况[42]。于海根则从文化侧面研究了徽州盐商具有独特的文化人格现象，这就是“贾而好儒、商而兼士”的好儒人格；“以道经商，以义行事”的文化人格；“崇尚宗法、思想封建”的悲剧人格[43]。韩国学者曹永宪探讨了明代徽州盐商的商籍问题，他从盐政制度、地缘关系、行业范围以及家族制度来解释明代徽商向盐运司的移居，认为商籍的设立是各地商人积极努力，力量消长的结果[44]。
典业。王世华分析了徽州典商的特点：一是从商人数众，其中治典大多休宁人，并且出现不少典业世家；二是典铺分布广，“几遍郡国”；三是典业规模大；四是典商兼业多，一般是兼营盐业、茶业、布绸业乃至存款业务。他还指徽州典商迅速发展乃是因为一是有雄厚的资本作后盾；二是世代相传，专业易精；三是讲求商业道德[45]。王廷元从另一角度分析了徽州典商发展的原因：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贵金属白银已成为社会上通用的货币。明清时期南方各省盛行的押租制也扩大了白银支付手段功能。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广大农民、小生产者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更加依赖市场，用钱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农民的日益贫困使他们对货币的需求日益迫切，从而使他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典铺以解燃眉之急，而拥有大量财富的徽商，也需要新的牟利渠道，典业是最适合商人放债的一种经营方式。因此，徽州典业迅速发展起来[46]。
茶业。吴仁安、唐力行分析了徽州茶商的活动地区除本府辖区外，还有苏州、湖北、湖南、四川、上海、江西、北京、福建、浙江、广东等地区，甚至来往于日本和东南亚各国。茶商之所以能在竞争中取胜，主要在于读书明理，精于筹算；以义为利，财源不竭；审时度势，灵活经商；富而张儒，仕而护贾[47]。周晓光具体论述了清代徽州茶商情况，指出清代徽州茶商的贸易活动经历了兴盛、低谷、中兴和衰落四个阶段，并形成了经营方式一体化、经营活动季节性、兼营现象普遍、资本组合多样性等突出的特点。光绪中叶以后，因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打击，国际上洋茶的冲击及徽商本身在非经营性消费方面投入过多等因素，徽州茶叶贸易最终走向衰落。清代徽州茶商的兴衰历程，正是传统的中国封建商人在近代社会中的缩影。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分析了近代外国资本侵入中国后，如何利用多种手段压价，并自往产茶地办货，独操利柄，使得一度中兴的徽州茶商在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的情况[48]。王国键具体分析了五口通商后徽州“洋庄”茶贸易重心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情况[49]。
木业。王珍认为徽州木商可分两大体系，一是取材于本地，地产外销；再是贩卖于外地，外购外销。木商采购木材的方式，一是收购零星木材，一是买青山，雇工砍伐。木材主要销往杭、嘉、湖、沪、苏、常一带。各地来买货的称水客，徽州木商称山客，山水客通过中间人（木行）联系洽谈生意。徽帮在杭州开设的木行，最盛时达百余家[50]。唐力行具体分析了徽州木商经营的三个环节：采伐、运输和销售。木商在经营中必须面对统治者加重商税的政策，面对工人的怠工和运输途中的种种纠葛，面对其他商帮的竞争和内部的矛盾。会馆公所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木商在经营中积累了相当的货币资本，主要用来买田置地，支持宗族，因而起着加固明清社会经济结构的作用[51]。张海鹏、王廷元在《徽商研究》一书中，认为将西南、福建、江西、徽宁的木材运往江南地区是徽州木商贸易的重点，因而江南地区各个重要城镇就成了徽州木商的据点及其木材的集散地，木商的经营方式有合资和独资两种形式，大多能取得丰厚的利润。
