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困境与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困境论文,批评论文,生态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07)05-0048-04
在西方，生态批评的端倪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自90年代开始得到了迅速发展。关于生态批评的思想内涵、意义、原则、策略等是国外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重心。西方的生态批评传到我国严格说来还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在此之前，中国学者就已经自觉地开始了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期，夏中义、张皓等人就首倡了“文学生态论”和“绿色系统工程”，这正是中国生态批评研究兴起的“信号弹”。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和生态文艺的渐趋繁荣，生态批评在我国也已受到学者们的密切关注。1992年，中国的环境文学研究会与美国的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几乎在同一时间成立。国内学术界先后召开了几次有关生态批评的大型学术会议，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张皓等人的“文艺生态探索丛书”(《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老庄生态智慧与诗艺》、《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小说因素与文艺生态》)等生态批评研究的学术著作陆续推出，曾繁仁、徐恒醇等则在生态美学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一批有关生态批评的学术论文也相继发表，还有学者以生态批评为选题方向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国内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起步：一是对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部分成果进行了初步的译介和评论；二是考察了生态批评的思想渊源和发展历程，宏观思考了生态批评的内涵、建构原则和发展走向；三是初步发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并逐步将其转化为生态批评的话语资源。在取得初步成果的同时，现有的生态批评理论研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研究方法，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还处于建设与尝试的状态，尚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缺失，亟需实现新的突破。
一、理论盲区亟待开垦
生态批评要构建自己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加强生态批评范畴的研究；同时，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批评手段，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更需要探讨其富有特色和体现生命力的批评方法。然而，这两个非常关键的“需要”却正是当前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盲区”或“准盲区”。
范畴，是关于客观事物特性和关系的基本概念，是作为思维对客观事物本质联系的概括反映，是反映认识对象、范围和种类的思维形式。恩格斯指出：人类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 “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1](p.533)。任何成熟的理论体系、任何学科都应该有适合自己的范畴，“没有自己范畴的学科，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更不能称之为科学。”[2](p104)体系往往由一系列范畴构成，没有范畴就不存在什么体系，一个完备的体系是不能缺乏相对成熟的范畴的。对范畴的探讨，是研究和掌握某一学科的基础，是打开某一学科的大门，探索其全部奥秘的契合点和切入点，范畴的研究对于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任何一个学科来说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正在建构之中的体系，生态批评也应该有它借以认识现实和表述研究成果的、属于自己的范畴。理所当然的，生态批评理论研究中，范畴的研究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生态批评的“范畴”，是反映生态批评的最一般最本质的特征、关系的基本概念，是我们对生态文学以及生态批评认识的理论标志，它应该随着生态批评理论研究和生态批评实践的深入不断得到完善、丰富与发展。然而，生态批评自诞生至今，范畴的研究还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明确地从“范畴”的角度来研究生态批评的论述还比较少见。刘蓓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生态批评的话语构建》中涉及到生态批评的范畴，但也只是在论述生态批评的解读策略时，对“场所”这一范畴进行了探讨，分别就“场所”及场所研究的后现代语境、“场所意识”的内涵及其美学意蕴等进行了探索。除此之外，关于生态批评的范畴较为微观的研究成果目前还比较缺乏。作为一种勾勒生态批评基本面貌及本质规律的探讨，生态批评范畴的研究显然是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工作。我们既可以从主体、客体、主客体相统一等角度对生态批评的范畴进行提炼，也可以从对象、特性、风格等角度就生态批评的范畴进行探讨，还可以分层次探讨生态批评的范畴、一般范畴及其子范畴等。生态批评是一门亟待建设的学科，范畴的提炼还在摸索阶段。但是，一些反映生态文艺(文化)和生态批评本质特征的范畴，诸如“和谐”、“自然”、“终极关怀”、“悲慨”、“生态审美话语”等，则是可以基本确定的。
如果说“范畴”的研究是对生态批评本质规律及基本面貌的勾勒，那么“方法”的探讨则是有效指导生态批评实践的保障。作为一种文艺(文化)批评，生态批评具有非常突出的实践性，因此，探讨生态批评科学、实用的批评方法也是生态批评研究必须高度重视的课题。关于生态批评方法的研究，现有的研究也主要还只是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的原则性探讨，宏观指导下的微观研究相对来说还显得很薄弱，这也直接限制了生态批评“批评功能”的发挥。生态批评一方面要揭示生态文艺(文化)中表现了什么样的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危机及其根源，另一方面，又应该分析这种自然、生态危机等是通过什么样的艺术方式表现出来的。但当前的生态批评却常常忽视了后者，往往只是通过对作品进行扫描、复述来简单地诠释生态文艺作品的主题，以支撑起几个“生态”观念。批评的视角和方法往往显得比较单一、单调，缺乏活力，得出的结论也就难免千篇一律。
