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官与夷官之别看明代土司的界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司论文,明代论文,别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4)01-0038-04
有幸参加了两届土司问题学术研讨会，得以拜读诸家之高论，深感受益匪浅。也因此得知近年来，土司研究发展之成果，土司研究已渐成为学术之热点，这当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土司研究所涉边疆、民族及其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多方面，故有“土司学”之说，亦当不为之过。只是我对于土司研究，则知之甚少，不敢侈谈，以恐贻笑方家。然而近读关于明代土司之论述，颇感一些学者对于明代土司之理解有误，至以明之东北诸部皆作为土司而论之者，此盖清修《明史》有意含混其词，而今人误读所致，故不揣而漫言之，错讹之处，还望指正。
关于明之土司，《明史·土司传》有所叙述，其系因元之故事，大为恢拓，分别置以司郡州县，课以赋役，而听命于朝廷驱调，此为有明一代土司管理之法。又曰：“尝考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其土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以劳绩之多寡，分尊卑之等差，而府州县之名亦往往有之。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外，皆赴阙受职。”[1]
此史料为人所共见，而赘述于此，目的在于说明其所称“西南夷来归者”之意。故《明史土司传》所收录之土司，为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省而已。此当为有明一代土司之大概。
以我们今日之理解，土司即少数民族地方之官署机构，如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之谓也；土官即土司之官员，即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及土知府、知州、知县之谓也。今泛称之为土司，实以官署代称其官云。此本为极明了的事情，无须赘言。然《明史职官志五》称：
洪武七年，西南诸蛮夷朝贡，多因元官授之，稍与约束，定征徭差了之法。渐为宣慰司者十一，为招讨司者一，为宣抚司者十，为安抚司者十九，为长官司者百七十有三。其府州县正贰属官，或土或流(大率宣慰等司经历皆流官，府州县佐贰多流官)，皆因其俗，使之附辑诸蛮，谨计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有相仇者，疏上听命于天子。
又有番夷都指挥使司三，卫指挥使司三百八十五，宣慰司三，招讨司六，万户府四，千户所四十一，站七，地面七，寨一(详见，《兵志》卫所中)，并以附寨番夷官其地。[2]
此文虽述土官，其中述及土司之设置，与前《土司传》无异，毋庸多论，其所不同者，在于“又有番夷”云云。
以上文字，粗读之极易使人误以为番夷都指挥使司三，卫指挥使司三百八十五，宣慰司三，招讨司六，万户府四，千户所四十一，站七，地面七，寨一，皆为土司之设置。
而细读之，则其文则冠以“番夷”二字，为区分其与土司之别，此处“番夷”，系专指东北、西北之各部。然《职官志》所述，文字颇为含混，极易使人误读，以东北、西北“番夷”误为土司之列。今日部分学者误以为明代土司亦当包括东北、西北各部少数民族，即明人所称“番夷”，其源盖出于此。
《职官志》所述土官及“番夷”官员，其下有注称：详见《兵志二·卫所》，而查阅《明史·兵志》所述，则各地土司武官，尽列于都司下，此处所属，则专列为“羁縻卫所”：
羁縻卫所，洪武、永乐间边外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设都司卫所。[3]
下附都司一，奴儿干都司。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文长不赘。然观《兵志》之文字，盖述东北女真各部之羁縻卫所，而非领于吏部、兵部之土司。
明代土司官员之管理，洪武中初属吏部验封，后以宣慰、宣抚、安抚各领土兵，改隶兵部，遂分隶吏、兵二部。其后威柄渐弛，规取日陋。嘉靖九年(1530)，始复旧制，以土府州县等官隶属吏部验封司，以宣慰、宣抚、招讨等官隶兵部武选司。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司领之。我们读《明史兵志》，可见四川都司下领天全六番招讨使司、陇木头等长官司、石硅等宣抚司、八郎等安抚司；四川行都司下领昌州等长官司。此外云南、贵州、湖广都司亦各有分领之土司。武选掌土官之袭替，验封之责则在核实土司袭替之合法性，以免引起土司内部争袭的事件。
明廷于土司之管理与羁縻卫所截然不同。而奴儿干都司及三百八十四卫、二十四所、七站、七地面、一寨及西北诸部之卫所，西番诸卫、宣慰使司、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则皆附于羁縻卫所下。
