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峻的悲悯，纠结的同情——对张爱玲《小团圆》情思内蕴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蕴论文,冷峻论文,情思论文,团圆论文,张爱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爱玲喜欢“苍凉”这个词，论者也多以“苍凉”来定位张爱玲的艺术风格。事实上，在这“苍凉”底下，有一种深深的悲悯，让张爱玲能够精准细致地刻画苍凉人生的微妙纹理。这种悲悯在张爱玲晚年的《小团圆》①中体现得更加深沉。
张爱玲向来钟情于社会小说，或者说人情、世情小说。她几乎懂得一切人生世故，因而文字中几乎没有文人的那种自艾自怜，对非凡与怪异的人事也没有特别的偏好，反倒钟情于平凡人的“传奇”故事。一个平凡人在叵测的世界中越难解放他自己，就越强烈地触动张爱玲对人性的体认。因此，精准到位地描摹人情世态，既是张爱玲主观的追求，又是她非凡的洞察力所至。她认为，“凡是好的社会小说……能体会到各阶层的口吻行事微妙的差别，是对这些地方特别敏感”。②这种力量让她在文字的世界里很从容，即便是生活中最不自如之处她也能自如表达。
从艺术上讲，有论者认为这部酝酿了三十几年的《小团圆》叙事拖沓混乱，并且更多的是在重复自己。其实《小团圆》的叙事与时间线索比她之前的小说更为复杂和考究；文体上也延续了张爱玲一贯的狠直笔法，只是对人生流露出更多的体谅，同时让我们深刻的意识到作家的悲悯是通过洞悉那些真实的内在体验而实现的。可以说，张爱玲在不断地扩展着自己的界限，她的创作之所以没有止步于苍凉和空无，正在于她对人生的体谅与喜悦，那是因懂得而慈悲。
在美国的几十年，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很少，如果将遗作《小团圆》作为张爱玲“晚期风格”的集中体现，那么这“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张爱玲的态度却不是老练、超脱。《小团圆》的风格气质很复杂：一方面，执著于生活的真实，以慈悲的态度审视深切的内在体验；另一方面，落笔狠直，揭示人性最根本的欲望，套用胡兰成的说法叫“直见性命”；此外，又因敏锐、犀利的直觉与感受力，而带上几分森冷的“鬼气”。
宋淇当初不赞成《小团圆》的发表，更多是出于人生世故的考量，并非文学的考量；除了碍于时局、碍于“无赖人”(胡兰成)的威胁等，关于这篇小说本身，他认为有着张爱玲影子的“女主角”无法引起人们的同情。③也许今天仍会有读者无法对“女主角”抱有同情，但却可以引起我们关于“同情”更深的思考。
一、慈悲像一把逆刃刀
张爱玲晚年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红学”与翻译上，对之前的小说也有反复修改；完整的小说创作只有一部《小团圆》。张爱玲从70年代开始创作《小团圆》，直到90年代仍然在修改。事实上，《小团圆》的初稿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已经成型了“因为酝酿的实在太久了，写得非常快”。她曾说，最好的材料是最深知的材料，这部自传性的小说，她要写什么，应该早已了然于心。同时，她的感受力和思考力也都异常强大，对人性七情六欲的深切洞察，令她在最痛苦的体验中也有心力来研究其动态，对人性的复杂也就格外能够体谅。
在创作手法上，张爱玲向来推崇写实的小说，这种“写实”在于体验的真切。张爱玲无疑更重视细节而胜过思想与主题，她将自己的体验建立在广博观察的基础之上。从张爱玲的第一本小说集《传奇》起，笔触所涉上起清末、下迄中日战争，从败落的贵族和他们的仆人、时髦的新式老派，到学生、知识分子，甚至建筑、家具、服饰等等，都完整齐备、细致入微。晚作《小团圆》更触及到她在美国的生活，几乎是完整地讲述了作者一生的体验。张爱玲小说的坚实质地在于她完全取材于自己的社会与时代，而如果她的作品中透露出某种苍凉和惶惶，那或许是她身处的社会与时代正在崩坏。