作为一种学科性跨越非常突出的批评样式，相对于其他文艺批评来说，生态批评具有更大的延广性和张力。研究生态批评的方法，同样应该将其置于多层面多角度来考察，比如说，既可以在“哲学方法”的层面来探讨，也可以在“学科方法”的层面进行探索，还可以从“具体操作”的层面进行探讨。文化学方法、女性批评方法、阐释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系统论方法等都是常见的文艺学方法，这些方法对于生态批评来说，也都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生态批评完全可以从这些文艺学方法中汲取营养，拓展批评的空间，以提高批评的有效性。从“学科方法”的层面来说，文化诗学方法、生态女性批评方法、生态批评的阐释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和系统论方法等都是生态批评的重要批评方法；而从文本分析的“具体操作”层面上来看，正面发掘、缺席审问、叙事剖析等也都是生态批评行之有效的批评方法。
另外，关于生态批评家素养的研究是当前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又一“盲区”。生态批评的学科跨越性非常鲜明，这不仅表现为人文学科内部的跨越，也表现在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大跨越，它涉及到生态学、环境科学、哲学、伦理学、宗教学、人类学、文化学、文艺学、美学等很多学科。这就对批评家的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生态批评家不但要具备一个文学批评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的文学文化素养、理论素养和理性思辨力，具备自觉的全球意识、生态意识，还必须具备更加宽厚的多学科的知识结构。因此，加强对生态批评主体素养的研究，引导和促进生态批评家批评素养的提升，也是生态批评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这一理论盲区同样亟待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二、理论立足点亟待明辨
要正确地进行生态批评，实现生态批评的既定目标，就必须找准有效的理论依据，而寻求有效的理论依据，首先又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论立足点。然而，关于生态批评的理论立足点，目前仍是一个存在着很大争议的话题。由于“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伦理中的悬疑，生态批评究竟是应该以“生态中心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其理论立足点，这也就成了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难题。
当前，生态批评界在讨论生态批评的理论依据时，很多都主张以“生态中心主义”作为其基本立足点，由此而演绎出了很多激进的批评观点，无限制地夸大了生态批评承载的生态责任，仿佛进行生态批评的目标就是要构建一个人类与其他生物、生物与非生物、人类与非生物之间毫无主次上下之分的大一统世界。倘若真能如此，那生态批评之功当然是“善莫大焉”，问题是，这种“大一统”只不过是一种不符合事实的“乌托邦”而已。将一种空想当作生态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宿，显然是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的。
一些生态伦理学家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要是基于其给地球生态带来了巨大危害，而实际上，近代以来全球环境的迅速恶化，其思想根源并不在于“人类中心主义”而在于“人类沙文主义”或曰“绝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的确，由于人的主体认识能力存在着客观的局限性，在人类所拥有的有关自然的知识还不很完备、人的理性极为有限的情况下，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必然会干扰生态系统的自在过程，甚至会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导致环境的严重破坏和生态的失衡。但是，也只有人类最有能力来恢复和解决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实际上，如果完全否定“人类中心”，把人类从“中心”降格为普通物种的地位，同时又要求人类担负起“中心”应有的道德关怀和义务，这本身就是矛盾的。其实，人类中心主义是有其存在的充分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发展过程是人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克服认识自然与社会的盲目性和局限性，并逐步地从必然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正是由于“人”具有意识主体性，才会由自己提出生态问题和人类的生存问题，由自己呼吁全人类都来关注地球生态的异常变化，关心其他物种的生存权等问题。其实，讨论自然应不应该由人来主宰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关键是人应该如何来主宰这个世界的问题。人类既然是“中心”，就应该理直气壮地竖起“人类中心”的旗帜，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人类应该承担的义务，包括保护其他物种、维系生态平衡等。当然，承认人类中心主义，是要承认“相对人类中心主义”而非“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有矛盾对立的一面，又有和谐统一的一面，解决好矛盾是达到和谐的必由之路。“相对人类中心主义”既考虑人之为人的利益，又充分考虑生态整体的利益，并强调人的利益与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坚持以人类的根本利益为生态伦理的中心，又突出人与自然的休戚相关性，主张以尊重自然规律及其价值为生态伦理的原则。现在大力提倡的“可持续发展观”正是“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在“发展观”上的一种体现，其实质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利共生、协同进化和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正是生态危机解决的必由之路，是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最好注解。“相对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温和的、理智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观念立足点。