粮业。李琳琦认为，徽州粮商贸易重点是在长江区域的四川、江西，特别是苏浙和湖广地区，并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一是粮食经营与食盐经营相结合，二是粮食经营与棉布经营相结合。徽州粮商的活动，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农业区域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52]。王世华指出，粮业是徽商经营最久的行业之一，早在盐商、典商还未兴起之时，徽州粮商就已活跃四方了。粮商发展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外采内销。即从邻近州县采买粮食，在境内销售。第二阶段：外采外销，即把四川、湖广、江西、安徽之粮通过长江运往江浙销售。由于徽州粮商从业早，行情熟，加上资金充足，所以在“西粮东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8]）（P135-142）。
棉布业。王廷元论述了徽商在江南棉布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指出江南许多盛产棉布的城镇都是徽商最活跃的地方；徽商在江南棉布的收购、染色、运销等环节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既是最活跃的棉布收购商，也是江南棉布染踹业的主要经营者，更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徽商在棉布贸易中的活动，促进了江南棉织业中商品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江南棉织业技术的提高，而且徽商投资于棉布染踹业，有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53]。
海外贸易。关于徽商的海外贸易，既研究不足，又有较大分歧。聂德宁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徽州海商往来于东西二洋，称雄东南沿海，先后出现过许栋、王直、徐海等名噪一时的巨商大驵，他们亦步亦趋中外经济交流发展的时代步伐，从导夷入贡的贸易活动演变而成纠番诱倭的私市贸易活动，并形成了以“徽王”王直为中心的徽浙海外贸易集团，从而把徽州海商的海外贸易活动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猛烈冲击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加速了明代中日官方贸易向民间贸易的转变，无疑有其进步意义[54]。唐力行认为，徽州海商的经营活动并不限于海上，而是包含有三个层次：其核心层次是指直接雄居于海上的徽商，以汪直为代表；其外围层次则是由广泛分布于江南市镇的徽州坐贾和手工作坊主构成；居于这两个层次之间的中介层次是徽州行商。这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为一个海外贸易的整体，其经营方式是合资经营或集团经营，他们组成武装集团占据海岛或自行到大陆采购货物[55]。郑力民认为，以汪直为首的一股徽商武装走私集团首先发难，一手制造了嘉靖海乱，是徽商在其自身发展中由于资本的急剧膨胀而不甘忍受海禁政策的束缚才挑起的。这在客观上有进步性，但这种进步十分有限。因为徽商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汪直一伙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海禁取消派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丝毫也不包含有任何为促使资本主义萌芽生长而要求建立海外市场的积极因素。另外，海乱使东南沿海一带包括内陆广大地区的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危害，在实际上也给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予以毁灭性打击。所以徽商的封建性与战争的破坏力结合在一起，没有起到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同时，他们勾倭乱华，引狼入室，也是应受到谴责的[56]。王世华认为，在嘉靖倭寇侵扰之际，徽商不但没有通倭，反而采取各种形式参加到抗倭斗争的行列，一是捐资筑城，募勇抗倭；二是出谋划策，领导抗倭；三是弃贾从戎，杀敌疆场。嘉靖倭寇不是在搞海外贸易，更不是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首先，倭寇大量掠夺社会财富，严重破坏商品生产。其次，倭寇也掠夺包括徽商在内的商人，破坏商品流通。因此，恰恰阻碍与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同时，至今还未发现一条材料证明倭寇把掠夺到的财富转化为产业资本，或把掳掠到的人口变为雇佣劳动者。因此，嘉靖倭寇的活动与资本原始积累也是风马牛不相及[57]。