明制，对于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官员之设置，实有土司与“达官”、“夷人官”之别。故其袭替制度，亦有土官袭替与夷人袭替之别，二者虽有相近之处，然亦不尽同。
《大明会典》即分《土夷袭替》、《夷人袭替》二节，述土官与夷人袭替之制度规定。
明代土官袭替之法，基本承袭元制，而更重于袭替之管理。弘治五年(1492)至有土官袭职后，习礼三月，始令回任管事。其制度除所涉各地土司外，永乐十八年(1420)以安南为交阯布政使司，特令原安南都统使子孙袭替“照土司例”。[4]既有“照土司例”之谓，则其非土司是也。
而夷人之袭替，则专指海西、建州等女直夷人，朵颜三卫及哈密等处来降夷人，与土官不尽相同。如：“凡夷人袭替，洪武、永乐间，降附达官亡故者，子孙袭替降一级。”“正统间，令海西、建州等女直袭替授职，二十五年升一级。”至万历中，升降之例俱不复行。“嘉靖十年，题准达官承袭照土官例，不拘十年之数。”“又例，凡海西、建州、朵颜三卫女直求讨袭替，若所管部落累曾犯边，本人懦弱，不堪袭替管事，革去讨升职事，递降一级，左右都督以下，量减一级承袭。俱换给敕书齎捧回还，管束部落，照例进贡。曾讨升一次者，不许再讨，若能将本边夷人及汉人逃去本地擒挈，及被虏汉人送到守边将官处，亦许镇巡等官具奏，量加升赏。仍令镇巡等官，将前项事情，撮其大要，译写番文，用总兵官印信，每都督给予一张，令知劝惩。”[4]
如嘉靖中所称“题准达官承袭照土官例”，所谓“照土官例”，即是明确“达官”非土司官。由此可知，明朝对于蒙古、东北女直及西北哈密等处“夷人”之管理，虽有照土官例袭替之规定，然其统称为“达官”或“夷人”，而绝非土官，其性质与明代各地之土司决然不同，而与《明史·职官志》中所称“番夷”及其下开列之都司、卫所等一致，是决然不可以将其归入明代土司之列的。
清修《明史》，既已知明制有土司与“达官”、“夷官”之别，《明史·职官志》却将“番夷”混于土司后而述之，其用意盖为有意回避“番夷”官员之所指。修《明史》诸人，盖知其制度不可不述，而又不得不隐匿，以避清人祖上曾为明朝“夷官”之事实。
明人之于东北女直，以东北夷称之。何乔远《名山藏》《王享记五》有“东北夷”，专述海西、建州女直：“洪武初，归附。高皇帝为设都司、卫所，官其酋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使因其俗，自相役属，不给官禄，听其近边驻牧，保塞不为寇，而厚之宴赏。”“永乐初，成祖益遣人招谕之。于是，诸夷尽附，皆置卫所，授官如洪武时。成祖又为置马市开原城，给赡其酋长柴、布、米。其有愿居内地者，于开原设安乐州，于辽阳设自在州以处之，皆量授以官，听其牧耕自便。于是，诸酋长闻风麇至。成祖先后为置奴儿干都司一、建州等卫一百八十四，兀者托温千户所等所二十。其来贡诸夷，又有速温河地面等三十八地面，哈鲁喜楼里城别里真站等七站，又有巫里阿等寨凡五十八所。罔不内向归诚，稽首阙下者矣。”[5]
清修《明史》，讳言女直旧事，至于《地理志》隐没奴儿干之设置。先师祖孟心史于此早有专论：“《明史》于地理志既隐没奴儿干都司，然于《职官志》中，其第五〈都司〉目下云：‘都司率流官，或得世官。’此所谓世官，盖即夷与番之都司。内地各都司，虽亦有传世，然迁调任便，乃循府兵之制而来，非一定不可间断，即非世官之制。又云：‘有番夷指挥使司三、指挥使司三百八十五、宣慰司三、万户府四、千户所四十一、站七、地面七、寨一。’注云：‘详见《兵志》卫所中。’是亦与《兵志》相照应，所谓都指挥使司，即简称之曰都司，其类有三。一即奴儿干都司，其二乃西番，即卫与藏之地，设都指挥使司二，一云乌思藏都指挥使司，一云朵甘卫都指挥使司。其三百八十五卫指挥，即奴儿干都司所属三百八十四卫，西番仅一陇答卫指挥使司。宣慰司、万户府，皆惟西番有之。千户所在西番者一十七，合奴儿干都司所之二十四所，故云四十一。其站与地面与寨，则皆在奴儿干属下，《职官》、《兵卫》两志所载皆合。何以乌思藏、朵甘二都司，见于《西夷传》，而奴儿干都司则隐没不彰，此亦《明史》故为讳饰之明证。”[6]
先师谢刚主亦称：“清初史事，至乾隆以后恶其不文，颇多避讳。”[7]至清开国史料，需考而后成，若马文升《抚安东夷记》、叶向高《女直考》、苕上愚公《东夷考略》、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及何乔远之《名山藏·王享记》等有述东北各部之著作，皆清人所大讳者。故清廷所修之《明史》自不会以“夷人”自称，原《大明会典》“土、夷”袭替之别，自不能见于《明史》，然其“夷人”之官亦不可不述，故如心史师祖所言，含混其词，略附于职官土官之后，加经“番夷”二字，而称详见于《兵志》，《兵志》则仅开列卫所职官，不复言及“番夷”二字。
综上所述，因知东北、西北“夷人”官袭替之制虽有照土官之例，然则其设置及管理则与明朝境内土官截然不同，是知有明一代从未将其归入土司之列，将其混于土官而述，实清廷掩盖历史事实之所为，今日之研究者，切切不可草草读之，误将“达”、“夷”之官视为明代之土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