然而，张爱玲对《小团圆》修修改改、斟斟酌酌了二十几年，让她如此耗费心力的显然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在“写实”之外，晚年的张爱玲，对于小说的叙事结构显然有了更深的理解；《小团圆》的结构布局，是张爱玲小说中最为用心、也最为复杂的。小说讲述了三个时空相互交错、闪回的故事与场景：主线是女主角九莉，在香港读书期间遭遇港站，周折一番回到上海，与邵之雍相恋、分手，又与燕山相恋、分手，其中种种的人生际遇；第二重时空，是九莉到香港大学读书之前的故事，绵绵延延伸向她的童年时光，同时折射出一个曾经光耀的家族的破败以及这过程中情感与物质的双重匮乏；另一段隐隐现现的时空，是中年之后的九莉到美国以后的生活。张爱玲将种种深切的体验放进这广大的时间框架里，并以女主角九莉的观察和感受为视角，将一部个人的史诗娓娓道来，这是叙事者对完整生命的慈悲的反观。
《小团圆》的前三章，主要展开的是上文所指的前两重时空的故事，是九莉的少年与青年时代。此间一反张爱玲前期小说的清晰练达，而是将各种细节打开，仔细分疏九莉内心的每一寸纠结，像把文字当成日子来过一般，絮絮展露那人世风尘的“苍白和渺小”以及包藏在其中一颗敏感、悲痛、审慎而不自如的心。是将生命那袭“华美的袍”慢慢展开，露出“虱子”的踪迹。是将生活长久地定格在一种手势上，看着它一点点倦怠苍凉。
因为打小被过继给了生父的哥哥，九莉称自己的父母为“二叔”“二婶”，“二婶”蕊秋与三姑楚娣是新派女性，曾经结伴出洋，是九莉心中钦羡的对象。而当被问及是更喜欢二婶还是三姑，九莉的复杂心事在三言两语中展现淋漓：她心想虽与“二婶”有母女间不该有的生分，但终究有某种莫名的亲近关系是不需要言说的，而三姑是需要拉拢的，她便答“喜欢三姑”；答完后，又恍然若失。张爱玲的女主角观察所爱的人，常常关注他们默然时低垂眼眉的神情，像九莉对邵之雍、王佳芝对易先生(《色戒》)，九莉对母亲蕊秋的关注亦是如此——蕊秋“在沉默中，垂着眼睑，脸上有一种内向的专注的神气。脉脉的情深一往”。尽管如此，与母亲的隔膜却让九莉一生耿耿于怀。九莉得了奖学金，拿了一叠的现金去给蕊秋，隔日却发现蕊秋轻易地就用那钱来打牌了，这件事与小时候发现自己的水彩画被弟弟打上力透纸背的横杠子一样，几乎成为让九莉一生心悸的阴影。直到母亲老了，九莉还耿耿地想着还钱给她，像是赌气一般。蕊秋沧桑而变形的脸上流下眼泪，九莉只是默默的感到“时间是站在她这边的，胜之不武”，“‘反正你自己将来也没有好下场’，她对自己说”。同为女人的体恤与了解——“永远是夕阳无限好，小辈也应当代为珍惜，自己靠后站，不要急于长大，这是她敬老的方式”——仍然挡不住亲情的疏离。
对于至亲母女的血浓于水、女人之间知己般的体谅，张爱玲都带着几分审视的凉气，仿佛不直接是爱了。女主角这最深沉的情感埋在众多的人物、穿插场景和纷繁的对话之中，叙述者仿佛能借此而获得一种观察的距离——她已经不在那故事里；但是一切的感受力却还留在当年。女主角对爱的渴求隐隐地贯穿小说始终，但是情感的匮乏却是其一生最强烈的生命体验。九莉隐而不宣的焦虑、所有因害怕失去而不敢直言的期待、莫名的残忍以及对世俗痛苦的深刻洞察，是叙述者内心孤独与恐惧最好的证明。晚年的张爱玲写一个年轻女孩儿的心事种种，却并没有半点的洒脱笔调，而是又重新跳回当年执着的体验里。张爱玲的“晚期风格”是不超拔也不妥协。而张爱玲的悲悯像一把逆刃刀，挥向人世沧桑的同时，刀刃却对着自己。
二、“直见性命”的追忆
作为自传性小说，《小团圆》是张爱玲的“追寻逝去的时光”，但它已经远不是本事再现，而是一种追忆与重新讲述，是与《流言》、《私语》、《烬余录》甚至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共同构成“《罗生门》那样的角度不同”的叙述。1975年动手写这本小说时，她已经55岁，后来改改停停，再度集中创作时已是73岁。当我们设想一个离群索居、疾病缠身、戴假发、穿一次性拖鞋、吃罐头食品的老太太，独自在洛杉矶一间没有家具的公寓里，写三、四十年代战时颠沛于香港和上海一个年轻女子起伏的遭际和细密的心事，便不难理解这场追忆是怎样与当年的故事分道扬镳的：
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我现在的感觉不属于这故事。④
但尽管如此，张爱玲的追忆却不隔膜于最真切的人性与感受。这种“直见性命”的气质，若与胡兰成的叙述相比较，便显得更为分明。
到小说第四章邵之雍(以胡兰成为原型)出场，纷繁的场面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一切的悲哀与苍凉也都似乎有了一个直接、显见的理由，小说也自此而有了节奏与速度。如果说，九莉与母亲之间的感情是被半隐着而伏延千里，那么与邵之雍的爱情则坦荡荡地整个儿摆在那里了。