其他行业。徽商除了经营上述几个主要行业外，还从事其他行业经营，陈希、曹国庆、范金民、邵之惠、郑清土、徐学林、童光东[58]等学者分别论述了徽商所从事的墨业、瓷器业、刻书业、徽馆业、染色业、药业等行业的经营情况，使我们对徽商所经营的行业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7.徽商的经营范围。徽商足迹，“几遍宇内”，还有到海外经商的，众多学者分别研究了徽商在各地的经营活动。王廷元论述了徽商与吴楚贸易的情况，指出明清时期徽商在吴楚贸易中最为活跃，其中又以盐商实力最为雄厚，控制了淮盐在湖广行销的专利权，而且吴楚之间的粮食贸易也大部分操纵在徽商之手。湖广四川出产的木材，多由长江水运至江宁、再转销苏州、扬州以及北方各地，而在这里拥巨资、操利权的又是徽商。徽商的活动有利于长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对沿江一带市镇的兴起与繁荣更起着重要作用[59]。朱宗宙、刘淼、刘文智[60]分别论述了清代前期徽商在扬州的经营情况及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少学者还分别研究了上海、南京、武汉、苏州、杭州、芜湖、江西、景德镇、江南市镇、杭嘉湖地区、山东运河区域、西南民族地区等徽商的经营情况，以及给当地经济、文化带来的影响[61]。
8.徽商经营之道。徽州商人，除小商小贩单凭个人及其家属之力从事商业活动之外，其经营规模较大者，一般都要使用大批人手为其从事商品的收购、管理、运输和销售。这些从业人员是怎样组合起来的？他们的职责如何？身份地位如何？与业主关系如何？王廷元对此做了研究，认为徽商的从业人员大多是同族或同乡，这些从业人员或为伙计，或为雇工，或为学徒，他们的身份地位、职责和待遇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有可能在自己的位置上求得发展的机会，这对徽州商业的巩固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他还指出，徽人中虽有驱奴经商的现象，但并不十分普遍。入清以后，徽州的主仆名份制度日渐松动，役使奴仆经商的做法已难于维持[62]。张明富认为徽商的经营之道表现在选贤用能，惟勤惟俭，预测市场、抓住时机，缘义取利，诚信无欺，保证质量，信誉至上等方面，这是徽商在继承传统经营艺术的基础上，融合儒家思想的结果[63]。陈学文则将徽商的经营之道概括为“趋时观变”，具体表现在：重视商业信息，根据市场来选择经营行业和地域；慎选伙伴，合伙经营；艰苦勤劳的创业精神；注重人际关系，热心公益事业，营造良好和谐的经商氛围；“贾而好儒”，关心子弟的培养；广告宣传和名牌意识[64]。李琳琦专就“儒术”对徽商商业发展的工具性作用进行了剖析，认为“儒术”并非仅指“儒家的道德”，而是主要指儒学中治人、治事以至治国的道理和知识，“儒术”对徽商“贾事”的工具性作用主要表现在：“儒术”为徽商提供了致富的经验和进行商业决策的方法论；“儒术”为徽商提供了选人、用人、待人之道；“儒术”成为徽商与官府结合的“粘合剂”[65]。王世华认为徽商在经营中表现了杰出的公关艺术，主要是讲求商业道德；广结良缘，无论是朝廷官员、文人士子，还是三教九流、布衣百姓，徽商都倾心交纳；善于用人；热心公益事业等，这些有助于徽商开拓市场，加强竞争力，提高美誉度，并为商务发展扫除障碍[66]。
9.徽商的商业道德。陈学文认为体现在一是以义为先，重义轻利，二是重承诺，崇信誉，三是诚实经商，童叟无欺；四是货真价实，讲求质量；五是团结互济[64]。王世华认为，主要表现在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薄利竞争，甘为廉贾；宁可失利，不可失义；注重质量，提高信誉。徽商之所以形成这种商业道德是得益于他们的“贾而好儒”。“贾而好儒”使徽商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比其他商帮更善于从历史上汲取经验，包括商业伦理道德的思想资料；“贾而好儒”又使徽商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自觉地用儒道经商[68]。王廷元指出，徽商的经营之道和商业道德，无不受到儒家义利观的支配，徽商崇尚儒家义利观，主要表现在经商是为了义，而不是为了利；注重商业道德，主张义中取利，因义而用财。这种义利观，提高了徽商的信誉，有利于竞争；巩固了商帮的团结，有利于发展；促进了徽商与封建政治势力的结合。但这种义利观不利于徽商的资本积累及其向产业投资，使得商业利润封建化；同时也使得徽商始终处于封建政治势力的附庸，而不能演变为独立的政治力量[69]。