当然，尽管“生态中心主义”还存在着很多理论与现实的困境，但生态中心主义的某些原则性的主张对于我们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都是有着很重要参考价值的。生态中心论把自然视为与人类平等的伙伴而不是征服和统治的对象，要求将自然当作像人一样的伙伴来尊重其应有的价值和权利。虽然这种肯定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有机整体观念在行动上尚缺乏有力的现实依据，难以在当前形成一个可行的标准，成为引导人们行为的规则，但它可以促进人类自身道德的提升，对于增强人们的道德义律，增强环境意识，形成新的更为进步、适合人类发展的自然观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可以更好地激发人们尊重与爱护自然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在道德上、行为上更为积极主动地爱护自然，从而减少过分干预自然、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生态中心主义”的某些理论和思想也确实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想范式，这是不可否认的，生态中心主义的“合理部分”，对我们纠正现代工具理性的不合理性、树立生态意识、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究竟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立足点，还是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理论立足点，这既是伦理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生态批评理论研究亟待明辨的问题。笔者以为，以“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为生态批评的理论立足点更为合理，这样也才能真正避免空想乌托邦，生态批评的可行性和实效性才能真正得以发挥。在此基础上，可以吸收“生态中心主义”中合理的因素，以弥补“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完善之处，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类和生态的和谐统一。
三、本土发掘与中西融通亟待加强
只要自然与人类共存一天，人与自然的矛盾就会存在一天，生态问题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同时，生态文化关注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总是关系着全球每一个人的关乎生存的问题，“全球性”是生态文化的重要特质，以生态文艺(文化)为主要批评对象的生态批评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永恒话题。当前的生态批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从整体上来说，西方生态话语还是处于一种强势地位，而中国的生态话语则依然有点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犹抱琵琶半遮面”，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态批评的健康和长足发展。加强本土发掘，加强中西交流，实现生态话语的东西方融合是生态批评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然要求。
中国有着非常丰富的生态话语资源，这是全球性的生态批评要想获得长足发展绝对绕不过去的宝贵资源。中国古代儒家有着“天人合一”(也属于道家)、“和而不同”、“民胞物与”等重要的生态思想。道家古典生态智慧的内涵同样很丰富：“道法自然”的宇宙万物运行规律理论；“道为天下母”的宇宙万物诞育根源理论、“万物齐一”的人与自然万物平等关系理论；“不形相禅始卒若环”的“天倪”论生物环链思想；“至德之世”所包含的“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之古典生态社会理想；等等。另外，玄学论辩中的“自然之性”、“怡志养神”和“玄对山水”，禅宗话语中的“安身立命”和“禅中镜”，心学与自然人性论的“造化良知”和“百姓日用”等等，都具有一定的生态价值。中国历代文艺作品中有很多也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比如杜甫诗作中反复表现出的“卜居必林泉”、“暴殄天物圣所哀”、“应共尔为群”等思想意识就是适例。如此丰富的古代生态智慧，如果能被西方生态批评界广泛了解和接受，必定能对突破生态批评界目前实际存在的“西方强势”之局限起到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从中国丰富的生态智慧资源来看，还是从中国生态批评的步伐来看，中国的生态批评都是有着令人乐观的发展前景的。美国生态批评家劳伦斯·布依尔对中国的生态批评也满怀信心：“我非常有信心的认为，中国艺术和文化中肯定存在着丰富的资源，它保证了中国的生态批评家在介入这场运动时是具有十足潜力的。”“我另外还想说的是中国对现代化的独特经验也将使中国的生态批评家在这一领域里作出卓越的贡献。”[3]在生态批评这一层面上被怀疑“失语”的中国文学理论非常适时地获得了一次很好的与西方对接的机会。我们的生态批评研究完全可以从中国的本土实践出发，充分发掘中国古代以来丰富的生态话语资源，通过与西方生态批评的比较研究，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进而对打破西方生态批评学者头脑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切实推动生态批评的“全球化”。
如果说，充分发掘本土的生态话语资源，是中国生态批评研究实现突破的一个关键，那么，加强中西生态批评的比较研究，促进东西方生态批评的融合，是生态批评研究实现突破的又一关键。中西方生态批评的融合是生态批评发展的必然趋势，认识差异是实现融合的前提，只有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差异，才能更好地实现真正的融合。为了在更高程度上实现融合，这就要求在更加宽广的视野上就东西方生态批评进行比较研究。而进行生态批评的比较研究，既要实现理论基础的互通，还要进行生态文本的交流。首先，西方的生态批评是“在西方后现代文化批判的背景下产生，以西方环境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当代生态理论和后结构主义为理论依据。”[4](p.152)而中国生态批评的思想资源除当代生态思潮外，更多的是来自生成于封建农业经济时代的儒释道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念。两者产生的时代、社会文化背景、哲学基础都有着显著的区别。中国传统的生态哲学思想如贯穿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的动物权利论、环境的内在价值论、自然目的论、深层生态主义等生态理论，既有联系，也有差别。中国“天人合一”观产生的历史条件主要是生产力低下的落后的农业社会，是人类开始控制自然但仍未摆脱自然控制的现实表现；而西方生态伦理的现实基础则是发达的工业文明、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是在反思人类毁灭性地破坏自然的基础上产生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对世界的思考是更加系统的、更加理性的。其次，中国与西方生态批评文本对象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西方的生态批评基础文本主要是一些既注重对自然知识的科学表达、又兼有大量的作者内心自省的“自然写作”或环境文学作品。中国生态批评的基础文本除了现当代的生态小说、生态报告文学、生态散文等当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外，也包括自古至今包含一定生态意蕴的文学作品或“准生态文学”。另外，近年来出现的生态影视、生态戏剧等也是中国生态批评重要的基础文本。理论基础和基础文本的差异，在给东西方生态批评交流制造障碍的同时也大大拓展了生态批评的发展空间。此外，目前西方的生态批评视野已经扩大到面对一切文学文本，而这种无限扩大化的解读适不适应中国文学研究实际的问题也还值得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