胡兰成早在50年代末就出版了《今生今世》⑤，张爱玲作为“民国女子”成为他的一个篇章，这是他为张胡恋提供的胡氏追述。多年后张爱玲的《小团圆》终于开始了张氏讲述。张胡恋作为两人爱情书写的共同原型，为我们提供了将两种叙述进行比较的根据。对比之下，我们更容易看到张爱玲笔法的“直见性命”，这种真实甚至超越了“自传”，在张爱玲的笔下，过去的时空全无半点胡兰成式的“轻和灵”，而是关于逝去人事的记忆与内在体验的短兵相接。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张爱玲晚年面对整个生命的态度。
九莉与之雍恋爱，每天晚上邵之雍离开后九莉累得发抖，整个的人淘虚了一样，她几乎用尽心力与他相处，没有一点仙气。不仅如此，张爱玲更要用身体经验来传达内心体验，之雍吻九莉“一只方方的舌尖立刻伸到她嘴唇里，一个干燥的软木塞，因为话说多了口干”；九莉坐在之雍腿上“忽然有什么东西在座下鞭打她，她无法相信——狮子老虎掸苍蝇的尾巴，包着绒布的警棍”。张爱玲写九莉对性的矜持而故意若无其事，每次发生关系仿佛都很意外，不好意思预先有什么准备；但作为叙述者，下笔之间却惊人的真切直接，九莉与之雍行房次日，自己洗三角袴子，闻见一股米汤的气味，想起小时候病中吃的米汤。
胡兰成写张爱玲的房间，仍旧是贵族的气派，衬着两人的气度熠熠生辉，“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
相较之下，张爱玲，写起九莉的房间与三姑同租的房子却草草带过，只是反复出现了一件摆设——他们在沙发上拥抱着，“门框上站着一只木雕的鸟”，这只鸟在之后的行文里又穿越时空地出现了几次，成为一个重要意象，是九莉内心常常冒出的惶惶之感。这里不仅表现物质的匮乏，而更在传达一种精神与情感的困窘与不安。不惟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气派，甚至有某种姿态上的卑微，绝无胡氏笔调里的从容。她却唯恐不将人间看得更清楚透彻，绝不会将活生生的体验升华、抽象成任何“意义”或“境界”。小说里邵之雍说九莉像《聊斋》里的狐女；九莉感到他们之间隔着整个中原。这也不妨视作张胡二人叙述与感受之间的距离。面对感情的取舍，九莉不会飘飘渺渺的什么都“亦是好的”，她分明地知道“他们的过去像长城一样，在地平线上绵延起伏”，“但是长城在现代没有用了”。她埋进泥土里很低很低，这才有了牢牢落在地上的沉重与真切。不堪其重时，她是冷笑，甚至“心里乱刀砍出来，砍得人影子都没有了”。张爱玲的追忆绝不肯飘起来，持超脱的姿态，她的叙述才能终究不隔。
然而，在如此狠直地讲述了爱情的现实之后，张爱玲却留给九莉一个梦：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碧蓝的天，阳光下的树影，松林中的小孩儿——那是九莉和之雍的孩子们。面对爱情的幻灭，与另一种飘渺轻浮的叙事，张爱玲晚年的讲述终究不吐恶声，这是她的悲悯。
三、细节里的“鬼气”
胡兰成曾说张爱玲的文字有“鬼气”。对于张爱玲来说，这种“鬼气”不是胡兰成意中那种飘飘荡荡的仙魅之气，而是对人事风尘与黑暗角落的长久注视，是一种敏锐犀利的感受力，就像《小团圆》中的九莉自信于自己的直觉判断。那些守在“个人视域”里，坚信“直觉判断”的作家，具有一种能量，凝结在人性深处。我们会为他们而震颤，会因为他们而改变对世界的感受，而他们却绝对不会为别人所左右。就像张爱玲笔下的九莉，“似乎无论出了什么事，她只要一个人过一阵子就好了。这是来自童年深处的一种浑，也是一种定力”。九莉暗自笑叹被消耗与摧折的生命，“我们这真是油尽灯干了，不是横死，不会有鬼魂”；然而，这种对时间与生死的认知却透着“鬼气”的恐怖，仿佛一个年轻的身体里住着一个苍老的灵魂，而那身体也在时间的消耗中慢慢老去。这书写中的“鬼气”让整部小说弥漫着恐怖的阴影。
张爱玲借九莉的口说，“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种悲哀，虽然淡，但怕那滋味……从来不自找伤感，实生活里有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光就这么想了想，就像站在个古建筑物门口往里张了张，在月光与黑影中断瓦颓垣千门万户，一瞥间已经知道都在那里。”然而，晚年的张爱玲，离群索居、顽疾缠身，在没有家具的房间里，伏在纸箱子上一直写字，写回忆如何悲哀，而自己从来不自找伤感云云；之后却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追忆”，缱绻低回，绵延几十年。