10.徽商的经营文化。张海鹏系统地论述了徽商的经营文化，主要表现在：一、“儒商”风度和“徽骆驼”精神；二、经营观念与道德观念。经营观念是指效益观念（地缘效益、行业效益、集约效益）、质量观念、名牌观念、信誉观念、法律观念、途程观念等，徽商在这些方面都有突出的体现。三、社交文化与店堂文化。徽商社交文化的特点，既是“立体”的，又是“全方位”的。所谓“立体”的，是因为徽州的一些富商巨贾，上自达官显贵、当朝天子，下至野叟村夫、贫困羸弱，他们都能与之相交往。所谓“全方位”的，是指徽商与士农工贾都相与结交，尤以与文士交往为乐事。徽商在营造店堂文化中，也独具匠心。如在店肆命名、店堂装饰、厅内陈设等方面颇为讲究，对外是对顾客的宣传，对内又是对店员的告诫与期望。而且，徽商营造店堂文化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们善于发挥名人效应[70]。周晓光专门论述了徽商“儒道”的经营理念问题。认为这种理念，首先是“以诚待人，崇尚信义”的经营原则。其次是“以义为利，义中取利”的经营之道。第三是“广置田地，睦族敬宗”的价值取向。第四是“活生为先，泽润亲友”的经营目的。此外，李琳琦还就徽商的店堂文化、柜台艺术和广告促销活动，进行了深入的剖析[71]。卞利、胡宪民分别探讨了徽商的法制观念，吴晓萍、李琳琦也对徽商的途程观念进行了论述[73]。
11.徽商精神。有的认为是“徽骆驼”精神，有的认为是“绩溪牛”精神，王世华将徽商精神概括为：（1）赴国急难、民族自立的爱国精神；（2）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3）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的竞争精神；（4）同舟共济、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5）不辞劳苦、虽富犹朴的勤俭精神。[8]刘伯山将徽商精神的内涵诠释为四个方面：（1）不甘穷困，矢志千里，勇于开拓的精神；（2）不怕挫折，执着追求，锐意进取的精神；（3）不辞劳苦，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精神；（4）不作内耗，整体一致，团结协作的精神[74]。
12.徽商与文化。张民服认为，徽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事与文化相关的商业活动，如经营文房四宝和刻书业。徽商致富后，又将相当一部分财力、精力转向文化教育和学术方面，如捐资助学、兴建书院；教子业儒，参加科举；贾而好儒，亦贾亦儒。从而说明徽商不是一个单纯以经商营利为唯一目的商业性集团，而是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形成了这个商业集团的独特风格[75]。张海鹏则提出了一个著名论点，即徽商是酿造徽州文化的“酵母”。如徽商为新安理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一是出巨资兴修书院，购置书籍，为理学家研讨理学提供场所和方便；二是商人慷慨解囊，组织理学家编纂理学书籍，传播理学知识，对新安理学“历元明而其传弥广”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经济上的支持使新安学者得以安心向学，接受并研究儒家学说，其中一部分人成为有所建树的新安理学家。徽商对新安医派繁荣的贡献，最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的扶持，尤其是对新安医学著作的大力赞助付梓。至于徽商助人学医，更是史不绝书。徽商对徽州教育的兴盛，其功甚伟，如投资兴修书院，资助徽人讲学等。徽派建筑的形成也离不开徽商，因为商人们在“资大丰裕”后，或为了享受，或为了旌功，或为了留名，或为了光宗耀祖，不惜拿出巨资，在建造的各种建筑物中，雕梁画栋，穷极技巧，以期气派恢宏，形式新颖，相因既久，遂成风格。由于徽商收藏字面热的出现，又刺激了新安画派的蓬勃发展。徽州文化的各个领域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外地文化的结晶，是对外地文化兼容并蓄的结果。商人远游四方，见多识广，况且他们大多有文化知识，所到之处，对那里各式各样的文化现象，具有一定的鉴赏、评判、吸收的能力，他们取人之长，充实和提高徽州的古老文化。徽剧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76]。黄成林则认为徽商雄厚的经济实力是徽州文化形成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徽商强烈的“入儒崇仕”意识促使徽州教育勃兴，文化昌盛，流派纷呈；徽商在经商活动中完善和传播着徽州文化[77]。秦效成指出，必须在徽商与徽州文化和明中叶后的全国商品经济与华夏大文明四者之间作互相联系、彼此交织的全面审视，才能准确认清徽商推动本州文化全方位拓展的真正客观根源。首先，徽商及其子孙后代，在“好儒”的自我发展上，世世相继，连绵不断，是徽州文化建设中一支十分庞大而卓阜异的队伍。其次，各地徽商的豪华宅第、书楼画室、园林别墅，是本籍和外籍学者文士进行学术交流的最佳媒介。再次，遍布全国的徽商网点及他们创建的义学、书院、会馆，又为徽人提供从师进修、观览风物、考察山川等等方便。以上是徽商为本土文化发展效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徽商对徽州文化的最大贡献，是在其带头开拓的商品市场特别是文化市场中实现的。此外，徽商回归故里后，还和本乡官宦、儒者联手，共同投身于一些重大的文化实践，如修书院，办义学；修宗谱，撰方志；刻书藏书，购置文物；结社订盟，推动讲学[78]。王世华论述了徽商与长江文化的关系，认为徽商在长江流域的活动，引发了长江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促进了重商思潮的出现，从而带来士商关系的变化。徽商创造的商业文化，如商业道德，商书涌现，丰富了长江商业文化的内容，但徽州盐商的需求，刺激了扬州青楼文化的繁荣，一些盐商的奢侈又带动了消费文化的畸形发展，这也给社会经济文化造成了负面影响。在徽商的推动下，徽派建筑和园林文化有了较大发展，为长江文化增添了绚丽的篇章。而徽商的重教兴学为长江文化精英的成长提供了物质保证，也为长江精英文化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79]。王成则论述了徽商对扬州文化的贡献。周晓光具体分析了徽商建筑文化的特色。桑良志又阐述了徽商与藏书文化的关系[80]。
13.徽商与教育。“贾而好儒”的徽商对教育非常重视，因而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李琳琦指出，高度重视儒学教育是徽商区别于其他商帮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们凭藉财力优势，殚思极虑，采取延名师课子侄、广设义塾义学、资助府学县学、大力倡建书院、收藏刊刻儒家典籍等方式，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和发展儒学教育。徽商为什么对儒学教育情有独钟，是有社会的、历史的和心理的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受中国封建社会官本位的影响；二是中国封建社会价值观念的作用；三是与徽州社会深厚的儒学渊源有关；四是出于强宗固族的需要。徽商“振兴文教”，收到了人才辈出之效，不仅产生了一大批进士、举人和官僚，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徽州人的整体文化素质，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徽州文化”。对徽商商业本身的发展也是有益的，首先是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徽州仕宦，成了徽商的代言人和保护伞。其次，受过儒学教育的徽州学子，因种种原因未能中举而进入商界，这些有文化的商人，成为徽商的中坚力量[81]。此外，他还有专文论述了徽州的商业教育、蒙养教育、教育特色等[82]。宗韵也对清代徽商的家庭教育进行了个案研究[83]。
14.徽商与公益事业。徽商在致富后，曾在家乡和经商地从事大量公益事业，不少学者在论及徽商的发展和资本流向以及徽商的商业道德时，都兼及徽商的公益事业。范金民以江南为中心专门考察了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指出徽商在江南的慈善设施最基本的是殡舍（丙舍）和义冢。在清代，徽商的慈善设施遍布江南城乡各地，其数量之多，没有其他商帮可比。从发展教育、延病就医到身后的妥善安置，徽商都有相应的保障性设施。发扬徽商以众帮众、互帮互持精神，实践逐利思义、化利为义的伦理追求，从而增加凝聚力、向心力和商业竞争力，应是徽商创建或不断扩建慈善设施的最基本动机和最直接的出发点。这些慈善设施的资金来源，全部或大部是江南当地和外地徽商承担，体现了不同区域间徽商横向之间频繁的联系。慈善设施的管理运作一概都依照订立的规条章程进行，条理清楚，职责明确，制度严密规范，因此，运作比较成功[84]。方利山则分析了在灾害面前徽商的“义行”、“义举”：竭诚捐赈，拯民于水火；出谋划策，苏民之所困；以义为利，不发国难财；积德尚善，不赚黑心钱。这些“义行”、“义举”体现了一种仁者爱人的生命关怀[85]。卞利也有专文论述徽商对灾荒的捐助与赈济[86]。