张爱玲的追忆是一部生命“赋格”，在此之上，更仿佛有一种大而黑的无缘由笼罩着不同时空中的生命。小说中的民国女子九莉在沦陷的上海体验着初恋的生涩与温存，满心的欢喜；并行的文字上演着十年后在纽约恐怖的流产，抽水马桶里十□长的男胎。这里是“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女人总是要把命拼上去的”，狠狠爱，狠狠生。叙事者一面投入地看着这个世界、投入地爱，一面又冷冷地审视着九莉与邵之雍的分分合合，面对着这段尴尬而痛苦的遇合，九莉“心里乱刀砍出来，砍得人影子都没有了”。小说里有内在的多重时空，又互相交错闪回、难分难解。十年前的“爱”与十年后的“死”在她的书写中是并存的，互相抵抗，又互相替代。
小说中，九莉对于母亲的眷恋与耿耿的怨念，对于邵之雍的爱与杀意，对亲人与朋友的关注与距离……一切悖谬的感情，都被近乎冷酷地解剖开来。九莉见到年老的母亲，感到她五官已经移了位置，张爱玲将时间对人的销蚀勾画的惊心动魄，“人老了有皱纹没关系，但是如果脸的轮廓消蚀掉一块，改变了眼睛与嘴的部位，就像换了个人一样”。更为惊心的是，九莉此时跳出的内心独白，她转念觉得时间站在自己这边，“胜之不武”——反正自己将来也没有好下场。
小说中，那个常常不经意间跳出来的叙述者独白，神出鬼没，打断着叙事的进程。
九莉在纽约堕胎前，躺在浴缸里，觉得自己是一具苍白失血的女尸。紧接着是一段对于未生之死的描述：
夜间她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在她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吋长，毕直的欹立在白磁壁上与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新刨的木头的淡橙色。凹处凝聚的鲜血勾画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⑥
恐怖的意象又再次出现——这只“木雕的鸟”仿佛一个小小的幽灵，九莉和之雍相恋时，它坚硬生冷地立在门框上；之雍说九莉像是一个狐女，九莉感到他们之间横着整个中原，而那只木雕的鸟，立在他们头上；九莉堕胎的小生命又让她再次看到这从前立在门上木雕的鸟，仿佛真切地看到自己的宿命和漫长的一生。
张爱玲正是用这鬼气森森的语言和意象与人生宿命短兵相接。她的笔触像滞留于破败家族古旧宅院里的老灵魂，无以超脱，冷冷地看着各色人生轮番上演，又以女主角九莉的身体借尸还魂，“追寻逝去的时光。”
《小团圆》中深切的悲悯与森冷的鬼气共同构成张力，进而展现了一场悲剧——其中更大的意义又并不在于交代剧中人物的命运，而是对复杂幽微的人性有力的展现与叩问。它提醒着我们，动荡与复杂作为一种常态，在人们内心最为珍视的各种价值之间存在着无法消抹的矛盾。那是人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于内心痛苦的无力，对于世俗生活的眷恋，以及对于超凡脱俗的强烈梦想。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总是能够看到“更多”的东西。在我们以为已经尽悉了解了张爱玲的生活、趣味、才华与感情，她晚年又以一部《小团圆》将故事新编了。
宋淇当年担心《小团圆》的九莉不被同情，自然是低估了张爱玲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冷峻的悲悯，是纠结的同情；也正是这种力量，让张爱玲写这段热情的故事——尽管她已经不在那故事里。最真诚而道德的写作是艰难的，也是身体的，就像张爱玲逡巡在九莉的灵魂与肉体里。文字里弥漫着惊人的、不同寻常的心灵动荡——没有什么能够平复，或者掩盖。
注释：
①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
②张爱玲：《忆胡适之》，见《对照记》，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③参考：宋以朗撰《小团圆》：“前言”，见《小团圆》第1页。
④张爱玲1976年4月22日致宋淇信，见《小团圆·前言》，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7页。
⑤本文所引用胡兰成《今生今世》中的文学，参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⑥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