15.徽商衰落的原因。清代中叶以后，称雄三四百年的徽商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叶显恩指出：徽商是在封建政权的庇护下得到发展的，但在享受许多优惠的经营条件和特权的同时，又受到封建王朝的勒索榨取，各种各样的捐输，急公济饷，佐修河工、城工、灾赈、报效，成为徽商的一项沉重负担。这是导致徽商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道光年间，清政府先后在两淮将纲运制改为票盐法，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盐商难逃厄运。继盐商败落之后，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增质铺”而“几败”。茶商也一连“亏耗不可胜数”，曾国藩于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在徽州纵兵大掠，全部窖藏一空。至此，徽商已奄奄一息了。加上嘉庆以后，徽州的缙绅势力趋向式徽，使徽商失去了政治靠山。由于上述因素，徽商在晚清衰落了[36]。周晓光认为，徽州商帮的衰落，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综合结果，其中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发生的中国社会的战乱即清朝封建政府和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之间的战争，乃是加速徽州商帮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一，包括鄂、赣、皖、苏、浙在内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战乱最严重的地区，也正是徽州商帮商业经营活动最主要的区域，这就使得徽商传统的“吴楚贸易”几近中止，徽商在江南市镇中的商业活动陷于瘫痪，也严重打击了盐、典、茶、木等四大徽商支柱行业。二、这一时期战乱对徽州本土也造成严重冲击。首先徽州财货及徽商资本遭受巨大损失；其次，徽州士民以及徽商人员遭受重大伤亡；再次，徽商家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三、战乱对徽州商人及其商业资本也造成了直接的打击，主要表现在清政府大幅度增加茶叶税和开征厘金；徽商被迫赈饷和捐助团练；商人颠沛流离，无心经商。徽商从此一蹶不振[87]。葛剑雄则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指出徽商衰落的原因，离不开当时的地理环境，集中反映在市场和商品这两个方面。徽商因长江三角洲而兴盛，最终也因长江三角洲而衰落。1843年上海开埠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使上海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和进出口基地，并且辐射到整个长江三角洲和周围地区。但与此同时，周围的传统工商业城市相形衰落，大批官僚、富商和名流从这些城市和附近乡村迁往上海，带去了大量资金，也带走了市场。还有大批人才和劳动力从这些地区迁往上海，使当地的日常市场进一步萎缩。外贸大幅度增长，传统的内贸相形见绌，生丝出口已由江浙移到上海，并由浙江丝商捷足先登，迟到的徽商又没有分到什么份额。机器生产的商品或进口商品取代了手工业生产的传统商品，在新的经营方式和商业网络的进逼下，粤、江、浙商人迅速崛起，徽商节节败退，在长江三角洲这个最大的市场中终于失去优势。他还指出，长期的单一经营，过分地依靠政治权力，使他们已经丧失了早期徽商的开拓性和适应性，在新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海运轮船从西方传入后，运河运输的艰难和弊病更加突出。津浦铁路的通车最终导致了运河漕运的废弃，铁路沿线迅速繁荣，而沿运河城镇则一派萧条，聚居在那里的徽商从此一蹶不振，即使有勇气转移到上海等地，留给他们的机会和空间已相当有限了[32]。王世华认为，徽商之所以衰落。客观原因是清政府盐业政策的调整，由纲法改为票法，徽商主体一败涂地。咸丰年间的战乱又给了徽商沉重的打击，徽商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本被掠夺一空，甚至身家性命也受到伤害，使得徽商的元气大伤。从主观原因来看，主要的是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近代以后，外国资本来到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转型，这是中国的一大变局。面对这场亘古未有的大变局，有的商帮能够紧跟时代前进，及时调整原来的经营行业，开拓新的行业。如宁波商帮在近代欧美轮船侵入我国以后，一叶知秋，停止传统的沙船贩运业，转而经营轮船运输业，甚至组成航运集团。一些经营钱庄业的商人，也改营银行业，还有的从事进出口贸易，甚至大批到海外发展。洞庭商人在近代也能适时充任买办，并兴办丝绸、棉纱等实业。他们都能开辟一块新天地。而徽商却昧于大势，未能与时俱进，仍然在传统传行业中抱残守缺，苟延残喘，最后只能被历史所淘汰[88]。
16.徽商的历史作用。叶显恩认为徽商财雄势大，手眼通天，在明清商界所享有的崇高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其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一是徽州商人造成大量货币资本在个人手里积聚，从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创造了历史前提，有的徽商已开始把部分资本投入手工业生产。二是徽商所进行的远距离商品贩运，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各地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起了促进作用。三是徽商对各地区城市的兴起和繁荣，起了积极作用。张海鹏则从一个行业、两块地域着手，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徽商对扬州、徽州的贡献。明清时期的扬州，无论是盐业生产的发展，城市面貌的改观，还是文化的繁荣，都与徽商财力、人力、智力的投入是分不开的，而这些“投入”是有积极意义的。徽商一部分利润又流归故里，以致对桑梓的繁荣起了重大作用，一是促使了徽州地区不少市镇的兴起；二是徽州的园林、民居、牌坊、亭榭、街坊、桥梁、寺观、祠宇都别具一格，本身就是经济富有的一种反映，无疑还是徽商雄厚的财力所造成的；三是徽州文化独标一帜，自成派别，诸如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以及徽州朴学（皖派经学）、徽州篆刻、徽州刻书、徽派版画，还有徽剧、徽雕、徽菜等等，文化的基础是经济，而酿出“徽州文化”的“酵母”则是徽商[89]。卞孝萱以《扬州画舫录》为线索，参考有关文献，具体分析了徽商对扬州文化的贡献。清代前期，安徽马氏、鲍氏、郑氏、黄氏、吴氏、徐氏等业鹾于扬州，他们致富后，爱好风雅、建筑园亭、收藏古董、延聘文士、组织诗社、刻印典籍，提倡书画戏曲，资助书院膏火等等，推动了扬州文化事业的兴盛[90]。韩大成以徽商编写的《士商必要》、《士商类要》、《士商要览》三部书论述了徽商在交通与商业史方面的贡献。他指出，这三部书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记述了当时两京十三省交通干线以及与此有关的诸问题，如路线里程，盗、棍、险、疫，特产名胜。这些内容在我国交通史上是一大突破；对后人经商外出，有重要参考作用，对客商们的游览与求神祈福都是非常必要的。三部书的另一主要内容，就是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出外经商必须注意的各有关事项，其中不少内容是出于作者创造性劳动，如路引、行期，车船、脚夫，投税、投牙等。总之，这三部书积累了无数商人的智慧和实践经验，不仅在我国古代交通史与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普及地理交通知识，指导广大商人出外经商都有重要历史意义[91]。
三、徽商研究前瞻
迄今为止，徽商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样，徽商研究还要深入，还要发展，永无止境。
1.大力发掘新材料。徽商资料的特点是多、广、散。所谓多，是指数量多。徽商持续四五百年时间，从商人数又那么多，必然留下数量庞大的资料。目前我们所使用的恐怕也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资料有待我们去发掘。所谓广，是指徽商资料分布广。徽商足迹“几遍宇内”，那么徽商资料当然也分布在全国各地。而且，不少徽商还飘洋过海，在外国经营，因此，外国的文献中也必然会有徽商的资料。所谓散，是指徽商资料的载体散。既存在于方志、文集、史著、宗谱、小说、杂著等各种文献资料中，也存在于各种文书、碑刻、信函、帐簿中，还存在于耄耋老人的口碑传说中。文书资料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不少正在得到保护和整理，但仍有不少散落在民间，由于各种原因，正在一天天毁灭，需要我们引起高度的重视。至于“口碑”资料的“抢救”，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承载这些口碑资料的耄耋老人，他们或者本人就是徽商，或者父祖曾是徽商，他们知道很多徽商的情况，可以说是一座座宝库。但他们已是风烛残年，来日无多了，再不“抢救”，这些资料就将永远失去了，这更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绩溪县的邵之惠先生多年来致力于走访有关老人，“抢救”了不少徽商资料，连续推出《绩溪徽商》、《绩溪徽商 （续）》，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只有发掘了大量的新材料，徽商研究才能如鱼得水，深入发展。否则，徽商研究难免成为无米之炊。
2.积极开展多学科研究。徽商研究要取得新进展，必须开展多学科研究。徽商研究涉及到方方面面，单靠历史学的方法已不能适应需要，还应运用社会学、文献学、经济学、心理学、建筑学、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深入，这就要求我们大力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多学科合作要扩大研究视野。从时间上说，过去研究徽商偏重于她的兴起和鼎盛时期，而对徽商的衰落时期研究较少。从范围上说，徽商足迹，“几遍宇内”，但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江南、运河沿线、长江沿线，这是对的。但不能忽视徽商在其他地方的活动，如北京、东北、广东，尤其是海外，目前关于徽商的海外贸易以及徽商在海外的活动研究显得薄弱，材料发掘也很有限，亟待加强。从研究对象来说，从宏观上研究徽商整体的文章较多，从微观上研究徽商个案的文章较少。另外，对一些徽商望族的个案研究也很不够。
3.努力进行原创研究。目前在徽商研究领域也存在学风不正的现象：一是有的同志不愿花大力气，开展田野调查，去努力搜集、发掘第一手资料。我们应该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之风。张海鹏先生当年率领课题组成员数度奔赴徽州、北京、上海、南京、合肥等地，搜集资料，编成了第一部资料集《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陈智超先生不顾年迈，甘坐冷板凳，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对700余通明人手札潜心研究两年，克服重重困难，整理、释读这些信札，著成《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使长期尘封的徽商资料重见天日。二是学术规范缺失。一些学者不愿花气力去搜集新资料，大量地引用别人文章中的资料，不加注明。低水平重复研究也大量出现，其结果只能是制造学术泡沫。因此，我们应大力提倡遵守学术规范，积极开展原创性研究，这就需要我们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创造性成果。
4.组织重大课题攻关。目前国内徽商研究的队伍已达百余人，研究团体也有好几个，遗憾的是此前合作得不够，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重复研究现象。推动徽商研究向纵深发展，必须整合徽商研究力量。有关方面可通过一些重大项目的招标，组织力量联合攻关，或许能取得突破性成果。
5.主动服务经济建设。研究徽商兴起、发展、衰落的历史，可以为我们今天重振徽商雄风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目前的状况是徽商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书斋阶段，与经济发展仍然是“两张皮”。今后要使两张皮合起来，学术应和企业联姻，使徽商研究的成果成为企业家的精神财富，为经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更新旧的观念，建立一种有效的机制，这是需要政府部门、学者和企业家共同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